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低吟“绝望者之歌”的江浙沪土著
又一位80后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他便是詹姆斯·戴维·万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最近,他被共和党提名为下一届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考虑到目前共和民主两党的攻守之势,万斯大概率将登顶副王座。
相比作为政客、风险投资家,万斯之前更广为大众所熟知的身份是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又译“绝望者之歌”)的作者。该书讲述了万斯这个来自美国铁锈带贫困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如何从周遭充斥着暴力、酗酒和药物滥用的生活泥淖中挣扎出来,参军、上大学、进耶鲁,一步步改变命运的经历,堪称现代版的“美国梦”。
2020年,奈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没时间看书的朋友可以抽出两个小时看看电影,它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底层工人阶级的处境与心态,以及由此引起的一连串反应,包括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美国的事情毕竟太过遥远,人们更关心身边的事情、眼前的生活。但其实,类似的遭遇我们自己也曾亲历过。
这两年,“鹤岗化”这个词很火。前不久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只有长三角避免了‘鹤岗化’?”文章发出后,有人留言表达了不同看法,觉得鹤岗化是大势所趋,各地只是早晚的差别。
对于这一预测,我无从判断其对错,但他的提醒倒是让我想起,仅仅30年前,江浙沪的工人阶级、城市平民确曾经历过一波时代车轮的碾压。
这场名为“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不仅冲毁了东北,冲垮了三线,也冲击到了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如今在互联网上被作为幸运儿代名词的“江浙沪独生子/女”,在其童年时代,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差点掉进“鹤岗化”的泥淖,唱响“绝望者之歌”。
这也是我作为万斯的同龄人,在观看《乡下人的悲歌》时特别有代入感的原因。片中的很多场景、人物、桥段,都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忍不住一吐为快。
和现如今以小区房价为线将人三六九等区隔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不同,1990年代旧城大改造前的中国城市,虽说街区拥挤、建筑破败、住房紧张,但也意外造成了不同人群间的彼此混居。
一条弄堂里往往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
比如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老街,既诞生过陈省身这样的世界级数学大师,走出了上海某区的区长,也曾隐匿过重庆渣滓洞的刽子手,至于旧时代的娼妓、乡下首富的小妾、国营单位的职员、刑满释放的盲流、个体户、大学生等就更多了,弄堂口、天井里每天都在上演现实版“72家房客”的故事。
当然也有特例,那就是各种工厂的家属新村,那里面的住户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同样的家庭背景,就读同样的子弟学校,甚至吃晚饭时间都像约好了似的统一在下午4点半到5点,白班工人下班的半小时后。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典型的工厂子弟。自1960年代外公外婆从杭州调工作到嘉兴,一家子、两代人、几十年的人生都围绕在民丰造纸厂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
作为本地“五大厂”之首的大型国营工厂,民丰有自己的医院,从托儿所、幼儿园直至高中的完整学校体系,4大片区几十栋的职工住宅。在那个大多数城里人还住在两层砖木老楼的年代,大厂家属区的五层水泥楼房曾令许多人艳羡不已。
这种工人阶级的优越感甚至还体现在口音上。和今天陆家嘴的金融白领喜欢说话时夹带几个英文词汇类似,那个年代的大厂,因为工人来自天南海北,口音也多少异于本地方言。比如民丰人讲话时就总会掺杂着一些上海腔,这也成为他们区别于嘉兴城里人的地方。
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域场景中切换着度过的,所以有幸与城市平民、工厂子弟都打过交道。当然大部分的时间里,我是生活在老城的街巷里弄中。
和《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小时候一样,顽劣,几乎是我们那一片小孩共同的特征。除了不抽烟不碰叶子,骂人、打架、翻墙、爬树,给邻居家养的鸡喂皮筋,向别人晒的煤球泼水,几乎“无恶不作”。
当时,电视里正在热播《绝代双骄》,于是我们中间最为顽劣的四个人便被邻里街坊扣了个“四大恶人”的称号。但如何治服我们这几个“恶人”,大人们却犯了难。
事实上,我们的父辈,那些当时自己也正在经受下岗潮冲击的无助的上班族,虽然心里明白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却往往显得言行不一。一边自己叼着烟卷搓着麻将,一边呵斥我们不要出去瞎玩,好好读书。
这样的言传身教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说的次数多了,烦了,躁了,最后就只剩下拿扫把或者鞋底,一顿暴打。这种无论东西、不分中美几乎一致的工人阶级式的粗暴做法,混杂着中国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是大多数80后平民子弟都曾经历过的人生第一课。只是有些人忍受住了,有些人学乖了,而有些人则变得更叛逆了。
按照我的天性,原本大概率会沦为第三种人。好在我的父亲,一个万斯外婆式的“红脖子”,两次及时出手,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
父亲做的第一件正确的事,是把我送进本地最好的小学。
在托儿所、幼儿园阶段,我上的是母亲单位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不出意外,幼儿园毕业后我将入读工厂附属的小学。我的同学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升学路径。
但当时年幼的我,不知哪来的想法,非要去读本市最好的实验小学。其实我家并不在实验小学的学区范围内,但就因我的一句童言无忌,父亲拍了板,姑父走了关系,大伯掏了一千块钱,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最终还真把我送进了实验小学。
尤其是那一千块赞助费,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94年的一千块,当时大部分人的月薪才三四百,8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是那样的遥不可及。那时候的家长虽然也重视子女教育,但远没有现在那么卷,愿意掏出一千元来择校的并不多。后来我中考失利,父亲又拿出他企业破产、买断工龄的两万元,再次给我择校。
上大学时,读到出身中产家庭的比尔·盖茨被母亲送入顶级私校的故事,不禁暗自感谢我的父母。虽然他们的两笔教育投资并没有收获如盖茨般的巨大回报,但他们的努力确实把我一步步带离了原先的群体。这其中,父亲在我三年级时做的另一件事,影响尤为深远。
在此之前,我虽然上了名校,但周遭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变。每天放学后,还是和其他几大“恶人”厮混在一起。学习成绩自然可想而知。放寒暑假时,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别的同学每天都能写上满满一页纸,而我为了赶着出门玩耍,常常只草草地记上一句话:今天在家和某某、某某、某某拍洋片、过家家、玩奥特曼……
站在小孩子的角度,这样的日子确实过得无忧无虑、乐趣非凡。但看在父亲眼里,如果任由我这样下去,那么大概率人就废了。于是在我即将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忍无可忍的父亲就像从母亲处夺走万斯的外婆一样,不管不顾地把我带离了弄堂,送去了三姑家,由我那当老师的表姐进行看管。之后每年的寒暑假,皆是这样。就此终结了我混沌的童年。
至今我仍记得刚去表姐家时的种种不适——每天几点起床,几点课外阅读,几点背英语,几点画画,几点写作文,都被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当,甚至就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一刻钟以内。
而表姐的严厉,更是一度成为我的童年阴影。难过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些还在老家无忧无虑成天瞎玩的小伙伴,感觉自己就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渴望自由。
直到有一天,以前从不看书的我突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而对漫无目的地疯玩不再提得起兴致,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卷着我走上了不同于其他三位“恶人”的人生轨迹。等到1996年老街拆迁,这些童年的玩伴终于彻底走散了。
再次有他们的消息,已经是我上大学时。有年暑假,“四大恶人”中老四的外婆去世,我随父母前往吊唁,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四。曾经的小胖墩,已经成了高高瘦瘦的技校生。闲聊中得知,老大同样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早早地就工作结婚生子了。而老三,因为家庭变故、父母离异,初中毕业就没再念,开始混社会了。
又过了几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天听到消息,老三贩毒被抓了,后来判了十一年。而他老爹则因吸毒,判了十年。前两年他刑满释放,但我已离开老家,落脚他乡,也不知他现在活得如何?
2000年,江浙沪的下岗潮已进入尾声,但城市化却刚刚拉开序幕。那一年我小学毕业。此前,因为位于市中心的老房子拆迁,我们家搬到了东郊工业区附近。
本来母亲还想复制小学时的做法,花钱找关系把我送进本市最好的初中,但考虑到表姐正好在家附近的学校当老师,我便就近入读了这所由民丰子弟学校改制而来的中学。
在那里,我遇到了好几位幼儿园时的老同学。但重逢的欢愉很快就被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所取代。在经历了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冲击后,这些曾经骄傲、自信的大厂子弟,已经变得让我有些不认识。他们抽烟、逃学、玩世不恭、通宵打游戏、甚至在课堂上与老师对骂,就连进局子喝咖啡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其中不乏像万斯那样出类拔萃的人。我读初中那三年,我们学校出了两位全市中考状元,成为这所工人子弟学校最后的辉煌。在那之后,学校连同曾经的“五大厂”一道,走进了日暮黄昏。而他们的子弟,成绩好的上重高、上名校,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其余的则一直活在父辈人生的延长线上,进工厂,做工人,甚至流落街头当起了小混混。
这些人如今已彻底地从我的朋友圈里消失了,我也再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但他们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声音也不时出现在网络上。虽然可能没有美国的“红脖子”嚷嚷地那么响,但同样充满了沮丧甚至绝望。
它提醒我们,即便是江浙沪的土著中间,也不乏有人掉入了“鹤岗化”的泥淖,低吟着“乡下人的悲歌”。
尽管得益于后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长三角的先天优势,他们过得可能没有万斯家乡的人那么惨,但本质上他们都是被时代列车甩下的“掉队者”。尤其是现在,当又一轮产业转型潮袭来,他们能否幸免,还是会被抛得更远?
如果说上一轮下岗潮,很多工人还能通过退二进三,转行服务业,实现再就业。那么现在,当AI技术降维打击占就业岗位多数的低端服务业,已经退无可退、转无可转的从业者又该何去何从?总不能奢望他们回炉再造,去应聘新科技创造的新岗位吧?这个问题在最近引发热议的“萝卜快跑”事件中被舆论一再提及,可见其严重性与紧迫性。
这些年,东北文艺复兴方兴未艾。且不说这种文艺多少带有些伤痕文学的印记,即使复兴也只是文艺的复兴,但文艺背后那些无助的个体人生呢,他们有被复兴吗?对于下一代来说,或许还能通过读书逃离铁锈区,但对于上有老下有小,脚下已经生根,无法再远走他乡追寻诗和远方的80后、70后来说,如何安顿好注定在走下坡路的后半生,这才是个人及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乡下人的悲歌》再火,也只成就了万斯一个人的名利双收,书中那些有名有姓甚至没名没姓人的命运,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少改变。
如果不能打捞这些沉默的声音,拉他们一把,那么绝望迟早会变为怒吼,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听到、看到、被震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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