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的时代，世界渴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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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阅读：《大争之世，合格的国君太重要了》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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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恢复霸业以后，位高权重的知罃、士鲂相继去世，晋悼公随即调整了晋国的军政人事。
晋悼公命荀偃和士匄统中军、赵武和韩起统上军、栾黡（yan）和魏绛统下军，因为知罃和士鲂的继承人都年纪幼小，无法继承他们的职位，晋悼公便取消晋国新军，把四军制改为三军制。
这意味着，晋悼公为得到外姓大臣的支持，便极力维护他们的地位，宁可废弃新军，也不愿意吸纳新人进场。
不久后，晋悼公薨逝，年仅三十岁，太子彪成为晋国国君，史称晋平公。
晋平公继位以后，任命羊舌肸（xi）为太傅，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其他人一概不动，基本延续了晋悼公的人事格局，进而延续了晋国的霸业。
可能晋悼公和晋平公也明白，既然晋国的政治、人事格局已经定型，那就舍小家保大家，别和晋厉公一样折腾了，认命吧。
此时的晋国打遍天下无敌手，影响力笼罩四方，毫无疑问是春秋中期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齐楚秦等大国只是战败了，并没有完全臣服，晋国仍然有挑战者。
要永葆晋国的霸业和荣光，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各诸侯国除了支持晋国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齐楚秦等大国不想打、不能打，而不是停留在打不过的层面。
晋国非常幸运，春秋中期的时代背景，给了晋国永葆霸业和荣光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要给时代做个横切面，看看晋国复霸的十年间，各诸侯国都发生了什么。
鲁国。
公元前562年，鲁国的“三桓”已经崛起百余年，实力膨胀到架空鲁国国君的程度，于是“三桓”把鲁襄公亲自统领的鲁军分为三军，季孙、叔孙、孟孙三族各得一军。
“襄公十一年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军权是政权的基础，鲁襄公没有了军权，便彻底沦为傀儡，鲁国事实上成为“三桓”的江山。
齐国。
公元前559年，齐灵公因为晋国士匄借了鸟羽、牛尾不归还，便流露出背晋的想法，并不断的侵略鲁国城池，试图恢复齐桓公的霸业。
在鲁襄公和三桓的强烈要求下，四年后，晋平公以晋国三军和鲁、卫组成联军，出兵伐齐，经平阴（山东平阴）、邮棠（山东平度）大破齐军，暂时打掉齐灵公的野心。
此外，齐灵公的内政也出了大问题。
太子光是齐灵公的法定继承人，其母亲来自鲁国，如果太子光继位，非常有利于缓和齐鲁的关系，而齐鲁和睦，完全符合晋国和齐国朝野的利益。
但齐灵公战败之后，不知怎么想的，准备废黜太子光，册立仲子生育的公子牙做太子。
仲子是子姓，可能来自宋国，也可能来自其他子姓国。不论如何，齐灵公册立仲子之子公子牙，是一种“战略性包围鲁国”的争霸思维，而不是齐鲁和睦的和平思维。
于是，齐国大夫崔杼在齐灵公病重的时候，直接拥立太子光即位，史称齐庄公，随即出兵逮捕公子牙并诛杀其师傅高厚，崔杼则凭借拥立之功，成为权倾齐国的权臣。
争霸受挫又有权臣在朝，齐国成为鲁国的难兄难弟。
楚国。
公元前555年冬，楚康王不甘心霸业中衰，命新令尹子午出兵伐郑，结果遭到郑国的激烈抵抗，楚军无奈回师。走到鱼齿山（河南平顶山）的时候又遇到暴雨，楚军的后勤人员死伤大半——“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数年后，子南出任楚国令尹，他有一名亲信，名为观起。此人寸功未立，便借着子南的权势收受贿赂，短时间内就坐拥数十乘车。楚康王大怒，下令诛杀子南，任命薳（yuan）子冯为令尹，结果薳子冯的八名亲信，照样收受贿赂，很快就富贵满堂。
楚国重用宗室的政策，至此受到严重的反噬，贵族逐渐崛起，政治日渐腐败，基本失去了争霸的实力。
郑国。
郑国的子孔“当国”以后，可能认为自己对晋、郑都有大功，便专横跋扈，得罪了很多人。公元前554年秋，子展、子西起兵诛杀子孔，随后，子展成为“当国”，子西听政，子产晋位为卿。
这意味着，郑国卿大夫之间的杀戮愈演愈烈，杀戮理由也从“路线之争”演变为“争权夺利”。
蔡国。
由于楚国奉行霸道，凡是追随楚国的诸侯国，都受到楚国的严酷盘剥，蔡国做为楚国的铁杆盟友，自然是损失最严重的——“楚人使蔡无常。”
公元前553年，蔡国公子燮不满现状，便提出蔡国归晋的方案，结果被蔡国的亲楚派诛杀。
蔡国，也出现了归晋、归楚的路线之争。
晋国也爆发了一次不利于国君、但有利于晋国外姓大臣的杀戮。
《春秋左传》写道——“栾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怀子......桓子卒，栾祁与其老州宾通，几亡室矣。怀子患之。祁惧其讨也，愬诸宣子曰：盈将为乱......怀子好施，士多归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怀子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这段话有些难懂，我来梳理一下。
范宣子即士匄，他是祁姓士氏，因封地是范邑，便称为范宣子，其高祖便是辅佐晋献公诛杀宗室的士蒍。此时，士匄是晋国的中军帅，全权负责晋国的军政事务，同时也是晋国外姓大臣的总代表。
栾桓子是栾黡，他是姬姓栾氏，属于晋国宗室的旁支远宗，其远祖栾宾辅佐过曲沃桓叔，曾祖栾枝追随过晋文公，父亲栾书做过中军帅，凭借这层关系，栾黡被晋悼公任命为下军将，号称栾桓子。
栾黡的正室妻子是士匄之女，称为栾祁，两人生育一子，取名为栾盈。
栾盈，即栾怀子。
后来栾黡去世，栾盈继承家业，在晋平公时期出任公族大夫、下军佐等职务，进入晋国最高层。但栾祁不甘寂寞，和栾氏的家臣总管州宾私通，并且恋爱脑上头，把栾氏家业都转移给州宾。
时间一长，栾祁害怕栾盈发现，便向士匄诬告栾盈谋反，准备舍弃亲子保全情夫。
而士匄认为，栾盈的个人魅力很强，可能对自己有威胁，便在公元前552年，借栾祁的诬告，把栾盈驱逐出晋国。
栾盈的背景深厚，个人魅力超强，自然有追随者。
于是在驱逐栾盈以后，士匄诛杀了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羊舌虎、叔罴等十名晋国大夫，囚禁太傅羊舌肸等三人，彻底清洗了栾盈的党羽。
猛一看，这是“母亲出轨、外公驱逐外孙”的狗血故事，但梳理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虎毒尚且不食子，栾祁诬告栾盈谋反，简直匪夷所思。即便栾祁是恋爱脑，士匄可是威震天下的人物，怎么可能仅凭栾祁的一句话，就做出诛杀外孙栾盈的决定？
唯一的解释是，士匄非常忌惮栾盈的宗室后裔身份，以士匄为首的外姓大臣，担心栾盈等宗室后裔，围绕在晋平公的周围，向他们发起反攻倒算。
郤氏已经灭了，栾氏也随之而去吧。
只有这么清晰的政治目的，才能促使士匄下定决心，清洗栾盈一党。
而羊舌肸被囚之后，晋国大夫乐王鲋（乐桓子）到监狱探望羊舌肸，表示要向晋平公求情，展开救援行动。
羊舌肸毫不理睬。
亲朋故旧听说了这件事，都责怪羊舌肸不识抬举，羊舌肸却说，只有祁奚能救我，其他人都不行——“必祁大夫。”
为什么？
因为羊舌肸是姬姓羊舌氏，祁奚是姬姓祁氏，他们都是晋国宗室的旁支远宗。但和栾盈不同，羊舌肸和祁奚以贤名著称，从来没有出任三军帅、佐之类的职务，也就没有雄厚的政治班底和家族势力。
他们是宗室贤臣，不是权臣。
而乐王鲋是晋平公的宠臣，晋平公对他言听计从，《春秋左传》就说——“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一句话就证明了乐王鲋和晋平公的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祁奚向士匄求情，便意味着羊舌肸和祁奚依然是没有实力的宗室贤臣，士匄要顾忌两人的贤名，同时也要给宗室留一些面子、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就有可能饶恕羊舌肸。
如果乐王鲋向晋平公求情，晋平公会顶住压力赦免羊舌肸，但士匄一定认为，羊舌肸、乐王鲋和晋平公已经结为一党，将来晋平公有可能效仿晋厉公，羊舌肸有可能成为新的栾盈。
在士匄清洗栾盈一党的关键时期，给士匄造成这样一种错觉，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能救羊舌肸的只有祁奚，而不是乐王鲋。
说到底，羊舌肸要保住性命，就必须和晋平公划清界限，保留“没有实力的宗室贤臣”身份，树立人畜无害的人设。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羊舌肸所料。
乐王鲋遭到羊舌肸的拒绝，大怒，回去就向晋平公反馈，说羊舌肸和羊舌虎是一党（同父异母的亲兄弟），罪有应得，不用救他——“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
而祁奚收到羊舌肸家臣总管（室老）的消息，又打听到乐王鲋和晋平公的反应，便立即去见士匄，请求士匄饶恕羊舌肸。
士匄见祁奚来求情，不方便直接拒绝，想着已经清洗了栾盈这个最大威胁，祁奚和羊舌肸声名远扬且没有实力，留着也无伤大雅，便赦免了羊舌肸，给宗室和自己都留下余地。
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中，士匄通过小范围的诛杀，给外姓大臣谋取到实际利益，祁奚得到了名声，羊舌肸留住性命，唯有栾盈一党付出惨烈的代价。
以上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七篇文章——《祁奚请免叔向》的历史背景。
叔向，即羊舌肸。
回顾十年来的天下变化，总体是风平浪静的，但各诸侯国内部都出现了剧烈的动荡，这意味着，经过百余年的争霸战争，礼崩乐坏的层级不断下沉，从各诸侯国不服从周王，正式演变为卿大夫不服从诸侯。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说：“把礼崩乐坏的寒气传递下去。”
在这样的时代，周王没有安全感、诸侯没有安全感、卿大夫其实也没有安全感，如何重塑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每个肉食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再打下去，所有人都要一起陪葬。
和平，就这样成为各诸侯国最渴望的东西。
而要重塑相对和平的环境，绝不是角逐出一个霸主就能解决的，必须是各诸侯国紧密团结在霸主周围，罢兵言和恢复秩序，才有可能完成这个艰巨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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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相对和平的环境是各诸侯国的共同诉求，但毫无疑问，严酷盘剥各诸侯国的楚国，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蔡国做为楚国的铁杆附庸，都能出现亲晋派，就是“天下厌楚”明证。
屡战屡败，被晋国死死堵在东方的齐国，也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
僻处西北，从来没有进取中原的秦国，更没资格。
数来数去，只有奉行霸王道杂之、被各诸侯国奉为霸主的晋国，才有可能重塑相对和平的环境，给周王、各诸侯国、卿大夫提供安全保障。
但做这件大事之前，晋国需要再做两件事——彻底解决内部问题、降伏齐国。
彻底解决内部问题，晋国朝野才能团结一致，降伏背晋十年的齐国，各诸侯国才能有效团结在晋国周围，然后向楚国施压，结束争霸战争。
这两件事是一体两面的。
公元前550年4月，晋国准备和吴国联姻，齐庄公遵照礼法，命齐国大夫析归父给晋国送媵妾，正好栾盈流亡到齐国，齐庄公便把栾盈也一起送回去了，晋平公把他安置在曲沃。
栾盈被士匄驱逐出国，多年经营的政治势力一朝消散，自然是不甘心的，而且等这件事的影响消除之后，士匄的下一步动作，必定是清洗整个栾氏家族，和其他外姓大臣家族一起，瓜分栾氏的财富和田产。
这一点，栾盈非常清楚。
于是，刚到了曲沃，栾盈便拉拢了一批愿意效力的人，起兵造反，讨伐士匄。
但做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栾盈起兵造反，又能有多少胜算呢？仅仅数月时间，栾盈便战败身亡，栾氏家族被屠戮殆尽——“晋人克栾盈于曲沃，晋杀栾氏之族党。”
至此，郤氏、栾氏相继消亡，实力雄厚的晋国外姓大臣只剩下范氏、知氏、中行氏、赵氏、韩氏、魏氏等六家。
其中范氏源自祁姓士氏，赵氏是嬴姓赵氏，魏氏源自姬姓毕氏，始祖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知氏和中行氏都出自姬姓荀氏，而荀氏的始祖荀息在得到封地以前，名为原黯。
韩氏的始祖韩万倒是曲沃桓叔之子，但赵氏孤儿事件爆发时，韩厥保护了赵武的继承权，晋悼公称霸以后，准备任命韩起为上军将，韩起又推让给赵武。因为这两层关系，韩、赵两家非常和睦，早已实现了利益捆绑。
可以说，栾盈战败身亡以后，晋国宗室再也没有翻盘的能力，外姓大臣彻底掌控了晋国江山，晋平公只能依靠乐王鲋、羊舌肸等寥寥几位宠臣、贤臣维持仅有的体面。
如果说外姓大臣和晋悼公的关系，相当于功臣集团和汉宣帝，那么外姓大臣和晋平公的关系，更像是曹操和汉献帝。
对于晋平公来说，这是巨大的噩耗，但对于晋国来说，这绝对是利好消息——
六大家族暂时实现了权力平衡，便可以消除内耗，形成团结一致的晋国统治集团，然后贯彻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路线，安抚各诸侯国的人心，消灭挑战晋国霸权的刺头，最终完成时代任务。
事实上，诛灭栾氏，间接促成的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行动，进一步提高了晋国的地位。
公元前549年春，郑简公到晋国朝拜。
按照春秋惯例，各诸侯国朝拜霸主的时候，需要进献丰厚的贡品，以示臣服霸主、忠于霸主的心意。
郑国饱经战火，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再进献丰厚的贡品便有些吃力，于是郑简公到晋国的时候，子产写了一封信，拖人带给士匄，开篇就是一句：“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你执掌晋国，不想着帮晋国收揽人心，只顾着敛财，到底图什么？这不就和楚国一样了吗？
紧接着，子产又写道：“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进献的贡品进入晋国国库，没有用在各诸侯国的共同事业上，那他们还会拥护晋国做霸主吗？如果你私藏贡品，便打破六大家族的平衡，其他家族会饶恕你吗？恐怕晋国又要爆发内乱，你也要身死族灭了。
楚国盘剥各诸侯国，遭到集体抵制。
郤氏和栾氏化为云烟，鲜血尚未擦干。
虽然子产是为郑国谋福利，但他的一番话，让士匄明白了现在的处境——团结、团结、还是TM的团结，晋国六大家族要团结，晋国和各诸侯国更要团结。有什么问题，等大事办成了再说。
想明白这层逻辑，士匄决定，各诸侯国到晋国朝拜的时候，减轻贡品，量力而行——“宣子说，乃轻币。”
减轻贡品，相当于减免税赋，享受到实惠的各诸侯国，自然要感谢晋国的荡荡王道，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晋国周围。
子产，也通过这件事积累了巨大的国际声望，让他在郑国的仕途更加顺畅。
子产和士匄的这番博弈，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八篇文章——《子产告范宣子轻币》的内容。
降伏齐国的契机，则来自一个香艳故事引发的齐国内乱。
崔杼通过拥立齐庄公成为权臣以后，逐渐变得骄横跋扈，见到什么好物都想占为己有。
有次，崔杼去参加棠邑大夫的丧事，见到棠邑大夫的遗孀棠姜美艳动人，非常心动，哪怕占卜的结果是“不吉”，他也不在乎，直接娶回家了。从此以后，老男人和小寡妇，开始过上没羞没臊的日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什么原因，棠姜竟然和齐庄公勾搭上了，每次崔杼出门上班，两人就约会私通，犹如干柴烈火。
“庄公通焉，骤如崔氏”，短短八个字，足以说明齐庄公和棠姜的私通频率。
最过分的是，有次齐庄公到崔杼家里私通棠姜，临走前把崔杼的“冠”给顺走了，然后送给另外一个人。
这就等于，齐庄公把自己和棠姜的事公开了。
其实，齐庄公和棠姜的私通，崔杼未必不知道，以前他们悄悄的做，给崔杼这个受害人留足面子，崔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现在齐庄公把事情公开，齐国朝野都知道崔杼戴了一顶绿帽子，崔杼再不处理的话，就社会性死亡了，以后如何见人、如何处理齐国军政事务，其党羽又有何脸面继续追随他？
可想而知，崔杼见到另外一个人戴着他的“冠”，有多么愤怒。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政治地位，公元前548年5月，崔杼请了病假不去上班，躺在家里等着齐庄公。齐庄公也是神经大条的人，以慰问崔杼的名义到了他家，却不和崔杼见面，直接进入棠姜的房间，行苟且之事。
见齐庄公中计，崔杼一跃而起，指挥私兵包围齐庄公和棠姜的房间。
发现崔杼要鱼死网破，齐庄公也慌了，请求崔杼饶他性命，崔杼拒绝，齐庄公请求会盟言和，崔杼再次拒绝，齐庄公请求回到宗庙自尽，崔杼也不同意。
崔杼很清楚，会盟和回宗庙自尽都需要时间，明显是齐庄公的缓兵之计。一旦让他离开，自己就没命了。
齐庄公见崔杼没有上钩，便准备翻墙逃跑，崔杼则弯弓搭箭，射中齐庄公的大腿，然后乱刀砍死。
齐国大夫晏婴是贤臣，听闻崔杼诛杀了齐庄公，赶紧乘车过来，准备处理齐庄公的身后事。
随从问他：“要不要自尽，陪国君一起死？”
晏婴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死什么死，难道齐国人都自尽吗？”
随从：“那就跑吧，万一崔杼大开杀戒，就不好办了。”
晏婴：“我又没犯罪，跑什么跑。”
随从：“那咱回吧？”
晏婴：“哎，国君的天然职责是保家卫国，如果国君是为国而死，大臣理应殉国，如果国君是为国而逃亡，大臣也应该追随他一起逃亡，可如果国君是为私人事情而死，除了他的亲信宠臣有陪死的义务以外，其他大臣为什么要跟着一起死？但话说回来，国君毕竟是国君，国君死了，大臣不能不管啊。”
说罢，晏婴进门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一番，尽到大臣的责任，就出门离开了。
晏婴的言行，说明春秋的君臣关系和后世的君臣关系完全不同。
后世的君臣关系，要求无条件忠诚、无条件服从、无条件追随，不论国君提出什么要求，臣子都应该想方设法的满足，否则就是“未尽人臣之道。”
春秋的君臣关系，讲究的却是责权对等、等价交换。
你给我多少利益，我就回报你多少忠诚，你什么利益都不给我，还想盘剥我，那对不起，我就要反对你。如果你不给我输送私人利益，一心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那我们也有共同的价值观，我照样追随你。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和社会形态有关系。
春秋的大臣都有封地甚至私兵，属于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一类人，除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等大是大非问题以外，他们都是有资格和国君谈条件的，即便谈不妥，国君也不能轻易报复，否则就得罪了大多数。
后世的大臣几乎都出自地主阶级，尽管他们能积累一定的财富，但没有法定的封地和私兵，导致他们在国君面前没有议价权，国君说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正因为如此，春秋的大臣更有尊严，更像自由舒展的“人”，诸子百家的文章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而后世的大臣越来越没有尊严，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大臣更像顺服的“奴”，科举文人写出的文章犹如秋蝉虫鸣，毫无新意。
这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九篇文章——《晏子不死君难》要表达的深意。
话说回来，崔杼是久经宦海的人物，这么莽撞的诛杀齐庄公，难道他就不怕齐国贵族的反扑，不怕无法善后吗？
其实，崔杼还真不怕。
早在谋划诛杀齐庄公之前，崔杼就对当前的局势了如指掌——
晋国已经恢复霸业，楚国无力北上，秦国不能东出，各诸侯国暂时不想再起纷争。现在世界和平的唯一障碍，就是齐庄公谋求恢复霸业的野心。只要除掉齐庄公，带着齐国归附晋国，晋国一定会接纳崔杼，各诸侯国也不会追究他弑君的罪责。
《春秋左传》的原话是：“欲弑公以说于晋。”
果然，崔杼诛杀齐庄公之后，齐国太史举起竹简写下“崔杼弑其君”，紧接着，晋平公和晋国三军便奔赴齐国，和宋、郑、卫、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在夷仪（山东聊城）会盟，约定东向伐齐。
等诸侯联军深入齐国境内，齐国就给诸侯联军送去大量的礼物，从晋平公到基层军官，没有遗漏一人——“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
给晋国送消息的，大概率是崔杼，操办送礼事宜的，估计也是崔杼。
而收到礼物，诸侯联军明确了齐国和崔杼的心意，晋平公便代表诸侯联军，接受了齐国的臣服，然后命羊舌肸遍告天下。
齐国，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拿下了。
6月，郑国的子展、子产统帅七百乘战车，沿着颍水南下伐陈，一举攻破陈国都城，不仅替晋国削弱了楚国的势力范围，也为郑国开疆拓土，夺取大片土地。
楚国，被压制在淮河一带。
齐、楚相继失势，秦国无法独自和晋国抗衡，秦景公便向晋国抛出橄榄枝。得到晋国的同意之后，秦景公命公子鍼到晋国会盟，晋平公则命韩起到秦国会盟，两国再结秦晋之好。
那时士匄已经去世，赵武开始执掌晋国，好消息接二连三的传来，赵武不禁长叹一口气，说道：“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世界和平，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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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军事胜利，但军事胜利只能把各诸侯国请到谈判桌上，结果如何，要看谈判的各方能否达成共识。
而在“晋一楚二”的格局下，接下来的谈判，楚国的态度极为重要。
只有楚国在思想上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从不能打转变为不想打，才能顺利推动谈判进程，促成世界相对和平。
宋国贤臣向戌和晋国赵武、楚国令尹子木是旧相识，听闻赵武有消弭战乱的意思，便主动承担起沟通晋、楚的任务，希望借“推动世界和平”的功劳，获得青史留名的机会。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追求名声。
蔡国太师公子朝之子声子，可能是受到蔡国亲晋派的影响，也参与了这件事。
因为蔡国和楚国的纠葛较深，公元前547年，声子便在向戌的指挥下，先出使晋国又出使楚国，为晋楚谈判跋涉千里。
正是在楚国，声子和子木发生了一次谈话，极大的影响了谈判进程。
子木问：“晋大夫与楚孰贤”，晋国大夫和楚国大夫，哪方的能力更强？
声子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晋不如楚是基本的外交礼仪，声子的真正意思是，晋楚大夫的能力相差不大，但晋国取胜的关键性事件，都有楚国大夫在帮忙。
子木非常疑惑：“夫独无族、姻乎”，晋国就没有宗室、大族、姻亲吗，为什么要用楚国人才呢？
声子说：“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归生闻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治国要不滥赏不滥罚，楚国的政治太混乱了，逼的楚国人才逃往晋国。
虽然声子没有说透，但这段对话，点出“晋胜楚败”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1、晋国在“曲沃代翼”以后就不再重用近亲宗室，诛杀郤氏和栾氏，又把硕果仅存的晋国旁支远宗排挤出去，这样一来，晋国就没有宗室的包袱，不论哪国的人才到了晋国，都有发挥才能的空间。
楚国的宗室力量强大，令尹、司马等高级职位，除了宗室以外，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出任。于是楚国的人才晋升通道极为狭窄，选材用人范围极为封闭。
晋国就此成为吸纳人才的黑洞，楚国则留不住人。
2、自从晋献公起，晋国就是论功行赏，范氏、中行氏、知氏、赵氏、魏氏、韩氏等外姓大臣，无一不是征战立功得到封地，然后开枝散叶自立门户。而晋国的制度又是军政一体的，中军帅不仅是军事主官，同时也是晋国的执政大臣，其他如中军佐、下军将等军事主官，也要负责相应的政务。
论功行赏和军政一体结合起来，意味着晋国有严格的政治秩序。
尽管晋国经常爆发内乱、杀戮，但总体来说，都能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并不影响晋国的日常运行。所以晋国屡次内乱屡次失去霸主地位，可一旦平息内乱，就能东山再起。
楚国也论功行赏，但封地、任职更向血缘倾斜，楚武王、楚庄王的争霸过程轰轰烈烈，却从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秩序。
在《春秋左传》里，楚国有过清查人口、征调赋税、诛灭宗室大族若敖氏的记录，政治制度建设的记录却非常罕见。
于是呢，楚国便山头林立，始终不能集中事权。
混乱的政治必然影响经济，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楚国为了弥补经济短板，才要奉行霸道，严酷盘剥服从于它的诸侯国，致使各诸侯国离心离德，越来越不愿意追随楚国。
这是“晋胜楚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楚材晋用”的真相。
声子的意思，子木显然听明白了，他做为楚国令尹，也深知楚国的困境，后来就和楚康王说了一句：“宜晋之伯也，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
楚国是真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晋国大势已成，从不能打转向不想打了。
经过声子的前期谈判，公元前546年春，向戌离开宋国，亲自和晋楚沟通。
晋国方面，罢兵休战是赵武提议的，赵武自然不会反对。韩起也认为，各诸侯国渴望和平，如果晋国不同意，楚国就有机会扛起和平的大旗，趁机团结各诸侯国，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
这条理由，说服了晋国朝野，晋国同意罢兵休战。
楚国方面，子木和楚康王早已谈妥，向戌刚到楚国，他们便同意罢兵休战。
而齐、秦见晋、楚达成共识，也不再提出异议——“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
6月，各诸侯国的代表云集宋国商丘，举行会盟，决定晋国是天下霸主，可以召集所有诸侯国会盟，楚国做为仅次于晋的强国，可以做小诸侯国的主盟者——“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
这次会盟，彻底奠定了晋老大、楚老二、齐秦老三的地位，随后正式通告天下，罢兵休战，史称“弭兵会盟。”
“弭兵会盟”暂时中止了大国间的争霸战争，各诸侯国不必因为归晋、归楚的问题而左摇右摆，那么卿大夫们也就没有互相杀戮的理由，这三个层级安定下来，天下便实现了相对和平。
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天下人的共同诉求。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经过百年争霸战争洗礼的人们渴望和平，和平年代成长的人们又呼唤战争，二者交织辉映，构成璀璨的历史画卷。
战争与和平都是暂时的，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单一、永恒的存在。
新的故事，仍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