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国军主旋律”影片的一个细节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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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因为兴趣……不，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斗争的需要，看了几乎全部的“国军主旋律”电影，发现很多影片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决战开始前，国军长官往往会让士兵自报籍贯，得到答案后，再讲一番“誓以我命固我土”之类的大道理。

比如，在《铁血昆仑关》《捍卫者》中，都有长官在阵前一一询问士兵“你是哪里人？”的桥段，在管虎执导的《八佰》中，更让国军士兵身上绑着手榴弹，一边自报家门——XX（地名）XXX（姓名）——一边从楼上纵身跳下，与日军同归于尽。

顺便说一句，在四行仓库短短几天的战斗中，没有出现士兵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跳下的战例，这纯属编导虚构，我对此有专文考证【点击阅读】，这里不赘。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国军长官为什么不问士兵的出身？

比如：你当兵前是干什么的？农民？雇农？长工？短工？做小买卖的？家里有地吗？是自愿当兵还是被抓壮丁？等等。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民电影中，也有许多人民军队基层干部和新入伍战士交流的桥段，这种交流，无一例外都从询问家庭出身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仔细一想，倒也简单：国军长官不能询问士兵的出身，因为报了出身，就会发现，这些士兵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中，都属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很多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有任何政治与经济权利，当兵前，受到土豪劣绅的奴役，当兵后，又被国军长官喝兵血——他们与国军长官挂在嘴边上的“我土”，完全缺乏有机的联系。

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军长官又怎么敢询问士兵的出身呢？如果询问了出身，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会让士兵对战斗意义产生怀疑。

所以，国军长官只敢问士兵的籍贯，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县的？以便通过某种地域认同，唤起士兵对故乡的朴素情感，进而起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无效，但这只能使士兵和“我土”建立起一种浅层次的、表面的、物理性的联系，而无法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与民族国家建立起深层次的、有机的联系。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惨烈的：国军士气始终是低迷的，战斗力是低下的，以至于抗战八年，除了初期的台儿庄一役外，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胜仗，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还在丧师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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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在1927年，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社会改良。

这里的“反革命”，指的是“反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一方面，蒋介石自己蜕变为最大的军阀，使“打倒军阀”的目标落空，另一方面，他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使“打倒帝国主义”的目标落空。

在此基础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蒋介石变孙中山的“扶助工农”政策为“摧残工农”，成了真正的人民公敌。

蒋介石叛变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在其统治大陆的22年间，根本就没有建立真正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处于统治地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无法跨越的鸿沟。

许多热衷于拍摄“国军主旋律”的编导，有着美化国军，改写抗战历史的强烈动机，然而也无法跨越这条鸿沟，他们想把国军士兵表现得壮怀激烈，但无法解释士兵的动机，于是只好用“你是哪里人？”来搪塞观众，甚至蓄意欺骗观众。

与之呈鲜明对照的是，八路军、新四句的基层干部，总是从询问出身开始对战士进行政治启蒙与动员，其全部的努力，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毛主席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从改善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抗战时期主要体现为“二五减租”与“三三制政权”——入手，来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这一路线最终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命运共同体，“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今天，为什么要批判“国军主旋律”？

批判“国军主旋律”影片，并不仅仅是为了纠结历史，而是因为“国军主旋律”影片，实际上反映了一小批既得利益者隐秘的渴望：在不做出任何利益让步，不改善底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单凭廉价鸡血，就召唤出民族主义热情。

他们能做到吗？

质之历史，则不能。

质之当下，只能说，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