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迷茫，思政专业了解多少

感谢《青年探索》发出我这篇不太遵守套路的论文。在与编辑部的交流中，能感受到广东地区的进取精神和工作态度。本文发表时，限于篇幅，有所删节，以下为作者本人的修订完整版，文责自负。

本文原标题：《制约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三对矛盾及应对建议》（作者：余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发表于《青年探索》杂志2024年04期）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思想实践活动，是党的工作法宝之一。在1984年之前，新中国社会有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无专门的思想政治学科。1980年代，在政党与知识界普遍追求“科学”的焦虑之下，思政工作领域也前所未有地强调科学化，各级领导、会议、媒体、学者纷纷提倡，其直接后果则是“学科化”。

钱学森、费孝通等参与的思政讨论

1984年高校思政教育专业诞生，“首批批准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12所院校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本科学制，进行试点。”经过四十年发展，思政学科越来越“发达”，但“学科”发达不等于思政“科学”发达。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学科的外延扩展迅速，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由2012年的100余家发展到2021年的1440余家，截至2021年年底，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超过12.7万人，较2012年增加7.4万人，教师配备总体达到师生比1∶350的要求。思政研究论文发表方面，在知网以“思政”为主题词查询可得，2012年发表论文2635篇，2023年发表论文47682篇，年发表论文增长了约17倍。

然而研究的总体水平以及思政科学的内涵发展如何？在最直观的实践层面，思政课对学生的吸引力如何？能否充分回应大学生关心的思想问题？

2024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思政课建设的内涵式发展，必然以整个思政学科尤其是思政研究的内涵式发展为基础。其中对青年网络新思潮的研究尤其重要。新时代的青年基本是网络原住民，沉浮于网络思潮之中，塑造着自身的思想人格。思政研究对于青年网络新思潮的把握与回应能力，将直接影响思政课对于学生的吸引、教育能力。

本文主要以知网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为样本，以笔者在2023年年尾参与的“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前沿论坛”论文集为补充观察样本，再结合笔者对部分思政教师和学生的调研，考察思政学科领域对于青年网络新思潮的研究状况，发现思政研究在内涵方面既有簇新的发展，也有明显的短板。

一、研究主题：丰富性与不足

首先明确何为当代青年网络新思潮现象，为此梳理如下几条线索：

一是2012年以后，互联网上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主线表现为从“公知VS自干五”到“正能量VS负能量”再到“中国话语VS西方话语”的爱国主义话语斗争，以“帝吧出征”为其最显著的网络青年现象标志，多被学界称作网络爱国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爱国主义。

二是随着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政经危机以及中美贸易、科技战的发展，世界局势动荡，国内也遇到经济、就业挑战，叠加全民自媒体的放大作用，使得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在青年当中表现为消极群体涌现，如“内卷”“躺平”“乐子人”“最后一代人”“孔乙己文学”等话语现象引起网络热议关注。但新时代青年自信奋斗精神也在生长，如“到非洲去”的青年一带一路叙事。（参见《出征与“内卷”：青年网络思潮的双重节拍》）

三是消费主义与平台经济“加速”下，各种青少年文化经济现象翻新，典型如“饭圈化”和“泛娱乐化”。同时各种舆论斗争向生活领域深度发展，表现为性别对立、身份政治、就业焦虑、婚恋焦虑、宠物保护等议题引发的社会撕裂，深刻影响青少年思想状况。根据以上线索描述，我们来观察有多少新现象进入了思政研究视野。

1. 进入研究视野的新现象

第一，关于网络爱国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中国话语的主题研究在知网“思想政治教育”类目下已经很多，分别有132篇、343篇和432篇。（本文中包含的知网查询结果均截止2024年6月18日）

第二，近4年以来的一些新消极话语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视野，知网“思想政治教育”类目下“内卷”“躺平”“孔乙己文学”等主题论文数量均超过两位数。此外，在笔者参加前沿论坛时，留意到思政研究主题日益丰富，既有研究高职学院学生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论文，也有直面青年贫困问题的研究，甚至有对于“润”“神兔二象性”“键政乐子人”等最新甚至小众的青年消极现象的研究，虽然，这些论文暂未发表，但也体现了思政研究在前沿维度上的深入。

第三，知网上关于平台泛娱乐化的讨论相当多。具体到饭圈、citywalk、说唱、剧本杀、X媛、元宇宙等刷屏新现象，都进入了思政研究关注的焦点。另外，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影响的论文异乎寻常地多，在知网思政教育类目下高达1172篇，有一拥而上之状。

2. 缺乏研究的重要问题

性别对立、反婚反育、女权思潮、LGBT、身份政治、网络游戏、宠物冲突等现象和话题近年来在舆论场所向披靡，多涉及道德伦理领域，对青年的人格成长影响显著。比如高校不时出现学生保护流浪猫狗与保安冲突事件，再比如婚育焦虑及其相关的性别撕裂已经体现出社会风气和青年伦理观念的显著改变，关系到“立德树人”这个思政教育根本任务。

202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5月青年“胖猫”自杀事件舆情发酵，引发青年男女网民潮水般的疑虑、愤懑情绪，借用赵晓力教授的说法，这些都是“要命的地方”，不只事关思想道德，甚至与人口危机关联。

“要命的地方”少有研究回应，无论是在知网，还是在笔者所参加的全国思政教育前沿论坛。以性别议题为例，在知网上以“网络女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得29篇论文，其中不乏对于激进女权甚至“中华田园女权”概念的辩护式研究，多为社会学或传播学论文，来自思政教育专业的仅有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知网上关于“宠物保护”的论文有59篇，多数仅仅当作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讨论，基本态度是呼吁保护宠物以及文明养宠，而没有一篇将宠物保护作为网络思潮和社会问题来研究。电子游戏文化及其带来的争议是一个巨大社会思想话题，但知网上关于游戏文化问题的研究极少，多是简单抨击游戏成瘾的文章。这些研究议题罕见，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思政研究者安全性考虑过多，“斗争性”不足。

并非思政学者们真不关心这些议题。相关思潮剧烈冲击社会传统，引起学者们的担忧，成为学术论坛间歇学者们私下热议的话题。但是能否进入研究公开发表，大家都持谨慎态度，担心话题敏感，引发舆情等“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人反映，一些地方部门为了防止舆情而限定课堂教学内容，不允许有灵活发挥。思政研究本来要服务于国家总体意识形态安全，但不自觉服从于学科自身的安全诉求，自我设限。

二是学院派主流的意识形态地图和方法论跟不上现实发展。

当下青年思想政治生活主题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从宏大政治转向生活政治。我们可以借用安东尼·吉登斯对“生活政治”的定义来理解：区别于为了推翻总体性压迫而奋斗的“解放政治”，“生活政治”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将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选择带入公共领域，以此重新塑造政治。

生活政治本身内涵广泛，从日常生活政治到情感政治，再到以婚育、健康、生活质量议题为表现的生命政治，正在从人格的底层架构上改造一代人。无论是现有思政研究已经重点关注的消费主义、就业焦虑、饭圈文化、数字化生存，还是尚缺乏足够研究关注的性别、婚育、游戏等等都属于生活政治。同时，在思想斗争前线，和平演变也不再追求只从影响政治价值观入手，而是迂回到生活价值观乃至生命价值观领域打游击战，从底层瓦解社会传统，进而影响政治。学院经典的认知范畴如中西竞争、左右对立、代际差异等，并不能很好地捕捉和回应这些新问题。

二、方法论不足：基于案例分析

纵观目前思政研究论文成果，一个直观印象是只要涉及到相同议题的论文，多数文章的内容相差不大。这不是新现象，十多年前即有思政专业人士这样总结：

“一方面，参与者之广泛，成果数量之庞大，研究场面之热烈，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成果水平之低、选题之重复也令人感叹。”“实证研究方法缺失，流于肤浅的现象描述，许多研究成果——不仅仅文章结构窠臼化（原因、特点、对策），论述枯燥化（家庭、学校、社会），而且结论大都是‘正确的废话’（加强、提高、重视）。”

张澍军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

这个现象今天依然严重。结合具体案例进一步分析总结现存的问题：

1. 对现象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急于进入套路化的抽象分析概括

当下的思政研究往往追求总体、全面、抽象把握现象，因此观察事物的焦距较大，在获得较为宽泛视野的同时，也常常会失去焦点。

案例一：关于网络泛娱乐化研究

知网思政教育类目下的“泛娱乐”主题论文超过160篇，下载量排名前十的文章，都是泛泛谈到各类娱乐现象，几乎没有聚焦任何具体娱乐现象。论述大同小异，比如在论及泛娱乐化成因的时候，几乎都会讲到资本逻辑（5篇）、消费主义（5篇）、历史虚无主义（5篇）、媒介技术（9篇）和互联网平台推动（6篇）。这些论文大半都会引用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甚至引用波兹曼相同的一句话。

这些论文都试图从最高的抽象层面把握问题，因此互相之间难有层次区分。不仅缺少针对具体典型娱乐事件的研究，也缺少针对具体互联网平台或者技术的分析，对于具体的资本运作逻辑也不甚了解。相比之下，新闻传播学类目下的泛娱乐化相关论文至少会探讨不同平台不同媒介的泛娱乐化具体形状。思政研究由于习惯于总体论述，导致一旦讨论具体案例时往往捉襟见肘。

案例二：关于“南阳迷笛音乐节”事件讨论

2023年10月在南阳举办的中原迷笛音乐节之所以出圈，主要是因为现场乐迷大量财物被周围村民以拾荒名义搬走。这是一次城乡观念的大碰撞，中产小资文化、内地城市追求现代文化形象的努力、当地农民作风暨乡土中国灰暗面之间发生了错位与冲突。然而在讨论相关事件时，部分学者的关注点却是迷笛音乐节的青年粉丝们为何如此放浪甚至在泥浆里打滚，表示不要一味批评年轻人，首先要理解年轻人。然后从青年的生理、心理规定性来解释青年，既要理解包容，又要耐心引导，树立正确价值观。这种论述完全没触达该事件的核心意义。

年轻作者包括研究生乃至本科生对新问题更加敏锐，在笔者参与的思政教育前沿论坛论文集中，研究“键政乐子人”和“神兔二象性”的论文均出自本科生之手。一些研究也尝试从现象中提炼出趋势、规律，但明显被视角的局限、方法论的单一和论文形式套路所约束。例如：

案例三：关于“润”的研究。

近年来青年网民中“润”学兴起，但相关研究分析还不多，知网上尚无一篇研究。可喜的是，在前沿论坛论文集中出现了一篇明确以“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稿件。作者对三十位有出国打算的学生、白领进行了访谈调研，并采集相关网络话语并进行数据化分析，讨论“润”现象形成的“机理”。可惜的是，作者显然误解了“润”现象所映射的对象，笼统把“润”现象与出国留学移民现象混同起来，导致访谈样本的选择失去典型性。在方法上，仅仅根据研究对象的表面措辞进行分析，似乎没有意识到典型的“润人”案例才是最重要的现象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润”作为一种话语发明，表达了较为明确的政治态度和情感状态。原文正确指出“润”是RUN的谐音，有“逃离”倾向，也有“过得滋润”之意，暗示国外生活更滋润，但没有注意到为了“润”可以不择手段，典型如“走线”运动，即长途跋涉穿越边境非法进入美国。“润人”一词含有贬义，而一般出国留学移民概念则不带强烈感情色彩。

其次，“润”内涵的阶层色彩鲜明，不同于以往的精英出国，润人包含大量自认为底层、对本国充满厌倦情绪的人群。润人“金牌讲师”“陈旺”“甜甜圈”等失败打工人或者落魄中产，非法“走线”到达美国，体验要饭、露宿、车祸、医祸，发布大量言论，引发各种刷屏新闻，是为典型。

再次，“润”有着鲜明、特定的时代大背景，即中西竞争白热化。外媒反华记者也积极参与了“润”的炒作。原文忽视此类因素，降低了机理分析的有效性。

案例四：关于“反劳动话语”的研究

关于“内卷”“躺平”“摆烂”等话语，知网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论文。若论创新性，则从“反劳动话语”角度展开的讨论较为独特，试图点出“躺平”等词汇背后的话语斗争实质，即消磨工作意识，破坏社会积极氛围。知网上有五篇相关论文，这些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不约而同采用从语词到理论的路径，即采集现象中的词语，立刻用理论进行解释，诸如异化理论、亚文化理论、后现代理论等等，都缺少了鲜活的案例分析环节。比如2021年B站用户“墨茶”之死引发的巨大舆论就与反劳动话语高度相关，网民为此自发收集了大量丰富材料。

这些论文往往也缺少话语谱系研究——这一点可以对照传播学的研究比如马中红对“躺平”的词簇和语系变迁分析。在结论上，这些研究多一分为二，既承认有一定合理性，又警惕其危害性，并搬用马克思的劳动观念来反驳当下“反劳动”观念，流于机械的道德说教。

从许多论文都可以看出青年作者追求理论高度的愿望，但最终往往只表现为一堆大词，如：

“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非理性社会思潮就潜藏在‘孔乙己文学’的文化圈层中，为‘孔乙己文学’的产生提供价值基础。”

“从社会症候角度来看，‘X媛’实质上是结构上的后现代主义、行动上的文化民粹主义、被操控与引诱的消费主义、价值层面的虚无主义……”

这两段堆砌着类似大词的话来自两篇不同研究主题的文章，完全无暇展开利用这些大词的具体力量，例如提到“社会症候”，却完全没有使用阿尔都塞-拉康症候式阅读法来对具体细节展开洞察。

在调研中，不止一位青年作者对笔者坦言，为了给研究的现象强加一个理论以便提升“学理性”，才去找了一本理论书，寻章摘句引用一番。或者在理论焦虑的驱使下，用各种可能互相冲突的理论来解释现象，较少考虑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从而产生缝合拼凑色彩。不独年轻人，甚至在一些教授学者的论文中，色彩暧昧的罗尔斯、哈贝马斯之类学术名流的观点横飞，被不假思索地加以肯定和应用。

至此总结一下方法论问题：在论文发表机制的规训下，研究者们有一种学理化、抽象化冲动，多数文章急于进行抽象概括，在尚无掌握基本材料，没有充分感知、洞察现象细节的情况下，就开始分析和总结。没有谨慎地从特殊性进入普遍性，没有做典型案例分析的习惯，直接从皮毛现象跃入理论，大而化之，常使用生硬的二分法，套路化问题严重。用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现象上的分析方法同样可用于一个月之后发生在上海的万圣节青年cosplay狂欢事件上，并得出同样的结论，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抓不住事件的具体特殊意义。这种虚浮的普遍性抽象，似乎成为了论文发表的硬通货。

2. 提出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空泛雷同

思政研究者至少试图在形式上体现影响现实的取向，即在论文最后部分一般会提出政策性或者教导性建议。但是纵观这些建议，往往空泛雷同。

例如针对“孔乙己文学”现象，知网上共有7篇论文，提出的建议大同小异，基本是国家要下大力气保障就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青年则要自强不息。针对网络泛娱乐化乃至具体到“饭圈”治理建议，几乎篇篇不离规制资本、优化技术、健全法治、加强媒体队伍建设。而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应对”的论文，提出的方案同样是规制资本、优化算法、价值引领、法律约束。

这些建议多数是同义反复谬误。例如：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一定要保障就业。建议对象往往是政府、社会、媒体，但是部分论文作者并不了解各个层面的组织和运作规律，例如平台算法运作之复杂，即便行业局中人也不敢轻易指点江山。有的干脆连建议对象都没有，相当于笼统地“对天许愿”。

自媒体“我叫孙火旺”谈孔乙己文学的视频，获650万点击

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源可能在于，研究者自身缺乏思政专业之外的行业实践性训练，而思想政治工作又涉及到社会各行各业，因此研究者往往只能提出虽然正确却无法落地、也没有切身性的建议。

有思政研究生告诉笔者，自己想要投身于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辩护，但是自身既无具体的企业工作经验，也没有去企业工作调研的意愿，只追求坐而论道的“辩经”。而一个私营企业主可能在实践层面比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政研究者对企业的理解深刻得多。

相比之下，笔者留意到前沿论坛论文集中一篇中央级青年工作智库专家分析“孔乙己文学”现象的文章，有调研，有访谈，有民族志观察，建议部分也更具体，体现出较多青年群众工作经验。另一个难得的积极案例是，有一篇关注青年婚恋观的文章，作者具有帮助青年进行婚恋情感交往的实际经验，对于资本在婚恋营销中如何具体运作也有了解，可惜仍然受制于流行的论文模式，拘泥于用消费主义理论在现象上进行演练，没有放开手脚根据真实案例展开自己的理论创新。

3. 修辞与概念互相禁锢

修辞与思路既可以相辅相成，也可以互相禁锢。思政研究论文的普遍修辞问题有如下几条：

一是“定义偏执症”，例如有论文对于“流量”“解构”等几乎是常识的概念都要先下定义，但是对于应该解释的新概念比如“抽象文化”反而没有解释，默认圈内人都知道，这显示出作者没有把握好文章写给谁看。

二是“框架强迫症”，拘泥于固定的概念框架，凡事必谈“内涵”“外延”“理论逻辑”“实践路径”等，强行用一些看似高度概括的词语来进行归纳：底色-本色-成色，基础-基座-保障等，看似有表面的层次逻辑，实际机械生硬，文气不彰。

三是“语言自闭症”，在没有内容可谈的情况下强行编文字，导致不断出现“车轱辘话”，循环论证，例如“青年人之间的内卷也会倒逼淘汰机制的缩紧”之类。

为了适应论文发表机制而产生的乏味文体，几乎没有考虑读者与可读性。相比之下，各种涉及日常生活价值观的自媒体，使用生动、夸张、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几乎每天都在给青年“洗脑”，这也是一种“思政”，却比思政课“有效”。

三、制约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三对矛盾

造成以上诸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如果我们聚焦于内生因素，则可以总结出制约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三对矛盾：

1. 固化的意识形态地图与变化的意识形态地理的矛盾

对于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张力的描述，无论是传统式从阶层、民族角度出发的横切法，还是当代西方式从身份角度出发的竖切法，都不能完整描述今天的意识形态层次状况。

促成今天意识形态地理和生态状况的因素，既有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博弈的外在张力，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动力，综合发展出复杂的内生性思想生态。此前的“胖猫”事件引发的舆情是个典型案例，属于横切的粉红爱国阵营内部分裂了，属于竖切的女权阵营内部也分裂了（可参见《舆情大爆炸第二季：漫长的季节，最后的一代》）。学院意识形态地图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意识形态现实尤其是庞杂生活政治的地理变化。

2. 日新月异的质料与僵化的方法论及表达形式的矛盾

思政研究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新材料里蕴含着新理论的可能，然而不少研究者或者缺乏材料收集能力和田野调研能力，或者面对材料缺乏文本细读能力和情感分析能力。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在今天的思政研究中依然广泛存在。一种常见的表现是预设一个观点，找一个现象作为载体，然后去经典理论里找语录、定义来证明，而不是贴合历史、现实进行理论创新。机械僵化的形式套路与浅尝辄止的材料拼凑起来，形成新的八股文，装不下鲜活的现象，也难以孕育出新的思想。

3. 思政工作要求的实践能力与学院化逻辑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本人并非在学院里琢磨出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具体的生活、生产、舆论实践斗争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今天的思政专业建设在实践维度上有所不足。

第一，人才培养的实践维度不足。毋庸置疑，相当多的思政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具有崇高的理想，但其培养训练过程却少有超出学院的实践设置。

第二，考核体系缺少实践维度。思政教育学院在外延扩张的同时，内涵式发展的运营逻辑尚未合理化。在现有晋升考核系统约束下，教师更重视职称晋升本身。立德树人的目标与庸俗化的职业目标产生矛盾。

第三，跨专业交流缺少深度。官方鼓励思政之外的学科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是个丰富思政内涵的好办法，可以带入其他专业的入世经验，不过出自思政专业的论文极少研究具体课程思政问题，这是思政专业学者不了解其他专业的一个侧面证明。

四、促进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几点建议

毋庸置疑，全国思政研究在整体上已经取得相当丰富、优秀的成果。本文针对思政研究中网络新思潮相关研究领域提出问题与不足，或有助于帮助打破行业瓶颈，推动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为此，制度改革与主观能动性激发缺一不可，二者互相促进，方能克服矛盾，升级思政思维范式与工作范式。具体而言，包括意识形态地图的升级、研究方法论的升级和引入充分的实践性训练。

1. 根基篇：升级意识形态地图

第一，重视定位生活政治。

新时代文化建设必然要以“两个结合”为原则将生活政治及其文化形式充分考虑在内。生活政治是一般市场经济及市民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所自发产生的政治类型，尤其以复杂多元的文化矛盾形式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中产是生活政治的主体。随着城市化与市场经济发展，青年人在思想和身份上日益成为“新中产”后备军，并不断体会着由此产生的生活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感，从而进一步被“生活政治”所影响。思政教育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用于平衡生活政治之松散分裂、统筹结合生活政治与主旋律政治的有效工具。因此必须在新的意识形态地图中精准定位生活政治。

第二，重新理解革命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关系。

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一个平凡的年代。革命政治或者解放政治的宏大主题从未退场，但是经常寄寓在生活政治里，如过去关于经济制度之类的抽象争论现在看似减弱了，实质以具体方式寄寓在就业、婚恋等各种生活内容之中，尤其婚恋的消费化、资本化正日益成为困扰青年的问题，这正是“姓资姓社”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返，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近年来，上野千鹤子的女权主义著作在中产文艺青年中走红，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理论强行搅合在一起，在具体学理阐释上很不严肃，但在趋势上却精准踩中中产心态，产生了广泛社会效果。这一切都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并掌握革命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具有进行生活政治分析的潜质，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用更加丰富细腻的维度来描画二者的关联。

第三，重视对流行话语的谱系研究。

海德格尔称：“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即不是人在利用语言，而是语言在利用人。语言不只是我们的工具，还是一种包含特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网络，即话语。马克思主义思政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跳出不自觉被话语利用的能力。对于流行的话语和修辞，不应简单地照搬使用，而应首先反思其隐含意图。

例如近年流行起来的“共情”“情绪价值”“情绪劳动”，这样一套话语本身嵌入在一整套新的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当中。一些教育工作者简单照搬这套话语，称今天教师工作更多是情绪劳动而非体力劳动，这是在劳心与劳力的传统谱系里定位情绪劳动，且不自觉地被这套话语俘获，或许更应该在商品使用价值、符号价值、情绪价值这样一套消费主义网状权力结构的谱系发展中定位情绪话语。

2. 方法篇：有机引入跨学科方法

方法论升级的首要旨归在于问题意识，即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需要更加细腻的认知与辨析方法。

针对细节发掘与解读能力弱的问题，可以借鉴文学研究和传媒研究领域一系列方法。文学研究重视文本细读，从西方引入的文化研究理论则能够将社会文化现象视作文本，解析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生产机制，穿透语言现象层面，看到话语背后的动力、情感机制，近年来更有从“语言转向”到“情感转向”的方法论发展。但借鉴时要扬长去短，例如文化研究多追随西方话语体系，流于站在安全位置一味做批判，或者仅仅视自身为对抗主流的方法，较少把自我带入实践中去解决问题。在批判与建设之间，在文本、理论和现实之间，不缺少守正精神的思政科学可以扮演中介平衡的角色，从中国主体性和实践理性的角度稳健借鉴理论。

针对缺乏调研方法和实践经验的问题，可以借鉴社会学、管理学注重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可资参考的案例，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连续数年参加该校“家乡田野”调研活动，在婚恋、打工、养老诸多主题方面都写出了富有血肉的报告（见微信公众号“八角楼读书”）。“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可资参考的案例，如东方电视台的大思政节目《这就是中国》、上海虹口区以内山书店为空间基地并以鲁迅精神为文化基础的系列社区思政活动、南京梅园新村街道“小红梅”信仰空间长期联系各行各业人员参与社区党建活动等等，富有社会大课堂意义。

研究互联网思潮，尤其需要提升“网感”——面对喧嚣，屏蔽杂音，感知其核心脉搏，把握典型细节事件。例如，讨论历史虚无主义，已经有太多雷同又虚无的论文制造出来。不妨专门讨论一下“意林体”的衰落案例，比如考察网民群众如何自发批评“美国超市里停电了也没有人偷拿东西”“中日夏令营里的较量”这类故事，破除对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式美化，阐发其思政意义，这也能够丰富本专业的论文生产。

3. 人才篇：赋予实践能力与落地能力

思政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需要有处理现实问题能力的人才。在事业层面，赋予教师现实经验，才可能发挥“人师”作用，切实教育引导学生；在就业层面，思政专业在经过十多年外延式大发展之后，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未必都能进入教师、公务员一类文职岗位，也需要让他们学习更多务实的工作技能以适应社会。

因此，首先要提倡思政工作者摆正位置。建立终生学习制度，强调学以致用和教学相长。院系领导、教师不仅要把学生作为教育对象，也要作为调研、互动对象，在改造学生的同时改造自己。

其次，引入多维度的行业知识与实践经验。鼓励思政院系领导具有跨专业甚至跨行业经验，着力拓宽师生的各行各业经验，具体方法可以是：

在师资方面，增加从其他专业、行业招募思政教师的比例。增加思政教师跨部门挂职机会和跨专业轮动学习机会，鼓励思政教师研究其他专业的课程思政。相比在思政工作中大量引入心理学咨询工作方法，更需要引入职业咨询能力训练。

在生源方面，适当减少本科招生人数，鼓励其他专业学生或者有工作经验的人士报考思政研究生。

再次，在任务导向上，提倡落地能力而非大而化之习惯。写论文未必一定要提出全面政策建议，哪怕能把一个小问题分析清楚也更有价值。相比指点江山，研究者可以多思考自身能做什么，比如能否对某个行业或某项媒介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课堂上能结合什么案例进行生动的分析讨论，能否在自媒体平台上运营帐号开展网络思政等等。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立刻有全面完善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不断博弈，不断探索，不断克服矛盾。不妨借鉴互联网产品开发中的“小步快跑”思维，不画大饼，小步试错，不断迭代。

最后，需要在评价标准上做出调整，例如，对教师的论文评比要具体化，可以进行专门的案例研究评比，与理论创新评比区分开，鼓励教师深入现象，提升讲好故事的能力。鼓励教师参与网络思政，做好配套措施，包括网络能力训练，提供容错空间等等。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的思政教育共同体当舍我其谁，凭借自我革命精神，克服学科的经院化倾向，推进思政科学的内涵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