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反映西方精英对“中国体制”态度的文章，格外精准 | 文化纵横

【导读】这是一篇在西方知识界越来越常见的“鼓吹中国”的文章。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对手，进而推动国内政策议程，已成为美国精英群体的一个流行做法。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通过比较中美两国产业经济的现状和趋势，严肃地指出：由于制造业空心化，美国正在走向失败，而中国则凭借卓越战略谋划在各个新兴产业领域攻城略地，并逐步取得压倒性优势——中国在不如西方的领域，会很快追赶上来，而西方在不如中国的领域，则可能永远落后。然而，这篇文章绝不是简单地吹捧，作者希望借中国指出，美国存在政策失误和路线错误。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构成美国社会经济运行基础的税收规则、会计准则、金融体系都存在严重问题，以至于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系统性地歧视制造业投资，造成如今国运积重难返的窘境。

什么样的错误最难纠正？“正确”的错误最难纠正，毕竟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始终没错，那他自然也不会想着如何纠正。因此，这篇文章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反思，而且是对美国赖以维系的政经体系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挖老根”式反思，简直恨不得推倒重来，成为当年《河殇》派的当代美国镜像。这恐怕代表了西方一股非常值得注意的新思潮。在他们眼里，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使西方相形见绌，这促使他们产生更深刻的质疑和反思，进而要求他们超越西方传统的左右之分、保守自由之辩，寻求一个更接近本质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方案”正是他们振兴国运所需的思想素材，西方思想界的微妙转向，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诚然，这种思潮的目标是使西方再次伟大，但在求索过程中却不经意间成为中国发展故事的同行者。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电动汽车的迅猛崛起、新能源产业压倒性的竞争力、《黑神话：悟空》惊世骇俗的登场一次又一次佐证了他们的预判，其历史意义在于：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产业科技奇迹，首次在西方催生出一批真诚支持“中式路线”的知识分子拥趸。也许这篇文章在中国的关注度要高于美国，但这篇文章代表的思潮和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长期关注的焦点。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二十一，编译自American Affairs，原题为《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4年第35期  总第207期

中国胜利“进军”，美国又当如何？

南森·辛明顿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张谦和 毛克疾 (编译)

南亚问题研究小组

如果美国贸易战战败，那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这场失败？美国金融体系实在太灵活强大，以至于成功掩盖了一个事实：美国其实已输掉了贸易战，我们已生活在中国获胜的“战后世界”中——在这里，中国不仅在贸易竞争中压倒一众发达国家，甚至促使发达经济体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被迫“去工业化”。然而我们认为，这一局面并不全然是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恶意”为之，美国自身的错误和经济扭曲才是中国获益的根源。美国工业产能和国外出口市场不断流失已充分表明，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思想并不足以应对一个“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

即使在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已陷入危机。美国人都希望拥有白领工作，而华尔街则推动企业放弃可能拖累股权回报的“麻烦资产”，因为这类重资产意味着更多监管责任和更高维护开支。一方面，美国人越来越难以忍受过去几代人所经历的严酷产业工作环境，另一方面，美国开始专注轻资产企业结构——两相结合成为促使美国生产外包的强大动力。如今，外包已成条件反射，即使此举已伤害美国经济利益，但主流论调仍念叨着关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灵活性的陈词滥调以作辩护。

相比之下，中国实现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据其国内外政治目标重塑了世界。G7国家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对于应对中国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和出口中心，而当年的华约国家除原材料之外从未生产出任何西方想要的产品。二十年前的分析师们并未预见到中国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崛起为全球制造业主导国，也没有预见到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推动数亿国民脱贫、实现城市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居上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应被视为人道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恰好验证了过去那些全球主义者的观点。然而，我们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崛起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G7国家的制造业产能降低，技术工人和相关支柱行业面临流失。同时，G20国家深度嵌入中国的产业需求，自身的工业化前景面临更多变量。

世界上所有国家，甚至美国，都在无数供应链节点上高度依赖中国。美国虽有制造产品的技术能力，但却没有本土制造商能够获得足够资金以实现本地生产。因此，我们不得不在继续削弱本土生产能力和将钱浪费在补贴成本高于中国数倍的本土制造商之间做出痛苦抉择。

G7国家的分析人士经常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劳动力成本。这无疑是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工资通常在每小时2到4美元之间。然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资按照定义同样在这个范围内，但这些国家显然缺乏中国在供应链和产品覆盖上的强大影响力——它们在国际体系中是“接受者”，而不是“创造者”。这些国家无论基数有多低，都无法取得三十年的高平均增长，也同样不具备中国在原材料加工、供应链、港口和物流以及先进制造技术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更无法对工业化带来关键影响。简而言之，单纯用廉价劳动力来解释中国制造业的突出地位，只会严重误导外界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理解。这种解释假定国际贸易中存在某种受金融调节的稳定状态，但这种状态显然是虚幻的。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支持者认为开放中国消费市场会给G7国家的制造商带来丰厚回报。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例如，移动通信公司在几年内获得了巨额利润，而许多G7国家的进口商获得了廉价且专业的海外制造服务，同时西方也保留了知识产权和分销权。然而，总体来看，虽然中国消费市场对G7国家的公司来说因为过于庞大而不容忽视，但贸易向中国极度倾斜——G7国家消费者为省钱而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的代价是债务和技术转让。

出现这一局面，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经济其实正是西方金融体系的“暗黑反映”。因此，西方必须在继续维持这个有害体系和做出必要政策调整以实现自身社会目标之间做出选择。而且美国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中国带来的“危机”已在快速蔓延，而解决问题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

▍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曾经是零碎廉价杂货的代名词。而现在，中国产品涵盖从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车、微芯片的全线产品，还生产全球一半船只。中国骄傲地自称“世界工厂”。中国学者高志凯最近告诉英国记者安德鲁·马尔，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制造商，并不胆怯与英国展开竞争。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以及对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巨大贸易顺差，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中国产品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先进供应链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一些重要的产品类别中，中国企业甚至是唯一供应商。

这一发展近几年才初见端倪。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这次巡行打开了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的大门——大约发生在比尔·克林顿上任总统前一年。在随后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更像是一个基本产品供应源，而非先进产品生产商。G7国家似乎曾经笃信，中国要么会倒向西方，要么会在产业升级和复杂化上裹足不前。

因此，中国制造业兴旺发达被视为值得庆祝的事；它通过降低西方消费品成本以提升西方福利整体水平；它扩大中国对西方商品的需求；它还增加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接触。而中国人民也将在这一过程中摆脱贫困，也许还会顺便吸收一些“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这些信念1992年时或许很合理，甚至2012年时也是如此，但到2024年，这些信念已完全过时。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但并没有向西方“投降”。对于西方公司来说，从中国得到的市场远小于中国所获得的西方市场容量。西方国家发现自己正逐渐失去必要的技术技能和产业能力。此外，中国还被视为长期安全威胁，因为担心销往西方的产品带有“信息获取”功能。

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在方兴未艾的电动汽车革命和电信革命，中国都即将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拥有远胜于G7国家制造业能力，并且具备可以转化为军事能力的“经济深度”，而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却在快速衰退。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资本将不可避免地逃离其他发达国家，奔赴中国。这给当前全球安全秩序带来风险，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金融和贸易风险，同时对数以亿计的发达国家工人带来生存危机——他们终将发现自己只能从事零工和服务业工作，而这些工作完全不足以维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在2024年，我们必须面对一些艰难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走到这般田地？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收复失地并超越他们？

▍严肃应对

首先我们需要诊断问题。在金融和会计领域，美国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验的吸收和学习已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那个时代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从泰雷达公司（Teledyne）到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都认为优秀管理者与平庸管理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能否高效利用企业资本。毋庸置疑的是，当时资本错配是常态，因此企业领导者通过提高股东回报率赢得声誉（和财富）。然而，追求尽可能高的资本效率最终导致了荒唐的激励机制。

华尔街的理想是找到没有资产却能无限扩大利润的公司。美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如造船业或钢铁业）中很多堪称伟大的企业被鼓励甚至最终被迫将生产外包到海外——并非为了节省用工成本或改善产出，而仅仅是因为将制造业外包给外国第三方会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如果这些企业无法离岸外包某一类别产品，他们就会选择完全放弃生产，这意味着美国将完全失去这一行业以及对应的生产能力。如果回顾华尔街过去三十年的种种现象，很难不得出一个诡异的结论：在华尔街眼中，使用资本最有效的方式是将资本投入金融资产或软件企业。

而三十多年来，中国则一直坚持押注另一产业路径。中国显然认为硬资产和制造业能力值得拥有，不仅因为它们能带来直接经济回报，还因为它们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协同效应：高技能的产业劳动力队伍、更快的研发迭代周期、对供应链的掌控。三十年过去了，真的有人能够说中国下错了赌注吗？

其次我们需要解决方案。美国及其西方G7盟友不能再依赖一个“亦敌亦友（frenemy）”的国家来维持自身运转。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指向振兴美国工业，缓解贸易失衡，促进重要制造业回流本土，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护美国经济和战略安全。幸运的是，美国并不需要从头学习这些。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策略，不仅向最成功的竞争对手学习产业政策，还可以从美国自身经验学习。

诚然，中国过去五十年多年来一直将工业化视为一个安全关切。1985年以前，中国利用外资占GDP比重从未超过0.54%，1990年之前从未超过0.88%。直到1992年中国开始有意吸引外资后，这一比重才迅速上升，到1994年达到5.99%。当时，这些外资几乎全部流向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企业，而当时中国大多数其他行业和活动则被严格保护。

这种格局下，中国既能够发展领先世界的出口产业，又能实现工业产品的本土替代，同时还不用担心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组织瓦解破坏原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简而言之，中国的工业化绝不单是其银行贷款账目盈利的产物。这是一个在保持结构性封闭和保护主义的经济体中，所做的有意识、针对性选择。中国因此极力避免了“休克疗法”。如果我们能像中国领导层那样思考利润背后的隐性成本，我们应该能做得更好。

第三，我们要了解中国的计划。尽管“中国不可捉摸”或“中国喜好秘密行事”的刻板印象仍大行其道，但中国媒体却信息量极大，领导层也常常公开商讨问题。这对西方来说似乎很奇怪：其实中国一直以来都公开、反复地把全部筹码摆在台面上——通过实现技术和产业主导来改革国际秩序。这些声明往往由中国政府在重要活动中用中文发表，也出现在内部使用的政策文件中，所以真没必要认为中国话里有话：所见即所得！既然中国显然打算持续推进这些计划，那无论我们看法如何，中国的计划都是当今大国竞争的关键。我们不必认为这些计划是最优的，但必须承认它们确实塑造了中国政府的行为和选择。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特别是当你关注手段而非目标的时候。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确实通过努力成为制造业强国，并因此收获一些经济成果和政治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奏效。了解中国的目标将有助于解释中国选择的手段。

成功的产业政策往往肇始于土地改革。这里指的不是将私有土地合并成巨大（且效率极低）的集体农场，而是将多余的土地改造为密集耕作的家庭农场，例如那些由小农拥有的农场，它们实际上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创小企业。这种方式有力促进国内需求，为国内工业提供下游消费市场。事实上，中国自己到20世纪70年代也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集体农场显然已完全无法满足城市的粮食需求。

与此同时，在贸易壁垒的保护和出口纪律的约束下，中国本土工业不断改进、提升技能，并制造或进购资本货物，以便获取外汇、出口补贴以及合作贷款的机会。其实，美国19世纪某种意义上也经历了土地改革，当时国会开放西部土地以供数百万小农迁徙定居。从1850年至1930年的关键几十年中，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谷物不仅供给美国城市，也是英国和法国城市劳动力的主粮来源。这种盈余收入意味着美国中西部能够支持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而不仅仅是仅够汲取口粮的“生计经济”。这种动态平衡在生产和资本之间创造良性循环，并带来了“美国世纪”。

因此，令人震惊的是，如今美国已部分倒退到了后现代版本的“生计经济”。的确，在美国很少再有人挥舞着砍刀砍甘蔗，但同样不应忽略的是，数百万美国劳工被吸附在零工经济和零售业中，而他们的工作与更高级的生产形式毫无瓜葛。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曾信誓旦旦保证：高价值服务业工作将取代垂死制造业的大量岗位。（要感受这种观点在后里根时有多大行其道，可以参考《选战风云（Primary Colors）》中的比尔·克林顿角色1991年提到的建议：朴茨茅斯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应该学习编程，因为“体力活将转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而那不会是这里。”）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个承诺永远不会实现。相反，我们似乎将每个人都推入服务业——不是因为它总是比制造业更好，而是因为我们已别无选择。

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变种：工人基于个体理性从事低端工作，即便从国家人力资本的宏观角度看，这并非最优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实行义务教育：从国家视角看，五岁的孩子显然应该去上幼儿园，而不是去擦鞋和卖报纸。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试图实现工业化发展的国家最终沦落到某种形式的低端服务经济。在最初的四十年里，中国未能理解这一点，仅仅依靠农民的劳动在自给自足的低水平上艰难维持。在当前系统性歧视制造业资本和生产设备投资的环境中，我们必须问这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的著名制造业企业如今为了尽可能轻资产运行，已大多转变为采购企业。美国劳动力业已分化为（a）受雇于企业的设计和金融专业人士，以及（b）从事零售业的零工，而生产线工人仅被勉强容忍，只是因为他们是“必要的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企业核心资产的所有权都属于投资者，而非运营公司。要获得资金，你就必须说服华尔街分析师，考虑到多样化、流动性、风险和时间范围，投资你仍会带来可观回报。我们再次看到，华尔街推动企业尽可能将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因此，拥有自备设备和投资自用设施反而导致融资困难、资金短缺。

如果我们只谈论美国内部情况，将“轻资产”看作企业优势也许可以理解。然而，假设的有效性只能通过事实来确认，而中国体系成功证明另一种标准同样可以用来衡量好企业。最终开出的处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尽量向中国的投资理念和会计准则学习，以及从公允分析中国经济运作模式中学习——这可能需要我们摒弃一些长期奉为圭臬的经济运行理念。

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预算约束的比较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硬预算约束造成只有那些能够立即盈利的项目才能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软预算约不仅支持高质量项目融资，也能兼容低质量项目和长期项目。我阅读发展经济学文献发现，由“有效金融监管”和“出口纪律支持”的软预算约束正是汉密尔顿模型或李斯特模型中产业政策所欲实现的目标。如果能防范资本涌入房地产和投机资产，并转向产业能力投资，那么长期的产业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对此还有怀疑，不妨看看中国产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历史！

▍失败就长这样

底特律固特异标牌（固特异是美国著名轮胎制造商）继续显示1982年灾难性的汽车生产数据，但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美国汽车生产数据惨淡，可能不仅仅意味着日本制造出更好的汽车、拥有更新的工厂、劳资双方关系更融洽，还可能意味着日本社会更和谐，对基础教育的信仰和执行纪律更强，以及个人自由更为有限，因此更能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做好准备。这才是悬在美国头上的真正危机，更为严峻的危机。

——大卫·哈尔伯斯塔姆，《清算（The Reckoning）》

如今，许多访客感叹中国“现代化”和“高科技”的氛围。假设这些人没有看到过云南或贵州那些贫困而原始的乡村，但中国的变化依然令人震惊，毕竟没有美国人会在2004年、1984年或1964年对中国任何地方产生“现代化”的感叹。当然，电子设备和手机小程序也就那么回事，毕竟一个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拥有那么几座摩天大楼。要评估中国高科技的真正含金量，还得看看汽车行业。

2024年的北京车展引发轰动，展会展示出性能前所未有的电池、价格低廉却令人惊叹的先进电子产品。美国人读到这报道时可能感到困惑，搞不清吉利到底何时变得如此优秀，或者原来搞手机的小米何时又变成了汽车制造商。他们可能也会感到不安，因为一个拥有先进汽车公司的中国就像平行宇宙一般，鲜少被美国媒体提及。我们可能不会很快在美国看到比亚迪或小鹏经销商，但如果中国汽车继续变得更强大、更便宜，我们将看到全球出口市场在我们眼前逐渐消失——这不仅仅对通用汽车或福特成立，也同样适用于标致、大众、丰田。全球汽车行业的年营业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遥遥领先的全球最大消费品类，而中国车企从无到有，业已成为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带有运气成分。中国从未生产出一流的内燃机（ICE）汽车。长期以来，能否自主研发内燃机被视作汽车行业的试金石，因为汽车驱动系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部分。没有自主内燃机设计的车企也不过一个组装车间。内燃机是机械加工、精密零部件供应链、电子控制密切配合的结晶。掌握这一技术才能意味着车企建立真正的独立性，也因此确立其母国作为国际汽车出口国的地位。

然而，随着电动车（EV）行业大规模崛起，中国的内燃机之痛几乎变得无关紧要。电动车不需要变速箱或内燃动力系统，但它们需要极其复杂的电池和电控系统。在电池领域，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因此，电动车转型使中国车企得以绕过直到现在仍制约中国汽车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掣肘。这恐怕也是中国2014年以来接连涌现至少五个纯电车大牌（合众、蔚来、零跑、小鹏、小米）的原因。

不过，机会眷顾有准备的人。中国车载电池产业从最不起眼角落发展而来：中国一开始为摄像机、个人数码助理（PDA）等国外消费电子产品代工电池。然而，中国做了个关键决策，选择向电池制造投入超过小规模和不成熟加工行业所需的大笔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城市就强制要求使用电动公交车，而过去十五年中，中国企业和政府一直专注于掌控用于锂离子电池的锂加工工艺。实际上，它们的表现远超自由市场预期，甚至收购了陷入困境的澳大利亚矿商，并在澳建立了一整套锂矿产业。当然，随之而来的研究能力和加工技术也都转移到了中国国内。

简而言之，中国30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汽车电动化转型中实现收益最大化。中国已连续16年蝉联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因此完全具备国内市场深度以支持自主技术转型。此外，中国已重构国内基础设施，确保为汽车电动化转型提供充分支持——中国现有180万至270万个电动车充电站，而美国则只有约16.2万个。

相比之下，美国汽车行业因牢牢控制国内市场而受益，但同时却面临出口萎缩问题。美国专注于生产不受燃油经济性限制的车辆，形成了无形的非关税壁垒，而附属于车企的经销商也形成了自身的壁垒体系。2024年5月14日美国宣布对中国汽车加征100%关税，则是露骨的贸易保护举措。然而，无论中国公司最终能否够绕道北美自由贸易区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增加对其他地区出口似乎难以避免。

如今，通用汽车在北美年产量与1982年相当，低于50年前的年产量峰值，仅为丰田2023财年产量的六成。然而，生产数字主要反映出美国国内市场的情况，因为通用北美公司每年仅出口约六万辆汽车。总体而言，通用全球销量约为丰田的60%，其所有子公司总共销售约150万辆车。相比之下，中国2020年出口约100万辆汽车，2023年约为500万辆。北美出口表现持续下滑可以从通用在中国的销量崩溃看出——2014年达到顶峰以来，通用中国利润下降近八成，市场份额下降约40%。考虑到定量和定性证据，近期美国汽车制造商不可能在出口市场中再扮演任何主导角色。如果真是这样，可以说在美国这样一个被保护的市场，本地品牌在全球经济中只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这种状况只会让人联想到马来西亚的宝腾，而非昔日的美国大牌。

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正在发生的灾难。美国汽车产业雇佣约三百万工人，占整个私营部门劳动力的约5%。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汽车行业紧缩摧毁了天量财富——从导致大城市空心化、房地产萎缩、工业资本消亡，到大量技术工人失业，以及随之而来且持续数十年的生产力流失。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经济灾难与家庭破裂、暴力犯罪激增之间的关联。我们假设1970年代的美国汽车行业确实需要严肃改革，但它急剧下滑，导致了几代人的困境、无止境的纾困、财富的毁灭，这绝不是我们努力所要达成的最优结果。

尽管在做出历史类比时要保持谨慎，但很难避免将底特律对大型、利润丰厚汽车的偏好及其在1973年石油危机面前裹足不前的情况，与当下进行平行比较。然而，与五十年前的日本车企相比，当前的中国电动车企却坐拥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国家支持。简而言之，中国的技术优势并不在于手机应用程序或华丽航拍下闪闪发光的新城，而在于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主导力量。这一成功并非创造性破坏，也不是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在资本配置中发挥作用——这里显然有“看得见的手”在推动这一切。

▍押注科技

汽车工业在中国高科技出口行业中，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复杂程度上，都不是个例。中国不仅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出口领域的主导地位主要依赖于低工资、低环境和低标准，再加上“货币操纵”。但就如某些人质疑的，仅凭“三低”是否能支撑中国在尖端汽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但无论如何，汽车其实只是全局中的一个小部分。

《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中国2023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约为美国的七倍，尽管中国人口才是美国的四倍。中国采用机器人的情况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明显不在一条线上。实际上，中国单独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已超过全球新工业机器人安装总量的半数。通常情况下，当自动化的边际成本低于人力边际成本时，自动化设备才会取代劳动力。然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强度却远超其现有工资水平所对应的程度。如果说这些投资与其他经济体的自动化投资有任何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投资更为极端激进，相较韩国、日本也有所体现。还应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成本效益方面得益于机器人研究与制造之间的协同效应，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安装新机器人的门槛成本也会更低。

然而，美国投资理论似乎难以解释这种情况。实际上，美国本土机器人投资仅约为工资水平预测值的70%，这表明美对于自动化机械代替劳动力更为谨慎——这可能是出于形象考虑，也可能是因为前文提到的“资本品投资偏见”。然而，中国是否真的这些问题缺乏敏感度？是否有其他因素驱动这一趋势，如同中国在电池领域的战略投资？

自由经济学和自由贸易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投资，但产业政策却提供了关键线索。202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阐明了政府的优先事项和工作方向。这一报告引发热议，不仅因为其毫不意外地强调“扩大内需”，更是因为强调（a）工业体系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b）通过科学和教育强国以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并建立能够推动人类迈向新技术前沿的科学机构。在经历多年疫情和不动产险情之际，这个报告简直令“西方观察家感到难以置信”。然而，正如我们所见，与中国产业政策对赌，结果都不咋的。

2016年，中国提出将以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为目标。通常来说，这类目标不应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优先事项，甚至在中职分流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应当更加困难。Tanner Greer和Nancy Yu的研究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知深受清朝现代化失败的影响，这一失败引发巨大内乱和“百年屈辱”。此外，他们还认为：“如果要超越美国，必须做到一件事，就是在科技上超过他们。”类似的表述也见于中国教材中。对于1812年以来一直享受国内安全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在七十年的“美国和平”中变得自满，因此中国的想法在他们听来既偏执又狂妄。然而中国人并没有享受过这样习以为常的安全，即使对于不好战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中国发展规划也应被视为中美两国体制竞争的决定性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角度看，几乎所有中国政策支持的技术都是实体技术，而非软件。实际上，中国2020至2022年“监管打击”软件公司已被西方媒体视为“肆意妄为”，因为后者已习惯将科技等同于软件。当美国业界谈论“大科技”时，他们不是在谈论通用电气或雷神公司。然而，当中国高层谈论包括人工智能、材料科学、遗传学、神经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航空航天工程等科技时，他们指向的却是实体技术。例如，即使是人工智能，中国也专注于其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以至于人工智能在中国是独立于计算机科学的单独专业学科。再次强调，中国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其追求科技上的至高地位，就是要在突破性物理科学和制造技术方面取得主导地位，掌握最硬的硬资产。

在不削弱这一雄心壮志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一政策目标如何回应中国国内的政治关切。即使中国决策者确实将未来押注在通过科技获得新世界秩序的领导地位上，他们仍然需要公众支持。在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言辞中，令人震耳欲聋的却是对人力资本的默默无声。

中国人口下降已吸引颇多外界注意力，这一趋势始于2022年。这刺激一些评论人士预测，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行将结束，因为中国“未富先老”（这一固定表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一个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将比繁荣时期拥有更高比例的退休人员。这对制造业经济体来说是坏消息，在这种经济中，体力劳动者退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至少在表面上，舆论对中国教育水平、其实现全面发展的潜力，以及其对激励中国勇攀科技发展高峰的作用却缺乏关注。

▍两个中国

从人均GDP看，中国的地域发展不平衡会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北京人均GDP超过2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7,000美元），而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4,000美元）。但在中国33个行政区划中，有十个人均GDP低于10,000美元，其中甘肃最低，不足7,000美元。中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比美国的（例如纽约与密西西比之间的）更为显著。而在十个GDP低于10,000美元的省份中，生活着3.88亿公民。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户口制度在保障民众在原籍省份上学、拥有房产、享受医保等其他公共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异地务工的大迁徙。美国人对中国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感到惊讶。但这不仅仅是文化传统——对于许多在城市工作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年一次与父母、孩子团聚的机会。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管理，异地务工者的亲属们往往不会随迁居住，中国也没有出现其他国家的大城市贫民窟的问题。然而，中国在避免了社会冲击的同时，民众也受到了相对的机会限制，比如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生活质量的差异。

通常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很难向价值链高端攀登，往往会陷入低端制造业的困境，产生无数血汗工厂或马奎拉多拉（即在拉美国家设立的出口加工厂）。这个层次的产业比自给农业更具生产力，但提供的机会却也很有限，无法发展技能和技术基础，也无法成为全面发达的经济体。

正是这个层次，许多中国观察家推测，刚刚开放的中国在1990年代至少会在这个阶段停滞一段时间，直到其教育水平达到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爱尔兰等最近迈入发达之列国家的水平。当时，的确没有人确定中国是否能跨越这一门槛，然而如今我们看到，中国在某些生产领域与全球任何竞争对手一样先进。这并不是一个在资本化、教育水平、生产复杂性上差异极小的中等收入国家具备的典型特征。相反，它展示了一个内部差异性极高的国家，其中一些地区比安哥拉的人均GDP还低，而另一些地区却达到波兰或葡萄牙的水平。同时这个国家还在不断产出大量科学研究成果，并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每年斩获六枚金牌。更不用说那些“X因素”了，例如与侨民社区的联系，这些社区可贡献专门知识和数十亿美元的私人资本，还有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对海外资源生产的深度参与。

因此，从中国人口结构和地域差异不难看出，为什么中国领导层在公开呼吁科技和制造业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却同时对数字平台的垄断、金融化做相应地收缩和治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没有明显阻碍中国在通讯、芯片设计、制造业出口方面持续进步。我们认为，中国将制造业和出口领域保持优势视为事关生存的关键利益。所以中国政府有意将投入在软件和金融领域的资本和资源转至能提升大多数工人生产力的领域中去——如果没有外部干预，这些工人的最佳选择仍是在工中从事低附加值制造业工作，而这本应是为资本最大获利做出的明智之举。这表明中国政府在最高层级上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正和国际贸易”。那样的贸易体系显然不能实现中国理想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又是中国政府维系公信力和可持续能力的根本因素。

▍两个美国

是时候让美国承认自己存在“中国问题”了。你不必相信对手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但你应该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确实能够激励他们，并且他们会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行事。然而，美国领导人往往未能做到这一点。

抱怨“贸易不公行为”无疑与贸易本身一样古老。美国和欧洲当前出现了新一轮抱怨，于是他们提高了汽车关税。西方国家以“中国产业补贴”为由来证明自身关税壁垒的合理性，而中国则称西方关税和出口管制不公平。与其试图在某种精神正义的法庭上解决这一矛盾，不如问问双方究竟希望实现什么目标。

中国的利益显而易见。如果中国成为全球汽车市场的主导者，它希望为国内企业赢得巨大的海外市场，使国际贸易难以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并使世界各地每条道路上都充满数亿辆配备传感器、无线电、固件的中国车辆。此外，控制这些市场还将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的利益也同样显而易见。短期内，美国的利益关切是坚持保护主义，但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多多少少不受待见。希望美国的保护主义不只毫无原则的保护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因为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注定失败。相反，美国的保护主义应是系列产业政策的开端，而这是应对美国社会即将到来危机的药方。

在讨论中国产业学习和产业政策时，我们不能不接受“去技能化”，以及中国政策在美国的镜像效应。我们必须诚实地扪心自问，制造业就业萎缩是否掩盖了我们已丧失某些技能和产业能力的事实——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些技能和工业能力本应被留在美国本土。如果这些在岸技能难以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价值，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刻意将这些工作向海外转移，或者我们只是将外包归因于市场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问清楚，美国是否在奉行一项隐含的、甚至是出于巧合的“去工业化政策”，同时我们也要问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有损于美国未来前景。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认清，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同时注意到美国出口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同时囊括大宗原材料、尖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对此，我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正在出卖曾经长期被认为“非卖品”的部分，而美国设计超高端高科技设备的能力依然强大。与此同时，美国的进口和出口结构都不甚健康，因为我们存在许多不受欢迎的进口依赖。

因此，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下一届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都是确定美国在多大程度上需将制造业产能带回国内，以此实现国家利益目标。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那么它正过度依赖某家单一供应商，因此必须找到分散风险的方法，以免陷入经济上的“芬兰化”。没有负责任管理层会放任公司陷入这一境地，也没有成功政府会允许这种情况在一国持续下去。就像二战后许多亚洲国家一样，美国现在需要节制资本、规范商业，以免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地主经济、裙带资本主义、经济灾难的陷阱。

▍一代人的挑战

中国不仅推行产业政策，还在各个国家机关等多个场合以中文清晰宣示其地缘战略计划，即通过在多场技术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以颠覆世界秩序。中国明确打算通过撬动贸易优势以实现地缘战略目标。中国限制制成品进口，但鼓励原材料进口，因为后者将被加工增值后用于出口。

美国领导层和专家将这些趋势解释为“看不见的手”的产物，认为自华进口廉价工业品其实是在补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即便这种说法曾有一定合理性，现在也早已不能成立。扭转这些危险趋势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考虑国防方面的影响。然而，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产业转移对工业产能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否则这项任务就无法真正完成。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到自身的体系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我们自己的机构热衷于破坏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健康。

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G7国家在军事工业能力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显然，这些短板在成熟产业技术中最明显，包括炮弹生产和船只修造。我们的问题不是无法开发先进的无人机或飞机，而是我们无法足够快地生产火炮弹药（或无人机），但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反而也能做到这一点。平时和战时生产之间显然存在连续性，因此这一问题应被视为我们制造能力不足的强烈信号。

如果美国冷战时期仍需要依赖华约组织国家获得物流和电信关键部件，这是难以想象的。当年的美国从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苏联无法生产任何对西方国家有吸引力的工业制成品。然而，即使苏联有这种能力，美国也不会将其产品纳入日程使用，因为这种过于荒谬而不值得认真考虑。然而，我们与中国长期和平相处的经验，却让我们陷入这种不可接受的依赖状态而浑然不知。

面对中国，任何严肃的美国观察家会痛苦地认识到，只有当美国能够稳住贸易，并恢复自身实力时，才能与中国维持长期和平。因此，美国下一届政府必须准备好实施一项远远超越临时补贴的再工业化计划，并从根本上纠正导致我们失去产业能力的根本原因。这一新计划应将关税和豁免作为塑造战略产品和战略行业的精确工具，但是同时还必须解决与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相关的根本性问题，因为正是这些规则助长了“反工业”的投资环境。最后，该计划还必须通过重新分配联邦开支加以落实，而分配原则正是通过美国力量促进世界和平。

过去五年，电信、物流、交通等主要产业类别都经历了剧烈国际分工调整。我们是时候严肃审视这些变化了。美国人民是时候提出解决方案了。我们也是时候向世界展示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能够产生贸易和产业新模式了，否则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就会因为美国未能提供替代方案而被迫投向中国怀抱。西方在本土和海外社会失败的代价，将会毁掉西方未来几代人的生活。问题是，我们能应对这个挑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