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剧创作层面评价，《抓娃娃》是一部好的喜剧电影吗？

针对本片的用意、主题，其表达途径与思路，以及成片中的表意完成度、落实思路中的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比起“喜剧电影”，《抓娃娃》更接近于一部好的“喜剧”，但其喜剧作用的形式、逻辑、程度是“小品”，而非“电影”。它试图做到“电影”，但停在了半途。

一部好的喜剧电影，不仅仅要提供给人以“笑料”。制造笑点的方式，是停留在表面碎片式的扮丑，还是通过人物动机等信息的输出与接收之错位，多条线索之间的交叉，环境与行为的违和，创造出的电影戏剧化效果？更进一步地说，喜剧电影终究也是电影，就像所有的类型片一样，在完成类型对应的”观感效果“之外，如果能够实现作者的个人表达，给出一定的主题系统，那当然会给类型片再次拔高一阶。

人们会下意识地将“有意义”与“好笑”对立起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对前者的错估，认为有意义即代表着“严肃、端正、深刻”。然而，至少以电影而论，达到相对深刻的途径，其实远远不止是严肃端正一种。只要建立起足够完整的表意结构、主题系统，就能实现作者对自身思想的陈述，具体形式完全可以根据类型的不同而变化。

《抓娃娃》试图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它只“试图”了那么一点点，就在其难度面前望而却步，让成片走上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它的喜剧效果是“试图一点点”的，不算扮丑，却只是小品级别的“信息差与误会段子”的连接，它的主题表达是“试图一点点”的，于是落到了完全逆向的位置，无意之间甚至夹杂了一种恶毒的感觉。就像片中人物的“”接触穷人”一样，电影有努力，但只“试图”了那么一点点。

影片开场. 导演试图制造一种双重的观感，由此带来反差的认知误解，对接到家庭教育的议题。沈腾马丽和中产阶级的老师共处于贫穷的环境之下，面对着儿子的教育问题。沈腾表示“我们的装修环境是一种风格的选择”，对接到了对儿子的贫穷教育思路，让他能够保持艰苦朴素的品质，而不堕落于嫌皮爱富的拜金主义。而在另一边，老师则提出了对孩子的物质层面教育条件，应该给予最好的生活环境，而他提出了对沈腾的否定，认为没有物质就没有好的教育，不过是一种穷人的好面子而已。这进一步延伸到了对大人的角色塑造与价值观表现之中，精神是否由物质所决定，贫穷培养出来的是朴素还是“强撑面子”。

而在序幕中，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孩子身处在一系列特写的艰苦条件之中，却对奶奶孝顺、有礼貌、勤劳，沈腾和富人的对比真相则由脚的特写呈现，沈腾的脚非常稳定， 穿着布鞋，老师则不停抖腿，高级皮鞋，素质与对贫穷环境的适配度高低分明。

如果把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影片其实有所可为。沈腾的真实身份是悬疑的，观众会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认同富人的理论，沈腾对“穷养”的理念会和他本人的表现一样，成为强撑面子的证据，而物质的匮乏与其他富孩子的生活对比也似乎让孩子的正确教育方式倾向于后者，更多突显了前者的不利方面。而到了后半部，沈腾的富有人物真相揭开，再由一些危机事件的设置，让孩子与其他富人孩子逐渐体现出真正的品质差异，从而给出两代人身上体现的真理：对贫穷的本心让沈腾得以成为最大的富人，这也培养了真正的好孩子。同时，观众的认知也由反转而扭转，打破了曾经陷入的物质迷惑，这正是现实社会的高度物质化会带给人的价值观误解。

喜剧效果得自于认知差，而人物自身的塑造也在这种反差的表里变化中完成，观众的认知在双层的反差更能带来主题表现。穷与富的前半部反差，突出沈腾的表面强撑面子之喜剧效果（环境客观的穷与人物行为的“撑”），后半部则是沈腾富之真相与其他富人虚荣的对比，带来观众认知前者基础上而对后者的“上帝视角”，让后者反而成为强撑虚荣之“面子”的小丑，喜剧效果与“真正的面子是对物质富裕的虚荣”的主题。

然而，作品却走上了廉价的喜剧道路。它在第一场戏就给出了沈腾是富人的答案。他的物质丰沛反而得到了及其表面化的呈现，劳斯莱斯、豪华企业，等等。而孩子培养的穷养计划也直接说明，这成为了对上述主题的点出途径：沈腾与马丽的闪回，二人真的就培养路线进行了争论，沈腾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贫穷出身与穷养理论，由此征服了普通富人理论的马丽。

而作为穷养理论的坚守者，沈腾马丽对“穷养困难性”之环境的抗拒也成为了具象的持续表现途径。马丽的父母来接孩子放学过生日，却不愿配合演出艰苦朴素，穿着名贵的衣服，给孩子塞钱。同时，电影也带来了类似于《楚门的世界》的设计，孩子遇到的所有人甚至环境本身，都是沈腾用财富带来的“教育”工作团队，外国路人是外语老师，小摊贩是数学老师，给孩子的穷养环境提供支撑的是最好的物质条件，而沈腾马丽也要全力维持，才能确保不露馅。

这确实带来了一种有效的反差喜剧效果，让观众与孩子和其他富人形成了认知的错位，其他富人的富养说法成为了小丑，例如坐在车上对穷养的“怜悯”，以及孩子身处于各种日常化生活环境之中的“穷精神”受到周围人“怜悯”。后者构成了影片在第二阶段的主体内容，第一阶段是对孩子的精神培养，已经确立，第二阶段则是这种精神在当代现实生活里的遭遇，让他不至于被社会扭曲。孩子遭到了小商贩的暴力威胁，只是朴素地乞求，在海底捞的门口不停拿着免费小吃，得到了其他中产阶级的“怜悯”（让他们先进，快吃饱了）实际上却是对父母奶奶的全力孝顺行为，奶奶重病而家里没钱，让孩子需要捡瓶子补贴家用，并面对同学们的嘲笑，也和许多孩子一样，面对小卖部偷钱的诱惑。

在这个阶段，电影尽量设置了接近现实生活的细节，让孩子真的身处在了日常环境中，由此带来主题表现的现实对接度。同时，这也制造了观众立足于现实生活中自身经历体验的反差爽感，观众知道沈腾家庭的真实环境，由此让所有“怜悯”之人都成为了不自知的小丑，更是得到了一种网络小说里的龙傲天体验，将自己代入了主人公的扮猪吃老虎体验。

但是，这却牺牲了影片的主题表现程度，因为它为了制造表面的反差体验，始终在强调着真正教育与生活环境的极度充沛，甚至不愿意让孩子真的处在任何的扎实“逆境”之中，也不愿意带来任何的“反派上风”时刻。孩子因为平板电脑损坏而被商贩威胁，马上后者就会被打扮成农民工的保镖威胁，平板电脑的损坏也只是教育的故意为之，奶奶的重病更是虚假，甚至他吃的东西都是在豪华后厨“秘密基地”中的精美烹饪。

“秘密基地”就是孩子真实生活环境的象征，它给予了表面的穷富反差，让观众能够站在扮猪吃老虎的观感中得到爽感，让“怜悯”的其他非穷人成为不自知的小丑，也让孩子的“艰苦”成为了正向的“反差”观感对象，处在一种不自知的艰苦朴素之中，这肯定是难得的，没有靠出丑来呈现喜剧效果，而是引导了反差带来的与其他人交互之喜感，其他人出丑（沈腾手下的“表面装扮穷”与其他非穷人的“表面富”在强弱立场的行为转变），孩子自己则相应地成为“龙傲天”正面喜感的主角。

然而，这事实上只是对物质条件本身的强化而已，孩子没有得到真正的脱离物质支撑的艰苦考验，一切所谓的考验都是物质支撑的“设计”场景，其中没有任何的风险。由于过度强调了“楚门的世界”团队，它让孩子的艰苦品质变成了最顶级物质栽培的特定产物，如果没有全套教育方案，孩子还会成为这样的美好存在吗？这反而变成了对当代现实社会中“贫穷品质不可实现”的嘲讽，甚至是一种对非顶级富人阶层的“恶意攻击”：为了制造”龙傲天的扮猪吃老虎效果，有配角对事实上的顶级富人进行“怜悯”，而这种怜悯本身是正面的，只是认知不足而已，对他们的嘲讽就变成了恶意的居高临下行为。

显然，影片为了表层的反差笑果与扮猪吃老虎爽感，牺牲了主题表达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它只是在用大量的小品式段落，串联起了一个个“不自知的小丑与扮猪吃老虎的主角”的段子而已。这堆砌了足够多的瞬发简单喜剧效果，不自知与扮猪吃老虎只是针对“对方富人身份”，而双方的人物状态都只基于初始的身份状态，且还在由“秘密基地”式的环境和情节进行不断的强化。

由此一来，孩子的贫穷环境与穷养教育，包括精神品质，都成为了最为虚假的存在，因为真正的普通生活中，孩子显然不会遇到如此“友好”的”困境”，也不可能有人帮他解决一切问题，他的吃穿用与教育更不可能是如此的“表面朴素实则优越”。

在孩子小的时候，它也设计了两个“接触真实”的情节，孩子先是被哥哥接走，吃了大餐，如果延伸出去，就可以带来“富养的哥哥对继承人穷养弟弟的打压阴谋”，以争财产的动机让孩子接触到真正的生活，哥哥给他展示富裕带来的享受、真正穷人生活的困苦（无法获得很多条件），让他产生真正的自有生活之诱惑与“普通生活”之打击，考验他的信念，验证穷养的有效性。但是，影片却迅速丑化了哥哥，甚至用了对同性恋的恶意表现，外国人说东北话等喜剧小品式涂抹，只是用这种表面化的形式去表现孩子的正面品质，捡瓶子与自己奢华生活的对比，随即被沈腾等人打断。

接下来，孩子遭遇了更切实的打压，想跑步的梦想遭遇了受伤的打击，但这其实也是对体育老师（安排好的顶级教育环境之外的存在）的驱逐，让他似乎承受考验，实际上不过是虚假，确保他能够始终在自己的栽培之下，再次被明确地迅速消除。

即使在最表层的“孩子状态”上出发，”考清北”的许愿也冲淡了消极的打击，而许愿的支撑依然是教育条件，三口人在富人区的过道上产生了“错位”，自己的所谓“穷人志向”对应着轮椅的滑下坡道，沈腾马丽追逐着轮椅，构成了一种对富足环境的“朴素与亲情之本质的表现”：这本是他们的自家环境，真实的富足对应着真实的亲情，因此才要努力为孩子打造穷养的教育环境，让富足不至于变成对孩子的腐蚀，这正是富足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亲情与朴素的精神层面本质，也支撑起了富足生活能够真实存在的合理性，此时的富足与亲情之生活环境在瞬间进入了真实之中，其表面则是父母保护孩子而不惜穷养、“腿伤”谎言排除其他教育的“不属于富足环境”之造假，是孩子所处生活的“假象中的真实”。但是，它却非常表面，剧情逻辑则是上述的反向，反而因父母的“富足条件支撑假象”（依然是排除绝对真实世界中老师的谎言环境）而被弱化。

孩子的长大带来了戏剧结构上的转变节点，孩子能接触到的最大真实即是对“楚门世界”的真相接触。这肯定不如“接触真实的贫穷世界”来得考验巨大，但也是对富人真相的接触，由此引出了堕落的可能性，面对真实的富人生活，他是否能够继续曾经的艰苦品质，有钱而不奢靡，反过来说也是对曾经刻意贫穷环境的再感受，还能否接受自己的吃苦，而不“黑化”愤怒。

从本片的主题角度上看，更适合的情节是“早早让孩子戳破真相”，让他面对生活考验的真实性升级，正反向的“诱惑”与”“打压”，是对于前半部“物质条件支撑之虚假考验环境”的升级。孩子遭遇动摇的过程，恰恰意味着此前基于物质条件的终究不切实。或者，电影也可以安排一个“沈腾破产”的情节，哪怕是阶段性的也好，让孩子真正摆脱物质条件的楚门世界。在前半部里，电影似乎也有所铺垫，马丽反对穷养，与其爹妈一直都是财富的迷恋者，看到孩子被穷困考验时也很愤怒，需要沈腾用包包来平复。

更重要则是“即将长大”切换时的引导，孩子一家在捡瓶子，似乎是坚守贫穷，实际上影片却第一次给到了对“绝对真实中普通人”的关注，体育场打破了沈腾故意安排的比赛的喧哗，变得冷清真实，捡瓶子不过是包场安排的结果，而真正的普通人则“捡瓶子都比不过富人”。这都构成了对后半部中的升级引导，让儿子在虚假的穷养中无法成为真正的可贵之人，其能力与精神都在偶然触碰或有意寻到的外部现实世界中经历考验，突出其“温室里培养”的局限性，由此进一步磨砺出真正的精神品质，而此前的世界与人生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他成长至今的确切收获，源自于父母对他教育投注的真切亲情，都是虚假里的真实，他的能力与精神之教育成果在现实世界里再次提高、完善，或至少是明确其根基的真实可靠性，从而引出主题表达阶段的推进。

这实际上也可以作用于沈腾马丽的角色塑造，让他们完成思想认知的升级，沈腾意识到自己用“物质打造贫穷假生活”的穷养之表与富养之实，自己终究是溺爱孩子的，不忍将他投放到真正的普通世界里经受真正的考验与打磨，因此他也不足以真的成为当年的自己，从而转变教育观，并重新审视自己，认清自己事实上已经富人化而不能接受真实平凡“打击”的心理转变，从而更根本地找回曾经的穷人初心，而马丽更是从一开始的穷养动机即是“为了继承家业”的富人化动机，在儿子的成长局限性与随后进入真实世界的摔打与成长之中转变，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思想问题。

然而，这显然不利于后半部的喜剧效果升级，因为它过于真的“现实贫穷”了，观众没有了反差感。后半部的反差感来自于孩子与观众对楚门世界的认知反差。孩子看到奶奶打球，随后父母和奶奶竭力掩饰，奶奶在奶奶葬礼上真情哭泣，几次几乎发现露馅，父母则竭力控制真情难以自已、想说出真相的“诈尸”奶奶，孩子以为母亲出轨，为了保护父母家庭而追到了别墅，父母与佣人打配合去掩饰。这样的话，孩子就没有真正确切的考验、打磨后成长，而父母的“认知局限性”也就真的只停留在了原地，反而削弱了主题的表达：他们自己都是如此，在其环境下培养的孩子也是未经考验的“完美”，整个表意落点就都不成立了，甚至教育观念与价值观的内在导向似乎都走向了创作者原意的反向。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沈腾马丽自己的人物塑造缺乏进展都是小毛病而已。

影片试图将落点放在“亲情”的角度，以此强化虚假“贫穷”之中建立的内心品质的真实性，对应着虚假“贫穷之家”中亲情的确凿可信。如果为了平衡反差感与主题表达，那么这可能是一个现实的折中方案，只是肯定不够直接，同时也具备了一种观感上的情感打动力，让观众能够被感染。但是，它显然需要“亲情”本身的正统、严肃呈现，奶奶与孩子建立了虚假身份之下的真实亲情，说出了重逢的愿望，孩子也真的痛哭不已，但它却在“楚门世界维护”的反差感需要之下，被迅速地喜剧化处理了。最典型的就是奶奶的葬礼，沈腾等人都在吃着骨灰盒里的喜糖，对比孩子的真情痛苦，因为影片想带来亲情的真切，又不想削弱反差的喜感，但这就让“亲情”本身也变得不够力度，因为观众不足以站到孩子的立场上痛苦，甚至“亲情”与孩子都成为了被“嘲讽”的存在，如同前半部里“怜悯”的丑角非富人们，只是因为亲情本身的正向而淡化了丑感而已。

在结尾，影片终于试图带来绝对的“接触真实”与升级考验。孩子来到了自己与“真实生活”接触的最重要点上，高考是做不得假的，也是现实中一个人面对“成年社会”这一更真实、残酷世界的开始，开启对其物质化当代环境的进入与考验，也意味着未成年孩子接受家长呵护的结束。影片将“楚门世界”本身引申成了“家长呵护”，让它本身成为了一种“溺爱”，比之外部社会而必然地“富养”，这成为了单纯物质之外的“富与穷”，是家长与社会作为“教育者”出发的不同。孩子在高考上逃走，在此前教育中的目标“清北”中失败了，却恰恰是对此前“溺爱”的打破，成功地进入了真实的世界，完成了人生脱离“家长呵护下的虚假”、进入成年人独立面对之真实的考试。

此外，影片也想带来上文所述的“考验”，让孩子面临自我认知的冲击，过往生活中的亲情、教育成果、精神品质，都会因生活本身的虚假而变得不真实起来，让他不再有自信。在他成人之后，影片始终在试图再现《楚门的世界》中的表达，即对自我认知与世界认知的怀疑，由此厘清正确的世界观。与楚门一样，他怀疑世界的真实性，怀疑世界为了自己而运行，而自己的存在是否真的如此重要，世界的客观运行之唯物性是否确定，此间反而是由自己的主观意念所“如指臂使”的唯心世界。

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面临的是“自己上帝化的世界环境”，但他更重视其不真实性与带来的认知虚无，这代表着无意义，因此脱离了体验富足带来的虚幻完美，去真实的世界里承受打击与考验，不完美却真切，这强调了人对自我与世界认知之真实性的重要价值，真实才带来自我认知的获得感，在不完美的打击中磨砺、受挫、战胜，才让自己感到自我认知中对“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确认，这也讽刺了电视娱乐媒体，让它们呈现的”生活”变成了虚假的完美，麻痹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直面，实际上却没有意义，只是人们无法获得生活价值的虚度光阴而沉浸进去的世界。

在本片中，孩子的自我与世界认知的加入，正是将“物质支撑的虚假贫穷生活”当成了“电视媒体的虚假完美世界”，让孩子对其的诱惑、动摇、摆脱，对接到楚门，由此带来精神品质足以“摆脱虚假完美”的确立表现。

但是，《楚门的世界》是关于“摆脱完美”之心态本身的，它聚焦于人对“真实黑暗或虚假梦乡”的主观选择，是对自我认知与人生看待之中“真实性”本身的强调，因此，楚门只需要对完美世界发生交互即可，他甚至主动戳破了其表面的“”完美”，触碰假的天边，在世界中打开门，走上楼梯，让它变得虚假，此前更是面对现实世界里电视台人给予的“现实残酷一面”，在大海里搏击从未见过的暴风雨，直接打破了虚假完美、消化真实黑暗。

然而，本片的孩子却面临双重的考验，一方面是虚假的富足，一方面则是“真实”的更深度且不可轻易解决之贫穷，因为它的主题，教育的穷富养与穷养结果带来的“战胜物质堕落、坚守朴素本心”，是对接两个世界与生活的。他真的要身处在两个世界中，先摆脱富足的虚假，但只做到这一点，至多只是对“虚假”的愤怒反击而已，他并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是什么样，甚至对真实中的一切都不了解，此时没有打击，也就无法面对“还是虚假完美好”的诱惑考验。它对自我与世界认知的虚无性、人生意义的探讨，并没有《楚门的世界》那样深度、聚焦，只是借用它的框架去套出自己的“世界观”教育主题，让孩子成为能够正确面对真实的当代成人社会之物质腐化的大人，因此也就必须让孩子真的进入那个社会里，经受考验。

事实上，“对虚假世界中形成的一切”的信心动摇，其实可以构成他放弃高考的微观动机。此前被“事实上富养”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否足以完成高考，由此产生退缩，更重要的则是进入真实的世界，去重新验证自己的能力，承受更真切的考验，在动摇后完成精神品质与其他能力的再确信，这让他意识到父母培养的正面用心良苦，也在对他们寻找自己的真切辛劳中感受绝对真实---是始终围绕自己而打造的世界之外的独立父母与自行运转的世界---状态，双重地完成亲情的再确立，从此前的虚假中凝炼出真实，亲情与精神品质，从而达到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如果真的让孩子进入真实的世界，影片由反差感打造的喜剧逻辑就会荡然无存，观感甚至会进入反向的走势之中。因此，影片给予的“考验”只停留在了极其短暂而表面化的阶段。孩子确实“打破”了虚假的完美生活，获得了“勇于进入真实世界”的“长大成人 面对社会腐化与打击”之教育成果，也印证了穷养教育的正确性。他打破了虚假世界的边界之门，后方是迷幻漂亮的光影，进入了白炽灯与凌乱的指挥部之“真实环境”，意味着“走出唯心完美假象”的状态，不再沉迷于“世界为我运转”的幼稚舒适区，因为那不过是家长对自己的溺爱呵护。然而，他看到了一切的虚假，在墙上张贴的各种行动通知与计划，包括自己受教育后的能力，以及亲情（奶奶是教师，父母似乎也是假的）爱情的虚假。

特别是爱情，本身是他此前唯一的确定真实存在，恋人同学是真实世界里的外人，也引领他去别墅抓“出轨”，带来了对真实世界接触的关键，再次看到了小时候被哥哥诱拐来到的泳池，意识到一切似乎都并非表面那样。当他意识到世界的虚假时，必然格外重视爱情，但爱情却也被父母的虚假安排所扭曲，墙上的计划揭露了恋人被安排去升学的结果，如果在这里安排一个“俩人一起许愿考清北”的情节，就会产生表达效果：剧情已经展现了恋人的舞姿拙劣，而考上特招生则似乎意味着她为了爱情与梦想的努力付出，但事实上却是父母安排，由此侮辱了其本身的情感真挚，反而让爱情都被父母所玷污、虚假化了。

从爱情的这个细节里，我们能看到影片的一些相应表达意图。但是，它却完全被“稍纵即逝”地浪费掉了。爱情此前只是点缀，舞姿拙劣也更多作用到了“小丑化”的喜剧效果，如果后面有对父母虚假扭曲爱情之“矮化”（对应呈现的小丑化）表达，并用更扎实正面的爱情、练舞的付出与结果进行延展，那么这条线就会正面作用于主题，但它只是停留在了“看到被父母安排升学”的程度，他与恋人甚至此后再无细化的交互，那么“爱情的去假出真”之再确立也不存在了。

更重要的则是亲情，它是后半部里揭穿完美虚假的关键，带来了虚假中终究的“不完美”，让奶奶打破了葬礼的表演，是楚门化世界这一“物质支撑之环境”无法顾及到的部分，即人的情感。由此出发，它也引出了“虚假世界”之于精神层面的正反表意，先是孩子对世界中一切精神情感（对父母“你们是什么人”，可延伸出对自己被培养品质与世界观的不确信）的负面虚假化认知，随后则在深入真实生活的考验与见证父母等行为中变为正面的确信，亲情与品质都是确实存在的，由此带来虚假世界里的内在真实性：他意识到教育自己而运行的世界之于教育目的的确实有效，其中的情感精神都是真的，因为打造它的父母对自己的爱是真实的，由此顺利地归结到亲情的落点。

这是它与《楚门的世界》的重要区别，楚门面对的假世界里别无真实，想爆发真情的演员都被清除了出去，所以他只需要挣脱虚假诱惑的此间，去外面的世界里接受一切，更多面的生活里同时存在的苦与乐，对抗前者与获得后者都是人生的意义，因真实而更为确切。而本片则不同，它是在假世界里寻找真实，由期间诞生的“自我真实”之积极性再反过来确立更多的对他人认知之真实，一切“演员”与父母对自己的真情，将教育、亲情达成经理同步的升华。

因此，它必须让孩子去到现实的绝对真实里，构成对自己由此前世界中所感所得的对比、验证，由此才能完成对此前世界的“再次观看”，完成第二次判断，先是“对表面之假的揭穿”，再到此时的“对表面假中内在之真的厘清”，从模糊不确切的“这是真实世界”之孩童懵懂中出发，变成明确思考之后的“这里确实存在真实”之成熟世界观---这其实也是本片的构思，是孩子的两个阶段，在高考逃跑时由孩子“这是爸爸你教我的”而强化，引出他对虚假世界中曾经习以为常之一切细节的再观察、思考、揭穿，是虚假世界本身---落在打造它的父亲---带给孩子的宏观层面“教育”，告知他很多生存法则，客观上让他得以揭穿其假，完成对“走入真实世界迎接残酷真相”的成长，也反过来确定了父亲借由此间世界教育的意义。

但是，它并没有让孩子走入更确切的细化现实之中，一切的动摇、确认也就格外笼统而漂浮。孩子确实质疑了父母“是谁”，也无视了父母对自己的真切表达，扭头离开。但是，所有人一起喊着为他加油，父亲更是反复说着自己的良苦用心，随即直接引出了孩子的“成果展示”，他进入了外部的真实世界，郁郁葱葱、阳光明媚。随后当然会是考验，但结果却已经在画面上“给出”了，而剧情层面则在此结束，完全被忽略了过去，对亲情认知的动摇与确立过程更是同样地不复存在，甚至孩子的最后态度已经转到了正面的“你们让我自己走下面的路吧”，随后就来到了结尾彩蛋部分的“大团圆”：孩子扭转了父母的安排，参加跑步比赛，在现实里依然下意识地捡瓶子，暗示着此前世界里的“内在真实”，本能反应对应了品质本性，而他也摆脱了“物质”，没有接班富豪而是成为了真正的普通人，就此表明了腐化、诱惑、冲击、动摇的结果。

由此一来，影片就似乎给出了答案，完全契合上文所述的主题方向与推导过程。但是，它却忽略了几乎全部的重要正面表现流程，因为真实的成长是要经历挫败、打击、动摇等负面的体验，而这恰恰不是影片立足于喜剧而想要给出的内容。在收尾的阶段，孩子的“正面”只是由哥哥的“负面”进行了对比性的表现，后者想要绑架弟弟，自己则是富养与物质腐化的堕落存在。

然而，影片甚至连哥哥都不想过于“负面化处理”，他第一次出场是喜感大于恶感的小丑化存在，而第二次出场的绑架更是“不进反退”，只停留在口头，被弟弟间接地“战胜”，以此生硬地表现出了富养与穷养的正确一边，以及弟弟对“物质后的自我化身”的战胜。并且，为了最后的大团圆，哥哥也完成了对父母定位的挣脱，成为了优秀的登山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虚假穷养”对应的“人为主观性”，人只有在客观环境的真实世界里才能获得最确切的“培养”，客观生活才是最厉害的“教育”，也是世界认知“客观大于主观”（孩子对老师的表达，对《楚门世界》主题的涉及）的一定表现。

这样的它就无疑是不扎实的，落到成片里，不具信服力地表现了“人性本善，皆可教育”的教育观念在客观世界（哥哥身在的非楚门世界）中验证的客观真理性，适度对应弟弟的主题表意（弟弟同样在客观世界里确信的真实情感与品质），完成对前半部中父母打造“虚假人为主观世界与教育”的部分推翻与重要升级（没有客观真实世界的教育有意义，其带来的真实意义都来自于父母打造它的亲情之真实，是对等于人性本善的人情正面之客观真相）。

但是，哥哥身上的“真实世界”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是对“无法正面细化表现真实世界”的无奈补充，最终只服务于“大团圆”的模糊结局，打造离场感而已。它甚至在无意间深化了对“普通人”的攻击性，富人阶层的所有人都会变成本善的好人，反而是普通人到了后半部也依然是“丑角”，孩子学校的老师面对着世界认知动摇的孩子，没有给到必要的关心引导，反而是轻飘飘的全无重视，甚至落到了“原来是你不喜欢我让我没法升职的啊”。它当然带来了反差的喜感，无意间说出了“世界围绕孩子运作”之真相下的“父母打压不讨喜老师”的实话，而自己却还在“居高临下”地讽刺孩子，对自己的命运全无自知。

这依然只是前半部里的“丑角化非富人”而已，如果说它尚匹配前半部的表达阶段，那么后半部也应该随着主题升级而做出转向，让普通人能够与孩子产生正面的交互，“洗白”自己，也抓住格外宝贵的“接触真实世界”情节，展现孩子的内心动摇与确立过程，顺便“澄清”影片的立场。但是，前半部里的丑化与反差之喜剧效果显然太简单也太有效了，即使到了最后，它也终究没能被舍弃掉。

“接触真实世界”---无论以何种形式---的缺失，对信息差与人物表里之反差的表面化喜剧效果的完全倾斜，让影片原本设立的主题被严重地破坏了，无论是教育、世界与自我认知，还是亲情与爱情的落点，都是如此。它没有给出最为重要，也是电影主体的“人物转变过程”，孩子被演员、年龄、时间点，生硬地分成了两个阶段，却也不是自身的“成长”两阶段，而是对虚假世界认知“信到怀疑”的两个状态，其自身的价值观、精神品质，甚至性格，都是几乎固定不变的，对其成长中的“负面”性展示甚至还不如“丑角化”来得大胆：孩子在虚假伤情环境中“无必要”的“真情”，让他极其有限地变成一个短暂的“丑角”。孩子如此，更不用说沈腾马丽等角色了。

它想讨论“成长与教育”，人物却恰恰没有“成长”，获得的---最后想落到的“最高级教育”---“世界本身的冲击、动摇、打压、诱惑”----也因为真实世界本身的消失而全无力度。人物站在台前，只是落到了一个个的段子与小品之中，独立地重复着内在恒定的行为，以不变的品质，面对不变的“考验”，考验由不变的“物质力”所轻易解决，带来不变的“反差”喜剧效果。

前半部里，它由基本的物质条件（孩子与“丑角”不自知之中的富足环境）所带来，考验是相对负面的“物质穷困”，后半部里相应升级，变为虚假世界本身的“无情感冲击”（比如奶奶没死）之真相，考验变成了相对正面的“精神情感”，是孩子在虚假伤情环境中“无必要“真情”的短暂“丑角化”，而此世界同样由物质力所支撑。而到了喜剧结束的收尾部分，它也像大部分小品一样，给出了生硬、含糊的强行“拔高”，事实上不过是用“亲情”带来一点廉价的---且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会被这种程度打动---泪水，将呈现完成度不扎实的主题一带而过，蒙混过关。

它最终给出来的成片，反而只是对“物质无所不能”的极度强调。如果你没有“无所不能”，那只是因为你的物质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顶级地步。而真正的主题，物质之外的“贫穷或哪怕平凡”生活对精神品质的锤炼、验证、确凿之意义，则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完全没有被创作者所重视，如同电影对普通人的“丑角化”与”与整个“真实世界”的全然抹除一样。它给到的“”真实平凡”教育非常有限，更多的是轻松解决的“富足打造的假平凡”，对平凡的对接如此轻飘与间接，人物由此得到的心灵成长和本性确信也就必然只是有限的”真实可信”而已。

本片反而似乎变成了富人的特权，而所谓的重视“普通平凡的意义”，则是富人----在本片的剧情里格外微观确切---的忆苦思甜与微服私访，从而达成了一种“怜悯”，是影片中非富人对扮猪吃老虎富人之“怜悯”的反向，它发生在现实里，而后者只发生在电影的虚构之中。它达成的喜感与爽感，也一并成为了这种“怜悯”的具体形式，是让普通人观众能够代入富人立场，站到富人视角，体验“扮猪吃老虎”与“怜悯其他人”之快乐的蜜糖。

它想强调”进入平凡真实，接受考验”，给观众的体验却是反向的“进入电影造梦，接受假象”，让人物走出了父母打造的“电影片场”，却让观众进入了创作者自己打造的“影片世界”，仿佛是在告诉观众：富人孩子可以勇于进入现实，你们观众却只能沉迷于梦幻，满足于不属于你们的虚假快感，发出对片中平凡人的笑声，不自知于你们和对方的等同。这甚至构成了影片对观众的嘲讽，就像它对片中非富人的“怜悯”塑造一样，同样不自知，同样“小丑”。

这当然不是影片原本的主题，甚至完全相反，却恰恰表明了成片的表意完成度之低下。原因在于，它采取了小品化的创作逻辑，却要探讨一个匹配正剧的主题，也对标正统经典《楚门的世界》去搭建系统，并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如果只是小品，它会调整主题内容与表现方式到更轻度、直给到“粗暴”的水平与途径，但想要用小品的方式做“电影”高度的内核，就必然造成如此的成片结果，无法消除设计与成片的错位。

从成片而言，它对主题本身，以及与主题相关联的平凡、贫穷，乃至于精神品质本身，重视度都完全比不上“喜剧”。这也让它的出发点离开了“电影”，转而去追求“小品”，后者的喜剧营造更简单，接收更轻松，发笑成本更低廉，与“戏剧”的距离显然也更远。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小品集锦”，完全出于小品逻辑进行创作，无论是段子体量、反差笑果、“丑化”手法，还是作为整体作品的结尾“升华”处理“取巧”，都是如此。

这让它走了喜剧的“搞笑”捷径，虽然能让人笑，却牺牲了戏剧属性，显得格外廉价。问题在于，小品这样“廉价”，是因为它的先天体量局限，而电影却应该在更大体量与资源的支撑下，带来更扎实的创作野心与表达成品。特别是在它事实上展示了一定的野心，甚至“野”到了《楚门的世界》的情况之下。

这其实也是很多喜剧电影人的共同心境，他们对电影有所认知与审美，也试图在创作中脱离单纯逗乐的“讲笑话”，做出更多也更严肃的表意。但是，当他们要面对自己天赋与能力的上限，特别是不同于喜剧的“正统戏剧”，以及观众对他们定位与作品受容的市场情况之时，主客观一起作用，就严重地牵制了他们，让他们没有能力与勇气，从而走得更远。

毕竟在很多观众看来，喜剧电影能“逗乐”就已经足够了。但事实或许是，它是“及格”，但不应该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