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的“人口焦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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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摄于北京大观园)

1)2023年,中国总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当年减少了208万人。据我观察,当前,中国社会有很多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口焦虑”问题。大家担心,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后,会对中国经济乃至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缓慢但不可逆的重大冲击。他们甚至因此担心,中国会陷入日本那种“失落的三十年”困境。

2)与此同时,美西方媒体在散布新一轮“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也会把人口问题当做重要例证。内外两个舆论场在“人口焦虑”问题上相互增强,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

3)昨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喝茶、聊天,我就这个问题谈了谈自己的看法。我的结论是,对于中国人口问题,我们可以保持谨慎乐观。我把其中的分析过程整理一下,分享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4)我看待问题喜欢回归简单,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应该找到最简单的分析路径。关于人口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人口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程度,中国完全可以有能力、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反之,如果我们看到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出台非常激进的鼓励生育政策,那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到需要用“下猛药”解决的地步。

5)我们用比较粗糙的方法,来计算一下:

——据上一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概有育龄妇女3亿人左右。保守估计,农村地区育龄妇女至少有1亿多;

——假设,为了鼓励农村地区人口生育,每生育一个小孩,每个月补贴1000元(在我鄂西北农村老家,这个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每多鼓励生育一个小孩,国家每年需要付出的补贴是1.2万元;

——假设每年农村地区1亿多育龄妇女中有3%的人愿意接受这个补贴,每年就可以多生育300多万新生儿,不仅可以抵消2023年中国人口减少208万的“缺口”,还可以让中国人口新增100万左右;

——国家为了在农村地区每年鼓励多生育300万人,每人每年补贴1.2万元,每年的补贴开支是360亿。十年下来,大概是3600亿,30年下来,大概是1万多亿。

——换句话说,中国只需要新增1万多亿的特别国债,就可以基本解决接下来三十年的中国人口问题。熟悉中国财政的朋友都知道,增发1万亿国债,而且如果增发这批国债是为了解决一个“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那绝对不存在任何问题。

6)考虑到上述估计非常粗糙,我们把鼓励农村地区的生育开支总数增加三倍,结果也不过是,在三十年的长周期里,中国只需要增发3万亿特别国债,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说实话,在解决一个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方面,在三十年的周期里,增发1万亿国债和增发3万多亿国债,从可操作性上来说几乎没有实质性区别。

7)当然,上述估计没有考虑如何鼓励城市育龄妇女生育问题,而从政策的公平性上考虑,这一问题但若干需要考虑。假设城市地区有2亿育龄妇女,每年鼓励他们中的1%生育,将新增200万新生儿,每个新生儿平均每月补贴3000元(这个水平平均下来在全国也不算低了),一年3.6万元,每年补贴总额是720亿元,三十年下来补贴是2.16万亿元。同样把开支增加三倍,也就是6.48万亿元。

8)如果假定人口问题已经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到了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步,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需要在农村地区投入鼓励生育补贴3万多亿元、在城市地区补贴6.48万亿元,总额不到10万亿元,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十年的周期里,每年需要投入的鼓励生育补贴大约是3000多亿元。我觉得,这在操作上应该没有太大困难。

9)我反复强调,上述估计非常粗糙。实际上,2023年中国新生儿为902万,如果要补上人口下降208万的缺口,并且保持人口缓慢增长,假定中国需要将每年新生儿出生数量维持在1200万左右,每人每月平均补贴2000元,每年补贴2.4万,实际每年补贴开支大约是2880亿元。放大三倍,也不过是9000亿元左右。所以,按照最悲观的估计,中国每年新发9000亿元特别国债,就可以解决一个可以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也不是不可以。

10)美西方媒体借用人口问题唱衰中国,咱们可以不用理会。对于国内真心关心人口问题、担忧这一问题会严重影响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朋友们,我们通过上述粗糙的估计,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一问题如果真的严重到必须要解决的地步,那么,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我个人觉得,相对于用非常激进的手段刺激人口生育,眼下解决如下问题更为重要:

——进一步落实优生优育政策;

——进一步落实鼓励生育的普惠性政策,包括加大在产检、生育、生育假、普惠性的入托/入园服务等方面的普惠范围和力度等;

——确实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人口素质;

——从产业政策角度多考虑“稳就业”问题,保住中低端产业“稳就业”的作用,同时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创造更多高价值的就业机会,特别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的新增大学生和其他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

——关注就业的公平性问题,特别是不断提高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招聘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避免社会阶层板结,保障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空间。

上述每一个问题都很大,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进来进行探讨。

我个人非常尊重梁建章先生多年来在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他和团队发布的报告我都看过。对于中国人口问题,只要坚持科学、务实的态度,一定能有效解决。过去几千年来,中国和日本从来不是一个类型的国家,更不是一个体量的国家。日本的问题,不能简单套到中国身上。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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