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华为的伟大

赛格特约作者  关不羽

华为可能是这个时代中国最伟大的企业，起码也是最受公众尊敬与认可的中国企业。也因此，公众舆论对华为的褒奖常常是自发的，甚至是荒谬的。

比如近年来每逢“财报季”，总会有一些自媒体会以“拉踩”的方式炒作IT企业赚钱多、纳税少，最常见的是“华为纳税千亿，吊打所有大厂”云云。

这种拉踩的炒作进一步延伸到产业部门之间，吹捧制造业、贬低服务业，甚至贬低其他厂商，引入汉奸叙事攻击其他企业。不得不说，这种谬论长期在舆论场上阴魂不散，本质上是缺乏常识的落后经济观念在起作用，但对支持华为的长期发展，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益处。

华为年纳税百亿，是妥妥的纳税龙头

“华为纳税千亿，吊打所有大厂”的谬论始于2023年。当时有财经自媒体宣称“华为年纳税额903亿，小米只有14亿”，狠狠地赚了一波流量。各路自媒体营销号照葫芦画瓢，就成了“华为纳税千亿，吊打所有大厂”的套路。

这是典型的真数据、假解读。以2023年为例，华为营收7041亿，小米营收2710亿，前者是后者的2.6 倍。华为的企业所得税为106亿，小米的企业所得税是45亿，前者是后者的2.4倍。基本符合两家的业务规模。所谓“华为纳税总额千亿”，猫腻出在了“总额”——计入了增值税，大约占“总额千亿”的八成。统计口径不同的“关公战秦琼”式的比较，纯属不讲武德。

不讲武德的是炒作者，而不是华为。华为和小米一样，财报上都没有这个“纳税总额”的统计口径，也没有单列增值税的纳税额炫耀“税收贡献”。

实际上，企业财报都不会公布增值税充门面。因为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本质上是一种由消费者负担的间接税。由此产生的税负自产业链上游层层向下传递，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埋单。企业实际上是代收代缴的角色，主要的税收贡献是消费者付出的。企业只是承担“过手钱”产生的些许财务成本，并不影响企业的利润和权益，也就没有公布的必要了。

而企业所得税是由企业负担的直接税，每一分钱都是从企业利润总额里扣出来的，当然要在财报里给市场投资者一个交代。

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要衡量比较企业的创税贡献，主要得看企业所得税贡献。华为一年百亿级别的企业所得税，是妥妥的纳税大户，其实并不需要炒作者的千亿“尬吹”。

比较税收贡献，主要看税率。华为和大厂的比较早有人做过统计：2022/2023 两年间，华为所得税率均值为13%，腾讯所得税率均值为17%，小米所得税率为23%，是三者中最高。需要说明的是，三家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不同，并不是“偷税漏税”，而是税收优惠政策、实际缴纳时间等技术问题造成的。更准确的结论需要更长时间段的统计数据。

2023年，深圳纳税前十名企业

与华为同为深圳纳税大户的腾讯为例，自2014年初至2024年6月底，腾讯累计实现税前利润8421亿，缴纳所得税1953亿，所得税率平均值为23%，与企业所得税率25%的法定上限相接近。无论是纳税额，还是税率，都是妥妥的纳税大户，不可能被任何企业“吊打”。

其他大厂，比如阿里、字节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本地纳税龙头企业，行业内外多少双眼睛盯着，税务部门不会厚此薄彼。因此，“华为纳税千亿，吊打所有大厂”纯属混淆视听的谬论。

制造业纳税、就业贡献下滑，并非坏事

一些捧杀者还有更荒谬的表达，即将挺华为、踩小米这样的行径，扩大到了产业部门之间，故意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制造对立、厚此薄彼。

一直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制造业是税收贡献主力，第三产业税收贡献低”的说法。然而，这并非实情。十三五期间，第三产业在GDP和税收中的占比均稳定上升。2020年，占GDP54.5%的第三产业在全国税收中占比已经达到了58.1%。而且，第三产业的企业所得税贡献更为突出，贡献了更多的直接税。2022年在GDP中占比53.5%的第三产业，贡献了64.5%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至今依然可以号称“世界工厂”，但中国制造业的税收贡献能力与其产能规模、战略地位并不匹配。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偏低，国内上市的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2.5%，大量中小微企业更是在1%的“生死线”附近徘徊。利润低，企业所得税当然不会高，甚至很多制造业企业要靠税收优惠政策、政府补贴维持运转。虽然靠产能支撑了庞大的业务规模，靠增值税数据维持“纸面贡献”，并不是真正的“税收贡献主力”。

除了纳税贡献不如第三产业，制造业的就业贡献也在经历下滑，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加速自动化、AI化，另一方面却同时增加产业工人。

在过去，制造业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吸引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2012年制造业就业比重曾高达23.5%，此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18.1%，与此正相关的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在下滑。

不过正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制造业降到25%以内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原因很简单，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薪资总包较低。从二战以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推动制造业升级转型，功夫在“盘外”——关键是服务业配套的效率提升，和“数实融合”的跨界技术。

今年9月，华为隆重推出的“鸿蒙”操作系统，就是典型的信息服务产业，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个手机应用鸿蒙，为此，央视新闻联播媒体夸赞鸿蒙是全球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

10月，鸿蒙版微信上线，受到用户关注

很显然，无论是华为自身的转型，还是鸿蒙的发展，都需要向高端服务业转向。在过去，华为的实力优势主要体现在硬科技、制造业，但纵观全球顶级大厂，苹果一手握有手机，另一手握有iOS系统；英伟达一手GPU，一手CUDA系统；特斯拉一手汽车，一手自动驾驶，大家无不是软硬兼备，甚至软件的重要性比消费者想象得要更加重要。

对华为而言，这无疑是全新的挑战，因为过去是华为要做大自己，如今则要带领整个生态的企业一起做大。从这一角度来看，华为个别高管提出的遥遥领先的提法并不高明，与生态内的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才是王道做法。

华为的未来，取决于服务生态

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制造业“硬核技术”的突破。这当然不是说“硬核技术”不重要，而是“硬核技术”的突破是长期积累的“慢工细活”，不是短期投入就能见效的。

制造业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至今，形成了高度成熟的分工体系。每一个分支的“硬核技术”都是大量前置“技术点”的积累，突破的难度越来越大，迭代的步调大幅趋缓。

比如新材料领域，20世纪中期以来，称得上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只有塑料聚合材料和半导体材料。此后涌现的新技术几乎都是细分领域的小突破、小迭代，虽然都很有价值，但是对制造业的整体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深刻改变全球制造业格局、提高制造业效率的，正是服务业的应用技术。

制造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闭门造车”，而是整个经济体系多部门协同发展的共同作用。比如，今天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不是制造业自身的突破，而是集装箱运输为代表的物流革命开的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毕其功。

1956年，美国企业家麦克莱恩的“理想X号”装载着58个铝制集装箱从纽瓦克港出发，开启了集装箱海运的时代

再如汽车工业，制造业本体的基础技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并没有显著的变化。新能源车产业的横空出世，主要推动力来自互联网技术的衍生科技，而不是超级电池问世。这一汽车工业新秀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的突破，而不是“彩电冰箱大沙发”。

这种跨界技术的引入、融合促使制造业产生质变，在微观层面就是制造业企业的数实融合。未来，制造业和服务业没有明确的边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偏软”还是“偏硬”，大家都值得尊敬。

也因此，既没有“华为吊打其他大厂”的事实，也不该有这样的舆论倡议。对华为而言，未来十年内，如何服务和支持好鸿蒙系统，使鸿蒙培育出自己的原生超级App，如何在促进数实融合的道路上带领中外企业合作共赢，这才是一个根本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