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财阀当道, 韩国人却执着于性别战争?” | 文化纵横

王晓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本文原载《当代亚太》2023年第6期）

【导读】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4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辞去党首职务，准备寻求连任。在此前4月举行的第22届韩国国会选举中，执政党惨败，李在明所在阵营及其卫星政党共赢得175个席位，继续保持国会第一大党地位，两党政治对立将显著影响尹锡悦的剩余总统任期。当前，韩国政坛深陷两党竞争的泥潭，一个突出表现是身份政治引发的分歧与对立。

本文指出，2022年的韩国大选，俨然演变成一场性别战争：18-29岁选民中过半数男性（58.7%）支持尹锡悦，而过半数的女性（58%）却支持李在明。继地域（岭南地区vs湖南地区）、世代（工业化世代vs民主化世代）的“情理阵营”出现后，性别（男性受害vs女性主义）成为影响选民的重要因素，韩国社会走上了激烈对抗的身份政治道路。耐人寻味的是，韩国是一个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关于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冲突的理论归因难以解释韩国社会的龟裂。

本文认为，韩国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两大寡头政党在选举过程中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政治集团——“情理阵营”（通过煽动怨恨构建认同，实现先共情、后共理）。在1987年的总统选举中，曾经主导民主化运动的金大中和金泳三分别属于湖南地区和岭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选民都选择支持他们的同乡，民主化阵营分化，军政府出身的卢泰愚最终当选总统。在“地域情理阵营”形成过程中，尽管因果关系难以被证实，但民众逐渐接受“湖南地区自古以来处于权力边缘，因此该地区的文化长久以来带有明显的受害意识”；“湖南人与岭南人性格迥异，乃至难以合作”的普遍认知。

“世代情理阵营”产生于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由时任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建构。当一名驻韩美军轧死了两名韩国中学生，韩国爆发了反美游行示威，进步派政党候选人卢武铉以“反美又如何”赢得了民主化世代的支持；保守派政党称之为“年轻人的叛乱”，得到工业化世代的拥护。当前，韩国的贫富分化问题逐渐转化为世代间的资源争夺问题，朴槿惠就曾煽动世代间矛盾，称“年长世代是既得利益者，应该（向年轻人）让步”。

2022年大选出现的“性别情理阵营”，则表现出更明显的策略性。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声称当选后要解散女性家庭部，将性别认知预算改为国防预算，针对职场性骚扰诉讼设立诬告罪，取消雇佣中的性别配额等。在尹锡悦成功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后，进步派政党候选人李在明则主动与女性主义团体靠近。

作者指出，尽管韩国财阀垄断、贫富分化等问题突出，然而选举中经济分配议题因“情理阵营”的出现而明显淡化，乃至出现了“高收入人群往往更加支持强调分配的进步派政党，而最贫穷的韩国人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的怪象。

在大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力较弱，政党难以通过改善民生获得支持，转而从怨恨、分裂、对抗的身份政治中获取政治资源。即便政党在执政后会为弥合文化族群间冲突做一些努力，但总体上竞争性政党催生了文化族群的离散力而不是凝聚力。

本文节选自《当代亚太》2023年第6期，原题为《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冲突?——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及其引发的理论反思》，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冲突?——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及其引发的理论反思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主要反映的是欧美的文化视角，相关讨论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条。但韩国作为一个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却也走上了激烈对抗的身份政治的道路，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化冲突论等既有身份政治理论的怀疑。

▍本研究的出发点与意义

导致身份政治冲突的真的是文化差异吗？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文化/文明冲突论犯了简单抽象的错误，抽取群体的单一身份(如宗教、社群、种族等)作为构建理论的维度，推导出冲突源于文化或文明的错误结论，而这些所谓的理论很容易被政客或极端组织用来强化一群人的单一身份，并挑起冲突。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批评身份政治是“伪政治”时提到，文化主义是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分知识左派为摆脱失语而做的一种努力。很多中国学者也提出，身份政治对抗的根源并非文化差异。如涂锋认为，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竞争性民主体制的内在缺陷导致了身份政治激进化和制度运行失灵。林红指出，在竞争性选举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下，进步主义性质的身份政治成为功利主义的政党工具。上述讨论虽然质疑了文化差异与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支撑。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把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纳入身份政治理论的视野，跳出欧美文化视域，重新审视身份政治的发展机制。韩国是一个复制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其国内也出现了日益激烈的身份政治对抗，但问题的源头不在于文化，而是在于两大寡头政党在选举中塑造了身份政治集团。韩国的案例排除了原生文化族群差异这一变量，使原本被文化差异遮蔽的政党竞争的影响力充分显现。

有关身份政治的既有研究很少关注韩国。韩国学者有关身份认同如何影响选举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他们反复证实了特定地域、世代、性别与政党偏好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指出选民投票与其阶层利益不符，具有“阶层背叛”的特点，但较少从身份政治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韩国政治。本研究关注选民阵营同时兼具社会文化认同与政治理念认同的特点，尝试提出“情理阵营”的概念，从身份政治理论入手描述韩国的政治文化，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韩国国内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走向，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这是本研究的第二层意义。

▍韩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从个体文化心理层面看，韩国人个人自由主义倾向较弱，缺少“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从社会文化结构层面看，韩国是单一文化族群，历史上也未卷入过文化冲突。

（一）不存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文化心理

欧美学者认为，身份政治的根源在于社会规习与内在自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人们为获得他人的承认而斗争。这种视角是从个体诉求出发，分析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解释社会整体发展机制，体现了原子论的思维模式。而历史上曾深刻影响韩国的中华文化持整体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出发点不是个体诉求，而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赵汀阳认为，对比西方，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都是主体间问题。孔子主张的仁是最早的主体间关系概念。主体间互动的功能是建立秩序，而儒家礼乐秩序的本质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秩序。儒家认为，维护整体的长远利益是社会成员的道德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要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得以体现，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比欧美，中华文化中的“我”是“我们”中的“我”，“我”与社会规习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弱化。在历史上，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韩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我们较少感受到欧洲学者所强调的那种“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自现代化转型以来，这一地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增长，但相比欧美仍然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特征。

很多研究都发现，韩国人的自我意识淡漠。有韩国学者指出，韩语尽量避免使用“我”，而是使用“我们”，如把“我爸爸”说成是“我们爸爸”。该学者对韩国人“什么情况下会看眼色行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排第一位的答案是“看眼色是为了与周围人保持一致”。在韩语中，“틀리다”是“不同”的意思，同时也是“错误”的意思。

某种程度上，儒家所主张的礼法秩序今天仍然规范着韩国人的日常行为。以长幼为基础的尊卑秩序内嵌于韩国人的语言中，既体现为“敬语—卑称”的语法，也体现为鞠躬等肢体语言。这一秩序时刻规范着韩国人的言行，把每个人置于固定的角色中，使生活场景中的很多共同体都具有“类家族”的特点。一项针对中韩大学生的对比调查研究显示，对于“儒家文化的本质”，中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学说”的占比最多，而韩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行为规范”的占比最多。对于“最重要的儒家价值观”，中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仁”的占比最多，而韩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孝”的占比最多。58%的韩国受访大学生与朋友的年龄差小于2岁。原因在于，当年龄差大于2岁，很多韩国人在谈话中会使用“敬语—卑称”，心理上产生尊卑之分。这种秩序井然的“类家族”文化在职场中同样存在。韩国企业曾经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职员以企业为家。20世纪90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韩国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启用弹性雇佣制度，但强调忠诚、奉献、团结的企业文化尚未消失。今天，韩国人在下班后仍要投入大量时间维护与同事的情感纽带，以营造亲密的共同体氛围，韩国企业的人事制度也尚未摆脱“年功序列”的传统。

（二）未曾经历文化冲突的单一文化族群国家

在古代朝鲜所处的中华文化圈里，未出现由宗教引发的大规模冲突。在这一地区，文化不是族群间的藩篱，而是凝聚认同的媒介。在中华文化的视野中，某个族群在未接受先进文化时是蛮夷，学习先进文化后就是中华。根据这一逻辑，朝鲜、日本都曾经自称中华。中华文化主张“不往教”“修德以来远人”。古代朝鲜曾一度是华夷秩序的积极的自觉的拥护者。明清鼎革后，朝鲜还曾沿用明的年号、衣冠，自称“小中华”。韩鲜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之深，这一地区族群间文化融合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初，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被殖民的历史激发了一种具有强烈反抗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民族话语，“单一民族”就属于这种话语。日本二战投降后，李承晚在美军的扶植下建立大韩民国，建国伊始就积极宣传“一民主义”。朴正熙政府也通过“纯粹的白衣民族”等话语塑造民族自豪感。这种理念深入韩国民心。今天的韩国尽管面临人口迅速萎缩的危机，也没有出台系统性的移民相关法律，针对生活在韩国的外国人采取或排挤、或同化、或包容的政策，且排挤与同化多于包容。2022年，在韩滞留外国人约225万，仅占韩国人口的3.3%。其中，“海外同胞”约78万，结婚移民者约17万，这两类人都容易融入韩国文化。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只有45万。其余的则是“非法滞留者”，一经发现将被遣送回国。

▍政治家构建的身份政治

韩国的文化土壤里并没有身份政治的种子。然而，实现民主化转型后，政治家们在选举过程中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政治集团——“情理阵营”。“情理阵营”起初是相互对峙的两大寡头政党的选举工具，但随后发展成为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文化部落”，使韩国的政治龟裂向社会文化领域延伸。

（一）政治家构建的三种“情理阵营”

实现民主化转型后，韩国政治家们在选举过程中通过煽动怨恨情绪构建出身份政治集团。这种身份政治集团具有先共情、后共理(政治理念)的特点，最初以选举阵营的形式出现，笔者因此称之为“情理阵营”。韩国依次出现了基于地域、世代和性别的三种“情理阵营”。

“地域情理阵营”形成于民主化转型过程中。1987年的总统选举标志着韩国民主化转型的开始。在这次选举中，曾经主导民主化运动的金大中和金泳三得以与军政府出身的卢泰愚展开竞争。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家乡分别属于湖南地区和岭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选民都选择支持他们的同乡。“同乡票”在这次选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导致民主化运动阵营分化，卢泰愚最终当选总统。卢泰愚当选后，为摆脱国会掣肘，与金泳三领导的政党结成政治同盟，孤立了金大中领导的政党，进一步加深了民主化阵营的分化。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金大中与金泳三再次展开争夺战，金大中的故乡湖南地区的选民在“背叛”“复仇”等话语的鼓舞下空前团结，将91%的选票投给了金大中。岭南地区受此影响，将68.8%的选票投给了金泳三。在紧随其后的国会选举中，二人领导的两个政党也分别在他们各自的故乡获得高比例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政党格局逐渐呈现进步派和保守派两大寡头政党对峙的局面。金大中领导的政党成为进步派政党，以民主化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对内较为关心弱势群体，对外主张民族自决，提出了对朝“阳光政策”。随着韩国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镇压民主化运动、贪污腐败的行为展开审判，曾经在民主化运动中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湖南光州被塑造成民主化运动的圣地，在民主化运动中屡遭迫害的金大中被称为“忍冬草”，“进步派政党”“金大中”“湖南人”一同被贴上了民主斗士和受害者的标签。与之相对的，保守派政党则把岭南地区作为政治故乡。这里在军政府时期曾经走出多位总统，也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被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聚集地。此后，湖南与岭南民众对同乡政治家的认同逐渐转变为对政党的认同。在岭南地区选出的议员中，保守派政党党员长期占多数。同样，在湖南地区选出的议员中，进步派政党党员长期占多数。回顾自民主化转型以来湖南和岭南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情况可见，湖南选民长期偏向支持民主派政党候选人，岭南选民长期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候选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出生于岭南地区的卢武铉反而成为进步派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进步派政党的政治故乡湖南地区得到了高比例支持。这标志着湖南与岭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文化空间，两个地区与两大政党之间的链接已经超越了“同乡情”，变成了对政治理念以及特定政党的认同(见图1)。

“世代情理阵营”产生于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最初的构建者是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卢武铉。“世代情理阵营”中的两大对峙人群分别是工业化世代和民主化世代。工业化世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目睹了战后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被大量反共教育洗脑，经历了20世纪后半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民主化世代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参与或目睹了民主化运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民主参与意识和民族自决意愿。这两个世代原本不具有明确的政党偏向性。2002年总统选举前夕，一名驻韩美军轧死了两名韩国中学生，引发了大规模反美游行示威。进步派政党候选人卢武铉在示威人群中喊出了“反美又如何”的口号，赢得了民主化世代的支持。卢武铉当选总统后遭保守派弹劾，民主化世代发起反弹劾示威，并在紧随其后的国会选举中高比例支持进步派政党。这些现象被媒体称作“年轻人的叛乱”以及“世代之战”。有了之前“地域情理阵营”的经验，两大政党很快分别与上述两个世代建立起了情感共鸣，并以其代言人自居。自此之后，民主化世代和工业化世代分别成为进步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稳定支持者(见图2)。

“性别情理阵营”形成于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是由保守派政治家李俊锡、尹锡悦等人构建的。相互对峙的两个“性别情理阵营”分别由青年男性和女性构成。相比之前的两个“情理阵营”，“性别情理阵营”的构建表现出更明显的策略性。两性平等是韩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以来长期存在的议题。进入21世纪，韩国年轻人围绕两性平等和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出现意见对立。2010年前后，互联网上出现了“嫌女”论坛与“嫌男”论坛相互攻击的现象。2016年，一名男性因憎恶女性而随机杀害了一名女性，引发了大规模悼念和示威活动。2018年，为了谴责警察在执法中偏袒男性，首尔又发生了6次女性示威集会，参加者达到36万人次。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空间，两性平等话题已经取代就业话题，成为年轻人最关注的社会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社会矛盾虽然激化，但在最初的十多年里主要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存在。文在寅在2017年选举中因为亲女性主义的形象得到了女性选民的好感，但当时并未出现年轻男女的阵营化现象。年轻男女的阵营化现象出现在2022年大选前夕，起因是2020年韩国修改《选举法》，将选民年龄由19岁下调至18岁，各政党开始更加积极地争取年轻选民。在年轻人中支持率较低的保守派政党国民力量党任用36岁的李俊锡为党代表，李俊锡策略性地批判女性主义，煽动年轻男性的受害意识。而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则在竞选中称韩国已经不存在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两性平等政策违背了能力主义和自由竞争原则。尹锡悦声称当选后要解散女性家庭部，将性别认知预算改为国防预算，针对职场性骚扰诉讼设立诬告罪，取消雇佣中的性别配额等。在尹锡悦成功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后，进步派政党候选人李在明则主动与女性主义团体靠近。2022年的选举结果显示，18~29岁男性中，支持尹锡悦的占58.7%，支持李在明的占36.3%。18~29岁的女性中，支持尹锡悦的占33.8%，支持李在明的占58%。在18~39岁选民中，60%的男性支持尹锡悦，60%的女性支持李在明。年轻男性对保守派政治家的偏爱与年轻女性对进步派政治家的偏爱旗鼓相当，而其他年龄层中不存在这种男女间立场对峙现象，由此可见，年轻人在政治家的鼓动下形成了“性别情理阵营”(见图3)。

（二）作为强大选举工具的“情理阵营”

韩国的保守派政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是大资本的代言人。进步派政党虽然也拥护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但相较保守派，在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等分配问题上态度更加积极。在保守和进步两大寡头政党之外，韩国还存在左翼政党。左翼政党与工会联系紧密，主张以更加严厉的政策遏制财阀垄断，并对社会财富进行均衡分配。但是韩国学者研究发现，选民的政党偏好与其阶层利益不符。首先，左翼政党得到的支持率很低。以2022年总统选举为例，左翼政党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正义党候选人，其得票率仅有2.37%。其次，高收入人群往往更加支持强调分配的进步派政党，而最贫穷的韩国人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韩国学者称这种选民投票与其经济利益不符的现象为“阶层背叛”，福山称之为“错误的地址”，是典型的身份政治现象。“情理阵营”正是造成“阶层背叛”现象的直接原因。

图1至图3分别展示了三种“情理阵营”对选票分布所产生的稳定影响。随着“情理阵营”的增加，受“情理阵营”影响的选民日益增多，韩国选举日益脱离经济理性，经济分配议题被日益淡化。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院针对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影响选举结果的最重要变量是政党认同感，其次是对朝政策立场，而阶层相关变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较微弱，且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在2012年的选举中，选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还曾对投票结果产生较弱影响，然而在2017年和2022年的选举中，无论是选民自身的阶层属性，还是选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都不再对投票结果产生影响。2022年的选举结果显示，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倾向于支持最不能代表其经济利益诉求的保守政党候选人，月收入6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倾向于支持进步政党候选人(见图4)。

（三）从政治龟裂向社会文化龟裂的延伸

政治家们引导了“情理阵营”话语的构建。话语构建一旦开始，选举专家、学者、媒体等各种声音都会参与其中，无论是批评还是解释，客观上都会对“情理阵营”话语进行再生产。“情理阵营”话语一旦形成，其影响力便不再局限于选举，也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在“情理阵营”的影响下，韩国社会出现了以某种情感共鸣、文化认同、利益认同为基础的“文化部落”。“情理阵营”把二元对峙的政治格局复制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

“地域情理阵营”话语对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包括交友、恋爱、婚姻和商业合作等行为都产生了影响，在强化岭南和湖南地区民众内部认同的同时，在这两个地域间制造了心理隔阂。在“地域情理阵营”形成过程中，韩国学者对岭南与湖南之间的心理对抗进行了历史归因，称湖南地区自古以来处于权力边缘，因此该地区的文化长久以来带有明显的受害意识。这种因果关系的真实性难以被证实，却成为韩国人的普遍认知。这种话语逐步造成了湖南人与岭南人性格迥异，乃至难以合作的刻板印象。同乡情原本只有远近之分，心理空间呈界限模糊的同心圆结构，“地域情理阵营”却把这种同心圆转化为有着明确边界的条块。

用于塑造“世代情理阵营”的话语则同时强化了世代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社会资源竞争意识。2002年以后，媒体和学术界出现了世代话语热。企业在营销过程中热衷于以世代为单位研究消费者文化，同时也给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贴上世代标签，并向目标人群灌输。政治家们热衷于讨论世代之间的各种资源分配不公正现象，把这一视角引入雇佣政策、房地产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议题。例如，面对工会罢工，朴槿惠就曾煽动世代间矛盾，称“年长世代是既得利益者，应该(向年轻人)让步”。有关老年人是否应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是否应该向老年人无差别发放养老金的争论经常出现在选举论战中。而在20~40岁人群占据舆论主导权的社交媒体上，声称年轻人被年长世代剥削的声音非常常见。年轻人指责年长世代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红利，获得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却还不断举行罢工要求更好的工资待遇；指责他们享受了低房价时代的红利，却又通过收房租剥削年轻人；指责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只能供养目前的年长者，年轻人将来却要面临养老金枯竭的困境。“世代战”话语渗透至公共政策领域，将贫富分化问题曲解为世代间的资源争夺问题。

两性间的冲突虽然先于“性别情理阵营”而存在，但“性别情理阵营”的出现使两性冲突意识形态化，使相关政策的协商出台更加困难。在2022年的选举过程中，那些原已达成共识的、已经开始实施的、旨在推动两性平等发展的政策和法规被重新质疑，批评女性主义的声音因为有了政治理念的支撑而放大了音量。尹锡悦在当选总统后，没有像他在选举中所承诺的那样取消两性平等相关法规，但在支持率下滑时多次重提修改相关法规，旨在借此重新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尹锡悦的这种做法反复激化两性间的情感对峙，固化了两性间的文化壁垒。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为重要的选举工具，“情理阵营”与互联网文化融合，把“文化部落”拓展到了网络空间。近年来，年轻人把“饭圈”文化引入互联网选举活动。有韩国学者针对“文在寅饭圈”展开研究发现，“饭圈”中的年轻人把文在寅视为自己参与塑造的“明星”，关注其活动轨迹、日常生活，积极为其拉票，与之互动，与竞选对手的“粉丝群”展开口水战，甚至打电话辱骂竞争对手。年轻人通过政治家“饭圈”活动找到了参与重大事件的路径，政治家具有了与娱乐明星相似的消费价值。在“情理阵营”不断发展的同时，韩国社会的龟裂与对抗现象亦随之增加。有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韩国人围绕政治话题的分歧在增大。2017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各种社会议题中，韩国人的立场大多呈现保守与进步对抗的局面。在韩国街头，持相反意见人群同时举行抗议示威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2014年“世越号”游船沉没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要求政府就事件真相展开进一步调查，为此进行街头绝食斗争，而政府的支持人群就在相同场所进行“暴食暴饮示威”。朴槿惠“闺蜜门”事件爆发后，首尔街头多次出现烛光游行示威，要求弹劾朴槿惠，而支持朴槿惠的保守阵营民众则举行了反对烛光游行的太极旗游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青瓦台网站的意见栏上出现了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文，超过140万韩国人在一个月内在此请愿文后署名表示支持。而相同时间里，反对弹劾的署名者也接近100万。2022年首尔梨泰院踩踏事件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举行示威游行谴责警察和政府的应对迟缓，而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民众则在灵堂附近进行批评遇难者家属的示威活动。

▍被动接受的身份政治

韩国社会对政治家引导“情理阵营”话语构建的行为持批判态度，并为阻止其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在约束身份政治方面未能发挥作用。韩国社会之所以被动接受了“身份政治”，除了政治家引导全社会反复构建“情理阵营”之外，还有结构性的原因———长期影响韩国的冷战思维与财阀垄断的经济体制，导致选民在代议民主制度内部找不到心仪的代言人。

（一）韩国反“情理阵营”的努力及其失败

在“情理阵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韩国的思想界不断批评“情理阵营”扰乱选举、降低政治系统的效率、破坏韩国的民主制度、撕裂韩国社会。在韩国，批判“情理阵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三个“情理阵营”中，“地域情理阵营”存在的时间最长，韩国人为消除“地域情理阵营”所做的努力也最多。学者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认为“地域情理阵营”现象是前现代农业社会文化的残留，是民主文化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中，460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落选运动”，对存在贪污、收受政治献金、贿选以及煽动“地域主义”行为的候选人进行曝光，被曝光的86名候选人中有59人落选。为了打破“地域情理阵营”，身为进步派代表的卢武铉特意在保守派的政治故乡釜山市参选国会议员，并因此建立起“新一代政治家”的积极形象。为抑制“地域情理阵营”现象，韩国数次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例如，2004年将国会议员的选举投票由“一人一票制”改为“一人两票制”，2020年又出台“准联动比例代表制”，目的均在于弱化“地域主义选举”。然而，上述努力对“地域情理阵营”的遏制效果非常有限，“地域情理阵营”持续影响选票分布，卢武铉深入对方阵营的竞选挑战也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韩国选民虽批判“地域情理阵营”，但在投票时却依然受其影响。

社会舆论以及学者们对“世代情理阵营”进行了大量批判。他们批评“世代情理阵营”不但破坏了家庭和睦，还激化了社会矛盾。韩国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反复强调，“世代战”是政党煽动下形成的错误认知，年轻人的经济困境是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结果，所谓的机会不平等存在于阶层之间而非世代之间。但是，政治家们持续不断地刺激世代间的对立情绪，围绕雇佣政策、福利政策、房地产政策甚至环境问题挑拨世代间矛盾，把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争夺社会资源的零和关系。以2022年的总统竞选为例。尹锡悦提出“世代包围论”，即以“工业化世代”的支持为基础，争取2030世代的支持，从而对“民主化世代”形成“包围”。李在明则提出“世代突围论”，号召“民主化世代”说服身边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选举结果证明，理性声音不敌政治家的煽动。

韩国选民们越来越清楚政治家刻意塑造“情理阵营”的做法。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韩国的媒体和选民马上意识到保守派政治家在策略性地利用和煽动两性间相互嫌恶的情绪，故意将女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化。女性主义团体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激烈批判。部分年轻男性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治家们将两性平等问题意识形态化。但是，上述理性声音未能阻止“性别情理阵营”的形成。

（二）阻断经济分配诉求的政治经济结构

韩国人找不到真正专注于分配议题的政党为自己代言，这是由韩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

首先，冷战秩序阻碍了关注经济分配的左翼政党的发展，致使经济分配议题在韩国政治中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冷战时期，韩国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最前沿，政府积极开展反共教育，压制工会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是韩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井喷期，也是左翼政党的发展机遇期。1987年，韩国发生了3749起工会领导的罢工事件，比过去25年的总和还多。从1987年到1989年，工会组织由2700多个增加到7800多个。但当时，工人自建的工会还得不到法律承认，工会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韩国人在工厂和街头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同时，却在总统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同乡。2000年，韩国才出现以工会为基础的左翼政党民主劳动党。当时的韩国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民众对于雇佣稳定、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关注度陡升，对财阀体制的批判也到达了新高潮。但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国家保安法》仍然限制着工会与政党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不断恶化的朝核问题始终阻碍民主劳动党的发展。工会政党的发展机遇期转瞬即逝。进入21世纪，资本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加速、就业竞争加剧，工会在劳资斗争中的话语权减弱。雇佣形态的多样化不断分裂劳动者，削弱了工会的号召力。民主劳动党仅在2004年和2008年的国会选举中分别获得了10个和5个议席，无法与动辄拥有100多议席的两大寡头政党匹敌。社会基础日益萎缩的民主劳动党最终在2011年与其他左翼政党合并。后来成立的韩国左翼政党力量依旧薄弱，也并不把经济分配作为最主要的政治纲领。

其次，财阀垄断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叠加，不断弱化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致使选民对选举中的经济议题逐渐失去兴趣。财阀垄断和外向型经济是韩国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2021年，十大财阀企业的销售额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8.3%，财阀对国内市场的投资、技术升级、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股市走向、景气指数以及外贸出口影响巨大，广泛涉足媒体和金融产业，通过“旋转门”间接影响政府和司法机构，通过支付广告费和捐款等途径间接影响媒体、高校、研究所和市民团体。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升了财阀的全球竞争力，韩国国内消费市场却持续低迷，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政府既无力改善财阀垄断的经济结构，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和对就业的刺激措施也难见成效，很多政策的实施还有赖于财阀的积极配合。例如，卢武铉政府为增强雇佣稳定性，曾出台《非正规职保护法》，规定企业雇佣“非正规职”达到一定年限后必须将其转化为正规职。该政策发布后，企业却选择在规定期满前与劳动者中止劳动合同加以应对，《非正规职保护法》成为“非正规职解雇法”。

韩国民众在选举中找不到心仪的代言人，只能满足于通过参与选举活动发泄不满情绪，从投票活动中甚至“政治家饭圈”活动中获得个人价值感。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民厌恶候选人却积极参加投票。自1987年开始民主化转型至今，韩国的总统投票率除2007年之外都在70%以上。2000年后总统选举投票率曾经一度下滑，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政治极化现象日益凸显，投票率再度上升。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46.7%的韩国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最严重的问题是“候选人的道德与资质欠缺”，23.8%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举最严重的问题是“候选人不进行政策讨论只热衷于爆对方黑料”。在投票给尹锡悦和李在明的选民中，49.3%的选民对自己选择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二人各得到了48.6%和47.8%的选票。

▍总结与思考

(一) 走向非理性对抗的韩国身份政治

韩国身份政治是政治家通过话语构建而成的，最初是选举工具，后来发展成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文化部落”。“情理阵营”的选票动员力如此强大，政治家们难以放弃，必定持续进行相关话语构建。冷战思维与财阀经济垄断深刻嵌入韩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难以改变。这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韩国人在代议民主制度内难以找到专注于推动经济分配的代言人，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们被动地接受身份政治，满足于身份政治提供的情感价值。因此，尽管韩国社会对身份政治的反思从未停止，韩国还是在身份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条道路上，危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系统之间相互转换并不断积累，政府治理能力难以满足国民需求，政党间对抗日趋白热化，全社会的受害意识、怨恨情绪不断滋长，协商与妥协变得愈加困难。特别是朴槿惠被弹劾下台后，两大阵营的情感对峙被进一步激化。政治家们纷纷放弃稳健形象，许下难以兑现的政治承诺，炒作具有社会争议的话题，试探已经形成共识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政治两极对抗与社会撕裂正形成共振。

韩国的这种对抗性身份政治的破坏力势必向国际社会外溢，表现为在其外交中进一步远离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受制于偏激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民族主义情绪。这种不理性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已经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青瓦台网页上一份题为“文在寅是中国总统”的留言贴迅速点燃了反华情绪，因疫情陷入生活困境的部分韩国人以中国为对象发泄负面情绪，与在韩中国人有关的负面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泛滥，街头也出现了反华游行示威。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中韩合作开发的观光项目被叫停。在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都出现了候选人无视中韩之间巨大的经贸合作利益，利用和煽动反华舆论的现象。一些韩国学者指出，这种非理性的反华现象不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并对这种脱离实用主义的现象表示担忧。但就目前韩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反华恐将反复成为政治家们在选举中博取眼球的话题，成为韩国社会怨恨的发泄口之一。

(二) 引发身份政治对抗的是文化吗？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把“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视为身份政治的原初动力，把族裔、宗教等先天或半先天的文化差异视为身份政治对抗的起因，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对抗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而韩国有着不同于欧美的历史文化土壤。如果说欧美社会在共同体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后走向了身份政治，那么在韩国，共同体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韩国社会并不鼓励个人自由主义，其社会文化心理中也不存在“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韩国历史上未经历因文化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今天仍以单一民族国家为荣。福山曾对朝鲜半岛以及中国、日本拥有发展完好的民族身份表达羡慕，他认为，民族凝聚力以及精英们为国奉献的情怀推动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快速发展。然而福山没有发现，随着以选举为中心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在韩国运行，韩国也出现了身份政治集团。政治家在单一文化族群内部构建了“文化部落”，同时把政党间的对抗输入社会文化系统。韩国的案例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文化可能仅仅是一个中间变量，导致身份政治冲突的自变量其实是竞争性政党。文化导致冲突的这一因果关系或许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韩国的案例提醒我们，在身份政治研究中至少要同时关注文化差异、政党竞争模式以及关注经济分配的政党的影响力这三个自变量。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还支持了阿玛蒂亚·森的判断———政治实践如此复杂，文化冲突论或者文明冲突论这种简单抽象的概括本身不符合事实，却被构建成话语，被政治权力所利用，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我们把竞争性政党视为身份政治的主体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反思还是政府都难以完成统合多元文化族群的任务。左翼哲学家们从“主体间性”概念出发，相信现代社会的理性会指引不同文化身份群体通过阐述各自需求的合理性，走向多元文化共存且相互尊重的政治共同体。福山等人希望政府能够积极统合文化族群，走向“信条国家”。这两种认识的出发点都是把文化族群视为冲突的主体。但如果政党也是身份政治的当事人，我们就会发现，竞争性政党之间是零和关系，彼此无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政治授权与治理的不同步性使得政治家们把选票作为目的，宁可为此破坏社会团结。在大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力较弱，政党难以通过改善民生获得支持，转而从怨恨、分裂、对抗的身份政治中获取政治资源。欧美国家寄希望于政府承担起文化统合的责任，可能是南辕北辙。即便政党在执政后会为弥合文化族群间冲突做一些努力，但总体上竞争性政党是文化族群的离散力而不是凝聚力。

韩国的身份政治案例说明，文化差异引发身份政治斗争的论断缺乏普适性。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仅展示了韩国的经验，要厘清身份政治的动力机制，检验文化冲突论，应该在后续研究中开展更多的跨文化比较。例如，日本由自民党长期执政，不存在激烈的政党间竞争，也不存在多元文化族群。美国既存在两大政党长期对峙的现象，也存在多元文化族群矛盾。一些欧洲国家虽然存在多元文化族群间的矛盾，但政党竞争呈现多头局面。如果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党结构同时纳入自变量，对更多的国家进行案例比较，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身份政治的动力机制，重新认识导致文化族群走向身份政治冲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