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帝国十五年而亡的历史真相》下篇

       本人拙作《揭秘：秦帝国十五年而亡的历史真相》，近三个月前在观网发出后，遭到了很多观友的批评甚至批判，这件事让我始料未及。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又对对于我的这么多批评甚至批判，感到由衷的欣慰——观网，在中国不愧为一片高擎爱国主义旗帜的舆论高地。在这片红而专的舆论高地上，我们所有的争论，即使小小的争吵，或许都将变得具有深远意义。不管是对读者，还是对作者。

       由于这次“大批判”围绕秦王朝所涉及的问题很多，现将作者同部分观友所争论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了整理，汇编为23个问题，以飨读者。算是再抛砖屑而引美玉吧。      

       问题之一，某网友：“历史没有真相，只能尽力用有限的资料推理。”

       作者回复：

       历史没有真相？不能一概而论，不要相信某些人这种很不负责任的论断。

       目前，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秦朝历史的途径主要有：

       一、秦朝仅仅15年而灭亡，是一个超短寿命王朝。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无法更改。

       二、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秦王朝大量的史料，其中绝大部分记录为真实情况。

       三、近年从秦墓出土的大量竹简，其中很多为秦吏对地方政府所做的政务记录，我们基本不用怀疑其真实度。

       四、与秦王朝（国）同期的大量历史名人对它的评价，也可以从侧面作为参考。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像为患者拍CT一样，对秦朝灭亡的病因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诊断。

       真相，还能怎么隐瞒？

       问题之二，某网友：“现在，仍然有几个宵小在诋毁秦始皇，抹杀他的丰功伟绩！”

       作者回复：

       网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极端地对批评秦始皇者加以诋毁，谩骂？我想，深层原因，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对秦亡教训进行认真、深入、系统地反思，而是被特殊历史环境下对秦始皇的某些评论所左右，没有看透那些歌颂秦始皇者背后的动机，而陷入对方设置的逻辑陷阱。这种逻辑思路大抵是：

       第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设郡县，建大一统……这些造福后人的创举，足以证明了他的伟大；第二，既然承认秦始皇的伟大，那么他所做的其它一切，包括推行专制，都是为以上这些创举而采取的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当然也是合理的；第三，既然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他对愚昧的百姓所施行的严刑酷法，当然也是正确的。那么在推行法制过程中，对众多违法者依据刑法严加惩罚，也是有必要的；第四，以此类推，他为防御北方边患等而兴建的各种浩大工程，为治理国家而增加的各种徭役、苛捐杂税，乃至为自己修建骊山大墓等等，这些也当然都可加以原谅……

       要想看透这层层逻辑背后的动机，我们不需要陷入过多争辩，只需要跳出来，看一看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那样讨厌孟子就可以了。

       孟子不止为朱元璋这样的帝王所讨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以民本主义为出发点，坚决反对君主专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史一再证明，只要把君主的地位凌驾于臣民之上，施行专制，这个统治一定会衍生暴政。秦始皇“坑儒”，朱元璋“反孟”，其理由都只有一个：儒家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专制独裁。

       秦王朝的统治尽管只有短短的十九年，但是，由他施行的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专制独裁，对国家、对社会所产生的诸多严重危害（见本人上面《揭秘》一文），一点都不亚于他的那些历史贡献。

       歌颂秦始皇，深层的逻辑，其实是在鼓吹专制独裁乃至肯定暴政的合理性。

       现在，我们很多所谓精英，仍然在大加歌颂秦始皇，要么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出于他自己已经坐歪的屁股的需要——他们一味歌颂秦始皇的深层逻辑，是在为独裁专制乃至暴政张目。

       秦王朝虽然早已经灭亡，但是它的阴魂，仍然徘徊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上空。 

       问题之三，某网友：“我认为秦王朝只是中央集权，并没有你说的什么专制独裁。”

       作者回复：

       一、秦国为加强君主“权威”而无所不用其极。

       秦始皇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拥趸，下面，首先给你推荐几处韩非子关于怎样加强君主权威以专制独裁的名句：

         ㈠“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见《韩非子·二柄》）

       （英明的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可以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君主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

       ㈡“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见《韩非子·二柄》）

       （君主有两种祸患：任用才德优秀的人，这样的臣下就会依仗才德优秀来威逼君主；让大臣随便推举，就会败坏事情而不能成功。）

       ㈢“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奖赏他称赞他，但他仍不勉励自己；惩罚他谴责他，而他仍不害怕。把这四种手段都用上，但是他不能被驯化，那么君主就除掉他。）

       ㈣“（君与臣）赏罚共，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由君、臣共同掌握国家的赏罚大权，那么法令就不能推行。）

       二、在专制独裁下，即使是秦国（朝）的历史名臣，很多也惨遭杀害。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自商鞅变法以来，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秦国（朝）名臣的命运结局：

       我们很容易看出：

       其一，自商鞅变法至秦朝灭亡，在140多年时间内，上面的秦国名臣中出现了五位相邦。五位相邦中，有两位（商鞅、李斯）被处以“车裂”极刑，一位（吕不韦）被迫自杀，占据了相邦名臣的一多半！注意，他们可不是普通大臣，是秦国（朝）位极人臣的一号人物。

       其二，秦国的九位历史名臣中，两位被车裂，三位被迫自杀。占据了名臣数量的一半还要多！

       多年奉行法家思想的秦国（朝），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维护专制的措施，使它大部分君主与臣子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有利则合，利尽则诛。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冠冕堂皇的“法治”框架上。

      “有利则合，利尽则诛”，可以说是只有迷信法治、推崇专制的政治体制才会有的情况。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国家制定的层层律法，就是为了防范他们所认定的这无处不在的恶。

       三、中央集权的“权”，应该“集”在谁手里？

       中央集权本身并没有错，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是中央集权。我要说的是，应该把中央的权力，“集中”在谁手里。

       权力如果集中在君主和士大夫手里，由君、臣共治天下（两汉、唐朝、两宋等都是这个模式，两宋做得最好），这样的国家，由于君主和臣子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权力制衡，它的政治就比较开明，社会容易长治久安。

       相反，权力如果仅仅集中在皇帝一个人（家）手上，就一定会因为臣子们失去对君权的制衡，导致君主独裁，使“天下人之天下”沦为“一人之天下”。失去约束的权力，哪怕再小，都会变成脱缰的野马，更何况是统治亿万百姓的天子权力！

       秦和元、明、清这四个朝代，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臣子们很自然地全部变成了皇帝的仆人，专制暴政也就顺利诞生。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即使这位皇帝多么仁德，多么勤政（如清朝历代皇帝），它也只能从局部减轻一些对国家的伤害。但从整体上，它无力阻止王朝的迅速腐败没落。因为，这种政治体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使统治者丧失了立国的根基：严重悖离了亿万民心。

       补充：明朝自从朱元璋裁撤丞相之后，原来的股肱大臣进入内阁，变成了皇帝的秘书班子。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一人“乾纲独断”。明朝由此进入了秦朝模式。此后的清朝，在皇帝“乾纲独断”方面，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直至将专制推向了“最高境界”。

       我们把清朝称为亿万臣民为奴的极权专制政体，一点也不为过。——这是中国近代落后世界的根源。

       问题之四，某网友：“公平公正，这是秦法做得很好的一面。”

       作者回复：

       这一点我认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即从普通百姓（如果生活在秦，这里面可能也有你和我）的角度看，这样繁密、严苛、过重的刑法，已经变成一条捆在所有百姓身上几乎让人窒息的绳索。而且秦法被执行得越认真，越公平，它对百姓的伤害就越严重，人们也就毫无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

       如果方向错了，越是努力，也就离民富国强的治理目标越远。秦法即如是。

       问题之五，某网友：“秦始皇推行法治，把秦国治理得很好，是千古一帝。你费尽心思抹黑他，出于什么动机？”

       作者回复：

       人性普遍的心理，是希望自己活着能够有最基本的尊严，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底线。然而，秦朝无论它极其诱人的军功赏爵制度，还是密布于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细密的刑法（见《睡虎地秦简》等），已经从根本上抹去了被统治者最基本的人格尊严。致使几乎所有秦朝百姓，只能像奴隶、甚至像牲口一样地活着。这样的“国家整合”，是具有严重的乌合性质的。

       与之相比，文明程度较高的六国，虽然也大都推崇法治，崇尚战场杀戮，但是都没有像秦国这样，把战场杀戮做到极致（在《史记》等史料中，很少见到其它六国像秦国这样动辄以万计、甚至以十万计的战场大屠杀），把法治思想推到极致，把人性的各种恶，精心培养到如此登峰造极——与嗜血豺狼毫无二致的地步！从这个角度上讲，秦朝的法治暴政，导致了中华文明极其严重的退步。

       秦国百姓既然因畏惧层层法网而选作“顺民”（《荀子·强国篇》：“（秦百姓）甚畏有司而顺”），在随时随地都可能触碰到的法网的禁锢下，当然也会因忍无可忍铤而走险；秦人既然可以以利而战，当然也可以以利倒戈，将矛头指向“利”的源头——秦朝统治者。

       民以利聚，国以利散。秦王朝的惨痛教训，后人不可不察。然而受各种因素的作祟，我们这些“后人”，能真正“哀而鉴之”者少之又少。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

       问题之六，某位网友：“按照你的逻辑，你怎么评价今天的美国？”

       作者回复：

       一味迷信法治的尽头，一定是暴政。

       被资本深度控制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版的秦王朝：对内，它已经很不关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对外，它崇尚血腥杀戮，通过屡次发动战争来维持它的资本集团利益。因此，这是一个建立在利益沙滩上的帝国。就像秦王朝一样，美国从内部崩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问题之七，某位网友：“德政实际上是‘利益让渡’的结果，即一个政权的稳定，必须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一旦这个平衡被打，政权就回陷入混乱。”

       孟子有句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利益的分配也很重要，但是它需要建立在德政的框架之上。比如，公元前645年发生于秦、晋两国间的“韩之战”中，本来可以逃跑的晋国士大夫们，宁愿舍命相随被秦军俘虏的晋惠公；晋文公则宁可放弃战领敌人的城邑，也要守信；而晋悼公时期，晋国各卿面对高官厚禄，则纷纷谦让于别人……（以上史料见《左传》），这些都是德政前提下，才会出现的重义轻利的现象。

       因此，在德政框架之上的利益分配，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至少，一个正常的德政国家，这种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是可以被大大削弱的。

       问题之八，某网友：“由于秦国民众野蛮，民风极差，统治者必须采用严厉的刑法加以约束。秦国信奉法家思想，是由其国情决定的。”

       作者回复：

       对于秦国立国之初民风极差如何解决一问题，比秦更早、同样生活在秦国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周国的君主，早就给出了最优解：推行教化，以德化民。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怎样把一个比秦国更加落后、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国，逐渐建设成一个广受百姓拥护的西部强国的：

       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 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周）文王……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 （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古公亶父：“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百姓因为我的缘故，想跟敌人作战，（这样就会）使得很多人的父亲或儿子战死。我不忍心这样做”。）

       大加鼓吹成千上万的秦国子弟上战场，大肆屠戮敌军人头，同时也陷千万秦国子弟于死亡深渊的秦国“明君”们， 如果尚存一点点人性，应该为这句话羞死！  

       问题之九，某网友：“宋襄公也推崇仁德，拒绝对楚军半渡而击，结果还不是让自己成了笑话？”

       作者回复：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身处中原腹地的宋国，即使被楚国打败，楚国也灭不了宋国。因为：首先，以楚国当时的实力，尚不允许它统治宋国这样的大国；其次，此时宋国周围的卫、鲁、晋、齐等大国，也不会轻易允许楚国染指中原。

       回到问题本身：

       其一，从另一个角度看宋襄公，我认为他身上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遵守当时各诸侯国约定成俗的规则——公平交战的武德。即，很多时候，遵守道义，比胜败乃至生死更为重要。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在《左传》中多次见到。宋襄公之前、当时乃至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案例有很多。例如，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晋国讨伐齐国途中，听说齐灵公去世，马上撤军回国（这件事比宋襄公拒绝“半渡而击”，要晚84年），等等。

       站在这个角度看，我们没有任何嘲笑宋襄公这样的失败者的理由，更没有任何嘲笑他们的资格。

       其二，我们经常以“成王败寇”的思维看待甚至耻笑宋襄公这样的失败者，这种简单看待成败的方式，以及由其衍生的“价值观”，现在，已经对我们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我们这个社会严重缺乏创新，就是受其荼毒之一。

       问题之十，某网友：“依靠德政治理国家，只是后世儒家美好的愿望罢了。凡是实行德政的国家，其实都被这群腐儒弄得一团糟！”

       作者回复：

       给你看一个案例。春秋时期，自公元前七世纪后期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在大部分时间内称霸诸侯的晋国，一直比较遵守周礼，基本上推行德政。来自《左传》的以下史料足可以证明:

       ㈠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秦“韩之战”中，君辱臣随，晋国士大夫普遍忠于国家：

       （九月，晋国在与秦国的“韩之战”中大败）。“秦获晋侯（晋惠公）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披散头发，拔出帐篷，跟随晋惠公）。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

        ㈡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原之战”中，晋文公将君主的诚信置于取得战争胜利之上：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史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

        ㈢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知恩图报，退避三舍以报答楚成王：

       （晋文公重耳流亡），“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公元前632年，晋国与楚国发生“城濮之战”。战前，晋文公命令军队退避三舍，以感谢五年前楚成王对自己的帮助。

        ㈣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晋国讨伐邾国，用兵以礼，为仁义之师：

       （邾文公去世后，二子貜且（晋姬所生）、捷菑（齐姜所生）争位。七月），“晋赵盾（晋国执政大臣）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赵盾）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㈤鲁宣公十六年（前593年），晋国执政大臣士会依据周礼修订晋国礼法：

       “冬，晋侯使士会（范武子，晋国执政大臣）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㈥鲁宣公十六年（前593年），晋国推行德政，知人善任，使盗贼多逃往秦国：

       当年三月，“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晋国大夫）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

        ㈦鲁成公六年（前585年），晋景公采纳韩厥有利于百姓的迁都建议：

       （夏季）“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公（晋景公）立于寝庭，谓献子（韩厥）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公说，从之。”

        ㈧鲁成公16年（前575年），好整以暇——被“历史”深深隐藏的晋军战斗力：

       （六月，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战场上），“栾鍼（晋厉公车右）见子重（楚国执政大臣）之旌，请曰：‘……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晋军的勇敢体现在严整有序）’。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晋军与敌人交战时喜欢从容不迫）’……”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

        ㈨鲁成公16年（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晋国将军郄至在战场上，待楚共王以礼：

       “郄至（晋国新军佐）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㈩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晋悼公推行德政，选贤任能，使晋国再次兴盛：

       “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十一）鲁襄公九年（前564年），晋国待反复无常的郑国以礼，不强迫郑国站队：

       （十一月，晋率诸侯讨伐在晋、楚之间反复摇摆的郑国，郑国再次表示服从晋国。签订盟约时，两国大夫发生争执），“知武子（晋国中军元帅知罃）谓献子（荀偃，时任晋中军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

       （十二）鲁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晋国士大夫讲究礼让，晋国上下和谐国家富强：

       “（夏季）晋侯（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范宣子）将中军，辞曰：‘伯游（荀偃）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丐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黡，辞曰：‘臣不如韩起……’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

       （十三）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晋国进军齐国途中听说齐灵公去世，立即撤军回国：

       “（夏季），晋士丐（范献子）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

       （十四）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楚争霸 ，晋国待诸侯以德：

       （五月，诸侯举行第二次弭兵之会），“晋、楚争先（盟主）……叔向谓赵孟（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十五）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向一位参加修城的老人道歉：

       （二月），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73岁）矣……（赵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

       问题之十一，与某位网友关于春秋时期的晋国是否推行德政的讨论：

       问题㈠“我认为晋国并不德，同室操戈，兄弟相残，巧取豪夺……”

       作者回复：

       晋国强在施行德政，基本上是一个以德服人的霸主：

       ⑴臣子忠于国家：

       公元前645年九月，晋国在与秦国的“韩之战”中大败，晋惠公被敌军俘虏。本可以逃跑的晋国士大夫们，却放弃逃生，舍命跟随晋惠公，愿与国君共生死。（见《左传》鲁僖公十五年）

       ⑵国君恪守诚信：

      公元前前635年，“冬，晋侯（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史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见《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

       晋文公放弃唾手可得的敌人城邑，将诚信置于战争胜利之上。

       ⑶君主关心百姓：

       公元前585年，（夏季）“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公立于寝庭，谓献子（韩厥）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公（晋景公）说，从之。”（见《左传》鲁成公六年）

       迁都郇、瑕氏这些地方，明显对公室有利。但是，晋景公考虑它们对到百姓有坏处，还是果断放弃，选择有利于百姓的新田作为新都。

       还有一件：

       公元前573年，“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所以复霸也。”（见《左传》鲁成公十八年）

       晋悼公一即位，即开始推行德政，照顾施恩惠给鳏夫寡妇，起用被废黜和长居下位的贤者，救济贫困者，援救灾难，禁止邪恶，少征赋税，宽恕犯罪者，节俭用度，在农闲时才使用百姓服役。

       ⑷军队讲究武德：

       公元前575年，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晋国将军郄至在战场上，遇到敌军统帅楚共王时，立即摘下头盔对向方行臣子之礼，疾行至下风，以示恭敬。而且，此后他多次遇到楚共王，每次都这样行礼。（见《左传》鲁成公十六年）

       另一件：公元前554年，当时的霸主晋国，在进军齐国——齐国当时多次侵略周边弱小国家——途中，听说齐灵公去世，立即停止进军，撤军回国。（见《左传》鲁襄公十九年）

       《左传》多有对晋国尊守周礼、推行德政的记录。以上只是选择了晋国德政的一小部分。至于晋国“同室操戈，兄弟相残，巧取豪夺”这些事，还是希望您参考孔子对管子所做的评价方式，勿以小恶而掩晋之大德。

       问题㈡：“学术界普遍共识是，晋国强，靠的是山河表里，地理优势；率先改变军制，实施近乎军国主义的政策；与少数民族通婚、战斗，民风强悍等”。

       作者回复：

       表里山河、改革军制等，这些都是晋国强盛的重要因素。但是晋国强盛的主要原因，还是它一以贯之的德政。唯有德政，才能使它真正赢得臣民的拥护，它的霸业才能维持两百年。仅仅靠险峻的地理、强大的军队等，还远不足以维持两百年霸业。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这个道理。

       问题㈢：“按你的逻辑，德政可以强国，那宋国为什么没有强？”

       作者回复：

       早期的宋国虽也推行德政，却没有成为霸主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⑴宋国没有出现像晋国晋文公、晋景公、晋悼公等那样一系列的英明君主。

       ⑵宋国缺少像晋国荀息、先轸、士会、赵鞅、叔向等那样众多出类拔萃的人才。

       ⑶宋国处于中原腹地（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四战之地的死地，严重限制了它的发展。

       ⑷宋国南部毗邻已经崛起实力雄厚的楚国，它一直处于楚国的严重威胁之下。

       问题之十二，与某些网友认为作者不切实际、秦法很人性化等问题的辩论：

       问题㈠，某网友：“你最大的问题，是从来不从实际考虑问题以及埋怨古代不够现代。”

       作者回复：

       批评秦王朝，我是站在三个维度的：⑴它之前的西周初期；⑵与它同期的晋国以及后来的六国；⑶比秦靠后的两汉。以秦朝为坐标，从古、今、后三个维度，对它进行审视。你发现我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秦朝了吗？

       问题㈡，某网友：“面对商鞅变法前，秦遍地文盲，私斗成风，豪族大家掌握基层话语权的局面……你给出的方案是派人去念经（进行所谓的教化）。”

       作者回复：

       比秦早数百年的西周初期的古公亶父与孙子周文王，他们所生活的地域与后来的秦国相同，秦国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他们一个都不少，甚至比秦国还要严重（古公亶父的国家被敌人全部占领）。你看看人家是怎样把一片荒芜的西岐治理成一个“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史记·周本纪》）的西部强国的。

       还有，与比秦国略早崛起的邻国晋国，人家晋国的边境、国内也生活着很多蛮族，你看看人家是通过怎样的政治，把国家治理成百姓和谐相处，连其它诸侯国也都和睦相处，深受百姓拥护的世袭两百年的超级霸主的（相关史料见《左传》）。  

       问题㈢，某网友：“古今中外军队都有击杀敌方来论功行赏的传统。”

       作者回复：

       军功赏，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都有的制度。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当时各国中只有秦国将军功赏推向极端：将割掉敌军人头颗数，在秦国国内高度商品化。这导致秦军在战场上制造了无数起动辄以万、以十万计的血腥大屠杀（包括屠杀已经投降的战俘）事件！你去查一查记录这段历史的史料，如《史记》等，看看有哪部史书记录了同期其它诸侯国中，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军功赏”？哪个国家有这样血腥残暴的战场滥屠？哪个国家拥有这样多的动辄以万、以十万计的战场大屠杀记录？

       问题㈣，某网友：“《睡地虎秦简》里面有最早的关于女性同工同酬的记录，对于孤儿进行照料的记录。”

       作者回复：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民富国强的治国大方向错了，就仿佛缘木求鱼，你越努力，越适得其反；“同工同酬”“对于孤儿进行照料”，这些所谓的“人道”“恩惠”，同秦朝无比庞大的罪犯数量（见拙作《揭秘》）相比，你不觉得太滑稽了吗？

       问题㈤，某网友：“儒家最该死的一点就是：拒绝现实，拒绝来自现实实践经验的反哺。”

       作者回复：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四千年政治，真正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经验”，是自夏、商、周三代一以贯之，此后被两汉、唐中前期和两宋等朝代继承的以“民为邦本”思想为指导的王道德政。这是经过我们的历史实验室无数次检验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对王道德政，尊之者兴，弃之者亡。

       你认为一直秉持王道德政并为之赴汤蹈火而不辞的儒家，有哪一点“拒绝来自现实实践经验的反哺”了？

       问题㈥，某网友：“ ①‘人性普遍的心理，是希望自己有尊严地活着’……朋友，你是只会用现在的思维方式代入两千多年的奴隶制社会吗？②秦的‘国家整合’让自己的臣民可以活下来，不怕被他国侵略征服，如果这是‘乌合性质’，那再严重又如何?”

       作者回复：

       第一个小问题：中国两千多年前，即秦代，是奴隶制？我对你的观点不敢认同。由“奴隶制”进展到“封建”再进入“资本主义”等，这是西方史学界根据他们西方社会发展特点，提出的一套历史演进公式。事实已经证明，它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关于此问题，如有兴趣，以后可以详聊。

       第二个小问题：首先声明，我对西方社会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从来不感兴趣。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你和我都生活在秦朝，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人口近五分之一都是罪犯、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触犯刑法的社会吗？（见《里耶秦简》《岳麓书简》等），——这五分之一的罪犯中，极有可能也包括你和我哦！这么多人这样“活下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而建立在万民饥寒交迫、且时刻战战兢兢之上的秦帝国，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问题㈦，某网友：“作者这些观点，只能说明作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腐儒。”

       作者回复：

       腐儒，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钻进经书，皓首穷经，只关注小学，对义理不得要领或不关注的儒者。如东汉后期、清朝的绝大部分儒者，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一种是明晓义理，却不能结合现实予以运用者。这些人空有理论，往往陷入空谈。这样的儒者也有很多，几乎遍及各个朝代。

       犬儒，原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学家，后来泛指玩世不恭的人，尤指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那些修降表、跪拜权贵之类的儒者，不应该属于“犬儒”。我们对这些人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伪儒家”或“奴才”。

       我的观点是否属于腐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很有必要结合先秦儒家经典——即未经后世儒者大量注释的“四书五经”，对一再被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的儒家思想正本清源。

       问题之十三，某网友：“秦朝灭亡原因没别的，主要是它建国时面临的问题太多，如必须防御北方的匈奴入侵等。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纠错的时间。”

       作者回复：

       此后的汉朝，开国之初面临的问题，一点都不比秦朝少，甚至比秦朝还要严重。但是，汉初几位皇帝都果断地采取了“外患内治”的执政方针：对匈奴采取最大限度隐忍，对国内实施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让饱经战乱的百姓恢复生产，让凋敝的百业逐渐恢复。此为固本。恢复了强大的内力，匈奴外患的压力自然大幅度减小。

       反观秦朝在一统天下后，饱经战乱而急需喘一口气的百姓，不但没有迎来休养生息，反而是秦王朝的横征暴敛与无穷无尽的劳役。内忧加剧，外患压力则无限加大。“外患外治”，则需要朝廷在北方边地投入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民心未服的秦王朝，就这样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问题之十四，某网友：“（我认为）秦始皇突然驾崩，储君未定，是引发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作者回复：

       储君未定，只是秦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比如北宋亡时，徽、钦爷俩被金人一窝儿端，这时候，宋朝哪里有什么储君？但人家普普通通的王子赵构，还不是很快就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被拥立为宋朝新皇帝。没别的原因，无论大臣还是百姓，大部分人心里，此时都还在念着宋、向着宋罢了。

       同理，秦朝如果得人心，别说突然驾崩一个始皇帝，就是再突然驾崩一个秦二世或者秦三世、秦四世，经略秦陇、扎根西部足足600年的秦国，它的老百姓也大概率会捧出一个赢姓王子出来登基，你信不信？

       树没了根，早晚活不战；国失了本，迟早要完蛋。这本，就是民心。作为万民的父母，你得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去拉拢民心，去捂热这颗心，让老百姓知你的好，感你的恩。不过，无论他秦始皇，还是他秦始皇的几位先王，在这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太潦草，试卷远远不及格。所以，秦之亡，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记住，民心，才是历史唯一的车轮。

       这巨大的车轮隆隆向前，辗碎一切视民如草的独夫！

       暴政就是暴政，它是齐太史用鲜血铭刻的青史。

       任你挥刀千万次，任你爱秦千万遍。

       问题之十五，某位网友：“作者动不动就是‘民心’，就道德绑架。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是，民心与秦朝灭亡没有半毛钱关系。”

       作者回复：

       ㈠强调民心与道德绑架无关，它只是给我们在判断一个王朝的兴亡缘由时，竖立一把客观的尺子，标明正确的方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有意义。

       ㈡秦国各阶层，反对秦朝统治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是其中来自中下层大部分民众的反对，对秦国最不利，也最致命。至于像失去权势的六国贵族等，不管他们多么痛恨秦朝，只要秦朝的立国根基在——获得中下层大部分民众的拥护，他们还绝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秦朝的统治。同理，装备更加落后的陈胜等农民起义军，更难以撼动秦朝这棵大树。

       ㈢西汉灭亡后，光武帝比较容易建立了东汉；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很快就在江南建立了南宋。东汉和南宋都能够成功赓续王朝的因素有很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心思汉，人心思宋。因为西汉也好，北宋也好，这两个王朝的奠基之君及其大部分继任者，都很懂得对“民心”的经营。

       问题之十六，某位网友：“作者左一篇文章批判、右一篇文章批判，为什么总是揪住秦朝不放？”

       作者回复：

       “封建社会”之初的秦朝及“封建社会”晚期的元、明、清，这四个朝代，所施行的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极权专制。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法家，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残虐刑法、血腥杀戮，渐渐斩断了中国人的脊梁，让绝大部分百姓长期跪倒在独裁者脚下，匍匐为奴。——这种十足的奴性，至今未能根除，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

       可以说在制造奴才的血腥链条上，最信奉法家的秦朝是始作俑者，而元、明、清、尤其是清朝，则进一步采用高压专制，让这种奴性“登峰”而“造极”。秦朝因为抛弃中国传统政治王道德政，只持续15年，而民心丧尽自取灭亡；而清朝的高压专制，则最终使得满清统治者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近代，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西方侵华战争中，清朝很多百姓甘愿为洋人军队“服务”，也不愿帮助自己的国家抵抗侵略者，已经足够说明奉行法家专制的大清，民心丧失到了何种程度！

       而反观推崇儒家、高擎中国传统政治——德政的西周（中前期）、东汉，还有两宋，大部分都是文治武功可圈可点、普通百姓比较受到尊重的时代。例如，公元1279年，在南宋朝廷灭亡的消息传开后，有10万军民纷纷在崖海跳海殉国（见《元史》）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足够说明我们中国的百姓，内心所渴望的，是什么样的政治。

       在两千年中华史上，只有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以“性本善”为出发点的儒家，才真正把黎民苍生当做人来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打断中国人的脊梁，而儒家则唤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

       凭借残虐刑法建立的国家，只能侥幸于一时风光；而凭借仁道德政建立的王朝，才能够长治而久安。

       再次强调，笔者以多篇文章，不厌其烦地反思秦亡教训，是为证明：

       ㈠儒家，传承的是我们中国自尧、舜、禹、夏、商、周以来，一以贯之的王道德政。这一政治的核心是民本思想，这一政治的组成是德主法辅。此后，经两汉、唐朝，以至两宋，王道德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旋律。很多网友心目中所谓伟大的秦朝，和晚期的元、明、清三朝是一丘之貉——极权专制，视民如草，都严重背叛了王道德政，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大量的权威史实，已经对此做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切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片面看待问题。

       ㈡我们现代中国社会，并不需要秦国的治理模式，即不需要片面强调法治，而忽略道德在建立和谐社会方面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㈢不让世人弄明白秦亡的真正原因，今天的中国，将永远无法实现对我们真正优秀传统文化的连接。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与西汉“文景之治”后期相似：拜金主义横行，许多人丧失了应有的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冒似太平盛世的华丽外衣下，暗流涌动。这和我们传统文化（王道德政）的被迫中断有直接关系，西方文化入侵只是次要因素。

       受特殊时期某些有失理性的言论的影响，“秦朝伟大，坑儒正确”的思想，是横在当今中国继承我们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一道鸿沟。反正必先拨乱，不让世人弄明白秦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这道鸿沟，我们将永远无法逾越。我们的民族复兴，也将永远是空中楼阁。

       问题之十七，某网友：“作者拿着结论找论据，围着秦始皇抹黑，其心可诛。”

       作者回复：      

       本人不是预设一个“暴政”去攻击秦朝，而是它的暴政先天存在。而且了解秦的史料越多，你会发现，用“暴政”这个词来形容秦朝，都太过于文雅。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恨这个帝国？因为，假设历史可以穿越，假设你和我都生活在秦朝，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人口近六分之一都是罪犯、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触犯刑法的社会吗？（见《里耶秦简》等），——这六近分之一的罪犯中，极有可能也包括你和我！

       如此之多的“罪犯”，这样“活下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而建立在万民饥寒交迫、且时刻战战兢兢之上的秦帝国，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问题之十八，某网友：“秦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封建王朝实行的都是内法外儒，你能说这是秦的‘流毒’吗？”

       作者回复：

       你说的还不够准确。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因均汲取了秦亡教训，都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奉行法制，而在“儒”“法”两个字上打太极。打得高妙的，是内儒外法，如东汉、唐中前期、两宋；打得拙劣的，是内法外儒，如明、清；打得最不像样子的，就是让“儒”“法”变成既没有“儒”，也没“法”，如我们伟大的南朝晋、宋、齐、粱、陈，把道场全让位于云山雾罩的玄学，等等。

       纵观秦以后两千年历史，历代王朝几乎均以反面教材来看待秦朝。原因无它：自夏、商、周以来，王道德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大道。秦之前的三代莫不尊行，秦以后的几乎历代王朝也都要高扬王道的大旗，哪怕是仅仅装个样子。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历史的警报，早已訇响。 

       “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历史的警报，再次訇响。

       但是，秦这个过于自负的帝国，仿佛一位叛逆的少年，还是公然决然地砍掉这面大旗，调转马车，在荒野上一路狂奔而去。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尼采这句话，说得真好。

       就送给你吧，可怜的帝国。

       问题之十九，某网友：“明朝可是推崇儒家的，最后还不是让一帮士大夫搞得乌烟瘴气？这足以说明儒家的腐朽。”

       作者回复：

       明朝仅次于清朝，是典型的内法外儒：假儒家之名，行独裁专制。你看一下明亡时，除可怜的崇祯外，有多少官员多少百姓跟皇帝一起殉大明国？

       此后煌煌大清朝，列强入侵，一些老百姓宁愿选择帮助洋人攻打北京城，也不愿帮助自家的军队保家卫国，这是不是比大明亡时更打皇帝老爷的脸？

       你让百姓失了人的尊严，弄得百姓几乎人人“家徒四壁"，他们何来的保家卫国？

       家既然无可保，又卫的什么国？卫的谁的国？

       问题之二十，某位网友：“明朝与清朝可是两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尤其清代大大拓展了中国的疆域。你为什么这样贬低这两个朝代？”

       作者回复：

       评论明清，需要把它们放在夏、商、周以来四千年历史这个大展台上，只有这样，才能看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把它们称为专制。

       同秦朝一样，所有的“乾纲独断”者，它们最需要的是奴才。在他们看来，只有制造大批量奴才，他们的政权才会稳固。至于什么经济、科技、文化之类，在制造奴才这一“国策”面前，都要靠边站。

       这就是明清尤其是清朝，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后面的总根源。

       推行王道德政、内儒外法的两汉，尤其东汉王朝，人家军队的战斗力，一点都不比明清小；人家对中国疆域的贡献，也一点都不比明清少。

       问题之二十一，某网友：“‘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你心中的理想朝代大宋所独有的哦，可别把生死与穷富混为一谈。”

       作者回复：

       其一，推行儒家德政的宋代，除了军事孱弱之外，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都是比肩盛唐甚至超过盛唐的。当时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是比较幸福的时代。推荐你读一下候印国先生《宋朝人的日常生活》这本书，这本书可以印证这一点。

       再换一个角度看宋朝，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所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其二，公元1126年，南宋灭亡时，左丞相陆秀夫“乃负昺（南宋末代皇帝，时年8岁）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宋遂亡。”（见由元朝丞相脱脱主修的《宋史·本纪第四十七》）。

       从崖海十多万军民跳海殉国、宁死也不降元这件事，你还认为宋朝是一个“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朝代吗？你还认为宋朝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随便嘲笑的国家吗？又，你还认为教化宋朝百姓的那些儒者，是“腐儒”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为己任的宋朝大部分儒者，他们的精神境界，即使放在今天的社会，都应该让很多人感到羞耻。  

       问题之二十二，某位网友：“儒家士大夫平庸误国可是内行，最典型的就是宋朝的那帮子腐儒。”

       作者回复：

       抑武重文，是宋朝军事的致命伤，太祖、太宗在世，尚可以凭两位皇帝自己武将出身身份，对北辽造成一定威胁，但此后，以文统武的军队指挥体系，造成了武将处处被掣肘的局面。这使得宋军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对你说的儒家士大夫平庸误国，我不敢认同。秦桧、张邦昌之流，哪个时代都有，但他们只是儒家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代表不了整个儒家。还是不要以偏概全。

       两宋除军事外所取得的可以比肩盛唐的辉煌成就，恰恰是宋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才取得的成果。有宋一代，天下读书人，不论你多么贫寒低贱，人人都拥有通过勤奋读书参加科举的机会（这一点，唐朝还做不到）。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大部分都有“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身在朝堂是这样，身在地方也是这样。

       可以说，中国人整个精神风貌——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等——的焕然一新，是只有到两宋才有的现象。它反映在普通百姓身上，最直观的表现，是两宋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见《东京梦华录》）。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直到宋朝，中国普通百姓，才有条件每天吃上三顿饭！（见2019年2月21日《北京青年报》）。这一切，都是两宋儒家士大夫广泛参与囯家治理的结果。

       问题之二十三，某位网友：“儒家最没有骨气，总是对强者屈膝，比如‘世修降表’的孔家。”

       作者回复：

       先请你看由《左传》记载的几场战争：

       其一，鲁哀公十年（前485年）三月，当时军事强盛图霸中原的吴国，大举入侵此时处于衰落的鲁国。鲁国人被迫发起了一场反侵略战争。“微虎（鲁国大夫）欲宵攻王（吴王夫差）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孔子的弟子）与焉。”（见《左传·鲁哀公十年》）

       其二，抗吴之战次年春天，北部邻国齐国，也发动了对鲁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对于势如破竹攻入鲁国腹地的齐军，鲁国人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终击败了侵略者。在这支视死若归的鲁军队伍中，“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孔子弟子）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孔子弟子）为右”——再次出现了孔子弟子们的身影。（见《左传·鲁哀公十一年》）

       其三，鲁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卫国国内发生严重内乱，卫国大臣孔悝被叛军胁迫，陷入危险。作为孔悝家臣的孔子弟子子路，闻讯赶来。他行至城门时遇到了阻拦。“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子路曰：‘……利其禄，必救其患！’。”最终，冲进城里的子路，遭到了叛军的猛烈阻击。未做充分准备的“政府军”，不久即处于下风。激烈的交战中，子路突然被对方砍来的长戈斩断了盔缨（系在颔下的帽带）。这时，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跌落头盔的子路，突然放下手中的武器，弯下腰捡起自己的头盔，然后正色冲敌人说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见《左传·鲁哀公十五年》）

       仅《左传》记载的上面三场战争中，你所说的“世修降表”的孔家始祖孔子，就分别有有若、冉求、樊迟与子路四位弟子，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或保家卫国或评定叛乱的激烈战斗中。

       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像有若、子路等这样秉持大义而视死若归的儒者，不胜枚举。

       据此，你还坚持认为“儒家最没有骨气”吗？劝君切勿因一饭噎而废食。“世修降表”的孔家等，代表不了孔子，更代表不了千万为追求真理而前仆后继的儒家先贤。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儒家先贤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