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有“抽象的正确”——评罗翔先生最近视频

   我看了罗翔先生《从改名换姓的爱新觉罗们谈谈憎恨与是非》的视频。他在其中提到辛亥革命有煽动仇视满族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又认为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重文化不重血统，并不如此狭隘。他表示自己赞同梁启超的主张，认为民族主义不应“知民族而不知有个人，知民族而不知有世界”，就是说不应该徒言家国，压制个性，不应该虚骄自大，盲目排外。

    罗翔先生这个视频当然在网上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他讲得很客观很理性；也有人认为他居心不良。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抽象地看问题，抽象地表态，那么罗先生说的这些都是对的。我们的确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确不应该盲目排外，不应该歧视满族或其他民族；而且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宣传家的确发表过一些盲目排满的极端言论，对这些言论进行批评也是对的。其实，当年孙中山就批评过盲目排满论，指出我们今天要排满是因为满清压迫汉人，并不是见到满人就排斥，更不是要灭尽满洲种族；我们今天要革命是因为政治恶劣，并不单纯是因为满人为君主，以今天如此恶劣的政治，即便汉人为君主，我们也不能不革命。大家品一品，孙中山当年的这些话，是不是反倒比罗先生一百多年后的议论要切实有力得多呢？

   那么罗先生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就在于他总是抽象地、唯心主义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将一种思想、一种言论看成似乎是主观自生的、孤立的东西，而不是去考察产生这种思想言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进而研究这种思想言论究竟响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什么样的客观需要，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局限性。所以罗先生通篇只是在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是法国的谁、德国的谁提出来的，接下来谁又指出民族主义不能极端化，然后中国的谁学这个民族主义没学好，走了极端……这样引经据典，听起来十分渊博，可背后的逻辑却是“民族主义原本是西方几个天才学者提出来的，另外几个天才学者又改进了它。不料近代中国有几个不那么聪明的学者将它学歪了，所以导致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这样一套“从思想到思想，从个人到个人”的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解释框架。至于西方学者如费希特为什么提出民族主义，为什么能被普遍接受，罗先生的解释居然是“民族主义能让个体获得存在感，不至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过，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是资产阶级对内消灭封建割据完成国家统一，对外争夺殖民霸权和世界市场的需要。再天才的学者，也只能反映这个客观需要，而决不可能脱离这个需要凭空创造出“民族主义”。至于罗先生说个体需要从集体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我们并不反对，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论断并没有太大价值，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大多数个体会认为自己只能或首先应该到“民族-国家”这一“集体”中寻找到存在的意义？这又是罗先生无法回答或避而不谈的。

    辛亥革命中为什么会出现排满思想？孙中山说得很清楚：因为满清压迫汉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满洲贵族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不能不激起他们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往往与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反抗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这个对内实行民族歧视的清政府，对外又日益成为一个屈膝卖国的具有殖民地政权性质的政府，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以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为由扼杀维新运动，高喊“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镇压爱国群众，制造“皇族内阁”的丑剧以抗拒人民的民主要求，于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口号成为各个阶层人民在当时条件下能够普遍认同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能够最大限度动员广大群众包括那些并不很理解或认同“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也投身到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什么荒谬可笑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反清复明”，而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革命的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排满口号的解释权也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实际上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斩断一切封建羁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意义上提出、理解和阐释排满口号的。即使那些主张过极端排满的人如章太炎等，其实也并没有真的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历史大势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他们“兴汉排满”的热情，后来更多地是用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上。

    罗先生则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这些。这也影响到了他的粉丝。他的粉丝们与他们的偶像一样，对问题完全不能进行任何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却以为能够寻章摘句就是有学识有思想，总是以“我正确是因为我聪明；你错误是因为你愚蠢，因为你是当初那些蠢人的后代”这种唯心主义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神化，从中寻找优越感，不断出言侮辱那些不同意他们见解，说人家是“民粹”“三低（学历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其实这种学历歧视、收入歧视、阶层歧视，与他们所批判的民族歧视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作为一位学者、教师，罗先生不应忘记对自已学生、粉丝的教育引导之责。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反对狭隘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又该拿什么更先进的思想代替他呢？罗先生又是求助于西方学者。然而，他引用的那些西方学者说来说去，不过就是些“不可不民族主义，亦不可太民族主义”“西方人歧视东方人诚然不对，东方人歧视西方人也不对”之类的车轱辘片儿汤话，而触及不到问题的根本。

    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识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就是说，要实现无论民族内部还是民族之间的自由平等，不是靠几个学者的清谈，而是靠唤起广大民众，靠全世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奋斗。

   而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指出：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压迫。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最终实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真正的平等与团结。

   我们正在进行这一空前伟大的斗争。

   而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或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与言论，我们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联系具体的实际、具体的阶级、具体的历史时期、具体的历史需要、历史效果来进行分析探讨其根源、性质与是非功过，而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想当然，不能只从字面上激烈与否来评判其是否“科学、理性”，更不能将资产阶级学者的话奉为圣经来裁断一切。

   罗翔先生读书不可谓不多，专业不可谓不精，口才不可谓不好，这的确是很值得学习的。他评说历史，所讲的很多东西在抽象意义上也很对：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理想社会里，我们像罗先生提倡的那样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素质，当一个不偏不倚温和理性的谦谦君子，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帮别人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几乎就可以说是成圣成贤了。可他的那些抽象正确的话，放到今天的现实中，除了带给某些人一种孤芳自赏的优越感，却不能让我们在理论或实践上真正前进一步，原因就在他没有做到我们以上所说的那些。

    超越他，就需要大家真正掌握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