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习哲学的三点看法

          昨天在上课时，我无意中称自己为“哲学家”，说“对某某问题，我们哲学家是怎么看的”，意识到失言，急忙改口说：“理论工作者”。

         其实我后来一想，众所周知，“哲学家”是philosopher，是“爱智者”的意思，因此不管成就多大，只要“爱智”，是可以称为philosopher的。但转念再一想，如果这样的话，那几乎人人都可以说是哲学家了，因为人人都可以说自己爱智慧，没有谁说自己爱愚蠢的，而我之所以说“我们哲学家如何如何看这问题”，意思是说“哲学家”的看法比起别人来具有权威性，或者至少更值得重视——但如果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个与众不同的权威性又从何而来呢？

         纠结一阵的结果，就是“随他去”。这说来说去，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戴了一顶高帽子，戴了就戴了吧，自己开心就好，谁还真的把你当个什么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我在读书和思考中发现，自己的不少想法，和一些哲学大家还真是比较接近的。比如张岱年先生说的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传统笃实可贵，与西方的唯物论相比，饶有特色，值得大大发扬；中国的新哲学应该把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相结合，既要有辩证分析，也要有逻辑分析，等等。这都是我在读书过程中深浅不一地有切实体会的，因此一看到或者再次看到张岱年先生的这些话，油然而生一种会心之感。 

         我自己学习哲学，有三点体会，不惴冒昧，妄言如下：

         1.哲学应该“朴实有味（王船山语）”。很多人总以为“哲学家都是疯子”、“哲学都是满纸满篇的抽象晦涩让人看不懂的东西”。
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哲学的本质是很朴实的：它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而这些一般规律，实际上是时时处处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以及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本能的、直观的、自然的反映中体现出来的。

         比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请注意，恩格斯在这里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概括为是对一个“简单事实”的发现：“人得先具有一定的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条件，才能去干别的更加“高大上”的事情。”这看起来是多么简单、朴实乃至微不足道，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就建立在这个最朴实也因而最顽强、最颠扑不破的事实上，它就是对这个事实的合乎逻辑的理解和展开。好的哲学，一定不是故弄玄虚，故意要人不懂的东西，一定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故意要与人的生活常识相违背的东西，而必然是这样用根系牢牢地抓住全部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从中吸取营养而一寸寸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2.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哲学家。说了第一点之后，我们又要明白，历史上的很多哲学家例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给人的感觉的确是艰深晦涩，不易看懂，乃至难以卒读的。哲学给人的那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多半就来自这些人。——那么，按照第一点所讲的，难道这些就是“坏”哲学吗？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的确是“坏”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由于不重视或者不懂得科学的实践观，因此在自己的论证过程中，不得不大量地、有意无意地借助于独断乃至于诡辩的方式。本来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就难免要用到诡辩；本来是片面的、相对的东西，硬要说成全面的、绝对的，就难免要以偏概全，采取独断论的方法。

         例如黑格尔曾经批判康德“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中对““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的论证，其实是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我国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邓晓芒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康德没有很好地区分“我思”的表象意义和能动意义，总是把后者也还是理解为一种固定的“框架”、“形式”。

        但邓教授说，黑格尔后来就“完全克服”了这个局限性——这却是我不能完全赞同的。我认为要完全克服这个局限性而充分理解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恐怕得等到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问世，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确实发展了能动性，但只是抽象地发展，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性的实践活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能动性应该是感性的、实践的，并不是能够在思维中产生表象、联结表象就叫能动性，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物质才是真的能动性。

        总之，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艰深晦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确实极为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确实有很大的不科学性——而他们似乎又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例如意识的能动性问题）其实没有被他们完全解决（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他们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试图“完全解决”（这是所有哲学家的一种不可遏制的强烈欲望）它，或者至少让它们看上去被“完全解决”了，以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样，他们就不能不进行各种跌跌撞撞的尝试、挣扎，乃至借助于循环论证和诡辩来摆脱困境。——这就让他们的著作经常呈现出含糊晦涩的面貌。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谈论黑格尔的时候为什么将他的思辨称为“醉醺醺的思辨”、“戴着睡帽”的思辨。

         这些“不朴实”的哲学家，在那样的历史局限下，进行这样艰苦卓绝的探索，是值得高度尊重的。他们的思想，成果固然是沉甸甸的，失误也决不是轻飘飘的，决不是无稽、无聊的。

        但是，我们也正应该用一种“朴实”的眼光来认真打量、分析他们的思想大厦，才能发现他们关心的那些问题究竟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发现他们的东西究竟哪些是向前的进步，哪些是在徘徊乃至倒退，哪些地方还可以给我们今天提供新的启示。——对这些哲人，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已经很晦涩的东西弄得更加晦涩不堪（现在确实有这种倾向，有的谈黑格尔的文章，写得比黑格尔本人还要云山雾罩）令人不知所谓，而是要用我们的历史感和生活经验将它们重新激活，让它们在实践和反思中，变得清澈明朗起来——我确信，黑格尔和康德即使再生于今日，看到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会感到惊喜，而不是觉得自己“掉了价”。

         3.哲学要注意“留白”。哲学思想需要做到全面、深刻、透彻，并且应该给出充分合理的论证过程。但我们要注意，这都是有限度的。和某些人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当他们不赞成我的某个观点时，就喜欢问：“你对某某（例如物质）的定义是什么？你怎样论证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如此？”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问的，但是必须有个限度。例如“物质是什么？”我们回复“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之后，如果还要追问“客观实在是什么？”，可以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还要问“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这就慢慢开始越出纯理论的界线了。

        对很多概念、原理的理解，最终其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自己在生活中进行反思、体验的问题。——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就会变成没有意义的。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讲完，有些话是要留给科学家去讲的，有些话是要留给人民群众去讲的——哲学家必须认识到自己理论思辨的边界，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必须保持沉默。

         当然，这个“保持沉默”，并不是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就对那些“不可说的东西”无可奈何了，而是说，这个时候，你需要倾听，需要行动，或者需要直面和理解别人的行动。

        任何哲学中，都会有“沉默”的部分，就好像任何书法作品都会有“留白”一样，这些“留白”并不是哲学的缺陷，而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没有“留白”的书法作品，只能是一团漆黑，毫无意义和韵味。
 

        总之，哲学是对世界、生活的一种深刻的把握，但这个深刻，是不失其正常和健全的。严格说来，一个哲学家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以自炫于人的东西，他的艰涩，其实来源于生活，也必然化解于生活。

       你可以看长江虽然有两岸壁立千仞、云遮雾绕、窒碍不通、艰难行进、百转千回的段落，但最后不还是坦坦荡荡、毫无保留地奔向大海吗？

        长江与大海的关系，这即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