辛阳：闻一多从反共到“通共”，都是被“非法抗日”逼的！

　　今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说起澳门回归，又让人想起当时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那首《七子之歌》。由这首歌又不得不让人想起这首歌的原词作者闻一多先生。1925年，闻一多以拟人的手法，写下组诗《七子之歌》：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此诗一问世就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共鸣。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闻一多先生遇害后，举国激愤，蒋介石不得不交出两个小特务当自己的替罪羊，蒋介石亲自召顾祝同等人共同商量该如何公开此案，最终达成协议：“宪兵李文山、汤时亮执行自己的任务，到李公朴追悼会上进行监视，听到闻一多多次痛骂国家元首蒋介石，侮辱国家，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再度侮辱党国，两人十分气愤，才拔枪将闻一多击毙。这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今天的很多历史学者给蒋介石洗地，说杀害闻一多不是蒋介石的本意，可就在1946年3月，蒋介石曾告知西南联大的国民党负责人，对于“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这个“还击”，除了笔杆子，当然也包括枪杆子。

　　蒋介石认为闻一多是“共匪奴属”，这是闻一多先生被害的主要原因。然而，谁能想到，闻一多曾经却是蒋介石的“铁杆粉丝”和坚定拥护者。

　　就在不到10年前，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清华大学发了一份《清华大学教授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怒斥张学良“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这份宣言的起草者就是闻一多、朱自清等人。

　　闻一多、朱自清等人起草的这份“宣言”的说辞，与蒋介石剿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杀害抗日将领吉鸿昌的理由如出一辙。海峡对岸引述当时蒋介石等人说法解释了，“国内抗日热情极度高涨，很多野心家、军阀、政客都利用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主战派”，以此来攻击蒋介石”，“一些军阀也利用这个时机，打着抗日的旗号，趁机起兵，打算混水摸鱼……冯玉祥搞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也是如此”。1935年7月，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北平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协定要求“华北五省一切抗日活动非法;五省官员任免，参照日方意愿;中央军及一切国民党组织即日撤离……”

　　蒋介石政府竟然能发明出“非法抗日”的罪名，这在古今中外也堪称一绝。在这个罪名之下，八路军广泛发动起来的全民抗日武装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多次被蒋介石要求就地解散;国民党部队针对八路军敌后抗日武装频繁制造摩擦;1940年7月，7名八路军干部在前往皖北抗日前线的途中，在安徽省太和县被当地国民党政府残忍杀害;1941年1月，蒋介石更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围剿，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全民抗战打了4年多，蒋介石到1941年的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而这之前报纸上竟然连“抗日”字眼都不许提，下面两张图就是1938年的《大公报》照片：

　　上图“日寇”被改成叉叉，下图“抗日将士”的“日”也被改成了“×”;而上图右边的“社评”标题中的“苏日问题”，因为不牵扯“抗”，也就没有打叉。国民党政府的如此做法，真堪称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大量事实充分教育了闻一多等民主爱国人士，逐渐认清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的华岗被派到昆明大后方，担任南方局与“云南王”龙云之间的联络人。华岗到昆明不久就与闻一多正式见面了。闻一多从华岗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风范，了解了党的路线、政策后更是佩服。后来，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青年时代留学美国的闻一多是个爱国人士，但也是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蒋介石政府的积极拥护者，希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建立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视共产主义为敌人，所以闻一多年轻的时候对处于左翼的鲁迅先生很是不满。可是在1944年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上，毫不避讳地当众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忏悔之意：“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里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来自英美回国的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成为全国民主人士界发内战、争民主的楷模。

　　作为蒋介石曾经的“铁杆粉丝”，闻一多的转变恐怕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自作孽、不可活”，一手好牌被蒋介石打成这个烂样。为了个人权力、金钱(四大家族)，不惜投靠帝国主义、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独裁，出卖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蒋介石被人民抛弃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面对如今大肆泛滥的美化蒋介石、美化美帝国主义的社会风潮，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闻一多先生这篇《谨防汉奸合法化》，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闻一多：谨防汉奸合法化

　　写于1946年

　　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不断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史，八年抗战依然是这斗争史的继续。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永远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所以两种斗争永远得双管齐下。虽则在一定的阶级中，形式上我们不能不在二者之中选出一个来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但那并不是说，实质上我们可以放松其余那一个。而且斗争愈尖锐，他们二者团结得也愈紧，抓住了一个，其余一个就跑不掉，即令你要放走他，也不可能。

　　这恰好就是目前的局势。对外民族抗战阶段中的敌伪，就是对内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帝(国主义)封(建独裁)，这是无需说明的，而目前的敌伪，早已在所谓“共荣圈”中，变成了一个浑一的共同体，更是鲜明的事实。现在日寇已经投降，惩治日寇战犯的办法，固然需待同盟国共同商讨，但惩治汉奸是我们自己的事，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听见任何关于处理汉奸的办法。

　　当初我们那样迫切要求对日抗战，一半固然因为敌人欺我太甚，一半也是要逼着那些假中国人和抱着委屈勉强做中国人的中国人，索性都滚到他们主子那边去，让我们阵线黑白分明，便于应战，并且到时候，也好给他们一网打尽。果然，抗战爆发，一天一天，汉奸集团愈汇愈大，于是一年一年，一个伪组织又一个伪组织，一批伪军又一批伪军。但是那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只有高兴，因为正如上面所说，这样的战术上是于我们绝对有利的。

　　可是到了今天，八年浴血苦斗所争来的黑白，恐怕又要被搅成八年以前黑白不分的混沌状态了。这种现象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硬要汉奸合法化了，只是掩耳盗铃的笨拙的把戏，事实的真相，每个人民心头是雪亮的。并且按照逻辑的推论，人民也会想到：使汉奸合法化的，自己就是汉奸。而对于一切的汉奸，人民的决心是要一网打尽的。因此，我们又深信八年抗战既已使黑白分明，要再混淆它，已经是不可能的。谁要企图这样做，结果只是把自己混进“黑名单”里，自取灭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