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眉深浅入时无——从日本的高考试卷说起

（原载于《读书》1998年11期）

我参加高考，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离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当年高考的严酷感觉已经渐渐淡了，留在记忆中的，更多的倒是那个时候听说可以参加考试的兴奋，和拿到入学通知后的感慨。

后来常常听到“黑七月”的议论，并没有留心，因为考试对我来说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最多，也只是看到电视里可怜天下父母在考场栅栏外一脸焦急的样子时，吐一口长气，说上两句过来人“幸免于难”的废话。

近来对“考试”重新产生兴趣，倒不是因为身为高校教师要去考学生，而是因为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受到，考试作为知识的学科化制度化的关键，对后来思想与学术的巨大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由国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包装起来的制度，使得每一个需要社会承认才能实现理想的人不得不经由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常常一方面凭借这种正当性和合理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方面使得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忘却他的个人主体意识，而成为主流社会中一员。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冷冰冰地说，“学校变成了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已经不再是学生对学生的智力较量，而是个人与全体的比较，在强迫性的规训中，学生被权力纳入其许可的知识范围，而其所理解的知识也在他的心头建构了一种控制他的心灵和智慧的权力。对我来说，考试之于学术史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当这种知识通过考试和此后的教育不断在人们精神与心智上皴染积淀后，它就成了将来学术研究的基础，使得学术也纳入了统一的框架，被切得方方正正，连一点棱角和毛刺都没有。

2013年东京大学本乡校区高考的场景（来源：globaltimes.cn）

于是，一张试卷背后，就潜藏了当下社会的意志，也预设了将来学术的取向。我总觉得，当考试卷子把标准答案预设在白纸的背后，当考生自觉地按照未公布的标准答案拚命发掘自己的知识记忆，当走出考场的考生喜孜孜地为自己的答案符合标准而庆幸时，一千三百多年前唐太宗当年那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话，才会真正地成为现实。

我在日本看高考试卷，又产生了这种感觉。虽然日本的高考制度和中国不同，它虽然有一次国家统一的考试，但这一次考试之后，要进入各大学，却不是由国家统一的命题考试，于是学生可以多少解脱一些规定性的束缚，而各个学校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又使得试卷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标准化，但是，即使如此，试卷中同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我随手收集了几份日本的考试卷子，一般说来，他们的国语(相当于我们的语文)试卷已经相当地灵活了，如滋贺大学教育学部的国语试卷只是三个大题，第一个选的是《芥川龙之介赏经纬》，也就是关于第一回芥川奖评奖记录，让学生读文章后回答几个关于比较特殊的词语的汉字写法、假名写法，几个比较复杂的句子大意，撮述其中个别问题的意义，最后让学生简要回答《芥川奖》评奖的性质，第二个题目与第一个大体类似，选了一篇《花月草纸》中的散文，第三个则选了一篇中国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文章，让学生把一些词句译成现代语，对一些句子作出解释，把一些古汉语词句注出现代假名。

从这些试题中看出，日本高考大体上比较重视的是语言与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历史试题也差不多，知识性意味似乎比国语更浓重一些。比如京都大学的日本史试题，第一大题中的第一个小题目就是一篇关于原始、古代政治与行政机构的文章，下面依次是几个问题：首先让学生从若干提供的词语中，选择出正确的“时代”、“文献”和“制度”名称来填空；其次就问文章中提到的“王墓”是“方形沟墓”还是“圆墓”，随葬品是铁制武器还是剑等青铜器。

这份试卷的第一问是古代史，第二问是中世史，第三问是近世史，第四问是古代到近代的留学历史，似乎面面俱到，范围很宽；而京都大学的世界史(B)试卷也是题目相当多，从世界史中的日本，到古代世界的文化交通，从古代的货币与贸易，到世界史中的结社、组织、政党。而且每个问题中又有很多小问题，其中一题说，意大利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各种民族与文化交错的地方，希腊、罗马之外，伊斯兰文化也影响到西西里亚，使这里成为伊斯兰文化传播的一个据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对意大利的文化抱着一种崇敬，因此八世纪后半到十九世纪前半，有很多著名文学家都相继访问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