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出钱和带不带孙子：社会传统文化和生存环境的一个悖论

    《“出钱可以但别想让我们带孙子”，报告称老人是提升生育意愿关键因素，大家咋看？》一文确实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现实社会问题。

      老人不带孙子法理上可以，但中国文化中的“代际情谊”未必认同。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家执行“低工资多就业，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政策。尽管工资不高（我毕业后的工资仅有28.6元）但那时收入和社会保障非常稳定（结婚可以分房，孩子都可以就近上学）。所以企业职工生活状态水平尽管不高，但是绝对按时发工资（发薪日当日12点之前工资到手，）非常稳定。看病只需要支付0.5-1角钱，其他所有费用医院通过“记账单”与企业单位结算：也就是后来经济学家说的“预期稳定”。职工并没有生活的危机感。现在的老人大都是新中国诞生之后出生的2代人，是艰苦辛劳，一路走过来的人。所以追求暮年生活的美好情境不能说是“非分要求”。但是如果设身处地的为年轻一代所面临的不稳定生存环境，老人还是应该替他们考虑一下。再说，所有孙子对老人的呵护渴求本身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的渴望。就像单亲家庭的孩子失去了一种“父母之爱”一样，祖辈的关爱难道不是每个幼年儿童的需要吗？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大人接送孩子上学的问题，现在的“车水马龙”，没有大人接送儿童上下学行吗？

      钱当然很有用，但钱毕竟也不是万能的。况且，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也没有完全依靠社会付费服务的能力，不是吗？

      尤其是到了改革开放，推行市场化模式后，情况就不同了，结婚需要自己买房，看病也需要支付所有“自费部分”。幼儿园和义务教育也都是市场化（校服、表演服装以及学生的作业任务也靠家长承担），看病也需要办理居民医保。最关键的是企业职工不再是长期固定工，裁员也是由用人单位说了算，“失业补偿”变成“社保”自己说了算。工资发放额度也变成企业单方面决定工资数额（《劳动合同》本身就没有工资水平保障条款）。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很早就指出“预期收入紊乱”将长期影响到社会的焦虑感。特别是对于普通劳动者的法律保障愈来愈不明朗（比如工会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对当下的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保障处于不断弱化的趋势等等。这些涉及劳动最基本（或者说最低）的生存需求等得不到保障时，他们唯一的自我救援措施就是“先保自身的生存”——这是所有思维正常的人的本能使然！

       所以，尽管目前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2%以下，但中国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有限的“定期存款”额度仍然逐年增加。十这些中国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有钱花不完吗？绝对不是——“当人的五个需求层次中最底层次得不到满足（即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影响时），对预期不明的危机感会明显增加。”也就是说，从8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为了应对“不时之需”，不得不节省消费开支，尽量在银行存点钱（一般来讲目前的低收入群体在银行存的定期存款都力争保持在15万左右）。也就是说，即使银行定期利率降到1.8%以下，这些“低收入群体”也不会放弃定期存款去“负债消费”。

       且不说，文化传统的“多子多福”，就说“父子”和“祖孙”关系的比较而言，“祖孙”关系的直接情感表达远大于对“父子”关系的表达。对于那些不愿意带孙子的老人大体是两种人：一种是身体欠佳，另一种就是痴迷花枝招展的“广场舞”或“暴走”之类活动的老年群体。这种老年群体的“变异”行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当下网络卖家引诱和苟惑而产生的性情异化——“个性至上”，公德失常而已（例如：年轻时代被耽误了，到了老年要‘找回来’）。

       当下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生子？是他们不愿意结婚生子吗，绝对不是——残酷的生存环境，不稳定的未来前景是对他们必须面对的挑战。收入决定需求，即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每个层次的需求愿望依靠去底下的需求层次是否得到基本满足。”所以，年轻人如果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不可能有寻求“结婚生子”的愿望！所以，现在的老人应道理解年轻人的当下处境：自重，尽量不给年轻人添麻烦。钱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给儿孙一些时间。阿玛迪亚·森在其《民主与自由》中告诫我们：“什么是理性？理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我审查，没有自我审查的理性就是理性的‘白痴’”。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关于生存需求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矛盾结论就是“当人的最基本需求，即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矛盾”。

       毕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讲“吾老吾幼，将心比心”的伦理。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任性不应是老人的品行。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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