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世楫 | 绿色生产力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创新路径

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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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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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楫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要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发展。中国基本建立了面向市场竞争的国家创新体系,将在低碳约束下通过创新实现绿色发展、完成现代化,也将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一种全新的绿色低碳现代化方案。

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走创新引领的绿色低碳之路

“创新”是 20 世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引入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企业家利用各种知识、采用新的方法,创造一个能有效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生产函数,以创造更多价值、更多财富。在熊彼特的系统阐述中,创新主要包括发明新产品、发现新市场、找到原材料新来源、发明新工艺以及创造新的组织方式五种形态。熊彼特对创新形态的分类,涵盖了从技术发明应用到商业模式创造等与财富创造有关的各个环节。

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利用知识创造财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依赖于人类知识的不断扩展。从知识来源看,现代创新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拓知识前沿,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使命,创造财富的创新最终依靠科技创新。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拓展了人类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空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面向产品开发的应用研究会对基础研究产生需求,催生科学发现,进而对技术发明发挥积极作用,并带来大量产品创新。人类按照社会需求组织的创新活动,即使命导向型创新(mission oriented innovation),成为高效创新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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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分析表明,19 世纪末,工业实验室的诞生、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共同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企业内部实验室的出现,是企业能够不断推出新产品的直接原因。企业实验室将科学和技术知识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被认为是 20 世纪推动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之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等组织载体,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才队伍,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等制度基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体系,以及有利于知识和人才流动的开放环境。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国家创新体系。不同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有各自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特殊的组织形态,但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遵循的一点是,能够为不同主体提供有效激励,使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充满活力。

自工业化以来,人类能源利用从传统生物质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支撑了人类生产不断发展和生活不断改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推动了化石能源领域的持续创新,从燃煤发电到核电、从燃油汽车到电动机车,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基于化石能源有效利用的能源创新生态。但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排放和积累了巨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持续升高,严重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迄今,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承诺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要发展各种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和负碳技术,而发展可再生能源、新型核电等取代化石能源的新源技术成为绿色低碳创新最为重要的方向。为发展新能源,抢占能源低碳转型的战略制高点,主要工业国从 20 世纪后期就陆续出台了新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计划和产业促进政策。美国在 2022 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实际上就是以系统支持新能源和电动车为核心的能源创新政策和能源产业政策。

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初具良好基础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将科技现代化确立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在早期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支撑我国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实现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技术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改革科技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断推动面向市场经济和全球竞争的国家创新体系重构与发展。其中的关键在于,市场竞争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激励我国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全球竞争开展研究开发活动,从而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成效的提升,在我国专利数量的爆发式增长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比如,我国 1985 年才授予第一个专利,到 2017 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 40% 以上,成为专利申请大国。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全球绿色低碳专利统计报告(2023)》,2016—2022 年,全球绿色低碳专利授权总量为 55.8 万件,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有 39.8 万件,占比 58.2%,远远高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这些专利技术有效支撑了我国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了 60% 和 80%,这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工程,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复杂路径和显著成效也由此受到世界广泛关注。

我国新能源产业能够实现创新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实现全球领先,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和不断改进,为企业创新活力的释放提供了有力支撑。新能源产业的创新发展,表明我国初步具备了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以及市场竞争成为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一方面,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企业是现代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基本单元。包括国企、民企、外资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创新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在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学会了面向市场竞争开展组织化的创新活动,为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主动购买专利技术、持续投入研究开发,包括高薪聘请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处于竞争中的国企通过干中学不断完善创新组织方式,重新整合创新资源,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光伏、动力电池等新产业领域,则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导。不同所有制企业充分竞争并相互学习,有助于在同一市场内形成良好竞争生态,加快企业技术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促进创新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我们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限制垄断和反竞争行为形成有效竞争,通过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改进管理、创新产品实现不断发展。以光伏领域为例,不但同一技术路线上产品不断迭代,而且单晶硅、多晶硅等不同技术路线相互竞争,最后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都是能持续创新、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支持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因素,还包括门类齐全和基础强健的产业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丰富的人才资源供给、不断加大的科技投入等。与此同时,政府产业政策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支持,新科技革命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机会。

绿色低碳发展必须解决创新领域的几个关键问题

要实现创新发展,以新的生产函数实现新的要素组合进而实现更高产出,归根结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不断升级,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的背景下,我国正从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和知识创造财富,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创造并利用新知识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

第一,要准确把握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对我国科技创新的挑战。我国逐步接近技术创新前沿,这也意味着利用已有知识、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组合式创新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更多需要通过创造新的知识实现更高质量增长。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和重点,逐步转向强调基础研究。从科技革命的方向看,AI 技术、低碳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将决定人类未来,决定每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分工。从外部环境看,美国近年来裹挟传统盟国对其他国家实施技术脱钩,我国同世界的知识交流及技术往来受到阻滞,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受到抑制,这是我国加快科技创新的不利条件。特别是以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正在重构科技创新的方式,加快各领域的创新步伐。美国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控制、技术控制和人才控制,可能影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而影响各领域创新,进一步拉开科技领先的差距。综合考虑科技发展方向、现代化事业的内在要求和面临的国际环境,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要强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对前沿科技探索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

第二,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激励。尊重创新规律,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有效激励,以更加有效的市场竞争,激励企业和企业家更大的创新创业活力。在新科技革命最活跃的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领域,加强对任何妨碍有效竞争行为的监管,以有效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进一步激励创新。针对跨领域跨行业的集成创新,要实行鼓励创新与合理监管并举,按照创新优先的原则实施监管。这不仅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实现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竞争激发效率,市场竞争是激励企业利用知识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方式,也应该是我国当前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加强基础研究,尽快建立激励前沿科技领域探索的管理体制。美国素来强调利用知识创造财富,19 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基础研究一直落后于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以联邦政府自然科学基金(NSF)为主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制度,并强调科学家在前沿领域探索享有广泛自由。除了按“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的科技进步线性理念设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模式外,美国还根据国家国防科技需要设立了国家实验室和先进科技计划。这种使命导向的研究与自由探索导向的研究相互补充,为美国的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使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等方面都持续领先世界,并通过开放的市场竞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创新奇迹。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既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要改革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在科学研究中赋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支配权。基础研究领域应按照“四个面向”要求确定研究项目。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进行科研布局时,应更多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确定研究领域时,要通过科学程序确定研究方向,以“揭榜挂帅”的竞争性方式选择执行机构。要允许和鼓励科学家对一些重大科技政策展开讨论甚至公开争议,尽量避免专业知识带来的“话语霸权”,避免由于科研的“山头主义”使科技政策偏离国家目标。

第四,必须千方百计确保知识和人员流通,为我国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息条件。如前所述,近年来“技术脱钩”限制了中国学界和产业界与美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交流联系。我们要想方设法突破围堵,通过扩大产业开放,加强科研领域交流,拓展信息和知识来源渠道,支持创新发展。当务之急,应该尽快开放关键信息通道,开放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平台。我国科学界、企业界只有及时便捷地了解全球科技最新动态,接触和利用最先进的研究开发工具,我们才能够把握全球科技发展的方向,紧跟全球科技竞争步伐。此外,我们还可以主动倡议设立大科学研究计划,通过这类计划促进中外科技人员的交流往来。

我国已经进入依靠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我国许多产业领域仍然存在技术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难题。我们一方面需要深刻理解创新的本质就是利用知识创造财富,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的激励,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建立适合前沿科技探索的科技管理体制,提高前沿科技探索的效率。无论是利用新的知识,还是创造新的知识,都必须保障信息的充分流通,在面对欧美科技限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国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的雄厚产业基础、日益提升的科研能力、巨大的人才优势、越发充分的科技投入,必将催生服务于我国产业升级和现代化需要的产业突破和技术突破,并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原创技术发明。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中国通过创新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也将为人类提供一种绿色低碳现代化的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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