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

来源：《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韩毓海著

这世上的书已经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的书?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最自然的回答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词，但丁对此的著名定义是：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科学。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

马克思是大知识分子，是无比杰出、深邃的学者，但是，人们却把他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以批判“旧世界”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为工作目标的马克思，终其一生很难说崇拜过什么，如果有的话，那么，他毕生崇拜的就是无产阶级。

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如此伟大的学者毕生竟然以无产阶级为服务对象，这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如果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经错乱”。

我们首先要知道：马克思毕生讴歌并为之战斗的无产阶级，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与现代欧洲文明一起产生的，它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既是劳动者，但更是知识者——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相统一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找到马克思所知道的那种“无产阶级”了，曾几何时，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同时，无产阶级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被资产阶级盗取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驱逐出来，两手空空地走向了黯哑的物质领域。

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以“行会”为依托的工匠阶级，而正是工匠们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他们所开创和引导的“自然的知识”大潮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内核与动力，也正是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会财富而萌生的那些日积月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大革命，并最终推动了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现代工业革命。

欧洲科学技术史表明：自16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劳动者就是欧洲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他们引导了文艺复兴、开辟了启蒙的自然知识领域，最终正是他们的后继者——产业无产阶级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16世纪以来直到工业革命的发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工匠和产业无产阶级一直就是欧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阶级，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与知识非但没有分离，而且，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只有思辨体现为行动，只有头脑被手的试验、劳作所证实，如此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动力，是欧洲“新文明”的实质，这个“新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唯物主义，它最终的代表者当然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首先是欧洲现代新文明的产物，因此，只有将马克思放置到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

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们现在就必须从启发了马克思的欧洲思想“先驱们”说起，而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首推卢梭。

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是卢梭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乃是与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卢梭目睹了城乡分化背后农民与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里巧夺天工的工匠与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之间的分化。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认为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本质上与神学家们一样，都不过是些靠煽动迷信，靠调动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以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种可疑的社会价值标准的“骗子”，他们与辛勤劳作的农人和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不同，正是这些“形而上学家”败坏了欧洲文明，也败坏了人类的“理解力”；一旦将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人类理解力”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古典物理学的祖宗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师傅。通过卢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卢梭的家世很不幸，钟表匠伊萨克·卢梭的太太苏珊娜因孕育伟大的雅克·卢梭难产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一辈子自然是对这个新生儿又爱又恨，因为这个孩子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钟表匠：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七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陀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乃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尔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愚蠢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

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下层石匠的行会组织（后来美国多名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所鄙视：

“技”艺和“文”艺的社会对立，脑体的对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智慧活动和职业活动。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钟意于对古代医书评头品足；而需要动手术和做解剖的外科医生则与理发师为伍，社会地位与助产士相差无几。文人学者与艺术家（指艺术性的技师——引者注）相比，人们更仰慕前者。14世纪，艺术家还没同刷墙工和石匠区分开来。

实际上，推动了包括哥伦布航海在内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人们，就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眼里是“下等人”：“在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下的是手工艺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铸造工和矿工。他们在技术进步和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和枪支；建造起造纸厂，钢丝厂和模具厂；他们创造了鼓风炉，16世纪把机器用于采矿业。他们冲破行会传统的限制，受到经济竞争下产生的发明的鼓舞。无疑，正是他们成为经验观察、试验操作和因果关系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还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工匠中也分高级工匠、艺术工匠和一般的手工业者。高级工匠，正如卢梭的老爹一样，正是一群热爱读书和善于学习的“文化人”——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的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樊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读塔西陀和莫里哀，通过读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有过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但他们的创造精神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尽管他们不能将这些实践知识理论化、体系化，但他们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先驱。正如齐塞尔所说，虽然“不能把这些高级工匠叫做科学家，他们是最贴近科学的先辈。他们理所当然成不了当时世人眼中可敬的学者。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智力的系统训练与实验观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层有学问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留给了下层平民劳动者”.。

“工匠”与“学者”之间彼此隔绝的局面，在16世纪终于得以改变。这首先就是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宗教迫害”运动，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工匠们的力量在那些地区空前壮大了，工匠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工匠们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

卢梭生来就是“公民”，这是喜好读书钻研的父亲的另外一个遗产，于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这是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封面上郑重其事地印上：“日内瓦的一位公民作”。

实际上，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人民”，以及马克思所指称的“无产阶级”，都是受到了卢梭“公民”概念的启发。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发明了“人民”这个概念，他按照主权、人民、法律和共和国之间的相关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整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

无论公意、法律、主权还是共和国，它们的基石都是“人民”。我们要记住的是：法语“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词，它指的是被统治的“劳动阶级”，是有文化、有手艺的劳动者。而卢梭所谓“人民”的基础，其实就是工匠阶级。

要知道什么叫做日内瓦公民，首先就要了解日内瓦共和国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要了解16世纪以来欧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国要推广天主教，开始大规模迫害异教徒，这里的异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它的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杀。菲利普二世以来，西班牙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对荷兰、英国的战争，都是这种追杀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即划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流放和追杀，新教徒工匠的大部分跑到荷兰、英国、德意志，还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内瓦。不过，西班牙帝国有意识的迫害运动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鞭子”，它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导致了欧洲的工匠师傅由原本经济发达、贸易集中的南欧向当时相对闭塞的英格兰、北欧流散，这种“工匠”的大流动造成了手工业行会的大聚集，它最终为经由行会向工厂生产的大转变，即我们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条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国人不愿做法国人，特别是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为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业和私人银行业著称于世，但是，钟表业却并不是瑞士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导致了大批追随加尔文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这才带来了制造钟表的技术。至于私人银行业，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财产从南欧和法国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带兵出征的欧洲贵族将其财产和掠夺来的财物交给代理人经营，由此产生私人银行业务的萌芽。这个萌芽，随着欧洲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战争的扩大，随着国王们为了扩大战争而日益增加的筹款需要，而日益庞大起来。

卢梭出生的时代（即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因为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

日内瓦作为一个“行会师傅的逃难之乡”，作为“流亡者的避难所”，相较荷兰这种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兰那个孤岛而言，自然条件还算是好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起初是为日内瓦所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会”制度，《社会契约论》日后成为了美国《独立（大会）宣言》（即我们常说的《独立宣言》）的蓝本。而与后来的美国社会一样，日内瓦移民社会的前提是：作为有手艺的劳动者，共同体成员没有什么先天社会背景，即“起点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完成稿）中曾盛赞北美的移民社会，认为“移民社会”有利于摆脱旧世界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全新的交往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启示。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在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组织（指正义者同盟）而作。

欧洲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传入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播散到欧洲，而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则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业又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的知识，这一切都促成了知识与劳动的结合，而知识与劳动结合的动力是现实生产的需要，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种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情况，是在1500年之后方才发生的。而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却一方面是人文学者为宫廷提供知识，一方面则是工匠们的技术发明远远地把人文学者们甩在了后面，现实中仍是手脑分离的状况，经院哲学和神学传授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6世纪，这种分离的状况才终于随着欧洲封闭状态的打破而改变。从那时起，首先是统治者们开始更加关心“海外的财富”，关心那些能够使他们在彼此争战中掌握先机的武器制造技术，关心那些能为他们筹措战争和航海经费的货币操纵者。于是，从战争国债筹措者中产生了资产阶级，从海外贸易中产生了大贸易商，而从工匠中则产生了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在1550年前后，欧洲的“人文学者”们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关注起手工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了——工匠与人文学者的结合开始了，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我们后来所谓的“科学家”产生了：

到155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技术在经济上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编写的拉丁文和本国语的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发现、航海和制图、采矿和冶金、勘测、机械加工以及炮术。最终存在于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社会界限消失了，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们采纳。真正的科学终于诞生。大约1600年左右，这项工作由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埃德加·齐塞尔以伽利略为例，说明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技术、军事工程学和艺术家技师之间的关联性：“伽利略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试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与精深的数学分析结合到一起，才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使用的两种方法后来成为近代科学的方法。”（参见［奥］埃德加·齐塞尔：《科学的社会学起源》，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88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来完成。

总之，16世纪末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动的不同层面中，上层贡献了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趣；下层贡献的是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

尽管在那个时期，工匠们的发明还停留在行会内部，还是一种“特权”，即还没有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战争、财富竞争还是海外贸易，都已经离不开技术发明，而技术发明则来自下层工匠、技师们的生产劳动实践。

卢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作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与自尊，他的特立独行和愤世嫉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上升时期的工匠阶级精神的表现——它传达的正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骄傲。

真正大规模的变革是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和经济竞争要求适应新的经济情势的、更快运用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亦要求军事技术的现代革新。于是，在大学与行会、人文学者与工匠师傅的结合中产生的科学，就是这样开始被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于是，行会扩大为现代大工厂，工匠师傅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概括了从行会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加州史学派的戈德斯通认为，欧洲的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完成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发动机驱动实验科学到发动机驱动工业”［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18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而这里的关键是，当年的工匠阶级把生产技术带进了大学，并在那里与学院的知识相结合而诞生了科学，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把科学运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

（在18世纪——引者注）手艺工人、商人、仪表技师和上流人士（甚至神职人员）都开展了自己的实验工作并且小心、有条理地进行观测，以期能够获得自己的新发现和有用的先进知识，这种协作与关于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尽管罗伯特·波义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学会仪器馆长的丹尼斯·帕潘最早进行了活塞式蒸汽机的设计，但他未能成功制造出一个可操作的样本（不过他发明了另一种实用的产品——高压锅）。倒是一个手艺工人汤玛斯·纽科门制造出了实用的部件，并发明了一套复杂的蒸汽进出的阀门系统，这才使得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纽科门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和全国各地的公开讲演中，获悉了大气压力发动机的改进问题并了解了大气压力和压缩蒸汽产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采矿业经历和作为手艺工人的技术才使得他有可能制造出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来。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数十年以后，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鉴了约瑟夫·布莱克和其他人关于潜热的科学思想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能量效率思想，并以这些科学思想为指导制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机。瓦特可以自由地从手工艺匠人、仪器制造者和煤矿工程师（他们需要并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机）的世界，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的世界，以及像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他生产和销售蒸汽机的合伙人）这样的企业家们的世界之中。这里所提到的瓦特可以进出的“三个世界”，其实就是技术发明家、科学家和资本家的“三个世界”，它们是1850年以后产学研一体化体制的初步模型。正是各阶层人士的混合和流动，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机械技巧和了解市场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他们都热切地追随实验探索的过程以寻求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艺——从而使得蒸汽机的发明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

工业革命，完全是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结果，而促使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一开始却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力图克服和解决生产活动中遭遇的难题与困境的智慧性努力，这些难题与困境包括：如何节约劳动时间；如何减轻劳动强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不过，推动工业革命并使其发生转变的还有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欧洲的资产阶级最初是作为国债的筹措者、作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投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当资产阶级发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转而去投资工业；当他们发现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以资本投资的方式，想方设法把科学技术垄断在自己手里。

恩格斯认为，卢梭是启蒙时代最为特殊的人物之一。卢梭的社会契约缔造了理性的王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不过，恩格斯却没有指出，卢梭的故乡瑞士是与意大利、荷兰并肩的欧洲私人银行摇篮，瑞士对于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社会契约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今天支配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尔协议”——这一体现当代资本主义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则，也是在卢梭的故乡诞生的。

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一贯看不起人文学者，这甚至也波及启蒙学者，卢梭甚至说，启蒙运动不过是以百科全书代替了圣经、不过是以学者来冒充教士罢了，因此，启蒙运动本身也需要启蒙。而那个时候，卢梭之所以还没有抨击银行家，乃是因为银行家的势力还没有压倒作威作福的贵族和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

后来的马克思则这样说，资本家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股票和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和金钱的力量，认识到“钱能通神”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确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钱，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权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家就能控制生产；而只要有钱，同样也可以买到并垄断科学技术。

金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对资本的运作使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霸权。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流入绅士阶层和商人手中，而国王的资金便主要依赖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众议院。在经济方面，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1696年大规模重铸货币，这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和公债市场的形成。而在科学知识方面，则是于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该学会尽管是“独立”社团（实际上是由财团出资），不对政府负责，但与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英国政府也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学会初期有会员100多名，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皇家学会的前身是格雷欣学院，它是由当时的银行家和皇家的财政代理托马斯·格雷欣在1579年资助成立的，即皇家学会的真正股东是大金融资本家，这个组织“以每天讲授不同专题的形式向外界公开提供高等教育。该学院特别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实用研究。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实验科学新成果的研讨中心”。

毫无疑问，皇家学会在成立的初期，确实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因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普通人，它没有规定一个入会的门槛。

而在欧洲大陆，科研机构的成立更是国家和大金融资本家主导的自觉行为。法国政府于1699年成立了科学院，并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成立了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而被哈耶克认定是“唯科学主义”发源地之一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德国、美国在18—19世纪也成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由银行家和国家资助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它迅速取代了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从事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工人自发组织，于是，一个独立于生产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便由此产生，并迅速地代替了技术工人从事发明工作。前者因为在充沛的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发明，从而有着后者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工人阶级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资助和垄断，以使得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劳动相脱离，这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剥夺工人的有意识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战略”，因为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资产阶级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一项发明可以代替许多工人的劳动，而被资本家垄断的技术发明不再帮助工人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并给技术工人带来好处和收益，恰恰相反，现在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发明与工人对立起来了，新兴的、被资本家雇佣的工程师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了，工人被迫与新发明竞争，这样一来，包括先进机器、仪器在内的新技术的发明，就不再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创造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负担、制造社会贫困的手段。

马克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抵制工人的罢工及提高工资的要求，因为只要有了新机器和新发明作为工人劳动的替代，就可以抵消工人罢工的力量，因此，所有那些机器和技术创新“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而资本家对新技术和新发明的要求，必然使其求助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使科学成为致富的手段并促使搞科学的人互相竞争，这便使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也成为资本的同伙，而同工人和劳动相对立。

资产阶级的胜利，在于它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各阶级、社会的各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不仅仅是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却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正是通过“占有科学”，资本家使得工人被异化为机器，使他们的劳动与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变得在真正意义上“一无所有”：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家占有、吞并和盗取的关键时刻，从长时段的欧洲历史看去，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传统走向分裂解体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劳动被“异化”和片面化的时代，是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的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开始走向对立的时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资产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无产阶级则两手空空，被驱逐进黯哑的物质生产领域。从那个时代开始，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和劳动者分离了，包括蒸汽机在内的无产阶级曾经拥有的一切辉煌的发明都反过来成为剥夺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了。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的能工巧匠消失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历史上消失了，无产阶级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而以唯物主义为标志的新文明传统——思辨体现为行动、头脑被手的试验所证实这个创造性劳动的伟大传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宝贵遗产，已经开始失落了。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哲学战胜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时代，但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的基本情况则是：资产阶级以其形而上学战胜了朴素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挫折，乃是与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失败，是与他们的科学文化创造成果被盗取密切联系着的，是与资产阶级全面占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以那个领域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着的，是与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立联系着的。它势必表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生产者与社会法则制定者的对抗，而这就是现代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心壮志是再造一个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即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听任无产阶级沦为物质劳动的工具。

“马克思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马克思这个空前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这样，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