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乌克兰大饥荒”

说起苏联时期的乌克兰，立马令人联想到三十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

之所以给“乌克兰大饥荒”加引号，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并不准确。

正本溯源：乌克兰大饥荒，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苏联大饥荒或是苏联农村大饥荒。

但人类有史以来，但凡出现大饥荒，农村总是重灾区，饿死的人中，也总是农民最多。

这是历史的终极嘲讽，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一旦出现战乱，最为弱势的农民，总是最先成为牺牲品，他们手中的粮食，要不被无良政府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征收，要不被军阀流寇强行劫掠。

尤其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荒，城市基本没事，饥荒只出现在农村，并且越是粮食产量高的地区，饥荒越是严重。

乌克兰乃是世界闻名的大粮仓，因此，在这场遍及全苏的大饥荒中，乌克兰最为严重。

由于苏联的遮掩，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论。

比较保守的估计，全苏饿死人数在300万至800万，乌克兰约占三分之一，也即100万至300。

当时乌克兰的总人口，大概是3000万左右。按30%的城市化率计算，乌克兰农村有2000万人。

2000万人饿死100万是5%，300万则是15%。

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乌克兰农村，那么，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你的儿时玩伴，很可能就死在这场饥荒中。

至于为什么不算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得到了重点保障。

再重复一遍，农民永远是最弱势的，对于他们，我们应该更多一份悲悯、更多一份保障！

原因分析：这场大饥荒的出现，套用一句俗话，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分天灾，是自二十年代末以来，苏联尤其是乌克兰天灾不断，粮食连年减产。

七分人祸，一是苏联大量出口粮食，致使国内库存不足，无法应对饥荒；二是急于推进集体农庄建设，导致农民不肯好好种地，人为造成粮食减产；三是灾情发生后，斯大林听不进反对意见，始终不肯降低征粮标准，甚至在灾情最为严重的1932年，还提高了征粮标准。

而这七分人祸，都指向同一个原因：尽量加快工业化进程。

第一，大量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工业化亟需的机器与技术。

千万别笑话苏联，因为我们当年也是这么干的，印度到现在还在这么干。这是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共同的无奈，既然不能像海盗国家那样靠全球殖民、全球抢劫完成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就只能靠农民做贡献。

第二，急于推进集体农庄建设，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

当时的苏联农村，面临两个严重问题。

一是苏联的革命发迹于大城市，对农村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农村绝大部分土地，依然控制在大地主、富农手中，这些人往往支持白军。

二是当时的苏联，依然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农业生产效率并不高。

因此，斯大林急于推进集体农庄建设，其实就是要完成苏联版的“土改”，只不过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苏联是打土豪、收田地。

通过集体农庄建设，苏联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地主、富农的生产资料收归公用，同时通过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集体农庄确实能够解决机械化生产问题，但带来的效率低下痼疾很难根除

不过在推进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方法简单粗暴，不单地主、富农抵制，普通农民也消极怠工，初期反而大幅降低了粮食产量。

最后说重点，在灾情最为严重的1932年，斯大林为什么还要提高征粮标准？

难道斯大林就这么闭塞，一点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只能说，你太善良了。

以斯大林对情报机构的操控水平，苏联上上下下的一举一动，无不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他怎么可能不清楚农村的情况？

如果他的消息如此闭塞，早就不知被政敌弄死多少回了！

在铁血政治家心目中，人和人并不等价，这就是斯大林的帝王心术！

任何一个铁血政治家，站在斯大林所处的位置，都只能做出相同的选择：牺牲农村保城市、牺牲农业保工业。

灾荒已经持续数年，连农民手中都没余粮了，城市更没有。

农民没粮食，还可以去啃树皮、吃草根；工人没粮食，难道去啃机器？

农民没粮食，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来；工人没粮食，没准就会起义？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岂是一盘散沙的农民能比的？

农业受到打击，只要来年风调雨顺，粮食自然就有了；工业受到打击，没准几年、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

更诛心的是，一边是处于自己绝对控制之下、同时也是支撑苏维埃政权的主力工人阶级，一边是处于地主富农控制之下、与苏维埃政权离心离德的农民，你说慈父会怎么选？

回报是什么呢？

1931年，苏联购买了机械设备出口世界份额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涨到二分之一。

第三，苏联为什么不顾一切地提高工业化水平。

因为新生的苏联，始终没有摆脱生存压力！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唯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还有一个是蒙古），斯大林深知：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尽管历史上对斯大林的争议颇多，但毋庸置疑，他是一位深谋远虑、手腕高超的政治家。

如果没有斯大林时期勒紧裤腰带的工业化进程，二战期间，德国就把苏联给灭了，整个斯拉夫民族也消失了。

当然，斯大林时期，过分强调工业、过分增加粮食出口，致使国内粮食储备严重不足，一旦爆发自然灾害，就只能通过极限压榨农民以维持城市稳定、工业稳定，这绝对是施政上的谬误。

此外，面对天灾，还强行推动集体农庄，甚至将大量不配合的普通农民视为阶级敌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劳改，更是大错特错。

只是话说回来，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新生的苏联，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面对那么多新问题，掉坑里也不奇怪。

显然，在这方面，我们汲取了苏联和自己当年的惨痛教训。

不管工业如何发展，我们对农业的定位始终不变，我们始终死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始终死守粮食安全底线。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要端在中国人手中！至于某些公知说耕地红线无关紧要，缺粮可以从国外买，甚至否认粮食危机发生的可能。只能说，袁爷爷让你吃得太饱了，让你有精力跑出来卖弄自己的愚蠢与恶毒！

估计老天也不喜欢这样的祸害，所以只让袁爷爷去天堂，却把祸害遗留在人间！

结论：所谓的乌克兰大饥荒，并非虚构，但夸大、夸张、以点代面。

这里没有替斯大林洗白的意思，更不是刻意忽视乌克兰人民曾经遭受的痛苦。

只是，分析历史必须要客观，感受历史才需要感情。从感性的人性出发，才能体悟到历史的温度，用客观的逻辑思维，才能解构出世界运行的真相。

由于长期的高压统治，加上苏共晚期的腐败与僵化，苏联解体后，引发舆论反弹非常正常。

否定自己的历史，就是否定自己的根基，苏联意识形态混乱的根子，赫鲁晓夫时期就埋下了。

乌克兰内部，尤其是西乌，本来就存在分离主义倾向，为了凸显独立的政治正确、为了凸显亲美的道德优势，自觉不自觉，都会夸大苏联对自身的欺压与迫害。

而在国际舆论上，苏联也是破鼓万人捶。在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原本遍及全苏农村的大饥荒，就被偷偷转化为乌克兰大饥荒，甚至认为这是刻意针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

这种概念偷换，且不说对苏联公平不公平，至少对其他饿死的苏联农民不公平！大饥荒客观存在，但承受饥荒的，是全苏联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乌克兰的饥荒之所以格外严重，是因为它是苏联最主要的产粮区，征粮标准定得很高。饥荒发生时，在苏联僵化的官僚体制下，征粮标准很难及时做出调整。

那些因抵制集体农庄而被流放的普通农民，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并非只针对乌克兰人，因此也不能说是种族清洗。

苏联时期，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类似这种极限征粮、动则流放的高压统治普遍存在，但并非针对乌克兰人，而是针对所有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包括俄罗斯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政府高官、包括军队高层。

实际上，波兰统治乌克兰时，为了实现民族同化，同样采取了无数高压政策。只是时日久远，且不符合反苏仇俄的政治正确，根本没人提及罢了！

俄乌关系走向破裂，在舆论战场上，就是由诸多“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话题推动的。

西方媒体忽然集中炒作某些敏感的历史话题，往往包藏祸心，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要高度警惕！

关于“乌克兰大饥荒”话题，在俄罗斯召开的会议和在美国召开的会议，结论完全不一样，原因显而易见。

在苏联解体尤其是“橙色革命”后，乌克兰领导人坚持这一说法是为了尽力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加快融入西方，与俄罗斯彻底切割。这表明，乌克兰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如此定性完全是出于现实利益和政治需要。

我看同时期的丘吉尔做的就很好：

在英国的统治期间，印度遭受了无数次严重的大饥荒，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孟加拉大饥荒是1770年。随后发生了发生严重饥荒的年份在1783年、1866年、1873年、1892年、1897年，最后一次饥荒是1943-1944年。当时有三百万人死亡，幸存者以食草甚至食人肉为生，当时丘吉尔的意见是：

“我讨厌印度人。他们是残忍的民族，有着野蛮的宗教。饥荒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繁殖起来象兔子。”

-- 温斯顿·丘吉尔

德里政府发出了一封电报描绘了当时灾难的可怕情景和巨大的死亡人数。丘吉尔的唯一反应是：“为什么甘地还没有死呢？”

所以，英国政府有没有道歉呢？西方媒体有没有像谴责乌克兰大饥荒一样谴责英国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