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强与至弱，美国霸权的悖论与未来

前言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而中美竞争的利弊得失没有人愿意点透，今天笔者试图通过对美国霸权发展的脉络分析来对中美竞争竞争的利弊得失进行全景式推演。笔者认为鉴于美国患有帝国后综合征（Post-empire syndrome），随着世界格局的百年未有变化，美国的霸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Theory)，而是权力稀释（Power Dilution Theory）。中美间是战是和需要两方仔细思量。而美方要思量的是遏制中国为霸权服务，还是霸权为遏制中国服务？摆在中美双方面前有三条道路：要么被中国超越，霸权转移到中国；要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遏制中国，霸权被他国稀释分享；要么中美协调妥协，实现大国共治。

毋庸置疑，美国作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化的最大功臣。美国凭借独创的商业式社会治理模式和流水线式大生产模式，将人类从蒸汽化的早期工业时代带入了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从钢铁到石油，从原子能到激光器、从飞机发明到登陆月球、从集成电路到互联网、从分子生物学到生物信息学、从流水线生产到集成化农业，十九世纪末以来几乎所有深刻改变人类命运和生活境遇的伟大发明与创新，都有着美国深刻的烙印。虽然和人类历史绝大多数伟大帝国崛起一样伴随着征服与杀戮，美国的崛起依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后半段进程。在这过程也成就了美国霸权，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性霸权。美国以占世界4.3%的人口，赚取了全球商业利润的40%，消耗着35%的世界资源，支出了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防务开支总和的军费。可以说美国创造的帝国功业足以让历史上任何帝国仰视。

帝国后综合征（Post-empire syndrome）

但在经历一系列光辉岁月后，美国如同历史上所有辉煌一时的帝国一样“病”了，陷入内源性的社会危机和全民性焦虑之中。美国试图通过彻底“征服”中国、俄国、欧盟等其他大国来巩固世界霸权，从而摆脱内部危机。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过往著名帝国相比，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里既有和帝国的共性问题，也有异性问题。

从共性问题讲，美国与历史上所有伟大帝国一样都患有帝国后综合征（Post-empire syndrome）。和古罗马帝国、汉唐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煊赫一时的伟大帝国一样，美利坚帝国在建立伟大功业后，所面临的主要危机和挑战不再来自外部而主要源于内部。其具体表征：一是国家承平日久，社会富足，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出现了全民性的松懈，导致基础教育质量和平均工作效率的快速下滑，动摇国家发展的根基。二是国家利益攫取方式的转变，造成了国家产业结构由实向虚，财富分配方式由能者多得向赢家通吃改变，整体经济出现严重实体空心化和泛金融化的趋势，导致贫富差距的增加和结构性失业的增多，阶级矛盾尖锐突出，造成社会阶级权利和义务的倒挂和财政收支平衡破坏，最终造成国家财政破产，进而激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最终导致社会活力和动员力的下降。三是国家过度扩张，导致扩张的投入产出率急剧下降，维持扩张成果的成本急剧增加，国家声誉和道德资产严重透支，而国家声誉与道德的过度透支又会削弱美国在全球号召力、吸引力及信誉度，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推高帝国维护成本。四是社会组成及权力基础形态改变，导致社会族群构成及信仰价值急剧异化，社会凝聚力严重下降，种族冲突、阶层对抗大幅增加，极端主义大行其道。帝国后综合征在美国的直接表象就是财政赤字激增、社会活力下降、阶级分化严重、社会共识撕裂，同时社会充斥焦虑和愤懑的民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过往帝国通常为缓解国内矛盾而加快内部矛盾的外化步伐，在国际推行更为激进的扩张政策，直至彻底打破对其最有利的固有国际格局的平衡框架，引发不可预测的结果。

但美利坚帝国和过往帝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的不同是，美利坚对世界的征服是以追求各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服从的柔性征服，而非追求对土地和人民绝对占有的刚性征服。换句话说，美国追求的是全球霸权，而非世界王权。这种征服方式代价更小、更加柔和，但也更不稳固。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美国的霸业同样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美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触手遍及全球，凌压所有国家的庞大帝国，常常以罗马帝国自诩，也大量借鉴罗马帝国的征服方式。但其在全球霸权道路的探索上所遇到的问题是绝大多数过往帝国从未经历的，也就没有前例参考。正如上文所说，美国以秩序征服为主要形式，主要借由武力的恫吓或短期打击来迫使对手屈从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扩张行动上更注重道德包装。对领土扩张或殖民扩张保持着相对的克制，更多的是以在关键地缘地区的支点国家培植亲美政治政权，间接操控战略支点国家政治服务于其全球战略。这点和其他帝国有着本质不同，即使英帝国也是以帝国直统的全球性殖民地为基础，通过在列强间的纵横捭阖，迫使所有强国屈从于其主导的世界秩序，来维持其帝国架构及全球事物主导权，而美国几乎没有直统的大面积海外殖民地。准确的讲美利坚帝国不是帝国，而是一整套精妙设计覆盖全球的美利坚秩序。这套秩序是以科技制高点为基石，以绝对军事优势为权力基础；以美国主导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分工为经济运行流通基础，以美国意识形态价值为导向的文化舆论体系为宣传推手的复杂秩序框架和完备的全球治理模式。

这套模式在设计时候充分吸收了美国权力政治学之父——汉斯.摩根索定义并推崇的罗马模式理念，强调将被征服者纳入帝国文明的主流使之成为帝国文明（美属秩序）的一员，或通过使被征服者彻底摆脱其本属文明而成为帝国奴隶的方式来完成全球征服。但是美国与罗马所面临的环境差异很大，永久海外领地不足、没有绝对人力优势、自核武器的出现和扩散，罗马式的绝对征服没有操作空间。因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有强烈的大国共治色彩，更强调柔性征服，而非绝对刚性征服。即美国通过军事、外交、经济等手段构建起复杂的地缘盟国安全体系及国际组织条约体系，为次等强权或地缘强国留出一定的等级序位及相应的权力边界，尽量避免直接刚性对抗，通过软硬兼施迫使潜在对手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安排。在大国共治体系中，按照美国对对手威胁等级的排序，运用综合手段打压削弱挑战者，以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动态平衡及美国超然的国际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大国共治是美国的必然之举，也是无奈选择。

美国的霸权悖论

从个体讲，美国的综合国力非常强大。但美国为了维持霸权体系，将战线拉得过长，而美国的体量又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帝国战略，这又使美国非常脆弱。所以狭义上的美国非常强大，而广义上的美国又异常脆弱。不可否认，美国的治理体系设计非常精妙，帮助美国以最低的成本，维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权。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所以这套设计在成就美国的伟大的同时，又使美国陷入一种霸权悖论之陷阱中。即美国的扩张在巩固霸权的同时，又不断激化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美国在对他国权利边界反复挞伐的同时，又快速透支着美国道德信用资产；美国在快速构建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又加速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在追求美元霸权的同时，有促进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变相降低了美国的相对国力；美国在强势推广美国文化价值的同时，反而促进了全球多元价值的发展；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缓慢地侵蚀美国的霸权基础。

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他书《美国力量的悖论》所讲：美国的权力无疑是有限的，无疑是要被分享的。美国对世界的绝对掌控力是不够的。按相较于美国的强弱亲疏次序，把权力与盟友乃至对手分享和共治是美国主导世界的前提。最终通过军事、道德、舆论、经济、文化、外交、地缘政治操作等综合协调，来维持对美国最有利的动态平衡。在这个体系下，美国可以对其他大国进行遏制和压迫，却极少彻底消灭对手，所以这种霸权有着强烈的不稳固性。更为重要的是，冷战后美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事物的介入与扩张达到了空前规模，必然导致美国利益的泛化和对他国权利的反复侵犯，这使得美国与各国的矛盾积累到了空前规模。美国为了稳固霸权，对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综合手段频繁使用，导致美国的国力加速透支。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大幅降低了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同时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下降，对他国掌控力的下降，加之非传统工业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美国的实力比较优势迅速下滑。因而随着美国霸权的扩张，美国的全球治理反而进入了负向循环周期。

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在全球范围内有着雄厚的战略资产。其的百年经营，构建起了有着极大纵深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综合性战略体系。即使美国的发展进入负向循环周期，凭借常年积累的体系优势，用优势代偿劣势，美国依然笑傲群雄。所以美国在面对苏联、日本和欧盟这些在某些方面都类存在明显短板的对手时，均能取得胜利。但在美国综合实力下降、软实力削弱、巧实力失效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能力全面且体量相当的对手或集团，很可能会打破最后的平衡，因而美国将中国视为了当前最主要的对手。

美国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竭尽所能的确保科技、军事、经济、文化的绝对综合优势，巩固世界财富资源的分配主导权和世界舆论主导权，阻止任何国家或集团获得全面能力，防止其他次等强权结成针对美国的联盟。但国力下行的趋势限制了美国达成上述目标的能力。所以在相对实力下降、掌控力下降、号召力下降的前提，如何以最小代价巩固并提升相对实力优势、加强对盟国的控制、遏制潜在对手发展、防止其他此等强权结成针对美国的同盟已经成为美国的世纪命题。在核平衡框架已经形成，大国间经济融合日益紧密的今天，既要恢复美国国力、又要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既要保持美元地位，又要重振实体经济活力；既要恢复美国号召力，又要保持美国威势；美国要在这些充满矛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艰困的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多的借助盟友的力量。但借助盟友的力量就意味着与盟友分享更多的权利，降低美国对盟友的掌控能力。而这与霸权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权力转移与权力稀释(Power Transition Theory or Power Dilution Theory )

自1958年A.F.Kenneth Organski正式提出权力转移理论以来，日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界重视。其原因就是美国国力相对下滑，其他区域性强国实力的相对提高，部分印证了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将导致国际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众多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欧美学术界主流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就必然导致战争，但至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难以避免地印证“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与总结。

但是在中美双方都有毁灭对方能力，彼此间经济联系又非常紧密的情况下，出现战争的几率却微乎其微。但是随着中美从合作为主题的阶段走向竞争为主题的阶段。权力转移依然不会出现，而会出现双方权力均被稀释的情况。美国遏制中国，必然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孤立打压中国。而这一过程美国必须依靠传统盟友和相关地缘国家来达成这一目的。而美国对这些国家提出具体要求，但他们没有受到中国的绝对威胁时，必然会要求分享美国更多的权力，同时借美国的压力，向中国索要更多的好处。随着其他的发展和美国的“消瘦”，美国开出的传统价码愈发没有吸引力，所能给予的战略资源原来越接近维系霸权的核心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美国是否能成功遏制中国的崛起，其霸权都将被其他国家分享稀释。

另一方面，中国为了应对美国的遏制孤立，必然对重要国家进行利益输送和权力让渡。同时为了摆脱西方市场的潜在封锁，必然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并且出于分散压力和巩固关系的考虑，可能会输出相关的战略性技术，以帮助相关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国防自主。以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必然会促进全球工业化极速扩散。正如A.F.Kenneth Organski所讲：一旦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后，“权力转移”产生的大国竞争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国家权力的“巨大和突然的变化”几乎停止，需要“新的理论”。

全球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就是大幅提高美国霸权的维护成本，加速稀释美国的霸权，直至美国霸权终结。所以，中美竞争的结果，美国霸权终结的形式很可能不是被另一个霸权所取代，而是因维护成本过高而自然衰败，其权力被少数几个大国或所有国家分享。因此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将比如何遏制中国崛起更值得美国的重视。中美间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美国的权力是被他国无限分享，还是对中国进行有限让渡，达到新的均衡，防止霸权的过度稀释？是美国最需要迫切思考的命题。

中美博弈的历史脉络与竞合的得失计算

纵观人类政治史，征服与被征服、遏制与反遏制、平衡与再平衡、利用与被利用是国家间博弈的永恒话题。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打压，从当代主流国际关系学看并无不妥。要明确中美未来走向就要了解中美间的交往史。回顾中美交往史，中国历次重大历史转折，或多或少地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中美间的命运早已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从时间看，中美关系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848-1949），美国长期将中国定位于其与日本、苏联等列强争夺东亚主导权的猎场，而非对等伙伴或对手。二战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拖延和延缓日本扩张的阻拦网，二战后美国又刻意扶持蒋介石集团，将蒋氏中国作为遏制和阻挡苏联的防波堤。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期，美国国内依然没有关闭与新中国协商的大门。

第二阶段（1950-1964），自朝鲜战争爆发后，红色中国彻底倒向苏联，中美关系跌到了历史低点，美国也第一次将积贫积弱中国视为主要地区竞争对手。为了遏制中国发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公然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的统一。在印支半岛，美国拉拢扶持相关国家孤立封锁中国。

第三阶段（1965-1989），自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后，中国掌握了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接触。同时中苏交恶，美国也看到了中美合作的巨大空间。于是有了台湾退出联合国、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自此开启了中美携手遏止冷战的全面合作阶段。

第四阶段（1989-2018），自1989年起，苏联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失去伙伴价值，而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宿怨及意识形态差异则凸显出来。所以美国在受到对苏联策略胜利的鼓舞下，发动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突袭战。于是就有了北京八九年夏天的风波。但是那次突袭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局势和战略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控中，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的技术输出或者更加激烈的报复措施，局势将不可收拾。所以老布什立即派国家安全助理考克罗夫特为特使，对中国进行释疑和安抚。自此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有缺陷的合作伙伴，将中国安排进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满足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同时借接触与合作，灌输意识形态主张，消磨中国斗志，分化中国内部，希望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消灭中国的潜在威胁。

第五阶段（2018-?），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对美国的冲击和压力越来越大。加之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设定的脚本实现和平演变，美国已经中国视为了威胁。随着特朗普在国情咨文将中国定义为主要对手，宣告中美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中美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合作大于竞争向竞争大于合作方向转变。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主要、最微妙的一组国家关系，可以用“五跨一非”来概括：跨种族、跨文化、跨文明、跨意识形态、跨政治制度和非盟国。中美间有着中美深刻的历史宿怨，但中美又有着悠远的合作交往历史。中美间有着无比紧密的经济协作关系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中国对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又保持着极高的独立性。中美间体量等量齐观，但中国人口有远远多于美国。美国综合实力大幅领先于中国，但美国又无法彻底征服中国。随着中美间实力的拉近，中美间的猜忌和矛盾充分暴露了出来，很多以往两国间故意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中美间未来关系发展，竞争与合作间分寸如何拿捏将是一个艰难的研究议题。

正如我前文所说，现行国际秩序是美国的财富，更是美国的包袱。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包袱。这是美国最大的命门。狭义上的美国非常强大，但广义上的美国（秩序）又非常脆弱。有人说现在是中美争霸的时代，我始终认为目前中国没有争霸的实力，但完全具备搅局的实力。

无论从国力优势、道德优势、对盟国的掌控能力上讲，美国均处于二战以来最弱的时期，军事优势也随其他领域优势的缩小而逐渐削弱。但从经济到军事、从文化到科学、从地缘政治到意识形态，美国的战线处于历史上最长时期。在这个前提下，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或地区集团的实力增长超过美国规划预期，都会打破脆弱且微妙的平衡，引起一连串巨大的国际格局震荡。虽然美国可以在特定地区和领域选择性地战略收缩或退居幕后、但中国又是美国维持战略平衡最大的变数。中国在不谋求主导的前提下，通过巧妙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综合介入，扩充特定目标实力，完全可以将美国维持对应地区或领域主导权的成本推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将这些地区或领域永久性脱离美国主导。久而久之，美国（秩序）将因失血而衰竭。

不同选择下中美间竞争结果的推演

美国应对中国“挑战”无外乎三种手段。第一种是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力征服。第二种是对中国发动冷战。第三种是在与中国保持必要政经联系的同时，联合盟友和与中国有潜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制定出不利于中国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而形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格局。

第一种武力征服的可能性

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从中国掌握核技术和洲际火箭技术那天起，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抹杀的可能就不存在了。相反美国必须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为中国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以换取中国对美国秩序的“和平依附”，否则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很难稳定。这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用中国的廉价劳动资源“赎买”国家发展权。中美在这个问题上默契经历了三十多年风语的考验。甚至在八九年那场风波后，布什总统依旧要稳固中美关系。近年来美国加快了反导技术的研发部署，而中国同样在不计代价的确保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因为大国间的武力均衡是世界稳定的基石。我认为即使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不愿意看到中俄对美威慑完全失效。因为这将导致严重的战略失衡和安全风险，也让他们也失去了与美谈判的叫价空间。所以，以中国的军事威慑能力、和平的姿态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国际社会不存在联合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操纵空间。另外，中美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无论是常规军事冲突还是热核冲突，轻则中国从现行秩序的协建者变为破坏者，重则两国同时遭受毁灭性打击。其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所以对中国发动战争不会成为美国的现实选项。

第二种全面冷战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计划对中国发动类似于针对苏联的冷战。其结果必然加速美国的衰落。首先中国奉行市场经济理念、遵守国际规则，对任何国家及阶级都没有威胁，对中国冷战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号召力。其次冷战阵营的划分，必然会割裂统一的全球市场，动摇世界统一的政治经济规则，同时美国及其盟国将失去世界第二大的中国市场，这是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都难以接受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想要在冷战中争取盟友，必然给予盟友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包括美国国内市场的开放、高技术产业转移、国防外交更大主导权、国际秩序管理更大参与权等等。但美国国力和二战后已今非昔比，杜鲁门时代美国国力的巅峰，但随着美国对欧洲、亚洲等盟友的扶持，至冷战结束前，美国的相对国力优势迅速下降。能给予传统盟国的只有国防外交独立权和国际领导参与权这些触及美国霸权基础的权力。而能给予新兴盟友的高新技术或市场准入权又会反伤没过国内产业和传统盟友利益，加速美国的衰落。最为重要的是，冷战还将促使中国与其他受美国敌视或压迫的国家结成同盟。如果中国被迫加入冷战，中国采取的策略将完全有别于苏联，很大可能会采取同归于尽的毒丸战略，加速美国失血。加之美国在中南美洲、中东和欧洲等地兔死狗烹、倒行逆施的做法，美国的道德感召力在极速下滑，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世界国家都已明白兔死狗烹，养敌自保的道理。中国倒下，意味着世界平衡被彻底打破，一个美国肆无忌惮、予取予求的时代再次来临，是任何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所以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美国已经不具备对中国发动冷战的能力，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其结果中国未必成为赢家，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输家。

第三种接触状态下的遏制的可能性

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是联合盟友对中国采取一种半合作半遏制的软冷战策略，以逼迫中国接受更加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这是美国的主流认识。美国针对中国的这套策略所依仗的无外乎政治遏制、市场封闭、技术封锁和资源限制三种举措的综合使用，能否争取足够的盟友支持是成败的关键。

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遏制的基础是以美、日、韩、印、澳等国“同盟”为核心的印太战略。这个联盟战略看似无懈可击，但却充满了逻辑上的悖论。首先这些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均为中国，过分遏制中国首先会伤害它们的既得利益。其次虽然这些国家和中国有着一些的历史宿怨和现实矛盾，但这些国家之间、与美国间同样存在着历史宿怨或现实争端，甚至某些宿怨与争端是不可调和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大国雄心和帝国情结，美国虽然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它们的地缘需要和发展需求，但这种需求首先不能超过中国对美的“威胁”程度，否则就成了前门驱狼，后门入虎。

所以印太战略能否达到美国的预期效果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美国在联合它们遏制中国的同时，能否为它们提供更大的替代市场；二是美国如何让中国对它们的威胁程度大到足以让它们放弃彼此间历史宿怨和现实争端而团结起来；三是美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它们崛起并给予相应秩序安排。因而这些国家参与印太联盟在满足其现实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提高其从中美双方要价的筹码。中国出于反孤立的考虑，会在合理的范围内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并且会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其对美国要价的空间。同时中国必定会在美国最在意的地区输出工业化及扶持区域大国。在这个局面下，鉴于美国卸磨杀驴的不良历史，这些第三方国家一定会在中美间保持实质的中立。最终的局面将中美同时失血而他国得利的战略平衡。美国的霸权没有被中国取代，而因他国过度分享而快速稀释。这就是美国霸权的悖论。这种政治遏制最终结果对美国的伤害将远大于对中国的伤害。

历来占据世界科学技术高地，是美国的霸权之本。一方面借助技术优势，可以保持美军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控制世界技术转移与金融手段的综合运用，主导世界的产业分工，保持美国工商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对中国技术封锁，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必然手段。但绝对的技术封锁显然行不通。首先技术孤立必然会导致中美经贸纽带的崩溃，将世界引入冷战，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及部件的进口国，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技术禁运，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市场额话，必然会导致美国科技企业灾难性萧条。并且面对中国的市场诱惑，美国的盟友又有多少严格跟随美国的禁运措施，这有待思考。第三，绝对的技术封锁等于美国放弃了专利权限，那么中国可以对美国产品进行合法仿制。科学技术是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工程化运用的技巧。发展所需的是足够数量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大脑和相对宽裕的时间。以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考虑到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两年完成原子弹到氢弹跨越的壮举，加之中国每年理工科毕业生超过四百万（美国年理工毕业生四十万，美国工程科技人员15%为华裔），中国科技发展潜力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受到封锁，中国始终密切跟踪世界各领域技术进展，在各关键产业技术节点，都制定了详尽的可替代方案，虽然整体上达不到尖端水平，但基本可以维持整体工业体系运转。中国有可能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将中美平均技术差距拉近到三年以内。五年的技术差距就足以打破中美间的战略平衡，如果中国有目的有策略地将高新技术向全球扩散，必然会瓦解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进而导致全球现行金融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

所以摆在美国面前的现实策略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节点技术禁运+对部分龙头企业的精准制裁”。美国凭借先发技术优势构筑起完整的技术专利壁垒，封锁中国技术进步的道路，同时通过技术禁运迟滞中国关键技术的发展，再通过对行业龙头企业的精确制裁，打掉中国整体技术进步网格支点。但这一战略必须建立在与中国达成协议为前提。但这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任何国家都不会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轻易的让步。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建立对等原则。技术禁运作为一种技术性贸易歧视，等于放弃了公平原则，这和知识产权保护原则相抵触。美国可以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综合手段压迫中国暂时接受美国单方面制定的知识产权游戏规则。但中国不可能放弃高技术战略。禁运和施压只能带来有针对性的反垄断调查、反倾销、特定市场准入等方式的反击，这必然造成知识产权新的摩擦。所以中美要达成相关协议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即使能够达成协议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在这个棋局中，美国有压制和减缓中国科技进步的意愿与意愿，而中国也具备在付出加大代价后导致美国霸权崩溃的实力，双方彼此需要又彼此戒惧。所以双方的博弈必然是痛苦且漫长的。但是一旦双方在此问题达成长久协议，那么中美之间的争端也会随之解决。

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人所共知。美国有理由把关税与市场准入作为对华谈判的主要筹码。但中国对美出口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从美进口只占GDP的1%。在美国，由于其庞大的内需驱动型经济，相应的数字分别为1%和3%。所以如果双方在找到替代市场的前提下，贸易摩擦对双方直接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但从发展角度看，中国产业链的顶层技术源于美国及其盟友，如果美国决心对中国实施全面技术禁运，中国经济将损失惨重，但美国同样损失惨重。站在美国角度，长久以来中国在经常账户上的对美顺差，是以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输往美国换来的，这种模式保障了美国市场的稳定和美国人的生活品质，而中国靠低人工、低福利转来的美元，又以极低的价格输入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再以资本的形式投资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套取利差。同时中国对美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美资公司。所以失去中国的配合，对美国国计民生无疑是极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从全球政治经济角度，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引起了世界贸易格局的动荡。随着摩擦的加剧，这种动荡很可能发展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外贸国家，以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是保持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柱。

如果中美贸易关系彻底破裂，人民币必然与美元脱钩，美国也会将供应链外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在极大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同时，还会为美元树立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产业链外移只会加速催生出新的工业化国家，加速全球工业化。而这一进程将导致世界秩序的重构，新秩序是否按照美国的秩序安排进行，中国是最大的变数。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促进全人类进步，中国有足够能力和意愿帮助新兴工业化国家补齐产业链短板，降低新兴工业国家对美秩序的依赖程度。如果美国的工业化水平是10分，中国的水平是8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承接承接产业链转移后为2-4分，中国完全有能力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提升到6分。也就是说美国新的秩序设计将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完全跨国工业化门槛的国家。这一过程将引起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多米诺效应，没有人可以预测变化的结果。美国是否做好迎接这一变化的准备？值得伟大的美国人民的思考。中美脱钩，中国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根据我的计算（详细计算推导过程我会找时间专门写文章），如果中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从中美双方角度看，由于中国的要素替代能力弱于美国，中美双方的损失比为6:4。但从全球政治经济角度讲，把争端领域从经贸扩展到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中美间的损失交换比可能为3：7，甚至1：9。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是巨量的，国内供给很难满足需求，这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选项之一。但不能忽视中国本身也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虽然各种资源储量并不均衡，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发展需求，但通过科学的储备和管理，基本可以维持国家一段时间的基本运行。另外，中国作为世界资源的重要最大买家，是包括美国诸多盟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不可能放弃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当前重点打击的几个国家中不乏资源大国，其中俄国更是超量型资源大国。由于相同的境遇和历史背景，中俄两个大国正在加速走近，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源封锁加深，那么中俄可能会结盟，这对美国的影响绝对不是资源与经贸层面。同时世界资源、能源供应链的重构，将毁掉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时代的噩梦将成为现实。

所以无论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上述遏制选项，都需要承受相应的风险和代价。中国不具备和美国争霸的实力，但完全具备把美国霸权成本推高到美国难以承受地步的实力。根据我的计算，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只需付出美国维持秩序花费40%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总和成本就足以改变世界的平衡，让美国的全球霸权因多发性失血而衰亡。我相信美国的知名学会和相关研究机构就此议题已经进行过很多次沙盘推演了。能制定出二战后如此精妙的战后秩序，并能在随后调整中有诸多神来之笔的美国战略家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点。

综上所述，中美间是战是和需要两方仔细思量。而美方要思量的是遏制中国为霸权服务，还是霸权为遏制中国服务？摆在中美双方面前有三条道路：要么被中国超越，霸权转移到中国；要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遏制中国，霸权被他国稀释分享；要么中美协调妥协，实现大国共治。

中美间的共存问题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起，中美能否共存一直是两国政学两界研究的热点。到目前为止，中美不仅能够共存，而且合作的很好。中美直接能否共存，不在于双方将对方定位于什么，而在于双方是否有共同的利益，利益是否大到足以弥合双方的分歧。而中美恰恰有着足够大的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可以给予对方造成足够的伤害。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如果美国愿意牺牲世界霸权，美国打败中国毫无问题。而如果中国愿意付出极大代价，也有完全可以摧毁美国的霸权。中美双发给予对方多大的打击，就会有多大的反伤力伤害到自己，合作还是互毁对中美两国是一道送分题。中美分手，美国几不可能找到可以帮助它维持当前如此稳定和繁荣的世界秩序的搭档。中国没有美国帮助，也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中美两国无法单独面对，这是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石。世界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只要得到足够的尊重，我认为中国非常愿意支持美国的国际领导。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成果足以保证全人类摆脱饥饿、灾病的威胁，使全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人类社会早该跳脱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蛮荒竞争阶段。相反，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以美中为首的国家携手解决，以帮助人类能尽快全面摆脱饥饿、疾病、战争和愚昧，开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在科技领域，现代科学发展已经到了理论的天花板。自1927年第五次索尔维会议后，物理学再也没有重大理论突破，人类科学的进步依然建立一百年前建立的量子力学理论基础上，工程技术发展慢慢接近了理论极限。半导体芯片制程马上就要到达理论极限；电动机、内燃机和储能装置效能也接近了理论极限；科研仪器也即将到达理论分辨率极限。由于缺乏重大理论创新，作为创新火车头的美国在科学探索上面临着看不见前路，而追赶者却越来越近，这正是美国最大的焦虑所在。由于缺乏理论创新，人类科学的进步已经愈发不能满足人类对美好未来生活的向往。由于缺乏理论创新，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还在逐渐变慢，单独某一国家已经无法承担起探索科技世界的重担，昂贵的大型科学实验的成本和风险不是单个国家所能独立承担的。所以中美应该联手就人类发展重大节点技术和科学理论进行重要探索，共同制定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科技发展计划。中美公司可以交叉持股，

在资源利用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深度和效率不断深入，世界资源足以保证全人类高品质的生活。随着生产力进步，几千年来，粮食亩产从几千年前的几十斤提高到近千公斤；能源利用从简单的木柴发展到石油、天然气、核能、风能、光能以及未来近乎无限核聚变能；对矿藏的利用从地表的矿石发展到数千米地下的矿藏；生产能力从仅仅能满足极少数人高品质的生活发展足够所有人类过上体面富足生活的程度。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绝不是奥巴马口中的世界灾难。资源之争不应是中美争端的因素。两国合作反而可以为全人类来带来更好的生活。

在经济领域，中美做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肩负着维护世界经济繁荣的重任。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和美国遇到经济困境不是中国造成的，我想这是世界上所有有识之士心知肚明的事情。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平均和价值链传导不畅的问题。美国的国内市场消费已经达到饱和，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充分享受人类发展的成果。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地位的考虑，对技术性产品进行限制性出口，同时还破坏中国发展和建设新兴市场。这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当前人类的生产能力和资源储备利用能力，足以满足全人类生活水准的进一步提高。所以中美应该放下成见，携手为人类的福祉创造出更广阔的的市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生产提供帮助，美国为这个过程提供公共安全、秩序保障、科技指导、金融服务等服务，同时中美共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启动市场。在十年时间，世界整体市场容量就会增加数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都会迎刃而解。世界经济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大繁荣。美国和中国将因终结大国争霸时代，并开启人类新的发展纪元而永载史册。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也将因这样的功业而彪炳千秋。

我认为中美两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战略互信问题，这是阻碍中美两国携手为人类创造终极福祉的最大障碍。首先，美国将三分之二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最近的基地距离中国经济最发达东南沿海地区仅三百公里，美国半公开的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在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小动作不断，美国在南海问题让中国难堪，美国大力推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不可能信任美国，一定会不断扩充军备。而中国军备的增加，又会引发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中美两国矛盾必将螺旋上升，直至战争的爆发。其次，科技是美国竞争力的核心，是美国最为重视的领域，但科技发展同样是中国最为重视的领域。美国借由禁运和不合理的知识产权策略限制中国的科技进步，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放弃科技的发展，中国有世界最多的理工人才储备，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科技的起飞只是时间问题。因而中美要和平共处，就一定要解决科技的恶性竞争问题。最后，众所周知中美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美国总把中国打入道德另册，一直希望对中国进行整治改造。那么请美国的政治精英扪心自问，在美国的发展史上，美国选择盟友的标准真的是以道德和政体为界限吗？美国对中国政体干涉的企图，难道不是希望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进行渗透和干涉吗？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也写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迟滞中国这一进程的主因不是中国自己，而是美国借由这一概念的包装，对他国政治进行干涉与颠覆的事实和结果。中国百年奋斗成果不可能因他国的政治渗透与干涉而毁掉。所以中美在意识形态上陷入了囚徒陷阱。

所以解决互信问题，我认为第一美国应减少在亚太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支持中国统一台湾，承认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中国可以同意保留台湾除国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权利，并且和美国达成军备协议，把军备规模控制在美国一半，承认和支持美国在亚洲保留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第二在科技领域，中美应该对科技企业进行交叉持股，在产业链上相互融合。例如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可以保持在半导体设计方面的优势，而在材料领域应该让中国占据一定优势，在设备制造领域可以让中美两国各占优势，使中美两国能够相互制衡，相互信赖，相互融合。当然我也相信中国可以让美国在交叉持股的前提下可以更加主动一些，以达成中美的科技互信。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必须放弃以意识形态为借口的渗透和颠覆。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目标都是为创造人类的幸福而存在，中美应放弃既有的门户成见，共同创造出跨域历史成见、更具包容性的新意识形态。并且鼓励中美两国社会精英阶层联姻、交流，形成长久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