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路：革命党机关报诞生在香港

2011年09月19日 14:23　来源：扬子晚报

　　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诞生在香港 报社成革命“大本营” 

　　电影《十月围城》尽管颇多虚构，但记者赴港实地走访，感受到海外力量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1906年10月15日，孙中山将乘船从日本前往香港，准备联合全国十三省的反清力量，共同协商革命大计。得闻此讯，清政府派遣将军阎孝国前来剿杀。与此同时，以爱国商人李玉堂、《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为首的革命人士，也想方设法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记者、编辑、戏班、乞丐、车夫、赌徒、贩夫走卒、平民白丁纷纷加入其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全城追杀保卫战由此展开…… 

　　当然，这只是电影《十月围城》中的情节，同所有香港动作电影一样，“本故事纯属虚构”。然而，纵观整部辛亥革命史，以香港同胞为代表的海外力量，确实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同样是抛头颅，洒热血，将几代家产，乃至身家性命献给革命。没有他们的牺牲，辛亥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在辛亥这一年。　　　　特派记者 肖雷 香港报道 

　　《中国日报》，在港岛诞生的革命党“喉舌”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孙中山 

　　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4号，位于香港最为繁华的中环地铁站附近，如今是一座数十层的商业写字楼。若不是香港中西区区议会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座楼前安放了一块纪念碑，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在111年前的1900年，最早通过办报的方式，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中国日报》，就是从这里印刷出去的。这份报纸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就是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吾弟”的陈少白。 

　　至于孙中山创办该报的原因，终生追随孙中山、并接替陈少白担任《中国日报》第二任社长的革命元老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中回忆，“自乙未(1895年)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始于己亥(1899年)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一切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并称其为“革命党革命报之元祖”。也就是说，从筹办的那天起，《中国日报》就不是一份普通的报纸，而是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之所以命名为《中国日报》，正是取孙中山“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意。1905年，中国同盟会取代兴中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日报》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在香港浸会大学，记者遇到了该校历史系主任、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周佳荣教授。周教授称，《中国日报》1900年在香港创刊，1911年迁到广州，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的广东宣抚使龙济光查封。前后历时14年，是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这十多年间，它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舆论宣传阵地，为民主革命呐喊助威。而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创办该报纸，周教授表示，这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重要的关系。“香港与大陆接壤，却是英国的殖民地，不受满清政府的管辖，革命党人在香港活动，完全可以避开清政府的追捕。并且同日本、美国、欧洲相比，香港最靠近大陆，往来最为方便。”

　　报社成革命筹划的“大本营” 

　　“中国报之社长室不独为革命军之枢纽，亦且为革命军之兵工厂矣”　——冯自由 

　　既然是革命团体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就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新闻单位，更像是革命的组织和领导机关。辛亥革命之前，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在报馆内进行。电影《十月围城》中，孙中山和十三省的代表会面，密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剧中会面的地点，就是《中国日报》的地下室。 

　　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中国日报》为众多来港的革命志士提供庇护，历史上却是确有其事。 

　　1900年初，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决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但是因为港英政府的驱逐令，孙中山无法在香港登陆，只能在当年6月17日，将船停靠在维多利亚湾，并在船旁的小舟上召开军事会议，安排起义事宜。随后整个起义都是在香港筹划，筹划的具体地点主要就在《中国日报》社。而香港兴中会，主要就是负责起义资金、枪械的筹备，以及革命军的接应。 

　　当年10月中旬，革命军在惠州三洲田取得4次大捷，直逼惠州。然而因日本内阁更换，外交政策大变，导致孙中山的运械计划失败，进而宣布起义终止。随后郑士良、史古愚、史坚如、苏卓南、张硕臣等起义领导者返回香港，几乎全都居住在《中国日报》社，那时的情形用冯自由的话来描述，便是“义师将士群至机关部狼狈求助，报中经济能力大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幸好得到富商李纪堂大力资助，才得以维持。这次起义，也是革命党在香港，以《中国日报》作为“大本营”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3个月后，1901年1月10日，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在位于香港结志街52号的家中被清廷杀手陈林暗杀，随后被安葬在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因为担心清廷派人破坏，墓碑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6348。听闻杨衢云被杀，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募得捐款1000余元，当即“汇港中国报馆交与足下诸君为之安置”。1901年12月，香港政府针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到期，先生从日本乘坐轮船抵达香港，并在香港居住一周。“先生在香港时居住的地方，也是在已经迁到永乐街的《中国日报》社三楼。”周佳荣教授表示。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0月，同盟会香港分会在香港兴中会的基础上成立，成立大会上，《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被推为会长。当时开会的地点，就在已经搬迁到荷李活道的《中国日报》社四楼。”周佳荣教授称。 

　　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兴中会和同盟会先后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其中除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外，另外6次起义的策源地均在香港，起义的资金、枪支弹药等，都是从香港运进内地。进出的经费，也都是在报社进行。甚至包括起义所用炸药及铁弹均在香港制造，地点便是在《中国日报》社四楼，因此冯自由称“中国报之社长室不独为革命军之枢纽，亦且为革命军之兵工厂矣”。 

　　孙中山后来称，“辛亥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革命报刊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香港曾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基地，功不可没。 

　　18年，华侨捐千万港元资助革命党 

　　“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孙中山 

　　此时的香港，不仅仅是《中国日报》社一处，全岛几乎都已经成为革命党人的资金周转地和弹药库。 

　　1895年广州起义时，兴中会会员黄咏商，售其位于苏杭街洋楼一所，得款8000元，充作军费。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商人李纪堂资助30000余元，起义失败后，李纪堂承担了十几万的抚恤金。1902年，为资助洪秀全堂侄洪全福发动广州起义，李纪堂更是独立资助50余万元，终致家道中落。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主要经费也是由香港华人筹集的，共计48692元。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原定由孙中山筹集20000元，最终仅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募得8000元，远远不够，时任香港文咸街远同源汇兑业商店经理的同盟会员李海云，毅然将店内存款20000余元全部献纳革命党。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李煜堂将经营数十年的老店金利源药材行作为交通机关，药店库房更是成了弹药库，存放着诸多运往内地的枪支弹药…… 

　　广东省侨办主任吴锐成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 

　　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有这样一段话：“香港作为华侨进出中国大陆的必经地，华侨的汇款亦以香港为输入内地的枢纽。清末时期，华侨在海外屡遭不公平对待，爱国之心尤为炽烈，大都热心捐输赞助中国革命事业。革命党人便是透过香港的汇款网络，把爱国华侨捐助的经费汇至内地，支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