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朝战爆发前美国既定对华战略

目前在网上甚至在国内学术界有这么一种流行的论调，那就是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成功切断了美中可能建立的关系，使中美建交推迟二十年，避免中国成为铁托第二,《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在其《板门店的回声》一篇中就认为并认为美国在朝战的最大失分是有“二十年来没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关系”。《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就美国而言，出兵朝鲜，保住了南朝鲜半壁江山，稳定了1949年成立的北约组织，为西欧和东亚资本主义阵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但却失去了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机会（20年后才实现）。多数人认为，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可能，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并非如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近现代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基于现实，不可能完全做到。如宣布对苏联“一边倒”后，就没有追究沙皇俄国割占我144万平方公里领土和外蒙古独立问题（这两块加起来有300万平方公里，是台湾面积的100倍）。相反，美国与国民党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属于商业性质，可让步余地大得多。就是在中美关系最僵硬的五六十年代，双方还是在华沙举行了大使级的定期会晤，可见双方原则性分歧并不大。事实证明，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没有东亚的稳定，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就失去了与中国对话的机会，一拖就是20年。”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不过是中国学者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亮”的“自我贴金”，实际上新中国在冷战初期选择“一边倒”是朝战之前发生的事情，苏联能成功将新中国“绑”在自己战车上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美帝政府对中国的敌视还有无视，当时中美双方并无建交的共同利益基础（事实上即使不考虑所谓意识形态因素，仅从经济角度上看中美建交也无太大实际利益可言，恰恰是《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认为的大多属于商业性质，可让步余地大得多的不平等条约恰恰正是当时中美不可能接近的最大原因）。实际上当时美帝杜鲁门政府在对待新中国问题上主流意见恰恰就是“我们不应过急地承认这个政权。过去我们等了12年才承认俄国的共产政权”（《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70页RC59E394,跟总统的谈话，1949年10月3日），　正如艾奇逊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承认似乎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北约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贸易控制。”正如《最寒冷的冬天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文作者在其第六章《扭转乾坤》的《台湾问题》篇指出的那样：“引发美国与中国之间冲突的力量要远比大洋两岸人民所以为的强大得多。很多美国人都没意识到，从蒋介石退守台湾的那一刻起，台湾就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当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立即断绝了一切与其交流的可能性。当包括英国在内的重要盟友开始与中国对话时，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孤立了中国，也孤立了自己。这无异于主动将中国推入斯大林的怀抱。”（P262页）“从蒋介石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起，国民党驻美“大使馆”与“院外援华集团”所做的都是在阻止美国承认新中国。他们成功地让是否承认新中国变成美国国内一个持久的论题，即使在时隔20余载之后，民主党仍对这一话题噤若寒蝉。尼克松总统曾是一名勇于批评民主党人对待共产主义过于软弱的年轻政治家，人们以为他不会受到共产党的红色诱惑。不过，1972年2月，他首次打破坚冰，出访中国。然而，除了尼克松以外，如果换做民主党人出访中国，那就会被指责为亲共。”（P263页）　　那么“二十年来没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关系”，“主动将中国推入斯大林的怀抱”算不算当时美国政府一个严重战略失误呢？很遗憾，如果仔细分析当时时代背景，笔者不能不佩服这实乃艾奇逊，杜勒斯两位美国杰出外交家深谋远虑之举。　　为什么艾奇逊会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承认似乎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北约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贸易控制”？因为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认新中国并不能加速中苏分裂的进程，因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并不是西方示好的结果。甚至艾奇逊的一些幕僚们还相信，对中共施压反而有利于中苏分裂，因为在西方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对苏联依赖加深，苏联会对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这样会导致中共对苏联的不满。国务院的主要幕僚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 Yost）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对西方的态度不会因为西方的和解政策而得到改善，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他们常常把对他们的妥协政策视为是受用心险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驱使或因为西方自身的弱点”。西方的灵活政策不会促使中苏分裂，因为这样会使中共在美苏之间两头获利，而强硬政策反而会奏效。他写道：“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一个持异议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很大，以致于鼓励后者剥削前者超过其忍耐的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分道扬镳。一个能够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卫星国因为缺少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反而更可能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忠诚。……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强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 Yost to Jessup, US Policy tow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ug. 1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890.00/11-1949. 转引自：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2-53.）美国历史上那位拒绝与周总理握手的著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曾经有同样精辟的分析：“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紧张和困难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压力之下，而不是通过缓解这种压力……压力和紧张将迫使他们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足的要求，结果使紧张进一步加剧……这才是应该遵循的路线，而不应该寻求通过与俄国展开某种看谁对中国最好的竞争来分裂中国人和苏联人（ FRUS, 1952-1954, vol.5, p.1809）“.。朝战爆发及其之后的历史确实证明了美国这两位杰出战略外交家极具真知灼见的先见之明。正是通过麦克阿瑟将军为代表的美国鹰派势力通过在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苏联一方敲山震虎式的打击，成功令根基浅薄的社会主义阵营地动山摇。由于当时苏联国力虚弱，既没有威力足够大的大棒能够有效震慑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有效巩固其在阵营内部的绝对权威地位；也没有足够多的“胡萝卜”缓和内部的矛盾冲突。反而因为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拙劣表现加剧阵营内部离心离德程度。因此美国对新中国的极力打压“主动将中国推入斯大林的怀抱”不但没有增强苏联一方的实力，反而因为朝战的爆发提前激化矛盾并进一步加剧苏联阵营一方的内耗。　　因此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分析，，大家就会发现当时美帝轻视中国将其推向苏联怀抱实际上是谈不上什么严重错误的选择，正如今天不会有谁认为TG没有和索马里一类的不入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什么战略错误一样，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我们自然没有理由简单因为后来越战时期尼克松秘密访华事实得出“美国在朝战的最大失分是有二十年来没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关系”的结论，更没有理由因此认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美国政府选择不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一种错误决策。　　由此可见所谓“苏联最大的得分在于朝鲜战争切断了美，中可能建立的关系，大大巩固了苏联的东方”（《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的说法站在毛子立场上纯粹是贪美国佬“天功”为己有。与朝战期间在李奇微成功对中朝军队实施反攻后将此前因对志愿军出兵判断错误导致GLA出现“美国历史上路程最大的退却”（艾奇逊语）严重局面粉饰成“一种巧妙的战略行动”，“拉长了中国人的后勤线”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因此目前不少学者一厢情愿认为的那种1950年代的中国可以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可以左右逢源的YY论调可以休矣。　　至于朝鲜战争使中国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同样也站不住脚，目前包括《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作者在内不少人都认为“金门失利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解放军吸取教训，一是调动50万精锐大军，由粟裕亲自指挥；二是从苏联购买400多架先进飞机，压倒了国民党空军；三是在最重要的海军方面，根据英国竭力保住香港地位的心理，按处理价廉价购买了包括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在内的一批海军装备（苏联的军舰要求中国全价购买，价格高昂我们难以承受），与弱小的国民党海军相比已处于绝对优势。解放海南岛后，国民党内已无人怀疑我军能轻易攻占台湾，蒋介石也向菲律宾探求建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更重要是，这时美国抛弃了台湾的蒋介石，从而消除了我们解放台湾最大的顾虑。原因在于，由于国民党高度腐败，几大家族将大量美援据为私人财产，美国于1948年开始已基本断绝了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开始试探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在宣布美国在东亚的防御圈时，不把台湾包括在内。此时解放台湾，只欠东风。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时间表上，中国解放台湾原本排在北朝鲜统一全国之前，但 急于做开国领袖，秘密向斯大林提出优先解决朝鲜问题，斯大林出于对当时新中国这个巨人的疑虑和牵制考虑，同意了 的建议。对此，毛泽东事先知道（也不知道具体时间），但已无力改变。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立即派出第7舰队“隔离”台湾海峡，结果台湾问题一拖就是半个世纪，现在的解决台湾问题比当年的难度已大得多。可以说，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在国外得了高分，但在国内统一大业上却失分甚多，对此，斯大林和 的“小算盘”要负重大责任。”　　而实际情况却是早在1948年12月1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威特就已经明确指出：“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在10年后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根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时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4页，总统秘书档案，第220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卷。）。“这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策划搞两个中国的内容。”（《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4页）而到1949年2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台湾问题的37/2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从雅尔塔到板门店》P158页）。　　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做出在朝战爆发后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武力解放台湾除去“不愿自己的后院受到共和党人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译者注：此处指受国民党收买的一批政客。]的攻击。这些人极力主张援助蒋介石，并曾批评过杜鲁门1月5日发表的不干涉台湾的政策。倘若中共趁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之机，出兵占领台湾，而美国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从政治上讲，杜鲁门承受不起这样的攻击。[译者注：指共和党及拥蒋的院外活动集团所发起的进攻。]杜鲁门将第7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乃是先发制人之举，可以消除红色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从而亦可避免在国内发生政治灾难”（《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7章 出兵朝鲜与隔离台湾）这一国内因素外。也归功于麦克阿瑟的说服工作。“麦克阿瑟已经改变了对这座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认为GCD占领台湾将会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极力主张，绝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台湾如在GCD控制下，“就等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包含有同样的观点。6月11-24日布莱德雷和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远东期间，他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们二人。根据布莱德雷自传，这份备忘录惹恼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全力以赴发起了一场彻底扭转美国政策的运动。结果，布莱德雷也为总统起草了一份相同意义的备忘录”（同上）。那时候哪来的朝鲜战争？由此可见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既定战略，而朝战的爆发充其量不过是使这种既定战略提前明朗化罢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