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周刊丨社论:西方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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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终结
迪尔克.库尔布尤维特(Dirk Kurbjuweit)
一个时代正在终结,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没有什么比唐纳德·特朗普胜选,即将开启其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更清楚标志着这一转向的了。西方已丧失其主导地位,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摇摇欲坠的共同价值观基础眼下也在崩溃。各国之间和各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无处不在。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右翼正在崛起。作为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西方已不复存在。
1945年后,西方世界繁荣兴盛,这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一对极权制度的响应。希特勒的帝国提醒我们,这样的灾难绝不能重演。铁幕背后的苏联帝国虽也被视作一种威胁,却鼓励西方国家投入一种灿烂辉煌的反模式: 社会和自由民主。
所有人的繁荣
这种制度的力量在于它关心民众,关心个体。致力于社会平等,推动妇女和同性恋人士享有更多权利,没有威权主义的国家强制: 所有这一切令西方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魅力十足,实现了所有人的繁荣。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士享受着他们的自由和高标准的生活。一个广阔的中心即自由民主的支柱发展起来了。
诸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政治宗教,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时代之后是理性阶段,基于科学的理性阶段。人们以极庄重的态度从事政治,因为有太多事情岌岌可危: 防范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和迎头对抗苏联。
西方国家加入了北约的武装力量。个别国家不如这个作为整体的联盟重要。国家边界变得可以渗透,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消失了。国际化、欧盟、世界公民:尽管有些缺点,但那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不幸的是,眼下一切都结束了。
这个时代开始时拥有大好前程,眼下却因唐纳德·特朗普而告终结,这是怎么回事?特朗普破坏了体制,他的政策根植于精神错乱。
在自由民主国家,向前的最初步骤是社会进步。但在某个时候,社会问题被认为已基本解决,社会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毕竟,社会上的多数人生活富足。进步政治转向了新的挑战: 铲除家长制,为少数群体确立新的自由:无疑,这些都是重要课题。
但这一转向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控。尤其是中间偏左的政治家,如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德国的绿党人,他们绝少留心这样的事实:公平问题即民众对社会衰败的关切,并没有因为繁荣程度整体较高就消失不见了。随之而来的影响是,中间偏左的政党为工人和社会中间人士做得太少。如今,高昂的生活成本被视为特朗普胜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各国政府未能及早将抗击气候变化确立为一项合情合理、不证自明的规划。犹豫不决、含糊其辞和无所事事持续了太长的时日,以至于挑战变得太过巨大,以至于许多人开始担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特朗普也能从中获益,因为他否认了那些事实。
自由民主派人士还低估了国族(nation)概念持续具有的重大意义。苏联解体后,西方失去了最重要的凝聚力源泉。没有了团结在一起的压力,许多国家开始更专注于自身利益。捍卫西方整体不再是重点,重点成了捍卫自己的国家。移民越来越被视作一种威胁。自由民主国家也绝少关注这一转向。这成了特朗普的优势。
缺乏热诚
最初,对战争和威权统治的恐惧令那些政府中人轻而易举就将西方国家的各个社会团结在了一起。当这一纽带解体时,自由民主派人士未能为战后那个时代提供一种圆融和谐的结构。有些人只是缺乏必要的热诚,德国执政联盟在这些困难时期令人尴尬的瓦解就是明证。他们失去了社会的一大部分,以至于许多选民觉得有威权声音代表他们更好。真是悲剧。
只有当我们最终明白,无论是经济政策、移民政策还是气候政策,几乎所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之时,西方的复苏才能成功。理性的政治依旧是正确的行动路线。但必须得有一颗心。
(作者生于1962年,是德国记者、作家,现任德国《明镜》周刊总编辑。本文是该周刊署名社论,原文是德语,见于《明镜》周刊2024年第46期, 11月9日出版;11月10日以“The End of the West”为题上线于《明镜》周刊英语版SPIEGEL International。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并有多分段。)
《明镜》周刊2024年第46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