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僧人圆仁的奇幻漂流

日本僧人圆仁（793—864）是重要的宗教领袖，后来被日本人称为“慈觉大师”。他的朝圣之旅发生在836年和847年之间，他记录这段旅程的日记为古代中日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记录，并对跨越两个帝国之间险恶水域的旅程有很多描述。该日记只有一份古代手抄本留存至今，它是在1291年，由一位名叫兼胤的僧人用颤抖的笔迹抄写的。当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正在“拭老眼”[1]，这是他为文本中的抄写错误致歉的方式。之所以有抄写错误，是因为他抄写的不是他的母语日语，而是用中文写的文本。中文在当时仍然是奈良知识精英的文学语言。【41】当日本朝廷任命派往中国的使节时，圆仁已经四十一岁了。该使团由藤原氏的藤原常嗣领导。使团将在“知乘船事”[2]（这个头衔表明他们负责贡品的装载）的指导下分乘四艘船出发。两名知乘船事是新罗裔，还有一人自称是过去某位中国皇帝的后裔。不过，使团里也有熟练的航海家担任船长，还有抄写员和新罗译员，他们的任务不是把日文翻译成新罗文，而是把日文翻译成中文。【42】使团成员的背景五花八门，包括一名来自高等学府的“权博士”[3]，他也是一名熟练的画家，亲自为大使服务。使团中的几位弓箭手出身高贵，其中一位在皇室卫队任职。不过也有许多工匠，包括木匠、搬运工和普通水手，他们的出身显然比较低微。四艘船上总共有651人。从早期新罗派遣到日本的使团的规模来看，这是一支旨在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使团应有的规模。除了外交官及其辅助人员，这个庞大使团的另一些重要成员是前往中国进修佛学和中国艺术与文字的僧侣和俗家弟子。这些僧侣代表了日本现有的各种佛教派别，因为日本佛教的一个特点是，不同的佛教派别，“大乘”和“小乘”相处比较融洽。“大乘”强调佛教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小乘”则更专注于内心的完善。【43】

慈觉大师圆仁

这支队伍是从833年开始组建的，但花了几年时间才踏上旅程。因为，除了要航行去中国的人在做准备之外，还有另一支庞大的队伍在陆地上工作。船只当时还没有准备好，所以需要官员去监督造船工程。日本朝廷也很清楚，能否给唐朝皇帝留下好印象，取决于派往中国统治者御前的人员的级别。因此，在新年的授衔名单中，好几位使节在日本复杂的宫廷等级制度中被提升到了更高的级别。大使本人的级别现在达到了“正四位下”，这比中等衔级要高一些。在此之前，他的级别是“从四位上”。只有在他担任大使的时候，他才是临时的“正二位”[4]。正常晋升的速度慢如蜗牛。使团的主要成员被赐予贵重的礼物，主要是丝绸和其他布料。皇恩浩荡的一个原因是这次旅行被认为很危险，事实证明确实如此。【44】如果刮起逆风，船只很有可能被吹到新罗海岸，所以日本朝廷又向新罗国王（日本当时与他的关系不好）派遣了一个使团，以保证前往中国的日本使团能够安全通过新罗海域。新罗人狠狠训斥了日本使节，然后把这个使团遣送回国。此时的新罗一派紧张的气氛，好几个竞争对手在争夺王位，夺位斗争也影响到王宫本身。同时，一个叫张保皋的大海贼控制了新罗南部海域，圆仁提到，张保皋可能会对运送日本使团的船只构成威胁。对于张保皋的情况，我们下文再谈。【45】因此，除了恢复与日本的关系，新罗人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关心。【46】新罗人甚至认为，抵达他们宫廷的日本使节纪三津是一个搞恶作剧的冒牌货。当他回到奈良后，他的失败遭到严厉的批评。【47】

于836年中期开始的航行第一阶段很顺利。四艘船从离奈良不远的难波出发，在濑户内海航行，四天后到达九州海岸。他们于836年8月17日从九州出发前往中国海岸之后，麻烦开始增多。天气晴好，但台风季节即将来临。一切都表明，日本水手之前相信他们能毫发无损地抵达中国大陆，是过于乐观了。并且他们的专业知识仅限于在日本列岛的岛屿之间进行短途航行。四艘船被暴风击退，其中三艘再次在九州靠岸，第四艘被暴风击碎。一艘载有16名幸存者的木筏被冲上对马岛，随后又有一些幸存者漂上岸，总共有28名幸存者。他们讲述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船舵坏了，他们的船在大海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船长命令船员和乘客把船拆散，这样他们就可以乘木筏逃生；但这些木筏几乎都在海上倾覆，一百多人丧生。天皇闻讯之后下令修理幸存的三艘船。藤原常嗣向天皇保证，尽管他和他的手下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元气大伤，但他仍然愿意执行使命（他按照日本习俗，为这次失败谦卑地承担了责任，尽管局面显然超出了藤原的控制能力）。837年，第二次前往中国的尝试也没有什么好结果，船被吹回了九州和日本附近的其他岛屿。朝廷向伊势的天照大神宫（天照大神是太阳女神，也是日本皇室名义上的女祖先）送去了祭品，但毫无效果。【4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随第19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巡礼过程当中用汉文所作的一部日记体游记著作

前两次航行都没有得到诸神的佑助，因此在第三次出海之前，人们抓住机会加强宗教方面的努力。九州的佛寺和神社都参与进来，而在整个日本帝国，每天人们都要诵读佛经《海龙王经》[5]。海龙王是在新罗、日本和中国部分地区受崇拜的神祇。使节们对能否再次出发感到非常怀疑：他们已经亲眼目睹了海上的危险，并在第一次尝试渡海时损失了一艘船。副使高村恰好在这个时候“病倒”了。藤原常嗣虽然坚持说他为了给天皇效力万死不辞，但他的副使和其他几位高级使节因违抗朝廷命令而被流放。这至少比被勒死的命运要好，因为天皇本可以下令对他们加以极刑。【49】

上述内容都是基于圆仁日记的编者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根据日本官方档案对事件的还原。但从这里开始，圆仁本人的声音变得清晰可闻。他描述了向中国海岸的第三次航行。这次他们横穿远海，这样日本船只就不必沿着有些敌视他们的新罗的海岸线行驶。不过，在中国海岸附近，船队遭遇猛烈的东风，圆仁的船被吹到了一处浅滩，船舵成了碎片。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新罗译员担心他们已经错过了京杭大运河的入口。走大运河他们可以到达长江和扬州，扬州是他们在前往位于内陆的唐朝都城的途中会抵达的第一座城市。圆仁、大使和他们的同伴被困在一艘正在解体的船上。大使设法乘坐救生艇到达岸边，但圆仁是留在船上的人之一：“不久之顷，舶复左覆，人随右迁，随覆迁处；稍逮数度，又舶底第二布材折离流去。人人销神，泣泪发愿。”[6]【50】

破船在泥浆中颠簸，圆仁和他的同伴被迫从船的一边挪到另一边，因为海浪把船体从一边推向另一边，而且“泥即逆沸”[7]。当一艘中国的小货船接近时，船上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把送给中国皇帝的“朝贡”转移过去。但实际上他们离岸边已经很近。最后他们终于登陆，把浸透海水的贡品晒干，然后逆流而上，发现大使和他的秘书们已经熬过了他们自己的悲惨经历，正朝同一个方向走。另外两艘船的航行比较顺利，不过其中一艘也开始解体，并且好几名船员死于神秘而凶险的“身肿”[8]。不过这两艘船也得到了中国船只的救援。【51】日本僧侣很乐意向他们暂住的寺院赠送黄金，以感谢他们在海上的危险中幸存。在旅行途中，他们拜访并用简朴的素食宴请了一些中国僧侣。【52】

海上的灾难证明，日本人并没有掌握造船技术。圆仁在描述自己遭遇的恐怖海难时提到舵被海浪压断，也表明日本人对航海技术还很无知。圆仁在其他材料中也提到了这两点。日本人是一个海洋民族，但他们的各岛屿非常接近彼此，所以他们很少进行跨越远海的长途航行，不过有充分证据表明新罗人有能力进行更困难的航行。圆仁来中国是为了与中国的佛教僧侣建立联系。他沿着唐帝国的河流和道路旅行，远离了海洋。他说，839年载着藤原常嗣回日本的一艘中国船的船员是新罗人，而且那些船员对中国北方的海岸线和通往日本的最佳路线很了解。【53】虽然他们在出航时向神道教和佛教诸神祈祷并不奇怪，但日本人也愿意依靠占卜师来了解天气。圆仁描述了一艘船上的水手在看不到太阳的情况下失去了方向感，“漂荡海里，不任摇动”[9]；当他们看到陆地时，占卜师先说那是新罗，然后又说那是中国。直到他们找到两个知道新罗实际位置的中国人，问题才得以解决。【54】日本人对远海的态度可以用圆仁的简短评论来概括：“望见东南两方，大海玄远。”[10]【55】也就是说，大海是一个不友好的地方。

在经历了前往中国途中的灾难之后，只有一艘船幸存，因此使团必须在扬州雇用新船。扬州是一座伟大的商业城市，是中国通往大洋的门户。找到“谙海路”[11]的人至关重要，所以日本使团雇用了六十多名新罗水手和九艘新罗船只。【56】这支船队的规模比先前要大，这表明船只本身较小，又或者是日本使团获得了大量礼物，并秘密购买了大宗货物，准备装船。不过，当使团成员在扬州的市场做生意时，他们被逮捕并关押了一夜，他们“缘买〔敕断色〕”[12]。其他使团成员在被发现后急于逃脱市场检查员的追踪，所以狼狈地留下了两百多贯钱，每贯由1000枚铜币组成，通过中间的孔穿在一起。遗憾的是，没有记录显示他们想买什么商品，也许包括日本的富裕消费者渴望的稀有药品、香料和熏香。当他们出发时，船员们按照神道教的仪式举行祓禊，向海神祈祷旅途平安。一名日本水手被阻止登船，因为他与另一名男子发生了性关系，污染了自己。船只出海时，一名被认为即将死亡的水手被安置在陆地上，这样他的尸体就不会污染船只。对于可怕的大海，必须一丝不苟地予以尊重。【57】

保存于国家图书馆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影

在最后一刻，圆仁和他的几个同伴决定留在中国，这得到了藤原大使的批准，但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许可。大使警示圆仁，大唐朝廷会对他违反“立即离开”的命令感到愤怒。但大使明白，圆仁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佛经。于是，圆仁与新罗商人[13]秘密留在了山东半岛沿岸。山东半岛位于新罗以西，从中国大陆向东延伸。圆仁向新罗商人贿赂了金粉和一条日本腰带，新罗人回赠细茶和松子。这样的交换似乎很不公平。【58】不过，因为用于茶道而广为人知的浓厚的抹茶受到了僧侣的重视，因为它能让他们在长时间的学习和冥想期间保持清醒。保存在奈良正仓院的文件显示，在8世纪末，抹茶仍然非常昂贵，所以日本中部大寺院的住持会亲自泡制，然后在天皇驾临时献给他。【59】

圆仁认为把部分佛经送回日本很重要，要求把这些佛经装在一个竹箱里，放在一艘日本船上。【60】但这次出使并没有满足他对于深入了解佛教律法和学术的愿望。他希望能到达中国的佛教圣地，所以他和同伴们假扮新罗人。但当他们遇到一些新罗水手时，他们还怎么能继续假扮新罗人，这是一个谜。他们说什么语言，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还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位名叫王良的村庄长老，王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和尚到此处，自称新罗人，见其言语，非新罗语，亦非大唐语。见道日本国朝贡使船，泊山东候风，恐和尚是官客，从本国船上逃来。是村不敢交官客住。[14]【61】

可见，在中国就像在日本一样，来自远方的使节受到严格的控制，并被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当巡军赶到时，圆仁声称自己患有脚气病，并坚持说，他和同伴一起上岸是因为他身体不适。但现在他们希望回到日本船上，并说这些船就停在不远处。他们被护送到海龙王庙附近的一艘日本船，被送上船。【62】圆仁对自己计划的失败感到沮丧：“左右画议，不可得留。官家严检，不免一介。”[15]【63】毫无疑问，圆仁之所以希望留在中国，也是因为他害怕再次穿越远海时遇险。他回到船上之后，事实证明，雾，而不是风，才是最大的危险。船只因为无风而受困，日本乘客的给养不足，于是圆仁向神道教的海神献祭。这一行为并不会被认为违背了他的佛教信仰。然后，他们遭遇了风暴，船不得不在山东海岸附近避风。圆仁仍然不顾一切地想留在中国，于是他去了新罗的一座寺院，而船则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七艘船[16]用了三周左右就到达九州，但第九艘船上的人花了九个月才找到日本。它的桅杆断了，船不得不在太平洋西部到处漂流，甚至可能漂到了遥远南方的台湾，即“不知何一岛，岛有贼类”[17]。【64】值得注意的是，这艘船的水手全部是日本人，其他船则有新罗水手。在遭到满怀敌意的岛民攻击后，日本人利用毁坏的船体建造了新的船只。这群疲惫不堪的旅行者最终回到了九州。

遣唐使

圆仁与中国朝廷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幸运的是，他曾避难的赤山寺院的新罗住持愿意帮助他留在中国。赤山寺院是由新罗的大军阀张保皋创建的，他向该寺院捐赠了大批稻米。【65】不过，在中国唐朝，儒家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圆仁在获得他需要的证书和旅行许可之前，不得不与一连串死板的官僚软磨硬泡。起初，唐朝官僚基本上不理睬他希望学习佛法的意愿。【66】圆仁在中国待了九年，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唐武宗对僧尼的残酷迫害。武宗皇帝是道教的狂热支持者，他手下的“功德使”和其他朝廷官员对佛寺的镇压甚至被描述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宗教迫害”。【67】圆仁申请回国，但大唐朝廷长期对他不理不睬，直到对佛教的迫害发展到外国僧人遭驱逐出境的地步。最终，有人为圆仁建造了一艘船，准备送他回家，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他仍然遇到了无尽的官僚主义的阻碍。【68】他终于在847年离开中国，乘船返回日本，次年抵达宫廷，被视为英雄，受到热烈欢迎。与前往中国时经历的考验相比，他回国时途经新罗到博多湾的航程平安无事。而且我们知道，他乘坐的是新罗船。【69】

圆仁对自己经历的生动描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唐代的社会史和宗教史，而且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之间疏远而又紧张的关系。他对在中国、新罗和日本之间来回航行的船只的简单描述，就打破了许多官方记录的沉默，表明尽管日本遣唐使的旅行并不频繁，并且遣唐使专注于正式递交贡品和接受丰厚的礼物，但两个帝国之间的水域确实有着航运，哪怕不是很繁忙。大部分航运是由新罗水手经营的，其主要目的无疑是私营贸易。这些船只在扬州或中国北部多座城镇之间的海岸线，以及新罗和九州之间的海岸线上来回穿梭。不过，这些海域并不平静：不仅有暴风和周期性的大雾，还有海盗活动，所以这些海域很危险。毫无疑问，有许多新罗船主在生意失败后很乐意转向海盗活动。在新罗附近水域的海盗头目中，最有名的是张保皋。他在圆仁的日记中多次露面，新罗史书对他也有记载。

大阪遣唐使船复制品

遣唐使的航路

[1] 原文“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见［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会昌七年》，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第513页。

[2] 见［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承和五年》，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第513页。

[3] 原文：相公差近江权博士粟田家继及射手〔左近卫〕丈部贞名等慰问请益僧。见［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 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开成四年》，中华书局，2019年，第166页。

“权”是一个临时代理的称呼，也就是还没有正式成为博士。唐朝常有“权”“假”“借”这样的临时封号。这种没有正式取得官位的权博士可能是还没有正式册封，或者是由于官员名额等问题，之后可能会转为正职，也就是直接称为博士了。

[4] 出自《续日本后纪》卷第五。

[5] 出自《续日本后纪》卷第七：壬辰。勅。自遣唐使进发之日。至皈朝之日。令五畿内七道诸国。读海龙王经。

[6] 见［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 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开成四年》，中华书局，2019年，第7页。

[7] 同上。

[8] 同上。第30页。

[9] 同上。第160页。

[10] 同上。第128页。

[11] 同上。第124页。

[12] 同上。第110页。指皇帝敕令禁止在对外贸易中买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在唐代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也不一样。这种物品如果要买卖，必须奏请朝廷批准，不然就算犯法。

[13] 按圆仁书中说法实际上是新罗语翻译，“新罗译语刘慎言”。

[14] 见［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周一良 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开成四年》，中华书局，2019年，第134页。

[15] 同上。第139页。

[16] 原文如此，疑为八艘。

[17] 出自『日本文徳天皇実録』仁寿3年6月2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