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业国家兵员极限动员的临界点

安史之乱：一个农业大国的兵员动员极限点

借助唐代诗圣的作品洞察唐朝的征兵力度

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由于政治路线选择失利，诗人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此时，他已经年满48岁，两鬓斑白。在由陕州前往洛阳的途中，见证了唐朝因围攻邺城敌军而实施的极端反动兵役制度。这段经历引发杜甫创作了永恒流传的名篇——《三吏》与《三别》。这些诗歌深入展现了为了镇压叛乱，唐朝不惜耗尽资源的悲惨现实。

在诗词《新安吏》和《石壕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朝廷要求未达法定年龄的男子应征入伍，甚至包括家属中的长辈。杜甫深切同情百姓的痛苦，同时仍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保家卫国的行动。当包括未成年男孩、新婚丈夫以及失去所有子女的老人等群体也要被强制应征时，唐王朝的兵员动员几乎达到最高峰。

安史之乱对唐朝造成深远影响

在此背景下，唐朝还能拿出多少兵员？

据历史记载，唐玄宗时期全国共有近千万纳税家庭，约五亿至五亿五千万纳税人口。尽管士兵、皇族成员及其庄园的佃户无需缴纳赋税，但许多研究人员推断，唐朝的实际人口数量在七至八亿左右。

如果将征兵年龄定在23岁至60岁之间，男性人口大约占比20%。照此推算，我国可投入使用的部队规模约为一千万，然而还需要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粮食生产及劳动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实际招募人数必然受限。

再加上当时主要战场位于北方，而南方则负责提供财政援助，这样仅能从可以控制的关内、河东、部分河南、山南、陇右等地征集兵源。即使如此，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河北道和半个河南道的征兵情况最为严峻。

虽然战争对这些地方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但征兵范围还是要大打折扣，大概只有原定的一半左右。计算得出，唐朝可供征用的家庭数为300万户*0.5=150万户。每户按平均5口来计算，总人数达750万。如果按照先前所述的人口结构比例（20%成年人应征），最大可能的征兵人数只有750万人。而即使这150万人全部参加战斗，还必须保障基础农业生产和基础劳动服务的劳动力。

战争态势亦显示出，河北邺城之战惨败之后，官军的兵力极度匮乏，只能凭借李光弼的领导和史思明叛军强大的实力，进行阵地防御战。最后，直到唐代宗再次邀请回鹘军队才得以击败叛军，将其逐出洛阳并退守河北。

在比较苏联与唐代的战争动员潜力时，我们看到，虽然苏联在二战期间动员了1.9亿人中的1400万士兵，几乎将当时所有适龄男子都投入战场，但大规模工业化赋予国家更强的战争实力。作为农耕社会，唐代很难实现类似的7%的发达动员率。如果保守地假设为3%的动员率，那么在其北疆控制区内的750万男性中，最多可征召22.5万人作为军人。然而，安史之乱历经8年，唐朝的力量几乎耗尽，因此唐代宗选择宽大处理大多数反叛将领。

我们不禁追问，“全民皆兵，极限动员”的限度究竟在何处？以今天的以色列为例，他们为应对加沙局势，动员了36万人。而目前以色列国内仍生活着13%的哈瑞迪人和20%的阿拉伯人，实际上能够用于动员的人数高达约570万人，达到了6.3%的极端高比率，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媲美二战时期的苏联。然而，据历史数据显示，现代国家所谓的“全民皆兵”通常在7%左右，即每15人才能养活1名士兵。尽管苏联开创过如此壮观的记录，但这种做法也让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急剧复员军队。

那么，古代农耕国家的军事动员潜能究竟如何呢？根据杜甫的诗篇推测，唐代可能只能达到3%的动员率，而其他朝代是否有人挑战该极限则需要进一步探究。例如，长平之战便是中国古代一场重要的“举国之战”，秦国和赵国在这场战役中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动员。具体数据显示，赵国动员了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约45万），秦国则动员了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约60万）。秦昭襄王亲自做出总动员，将15岁以上河东男子全部征召加入军队，并给出贵族地位的奖赏。最终，秦国凭借农业社会的权力独大，战胜了赵国。

值得注意的是，长平之战的动员主要是一种体力消耗，不仅包括作战的士兵，还包括后勤支援以及武器装备的维护。实际上，这45万和60万的数字并非全为战斗性士兵，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后勤民工和武器设备的维护人员。现代军队中，战斗序列也仅占整体的一半左右。

而在秦国，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在一万个家庭的地区，每家提供5人次帮助，总计可组成大约5万人的队伍。由于战国时期频发的灭国战争，秦国通常采用每家五口人的方式进行动员，即使在军事动员能力极高的战国时期，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兵民比例也是经过多次战争经验总结得出的。换言之，这个约为1:25的比例在战国时期也算是相当可观的程度了。

古代农业社会的兵民比例大概在1:25到1:30左右，一旦到达此界限则讲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事实上，极限动员比例只是表象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持续时间。以著名的长平之战为例，这场持续两年的大战让秦国举国上下几乎全部投入其中。结束之后，秦国足足调整了十几年才得以重新开展大规模的侵略行动。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三次征讨高句丽之事。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征集了约100万大军，此外还有约150万的民夫负责运输供应物资。据史书记载，隋朝曾在某个时期内调动超过200万人前往东北地区执行军事任务，此时整个国家大概有5000万人口，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4%或总劳动力的10%参与其中，类似这样过度消耗的举动，隋炀帝竟然连续实施了三次。

在此期间，朝廷不仅没有停止大兴土木工作，反而还继续扩建黄河与南北大运河体系。这样的频率和规模，无疑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当时，即使是朝廷高层的关陇勋贵也感到了国家的失控，纷纷开始筹谋对策。

那么为何1:30是极限呢？这主要源于战争的极度消耗性。兵法的开篇即强调领导者应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在合乎情理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能征召的公民总数量并不多。剔除占全国人数一半的女性以及年纪较大或较小的公民，可作为战士的人力资源构成显然是有限的。此外，军队的食物、饮水与卫生保健都离不开有效的后勤保障，所需的民夫数目更多无法忽视。

根据宋朝《梦溪笔谈》的记载，想要养活一名士兵，需得由3名民夫负责武器与粮草等物品的搬运。再者，因为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必须依赖大量劳动力来生产生活必需品。一旦战争规模过大且持续时间过长，将会导致国家走向崩溃。实际上，古代战场的所谓“数十万大军”中的参战人员，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微小。

粮食短缺无疑是影响兵民比例的最大掣肘。相比现代每英亩地产量600或700公斤的生长期或丰收期，古代农村的平均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直到明代和清代才提升至150公斤。在宋代之前，全国大约有6.7亿英亩的耕地面积，万事如意的季节产出的粮食总量约为6000亿磅，那时封建王朝的最高人口记录保持在6亿到8亿之间，因此平均每人大约拥有1000磅粮食。此外，考虑到皇室、官员及艺人等社会上层人群的日常开销，实际粮食供应将更加紧张。一旦战争规模扩大并持续数月甚至更久，国家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崩溃。尽管农民们尽全力提高产量，但在资源匮乏的现实状况下，为数众多的脱离农业生产岗位的士兵提供足够的粮食实在是过于艰巨。

从一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持续长达8年时间，期间发生了诸多大型战役，涉及唐军与叛军在中国北方的高强度战斗。然而，尽管情况严峻，李唐王朝仍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无疑彰显了唐代繁荣时期所留下来的丰厚财富和底蕴深厚。若非如此，常理看来，如此规模庞大的叛乱定会导致政权更迭甚至彻底破碎（虽然唐朝北方在此过程中确实受到了很大影响）。

究其原因，在于农业时代社会剩余并不充足。每一段繁华盛世皆源于数代前人的积累。因此，中国古代经常采用“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二”的征兵策略。即，每户家庭的三名男性应召入伍；倘若家中有五名男性，便需派遣两名参军。此举旨在保证农业生产所需人力，避免因粮食短缺引发社会崩坏。

其次，军队的庞大物资本身也导致大量物资转运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加之粮食的有效运达率极低，政府常需派遣民夫背负粮食，沿着黄河、珠泽和琅邪等沿海地区运输到北方。据汉武帝时期统计，为了将粮食从山东运至河套地区，每运输三十钟粮食仅能抵达一石。

此外，为解决大量军用物资的制造及运输问题，亦需配套工人及民夫的参与。例如，《梦溪笔谈》记载，每位民夫可背负六斗米，士兵自身携带五日份口粮。按此计算，每三位民夫供应一名士兵，可支持一次十八天的军事活动。倘若改由三位民夫供养两位士兵，则可支持一次三十一天的行动。由此推算，元帅带领十万大军出战，辎重便占据了三分之一兵力，实际可投入战场的仅余七万士兵，所需运粮民夫高达三十万人次，进一步扩充已属难题。

然而，战争对于农业经济带来的损失巨大且深远，幸亏如此，封建王朝才得以借由大规模战争后的修生养息，避免陷入秦二世和隋炀帝那样的困境。

回顾安史之乱初期，叛军势头强劲，而唐军实力也不容小觑。双方之间的硬碰硬战斗惊心动魄。其中有嘉山之战、灵宝战役、香积寺战役以及新店战役等多场严重战斗，均涉及约十万人次的兵力部署。

在安史之乱后期，长安与邺城的挫折导致了李光弼将军接替郭子仪的地位。鉴于前段时间战争消耗过大，李光弼在此背景下的进攻策略调整为较小规模，这是因为当时的唐朝已无力支撑大规模的打仗行动。

进入763年后，大战对社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这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动荡终于在这一年画上句号。

这时的杜甫身处成都，得知唐军成功收复河北后，兴奋地詩兴大发。

忽闻收蓟北，泣涕满衣裳。

看妻儿不再忧虑，喜气洋洋读诗书。

欢歌起舞饮酒，无悔青年时光。

巴峡穿过巫峡，向洛阳进发。

诗人深刻体会到领土丧失与百姓流离失所的痛苦，同时也为祖国脱离战火而感到欣慰。他的作品如同一面明镜，如实反映了八世纪中期那个由盛至衰的社会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