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艰辛的现代化历程

     奥托曼--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委实太相似了，，他历史上的每一个困境和转折，都值得我们仔细思量和反省。例如，我们向来为中国现代化觉醒的缓慢感到气愤，认为日本自门户开放到明治维新才不过十四、五年，但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等了足足七八十年才有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然而，回过头来看土耳其，他虽然长期与西欧作战、对抗，决不能说缺乏了解或争强意识，但从它相当于鸦片战争的山塔之役（1697）到相当于辛亥革命的"土耳其青年革命，却足足有两个世纪以上。这中，土两国之间的惊人差异只是由领导人物的见识、魁力不同造成的，或有更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例如人口、文化、社会组织等等）在起作用呢？那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土耳其的前身是古老的奥托曼帝国，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教合一，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在17世纪末，它却遇到来自欧洲的强劲挑战，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战役大败于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强烈震动(颇似中国鸦片战争)。正是这种灾难性的失败，使奥托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开始意识到这种失败与自己的制度有某种关联。“他们著书立说启发奥托曼同胞，撰写备忘录指点当权人士，并为王子们编写殷鉴之论，使统治者能洞察当前的问题。”(《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出版，第79页)他们实行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改革就是原来是其社会结构核心的特权制“蒂玛”制开始解体。他们认识到奥托曼失败的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的落后，落后的原因在于自满，即认为传统的宗教文化已经尽善尽美，革新长期成为人们愤恨的对象，奥托曼人不必向任何“外人”学习。这种自大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拉大了奥托曼与欧洲之间的差距。但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进行得非常缓慢，一位力主改革的大将军被反改革的保守派处死，其尸体还被插上“教规和国家的死敌”的牌子。直到苏丹塞林三世(1761—1808)，才开始按欧洲方式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并在行政和军队组织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欧洲思想开始较快传入。“西方思想逐渐渗入帝国，有助于在19世纪使它变成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国家。苏丹塞林三世处在古老的传统帝国和新出现的实体之间，而这个实体只有首先抛弃其传统制度和宇宙观，才能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幸存下来。”(《帝国的剖析》，第100页) 

　　 在它的现代化过程中，“西化”的改革派和“原教旨”的保守派间的激烈斗争一直不断，总是此消彼长，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但大体说来，还是向“现代化”方向蹒跚前进。一个最重要之点，就是政教分离，国家向“世俗化”发展，军队、政府机构、经济组织、法律体系、学校、教育等许多方面都一点点从宗教中脱离出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政治民主化打下了基础，终于在1908年爆发了推翻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终在凯末尔将军领导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托曼帝国已相当程度地西化，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的步伐越发加快了。”(《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出版，第5页)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改革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长久以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都戴。但1925年初，凯末尔却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公开抗议和骚乱，但都被镇压下去，有些人还被处以绞刑。欧式帽终于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可谓“现代”与“传统”间的一种妥协。 

　　 以易服饰等来表示改革之意并非凯末尔首创，中国古代就有“胡服骑射”之举；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曾改服装，为改变俄罗斯人留大胡子的传统以向西欧人看齐甚至征收“胡须税”；日本明治维新也曾改西装为官方礼服，并设有专门机构教授官员交谊舞等欧洲礼仪；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一书之事……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有“形式主义”之嫌，但在当时，却是向世人表明变革决心的必要之举。 

　　 又例如，最近有人质疑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意义，质疑孙中山，认为其推翻传统体制和文化的激烈手段是错误的，应当效法明治维新那种温和渐进的稳步改良方针才对。明治维新是否真是温和改良姑且不论（这其实是大可商讨的），不应当忘记的是：奥托曼帝国曾经在帝制和伊斯兰国体不变的大前提下，由苏丹和军人推行多次渐进式改良运动，前后达八十年之久，结果却全部归于失败，至终仍有待凯末尔以民族英雄和军事强人的姿态来扫荡旧体制，来发动在许多方面其激进远过于“五四’的文化变革，这样才建立起能够稳定发展的新共和国，这和中国在过去百年间的历程对照，不也显示出相当重要的相似性甚至必然性吗？

　　 而且，奥托曼--土耳其的启示并不限于过去，也涉及当前和未来。在上世纪初，土耳其少壮派军官发动革命，迫使苏丹恢复君主立宪体制，好象带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然而当时还属于奥托曼帝国的巴尔干诸国却深恐改革成功，帝国转落为强，遂急急两度发动猛烈的独立战争，由是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帝国的解体，这对今日的中国，恐怕也应该有不少警惕作用吧？

　　 “一战”结束后，伊斯坦布尔作为战败国首都被英国军队占领，苏丹本人也被软禁。就在同一时刻，日后被尊称为“阿塔图克”（土耳其之父）的年轻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国，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革命，从而为奥斯曼500多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这位凯末尔将军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最为景仰的外国政治领袖之一。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共和国在安卡拉宣告成立，凯末尔先是担任大国民议会主席，后又当选第一任总统，而那个蜷缩在伊斯坦布尔闻名遐迩的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Palace）里的苏丹被宣布不复存在。到1924年3月3日，哈里发制度也被取缔，保有这一称谓的最后一代苏丹被废黜，整个皇室家族被驱逐出境。

　　 革命之后新生的共和国对外结束了奥斯曼时期与列强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同时小心翼翼地同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及苏联打交道，侥幸但却成功地躲避了“二战”的烽火；对内则用尽一切手段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凯末尔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宣布，土耳其的目标是加入欧洲，土耳其还主动放弃了除突厥本土之外前奥斯曼帝国拥有的阿拉伯领土的主权。

　　 自那以后至今，历届土耳其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西化，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遗产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包袱，而不是有利的资源。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西方式改造。1928年，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之后又废止了土耳其语中使用近千年的阿拉伯字母，改用罗马字母拼音，以至于今天的土耳其几乎已没有人能够阅读古代典籍；此外，政府甚至还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传统服装礼仪等方面的改革……

　　 不过，即便是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新生的民主制度仍然受到反动势力的巨大威胁，几度几乎夭折。共和国成立以后，靠选举上台的不同政党曾数次企图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复辟独裁统治。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土耳其发生过多次军事政变。但是，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几乎每一次，土耳其军人总是在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挺身而出，扮演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的角色。一俟政局稳定，政权就如先前承诺的那样交还给民选的文官政府。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土耳其历史上最先接触西方思想的第一批政治精英正是军人阶层，自由民主的观念在他们当中已深深扎根并形成传统。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改良和革命，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与磨难，到20世纪60年代，多党制、代议制民主政治终于在土耳其建立并得到稳固。至此，这个拥有悠久而灿烂古代文明的国家翻开了它的崭新一页。今天的土耳其虽然在经济上还只能排在欧洲二、三流，但稳定的政局和社会显示其在未来的发展潜力。

　　 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仍在继续，它在历史上曾经引起的争议至今也尚未平息。时至今日，土耳其人还在反省自问：西化是否已基本完成，还是始终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如果是后者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会不会当初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否真的能把异域文明的基本要素移植到穆斯林社会里来，综合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新生命体？是否能够在不全盘变革观念、习俗的前提下把西方的体制和技术嫁接过来？……类似的问题当中，有许多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但也许再过100年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非常强盛的国家，思想、文化都曾相当发达。它曾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16世纪达到了强盛的顶峰。但是在16世纪，欧洲已经历了文艺复兴，科学与理性开始传播，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而一个新的社会正骚动在时代的母腹之中。然而，奥斯曼却正处在由极盛而衰落的转折之时，更不幸的是，它坚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偏见，认为基督教是未臻成熟的宗教，只领悟了一半的真理；伊斯兰教才是神喻的真正领悟者。因此，它闭眼不看欧洲的变化，而它自己又被内部滋生的黑暗、腐败和因循守旧彻底腐蚀了。欧洲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奥斯曼却越来越落伍，它在一次次对欧洲的战争中一次次失败，终于面临了灭顶之灾。这时，它不得不途穷思变，于是，它对现代化的"抗拒"不得不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接受"，"反现代化"的现象就在这时出现。 

　 　不能说奥斯曼没有有识之士，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实行现代化；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思想的主流却是对抗，希望用学习西方来抗拒改造奥斯曼。因此在变革之初涉及的只是皮毛的东西，如服饰、家具、建筑风格等，而稍稍涉及实质性的变革，如建立新军，则无有不失败的，在18世纪有两位君主因为建立新军而被废黜，结果当然是奥斯曼在战争中更大的惨败。 

　　 1826年马哈穆德二世用武力消灭了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传统的禁卫军，改革的进程才真正开始，尤其是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颁布《花厅御诏》，此后到1878年，是奥斯曼历史上的"坦泽马特"时代，即改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改革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成了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共识。可以说，这是奥斯曼自觉走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时期。"坦泽马特"改革几乎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经济、行政、司法、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在许多方面看起来力度还相当大。比如说，《花厅御诏》和后来的法令与宪法都规定了立宪、公民自由、法律平等的许多原则，距离现代国家的标准似乎相当接近。而且，国家致力于发展，努力改造传统的经济，促进工商业。但是整个改革的过程仍然散发着一种陈腐的气息，让人们疑问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哪里？ 

　　　《花厅御诏》称帝国之所以衰落，原因是人们背离了古兰经，违反了先知的教导，因此必须革除时弊，回到伊斯兰的正确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整个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位高级外交官曾经说："宗教是我们法律的基础，是我们政府的根本；就连苏丹陛下自己，也并不比我们任何人更能动它一动。"我们知道，基督教世界曾因为宗教改革而推进了现代化的启动，伊斯兰世界却因为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其现代化就更显得举步维艰。坚守伊斯兰教不变的法统而实行的改革，是否在方向上出现了自我的抵触？有意思的是，"坦泽马特"后期有一批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自称"新奥斯曼党人"，他们也主张改革，但指责政府的方向不对，说它无视伊斯兰教法，把改革推上了世俗化道路。实际上，帝国的改革绝对无意违背伊斯兰教旨，尤其在涉及到制度性的根本问题时更是强调"道统"，比如在法律方面宗教法仍是基础，世俗法仅表现于商法、刑法等等。政治上提出实行"代表制"，但坚称它原本就出自古兰经的古老制度，因此所谓代表是官方指定的，苏丹则集教权与王权于一身，仍是权力的独占者。"新奥斯曼党人"认为如此仍旧方向不对，它们的理想是：要恢复古代伊斯兰的理想社会。 

　　　我们不能说"坦泽马特"完全是"反现代化"性质，因为其涉及面广，参与的人很多，各有各的出发点和归宿。但运动整体却不时表现出很强的"反现代化"倾向，从官方来说，它唯一的目的是保住奥斯曼国家，回归帝国昔日的辉煌。 

　　　即便如此，"坦泽马特"仍旧失败了，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动政变，把奥斯曼重新拉回到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这种政策把奥斯曼一步步引向崩溃、灭亡，直至一个新生的土耳其在奥斯曼的废墟上出现。这以后，民族的土耳其全心全意地拥抱现代化，在与旧时代的奥斯曼决裂之后，土耳其才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 

      土耳其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他选择伊斯兰教的时候，奥托曼帝国境内的东南欧基督教地区会离心离德，在一战中同一信仰的阿拉伯世界在奥托曼帝国帝国背后捅了一刀。同时为了肃清反侧，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当他选择世俗化的时候，虔诚的库尔得人不满意，问题是库尔得人占土耳其总人口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