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如何看待欧洲极右翼“异军突起”

大湾区评论对话郑永年

如何看待欧洲极右翼“异军突起”

 Dialogue 2024.06.13 

世界｜对话｜观点

2024欧洲议会选举刚刚结束，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的一个重要趋势，这一趋势将导向有关欧盟及其经济政策未来走向的几个关键变化，对欧盟本身、对中国、对世界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在欧盟经济自主权方面，向极右翼政策的转变可能导致更多的保护主义立场，促使各国更加强调国家主权，而非欧盟的集体利益。这很可能导致贸易协定、移民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欧洲极右翼政府的出现将给未来的中欧关系带来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面对一个更加分散和充满“保护主义”的欧洲，中国可以寻求更多潜在的机遇，发展更有利的双边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抬头也意味着更严格的贸易壁垒，可能给中欧贸易和投资环境带来巨大挑战。整体来看，极右翼政治的“异军突起”，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多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稳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本期《对话郑永年》将从国际视角出发，解析中欧关系的未来。

郑永年谈欧洲议会选举和极右派崛起

PART ONE

讲到欧洲的右派与左派，我们首先要了解，历史上说的“左”“右”与现在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两者对调了位置。传统上，右派是资本的代表，压制左派所代表的劳工的利益。但是现在刚好反过来，右派反而代表的是劳工的利益。以德国为例子，德国另类选择党（德国的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热衷于强调自己代表的是劳工的利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简单地讲，就是因为资本国际化、全球化，使得好多全球化的“好处”都从本国流向了其他国家或者大资本的手上。传统的建制派推崇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而极右派则强调本国利益优先的保护主义，其社会基础是劳工阶层，他们反对移民与全球化。可以说，劳工阶层是现在极右派的社会基础，这一转变在英国、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英美的转型发生在托尼·布莱尔所领导的英国工党和克林顿所领导的民主党，当时他们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促成了左派政党向右转，不再代表劳工阶层。因此，今天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更倾向于代表劳工阶层，而民主党更想代表大资本的利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党的社会基础有所改变，这一点，大家需要把现在和以前区分开来。

其次，虽然欧洲议会选举当下是舆论的热点，但是欧洲议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实际上，并没有国家层面的影响力大。欧洲议会的实权并没有那么大，其权力有很多“虚”的方面。这次选举在欧盟层面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主要的影响还是要落实到各个主权国家层面——就是说，我们更需要关注这次选举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影响。

2024年6月，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媒体记者参加选举投票情况介绍会（图源：新华社）

对欧洲议会选举的分析，我们要从三个层面进行梳理：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需要从社会层面理清它到底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欧盟作为民主政体，讲究的是选票政治。这次的选举其实是选票的变化。如果不分析出选票在社会层面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就说不清楚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意义。战争、贸易、移民、人权议题，对于选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从中观层面看，政治层面反映了什么？除了欧洲的政治分化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右派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扩大后，是否有可能发生传统上的政治法西斯化的转向。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关键。如果美国迎来特朗普的回归，会不会从民粹导向法西斯化？在美国，很多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一直在宣称，如果他当选，就把他的政敌“关起来”。美国一些人担心，特朗普政权会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如果未来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权也法西斯化，这将十分令人担忧。正如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法西斯政权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个层面是宏观层面，也就是国际层面。极右翼的崛起对中国是十分不利的。也许有人会说，极右翼势力不会像自由派政党那样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但是，极右派会更反全球化，更反移民，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密不可分。

中国一直希望欧盟能够实现“战略自主”，那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欧洲的战略自主对中国有利，这是针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系而言的，因为欧洲人对美国太言听计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比较独立的欧洲对我们有利。但是别忘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是对所有大国的“战略自主”，除了不应依赖美国之外，也包括了不过度依赖中国。对欧洲国家来说，在中美之间，欧洲国家很可能更喜欢选择美国，而非选择中国。

欧盟的战略自主强调的是产业去风险。现在欧盟在产业上对美国基本是无法做到战略自主的。欧盟的战略自主更可能往对中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欧盟的战略自主。我们要从欧洲人的心态上或者从文明立场上来看。如果特朗普当选，我比较担心的是欧洲的极右派和美国的极右派（像蓬佩奥这些在意识形态上极端的反华人士）的对华政策。脱欧、退出国际组织、反全球化是这些极右派的一部分主张。这些人一旦联合起来，将会象征着新的“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我们不要忘记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存在过国际联盟。欧洲的极右派加上美国的极右派，将可能引发空前的反华意识形态，他们的结合可能会使中国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国际局势中。

对话郑永年

PART TWO

邀请嘉宾：郑永年教授

本期主持人：冯箫凝 王希圣

对话时间：2024.06.12

大湾区评论：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欧洲愿景”的重要代表，代表着对“推进欧洲一体化，希望欧洲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希望欧洲成为真正独立的一支力量”的美好愿景。但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他们不愿意更多的外来移民进入欧洲，分摊他们的社会福利，给社会造成更多的种族和文化冲突。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就发出强烈信号，极右势力的崛起代表了民众的部分声音。如何看待这种“民众宁愿眼前苟且，不要欧洲诗与远方”的现象？

郑永年：

当然，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移民问题是一个核心焦点。外来人口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全面了解这次选举结果向世人所传达出来的信号，我们必须了解欧洲近代史，把这次选举结果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下来看。

欧洲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发源地，但同时欧盟的建立所代表的也是去主权化。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主权体系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建立于三十年战争之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强调国家内部主权和对外独立的原则，通过和平条约界定了国家间的关系，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多边外交的兴起和国际组织的形成。这一制度为欧洲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气候变迁、反恐问题、人道主义干预等现代跨国问题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在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重新调整平衡。从欧洲共同体到欧盟的演变，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国家为了应对诸多挑战的产物。尽管欧盟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近年来，各国的反全球化情绪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不少欧洲极右翼的政党应运而生。

描绘1648年《威斯伐利亚和约》的插图（图源：Getty Images）

欧洲的矛盾在于，国家主权的发明造就了一波社会进步的动力，推动了工业化主权国家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一战、二战的爆发都跟主权国家的出现有关系，因为过分强调主权国家，过分强调各个国家的领土，过分强调所谓的国家身份，导致了冲突和战争。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正是一战、二战的产物。过度强调主权，就会导致政治的极端化。同时，主权表明有边界，而欧洲一体化正是要去除这些边界，把它整合为一个欧洲共同市场。欧盟的形成过程，包括货币的统一等，就是去主权化的过程。

如果单单看这一次选举，人们会认为移民问题以及宗教冲突是极右翼崛起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英国脱欧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来自于欧洲以外的穆斯林移民。事实上，英国脱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东欧国家的人口流入英国。移民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穆斯林人口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穆斯林所代表的宗教问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西方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虽然欧洲历史上有着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如十字军东征，但是其激烈程度都不如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

大湾区评论：

也就是说，欧洲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实欧盟整体与欧洲各国主权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

郑永年：

是的，如今的欧盟面对着主权国家和欧盟共同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主权”与“去主权”两种力量互相争权的局面。在很多方面，主权国家的地位依然保留在那里，所有问题的主体还是主权国家。因此，马克龙所主张的战略自主以及全球化，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欧洲人认为全球化是进步，欧洲一体化是进步。对这部分人来说，欧盟所代表的“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价值和欧洲近代以来所主张的一些主流抽象价值观是相符合的。然而，对于另一部分欧洲人来说，这些价值却是退步——全球化与一体化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大家都被均等化了。

马克龙所主张的“欧盟战略自主”在欧洲有他的道理，部分欧洲人认为这代表着欧洲的理想。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到蓝领阶层，在他们看来右派的崛起也有他们所认同的价值，如家庭、宗教等等。如果大家都只强调自己所承认的价值观，这就像是不同上帝之间的斗争，就看人们选择相信哪一个上帝了。有的人是强调各国的民族认同，即强调主权；另一部分则是强调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强调欧洲的一体化，乃至于全球化。

马克龙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面对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时，欧盟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地缘政治集团的地位，并且是布鲁塞尔所宣称实现“战略自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图源：欧新社）

欧盟是一个超主权的国家间集团。其成员国有的强调平等，有的强调自由，有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而移民以及穆斯林问题只是问题的一个面向，甚至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话语问题。比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对移民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欧洲人口正经历着老龄化问题，而移民可以很好地解决欧洲老龄化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欧洲人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而现在面对穆斯林以及移民问题，欧洲人就开始强调主权高于人权。因此，对欧洲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政治人物把所谓外来人口以及移民问题变成欧洲更深刻矛盾的“替罪羊”了。同样，俄乌冲突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是所谓的“民主跟专制”之间的矛盾吗？这是欧洲人的话语罢了。

大湾区评论：

那您认为，极右翼为何会在欧洲崛起？

郑永年：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今执政的欧洲各国政府离人民越来越远。在过去，左派往往代表着劳动阶层的利益，而右派则是代表着资本的利益。然而，在当下的欧洲，或者说放眼整个西方世界，情况刚好反了过来。左派的主张越来越理想化，离普罗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远。比如说，近年来欧洲绿党所主张的可再生能源的环保政策，使得传统化石能源的费用越来越高。然而，可再生能源尚未普及，使得长期以来依赖化石能源的普通人感到吃不消。这就使得极右派在普通人中有了很大的市场。

大湾区评论：

现在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欧洲也越来越关注经济依赖或者说经济安全这一方面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学者提出“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是零和关系”，您怎么看待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郑永年：

经济增长跟经济安全之间并非零和博弈。政治上的博弈更有可能是零和博弈。说经济增长跟经济安全是零和的，这种观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是说不通的。欧洲的问题在于他们内部的分配问题，不是说全球化所导致的问题。区域化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各个国家都经历过全球化的好处，这怎么是零和博弈呢？在经济领域，问题只是“你多赚一点，我少赚一点”，并且“明天有可能我多赚一点，你少赚一点了”。

观察欧洲议会的这次选举，为什么很多普通人支持极右派？极右派的一大主张就是反全球化。全球化加剧了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得许多欧洲的普通人无法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并伴随着强烈的“被剥削感”。当年福特汽车为了让自己的汽车能够卖出去，首先做的就是提高工人工资，让员工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在全球化下，企业纷纷把生产线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海外以扩大所能够获得的利润。然而，这使得国内工人纷纷失业，海外低价生产的产品所产生的高额利润落入到了大型企业的口袋当中。另外，大量的外来移民则使得欧洲人更直观地感受到他们被外国人给抢了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纷纷选择“保护主义”，维护自身的利益，于是投票给极右翼政党。

福特T型车于 1908 年问世。亨利·福特希望 T 型车价格实惠、操作简单、经久耐用（图源：Getty Images）

今天欧洲所说的“去风险”并不一定是孤立主义。欧盟对中国增加贸易壁垒是为了强化欧盟自己的制造能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是为了推动本国的生产力发展。对于那些强调经济安全或者“去风险”的人来说，他们未必就认为中欧双方在新能源汽车上是零和关系。我更愿意称呼他们为“汉密尔顿2.0版”或“新重商主义2.0版”。对欧洲只来说，在这个阶段完全的开放可能对民族工业有负面影响，更好的选择可能是等到欧洲内部的本土企业崛起了以后再开放，再去增强国际竞争力。它不见得是一些人所说的孤立主义。

大湾区评论：

刚才提到新能源汽车，就在今年5月，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加税。在对待新能源汽车的态度上，欧盟现在的态度比较审慎。如何看待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一些欧洲国家是汽车大国，未来欧洲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是否有可能达成“双方共赢”的局面？

2023年7月，参观者在第20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上选购新能源汽车（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

在新能源车这个领域，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有着一个独特的优势。其实中国也曾想要在燃油车这一领域培养扶植自己的产业，但这一领域已经被其他国家提前占领。所以，在中国蜚声的燃油车都是舶来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国内的燃油车既得利益者不是那么强大，因此中国可以发展出强大的新能源汽车。这就像移动支付业务在美国的发展——因为美国有强大的信用卡以及支票支付系统，所以移动支付在美国很难发展起来。

那么，中国与欧盟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合作会是零和关系吗？我认为只要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持开放的态度，那么未来的发展合作前景还是乐观的。

比如说，中国和欧盟可能做到在供应链上进行合作。现在，中国将国产的电动车整产品直接运往欧洲销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是一个封闭体系，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也不相关，其他国家无法享受到中国产业升级的好处。但假如说，中国在欧洲设立电动汽车工厂，雇佣当地工人，推动电动车技术在欧洲的合资运营与技术共享，中国和欧洲不就达成共赢了吗？

今天，中国与欧洲的政治也许存在政治不互信。但这样的不互信是短期的，全球化发展将依然是主流。政治逻辑是一时的，而经济逻辑才是底层的。从资本的角度来说，它不需要有边界。对资本来说，赚钱才是主要目的，它不讲意识形态，也不讲货币的颜色问题，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什么颜色都可以。

大湾区评论：

您曾提出，中国如今正面临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难题，欧洲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您认为，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从整体发展层面来讲，中国和欧盟是否可以有相似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可否成为中欧未来合作的一个基础？

郑永年：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跟欧洲在技术程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欧洲是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发源地，所以从各个方面的技术指标来看，欧洲还是比中国先进。当我们在谈及顶尖科技创新以及制造的时候，美国是第一梯队；欧洲是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是第三梯队。当我们谈及“中等技术陷阱”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横向比较，更要纵向比较。对欧洲来说，如果和美国比较，现在也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技术陷阱”的境地。

从另一个层面看，如果是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美国。那么，能与美国竞争的也只有中国，欧洲几乎无力竞争。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感觉需要在这些领域奋起直追——主要赶超对象是美国。在中美竞争的环境下，中国当然也是赶超经济体，所以我们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目前的中国和欧洲都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美国是发展导向型的；欧洲是规则导向型的；而中国是监管导向型的。欧洲过度的规则、规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则是监管过度了。中国和欧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肩负着改革的任务。

中国和欧盟是有合作基础的，尤其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领域。对于欧洲来说，他们争取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于美国的战略自主，更是在科技上的战略自主。目前欧洲没有自主性，如今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都由美国主导。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监控欧洲人，或者在技术上对欧盟“卡脖子”，这对美国人来说太容易了。因此，对于欧盟来说，中国可以扮演制衡美国的“平衡力量”。但是，也不要过度地期望欧盟依赖中国来制衡美国，毕竟欧盟的战略自主也是就中国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