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任的新加坡第四代接班人, 对中美立场微妙|文化纵横

黄循财 (受访)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克里斯托弗·B·约翰斯通 (采访)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贾宇婧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5月15日,新加坡两任总理正式交接,晚8点,黄循财将进行宣誓,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四任总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加坡因其金融中心的作用,和在东盟中的话语权,而在区域和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新一任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和新加坡未来又有怎样的想法?

作为新加坡执政党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新领导人,黄循财祖籍海南,出身平民家庭,因其谦和的个人气质与亲民务实的领导风格而受到民众欢迎,被称为“草根中的精英”。虽为华裔,黄循财与美国的渊源甚深。他的教育背景是高度美国化的,本科到硕士在美国中西部八年的学习经历,使其对美国国情的高度了解。而他获得提名之后第一次外访目的地,也是美国,当时正值俄乌战况胶着之际,他强调新加坡既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也不认可美方遏制中国发展的高度自主立场。2023年10月5日至15日,黄循财二度访美,正值巴以冲突爆发之时。在更加分裂的世界局势中,新加坡这只敏感的“矿井中的金丝雀”,也在积极寻找一条“自主道路”。本篇访谈中,黄循财表露的态度和看法,值得关注。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五,节选编译自2023年10月13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兼日本问题主任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B. Johnstone)的访谈实录,原题为“DPM Lawrence Wong's Dialogue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

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话实录

主持人(克里斯托弗·B·约翰斯通):非常高兴和荣幸地欢迎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先生。黄先生于2011年5月首次当选新加坡国会议员。他先后在新加坡国防部,通讯与信息部,文化、社区与青年部,国家发展部和教育部任职,职业生涯相当丰富。重要的是,他曾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还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很有底气地说,黄先生非常了解美国,了解程度有可能超过很多美国人。让我们一起欢迎黄部长。

黄循财:感谢你们主办这次对话。不幸的是,我的美国之行恰逢中东和世界处于艰难时期。我这次访美的目的,是要确认我们两国,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紧密持久的伙伴关系。我在开场白中先谈三个要点,稍后可以提问。

首先,新加坡赞赏并珍视美国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建设性力量的存在。美国在这个地区已有将近80年的历史,有许多战略利益,有许多朋友,我们希望美国积极持续地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不仅仅是一两年的事,也不仅仅是下一届政府的事,而是未来8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事。

其次,在新加坡看来,美国的领导力塑造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并使世人受益。它提升了各国地位,帮助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近来,我们更多的听到对全球秩序缺陷的担忧,认为它没有充分解决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等方面的问题。对该体系的批评越来越多。新加坡非常希望与美国合作,共同探讨全球化的新模式,商讨如何共同更新全球新秩序的规则,使其适合我们的时代。

第三,新加坡希望继续发展两国的双边伙伴关系。防务是两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自1990年以来,新加坡一直允许美军使用其港口和基地。新加坡接待美军的轮换部署,提供后勤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美国这里训练,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亚利桑那州开始访问,新加坡的飞行员在那里的卢克空军基地(Luke Air Force Base)进行F-16训练。事实上,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成为第二大在美国拥有域外军队的国家,充分说明两国对彼此的信心和信任。我们将继续加强在新领域的防务合作,包括网络安全和新加坡已购买的F-35战机。我们还在其他新领域继续加强合作。昨天我们启动了关于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对话,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我们正在考虑深化太空合作,正在研究如何在新的低碳能源领域开展合作——这对新加坡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如此之小,急需实现净零排放。我们还与第三国合作提供技术援助。我们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将这种援助扩大到太平洋岛国。因此,新加坡和美国的双边关系非常好,我们将继续竭尽所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进一步加强这一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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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截图)

主持人:作为一个曾在五角大楼的南亚和东南亚办事处工作过的人,我亲眼看到了新加坡在推动和促进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事务的角色。请允许我先问一个也许适合您作为财政部长的问题,那就是您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看法。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低增长、高通胀,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地区经济、新加坡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

黄循财:这一提问更大的背景是,我们正从一个良性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期。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会有更多的尾部风险,更多的波动,更多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动荡事件。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变化,从过去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极低利率,转向另一个或许更加正常化的时期,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走高,宽松货币时代已经结束。我认为这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将看到更多的增长疲软现象。我们正在经历这种情况,新加坡对此非常敏感,因为我们是一个如此小而开放的经济体,外部需求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占了很大比重。新加坡是矿井中的金丝雀——一旦外部环境不佳,我们的感受最为直接。我们已经感受到增长乏力的影响,希望通胀趋势会有所缓解。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产生影响。在粮食供应方面,厄尔尼诺现象和其他未知风险也会导致情况恶化。

关于中国,我认为他们现在正在经历一种挑战。中国已经决定刺破房地产泡沫。这样做会带来痛苦的后果。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房地产行业出现过剩。但房地产约占经济的20-30%,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刺破泡沫,就会产生各种后果,连带影响整个经济。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重新平衡经济,使其更加以消费为基础。这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还必须在社会保障方面进行改革,而这需要时间。考虑到他们国家的规模,这是相当复杂的。但与他们的官员交谈后,我认为他们明白需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也是一个确保实施工作顺利进行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们的感觉是,你会听到很多评论员和人们谈到中国峰值论(Peak-China)。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我们认为中国将继续增长。也许有疑问的是,中国经济将在多大程度上增长,也许是4%,也许是5%。但在多大程度上,它还会像以前一样具有创业活力和动力,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我认为,中国政府本身必须找出正确的平衡点。每个人都在关注持续市场改革的明确迹象,然后再决定这是不是正确的前进轨迹。我想说,我不会低估中国人的奋斗精神,他们足智多谋,他们尽全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永远不应该低估中国人的巨大动力和能量。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有趣的是,这些讲法是如何在这里站稳脚跟的。你说得非常准确,我们正处于“中国峰值论”的大环境中。我很欣赏你这种更全面、更平衡的观点。让我来谈谈一个相关的问题。您指出了美国领导力在塑造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今天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当然,美国仍然置身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外。相反,美国正在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工作涉及供应链、基础设施、贸易便利化和腐败问题。欢迎您谈谈对印太经济框架的看法:新加坡希望从印太经济框架中看到什么?您认为印太经济框架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切实的利益?以及,您所指出的美国领导力何以重要?

黄循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主张美国应更多地参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我们的首选是区域贸易协定。我们曾有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看到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但我认为,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环境下,很难讨论这些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些领域保持高度的雄心,希望在未来几年情况会发生变化,我们仍然可以争取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准入。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印太经济框架(IPEF),它非常重要,通过它仍然可以取得良好成果。我们正在IPEF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取得实质性成果。像供应链、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我们当然希望在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召开前,能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

主持人:请允许我谈谈中国和中美关系。正如您所了解的,我们正从全球化时代过渡到大国竞争时代,由此产生许多附带影响。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状态,随着台湾地区选举和美国政治季的临近,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相当艰难。新加坡政府如何应对中美竞争?您怎么看?你们会如何应对?

黄循财:关于中美关系,我想说的是,首先,双方都明确表示不希望发生对抗。希望双方都能认识到,这不是一场零和竞赛,不是一方赢,另一方输。世界之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可以共存共荣。近几个月来,双方恢复了会谈和接触,这非常好。希望通过这些对话和接触,可以努力减少误解和误会,使双方更加互谅互让、心灵相通。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双方能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面对面会谈,这对于重建战略互信,以积极的方式推进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积极的方式意味着,两国在某些领域仍会有竞争,但也会有建设性合作的领域,因为两国通过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关切的问题,可以互惠互利。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如果两国关系变坏,那么对两国来说将是一个大问题,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我们的观点是,这不是在中美之间找平衡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决定,而我们的国家利益将在很大程度上以国际法原则为指导。作为一个小国,我们需要法治框架来运作,以此来做出我们的决定。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可能会做出看似偏袒一方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亲中或亲美。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支持新加坡。

主持人: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说:“美国认为中国正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在印太地区寻求其势力范围,想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样的定位正确吗?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您如何看待印太战略框架?

黄循财:中国人在建国历程中谈到三个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正处于建国历程中的“强起来”阶段,这意味着他们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需要在世界上占据应有位置,他们应该在海外利益方面更加自信。我认为,中国也知道自己必须谨慎出牌,而且必须发展壮大。中国要在不给其他国家造成压力、胁迫或挤压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为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我认为将会出现反噬,而这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所以中国也要学会如何缓和和调整。但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当然也是从东南亚所有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珍视与美国的友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中国现在也是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好朋友。我们希望与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朋友。毕竟,拥有不止一个最好的朋友,应该成为可能。

主持人:说得好,请允许我再问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新加坡尤为突出。你们可能知道,今年七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探讨这一话题,尤其关注中文媒体在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在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又是如何打击虚假信息的?

黄循财:如果你去问新加坡人,绝大多数每天阅读中文报纸的新加坡人,都不会认为《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可以自己阅读和查看有关中国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许多批评的文章。归根结底,新加坡的报纸必须反映新加坡的观点,因为它们必须反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报纸不能效仿《华盛顿邮报》,我们也不要求《华盛顿邮报》仿照新加坡的报纸。关于中国的影响,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小型、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我们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我们的大多数人口是华裔,因此我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加坡身份。我们是新加坡华人,而新加坡华人在价值观、人生愿景和身份认同方面,与来自中国的华人截然不同——正如新加坡的马来人与来自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截然不同,或者新加坡的印度人与来自印度的印度人截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你们一定非常了解这一点。

鉴于新加坡是一个如此小而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影响。因此,我们对此非常警惕。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断与公众接触,开展教育,解释什么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为什么要做出某些决定。不是因为选边站队,也不是因为外部影响,而是真正出于新加坡自身的利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如果你看看新加坡人消费的大部分新闻和娱乐节目,很多都是英语的;而且很多都来自美国和英国。坦率地说,西方媒体不乏对新加坡的批评,不乏强调新加坡制度缺陷、要求新加坡更像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的评论和文章。我们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尽管新加坡是小国,但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真正决定我们国家未来的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也不是西方。

现场提问:我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谢伊·韦斯特。我的问题与此行结束时的情况有关,您认为您会把什么样的收获,带回去告诉新加坡内阁或本地区的其他同事?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印太经济框架,您会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这一领域或其他领域多做些什么?

黄循财:我此行的主要收获是,正如我所说的,美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双边关系稳固且不断发展。双方对世界的战略展望非常相似。长期以来,在从国防到经济的各种问题上,两国都保持着密切合作。现在,双方都越来越希望进一步加强这种伙伴关系。新加坡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不希望新加坡陷入必须选边站的境地。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的观点是,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疏远、排斥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交往。我们希望,东南亚和新加坡能够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关系,不仅与美国交往,也与中国、欧盟和世界其他大国交往。在世界日益变得非常不确定的动荡时期,扩大我们的共同点,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实现稳定和共同繁荣的机会,这是我们的观点,也是我此次访问的主要收获。关于印太经济框架,正如我所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为其增加实质内容。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召开之前能够宣布一些消息。我们向美国朋友提出的建议是,在某些情况下,印太经济框架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可能难以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通过美国和新加坡的双边合作,成为一个探路者,可以是我们一起做的试验台,然后再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

主持人:我这里收到的一个线上问题,您如何看待新加坡在信息和技术领域引领本地区的发展,以及吸引本地区的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也就是新加坡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角色。

黄循财: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考虑到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要真正向前迈进的唯一途径,就是投资于创新、研发和推动创新的前沿。信息技术变得非常重要,数字技术也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一个部门,而且是我们经济所有支柱的推动者。我们正在大力投资信息技术,鼓励年轻人进入新加坡的这一领域,也在继续吸引本区域的人才来新加坡学习,并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好成绩。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小国,是一个灵活的城市国家。虽然新加坡不处于信息技术领域的最前沿,最新的想法和创新仍然会来自美国大学和美国公司,但新加坡可以成为一个快速的应用者。我们可以迅速扩大应用范围,不仅仅是在一个部门,而是在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的人民确实接受技术。我们天生就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有些时候,技术的确会扰乱人们的生活,它确实使一些工作变得过时。几十年来,我们已经找到方法,对工人进行技能再培训和提升,确保任何受技术颠覆影响的人,都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利用机器和工具提高工人的工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技术改善生活抱有信心,这也是我们能够拥抱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

主持人:您在白宫会见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时提到,两国政府将启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对话,能详细谈谈这方面的重点领域吗?

黄循财: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创新的好处,同时尽量减少负面风险。负面风险有很多。我的意思是,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在99%的情况下运行良好,但这1%的失败,如果应用在一个非常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场景中,可能会对很多人产生连锁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类风险?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的适当管理框架,应该是怎样的?不能让公司置身事外——公司肯定不能说我们什么都做了,然后出了问题,政府就来救援,那肯定太晚了。公司在不同的使用案例中应用人工智能时,有什么正确的框架可以确保他们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和私营部门要紧密合作,共同制定这一框架和一套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原则。我认为现阶段很难谈及全球标准,但我们会一步一步来,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我们,扩大联盟。

现场提问:我是马文,前联邦政府官员,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威尔逊中心主任。这是一个与南海有关的问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姿态是毫不妥协的,主张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很想知道,您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未来姿态,是否会有任何潜在的改变?

黄循财:我认为东盟国家都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走极端,因为他们与中国有大量往来,而这只是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众多问题之一。希望所有各方,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都能和平解决争端。新加坡没有直接参与,但作为东盟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东盟正在与中国讨论行为准则。我们正在制定一项行为宣言,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如下:第一,航行自由;第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第三,和平解决争端,避免争端升级,避免给本地区带来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争端。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将通过东盟努力实现这些成果。

主持人:接下来这个线上问题来自格兰特·亚历山大:“2020年代新加坡国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循财: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新加坡始终是一个看似不太可能成功的国家。我们国土狭小,没有自然资源,1965年你不会把赌注押在新加坡身上。你不会指望新加坡能够生存下来,但我们做到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奇迹。我当年在密歇根州读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密歇根州,有一个叫新加坡的鬼城。它在密歇根湖边,靠近卡拉马祖河。它始建于19世纪30年代。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叫新加坡。但据推测,是因为新加坡是英国人在1819年建立的英属港口,而且很快就成为了英国人的一个繁荣港口。也许是异国情调的远东传来了消息,有一个叫新加坡的地方,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消息的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19世纪30年代,有人决定在密歇根州建立一个小镇,它是一个造船和木材港口,有一段时间发展得不错。但50多年后,不断移动的沙丘吞没了这个小镇。如果你现在去那里,只能看到一个路标,上面写着这里是新加坡的废墟。因此,密歇根州的新加坡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大约只有50年。我们的使命是让东南亚的新加坡长久地存在下去 。

现场提问:您谈到了CPTPP,谈到了IPEF。我想请您谈谈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您如何看待该协议,以及您认为它将如何积极改善东南亚数字经济。已经有很多报道指出东南亚数字经济在未来将呈指数级增长。那么,有了这项协议,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这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善?

黄循财:这确实是我们新加坡的头等大事,我想也是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头等大事。东盟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因为自成立以来,东盟一直在努力加强东南亚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在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我们已经基本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可以在服务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可以更好地连接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和运输;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新领域是数字互联互通。这其中有几个要素。例如,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将我们东盟的支付系统连接起来。我不认为我们能像欧盟一样使用共同货币——我们实在是太多样化了——但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实时支付系统连接起来,这样就能实现快速、廉价和高效的跨境流动,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东南亚国家的个人和 企业来说都将是一大利好,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数字协议的另一个方面,是实现数据的无缝流动,在这样的安排下,我认为东盟在吸引企业来东盟发展方面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企业可以利用东盟不同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例如,你不能在新加坡进行低成本生产,我们的成本太高了。但你可以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样做。你的数据中心可以设在东盟的任何地方,然后,如果有无缝的数据流,你就可以在东盟内部进行无缝的相互操作,这肯定会使东盟对跨国公司更具吸引力和吸引力。这些就是我们正在为数字协议而努力的一些事情。我们认为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希望能够推进这项工作。

现场提问:我叫扎卡里·阿布扎(Zachary Abuza),来自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和乔治城大学。我无意冒犯,但我要提出一个关于缅甸的尖锐问题。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自2021年2月政变以来,总部设在新加坡的138家公司向缅甸政权提供了价值约2.54亿美元的武器、零部件和机床。另一份报告发现,缅甸中央银行约45亿美元的资金存在九家不同的新加坡银行。这些似乎与新加坡对缅甸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我注意到外交部长也在这里,但这与他的一些公开声明背道而驰。对此,新加坡还能做些什么?

黄循财:缅甸发生的事情非常悲惨。我们的外交部长在这里,他的公开声明,确实是我们正在做的。如果有任何超出我们所知的证据,请告诉我们。我们会把这些告诉美国政府的朋友们。新加坡很少实施制裁,除非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当俄乌冲突爆发时,由于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领土主权,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因此,如果有具体的证据,我们已经告诉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如果有证据,请具体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配合,也会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这就是新加坡的角色。但除了新加坡,我们大家还能做些什么来解决缅甸的问题呢?遗憾的是,我们必须现实一点。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外人——无论是新加坡、美国、东盟、欧盟,还是在联合国里随便挑一个——能够影响缅甸军方、将领或事件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以前在历史上看到过这种情况。东盟已经制定了计划,我们将继续实施"五点计划"共识。我们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伙伴一起竭尽所能,但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到,这需要时间。希望正如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已经奏效,威慑和外交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在过去已经奏效,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谈一下东盟的问题,以及它在缅甸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在华盛顿,东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部分原因是东盟无力解决缅甸的局势,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东盟认识到了缅甸局势的艰难。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地区的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增多——当然,这包括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崛起,以及其他我们称之为“小型”的组织。我想知道您对东盟的未来以及新加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何看法?与此相关的是这些新的集团,以及它们与东盟的关系?

黄循财:首先,关于东盟因被认为在缅甸问题上效率低下而受到的批评,我想,如果你基本的出发点是东盟能否在缅甸问题上有所作为,而不是,那么东盟就失败了——这也是一种公正的评估标准。但如果你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请记住,正如我刚才所强调的,该地区是多么的多元化。东南亚国家既有君主制国家,也有民主国家、从不同程度的民主国家到共产主义国家,范围非常广泛。东盟最初是由相互冲突的成员国组成的。这就是东盟的起源,东盟在许多方面帮助维持了该地区的和平。东盟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将非常不同的国家团结在一起,以更加一体化的方式建设社区。无论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围绕贸易服务、运输能源联系还是数字服务的问题,我们都在取得进展。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总人口达6.5亿。它一点也不小,其经济基础雄厚,人口年轻,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确保一个强大的一体化东盟,抛开缅甸问题不谈,如果东盟其他国家团结起来,我认为我们将有能力驾驭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东盟的方针是什么?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地区。这也是我们欢迎新组合的原因,无论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包括美日澳印四国)还是奥库斯(AUKUS,包括英美澳三国)。他们的成员都是东盟密切的对话伙伴。我们欢迎这些安排,只要它们在东盟中心地位的框架内开展工作,并有助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我们与 AUKUS、与四方、与任何其他伙伴密切合作。正如我刚才所说,东盟希望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安排,让我们能够与中国、美国、欧盟和所有其他伙伴合作。并希望在这一格局中,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互依存关系。冷战时期的东盟,冲突不断。在冷战时期,我们是代理人战争的舞台。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再次发生。在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或许多国家采取了不结盟运动的方式。东盟现在的做法实际上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多方参与——让所有不同的大国参与进来,尽最大努力使我们的格局为稳定与和平提供最好的机会。

提问观众:我是日本日经媒体的中村亮。我想请您谈谈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新加坡允许美军在新加坡轮换军舰或飞机,并长期提供支持。那么我想知道,你们在战争时期也会这样做吗?

黄循财:嗯,这是一个假设情况。首先,如果发生战争,我们都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我们希望没有战争。很清楚,我们不是美国的盟友。我们非常独特。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MSCP)国家,因此我们不是美国的盟友。我们让美军使用我们的港口和基地。我们提供轮换支持、后勤支持,允许他们轮换部署,但这些都是和平时期的安排,对美国和新加坡来说都是双赢的。如果出现其他情况,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具体情况,并仔细斟酌,正如我所说的,始终从新加坡的利益出发。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让我们不要陷入亚洲冲突或战争的局面。

主持人:有网友问,您认为美国在多元文化生存方面可以从新加坡学到什么?

黄循财:我不会冒昧地告诉美国,你们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但新加坡有一个适合国情和需要的模式。首先,我们承认人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我们不寻求同化为一个中心身份。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保留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是最小的少数民族,也必须感到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在鼓励这种贡献的同时,也希望各群体尽可能地走到一起,相互交流,从而通过这种交流找到共同点。作为新加坡人,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互动,通过共同的经历,通过共同的记忆,能扩大彼此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因为国家建设、建立新加坡人的身份始终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但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相互包容和妥协的过程。

妥协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坏词。因为如果每一个群体都主张最大限度的权利,一切都必须是100%,如果不能实现其所有愿望,就会认为这是对其轻视,是对其群体的侮辱——那么这就变成了每个群体对每个群体的战争,没有合作空间。多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相互迁就是可以的,在某些事情上妥协也是可以的。同样,要试着从对方的角度看什么是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这种互动过程,我们扩大了作为新加坡人的共同点。我们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独立还不到60年。但是,在这些年和数十年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已经对新加坡人的独特身份有了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我们希望这种认同感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延续下去,也能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维护我们多元文化社会的和平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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