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东变局背后的大国之争

      （本文为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内刊《域外月刊》的2024年3月刊的院长专栏文章。）

      对于中东地缘政治特点，我的概括是“世界未乱它先乱，天下已安它难安”，原因在于此地区复杂的宗教民族关系、富集的能源和破碎的地缘政治构造三者叠加，从而导致它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地震带”。后危机时代的高通胀、高失业和严重贫富分化，引发了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但它为大中东地区带来的不是春天，而是长达十多年的动乱、冲突与厮杀。新冠疫情之后，中东地区出现了缓和与和解的内在需求。但是，由谁来推动、担保和主导这些和解，却成为一个关乎地区乃至全球新秩序领导权的重大问题。

两场和解，一成一败

       2023年，中东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次和解努力。上半年是成功的和解，即中国推动的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解；下半年则是一次失败的和解谈判，即美国推动的沙特与以色列的和解。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两次域外大国主导的地区和解谈判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正如我在不久前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除了中东内部的若干变迁动能之外，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积极有为、塑造和平的外交努力，也是中东变局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中国低调而有力的斡旋与说合之下，2023年春季沙特与伊朗实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和解。有一种观点认为，沙伊和解主要是地区内部因素导致的，伊朗和沙特此前已经在伊拉克谈过四轮了，中国促成和解只不过是顺手摘了低垂的果实而已。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教派意义上，伊拉克都是沙特伊朗两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他们在伊拉克谈了几次却未能改变敌对关系，恰恰说明伊拉克作为中间人的分量远远不够。当今世界，恐怕只有中国领导人，才拥有足够的国际权威、政治意愿和战略信用，能够将原本处在开战边缘的伊朗与沙特两国拉到一起并相互拥抱。中方之所以能在中东变局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中东能源的最大需求方，更是因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之下，我们的中东外交在风格上相比于过去更加积极有为，主动参与塑造地区和平。

       2022年底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中沙、中海、中阿的三环峰会有力地加速了中东的和解浪潮，由此才有沙特方面提出的说和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沙伊双方在北京的数月谈判过程，美以和其他西方国家被完全蒙在鼓里，而这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沙伊和解公诸于世之后，引发全球舆论震动。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跟中国最高级外交官见面的时候，便主动祝贺了中方在中东的外交成就。将“中美竞争”整天挂在嘴边的美国战略圈，眼看着中国中东外交取得重大进展，产生了必须扳回一局的强烈冲动，因而在2023的下半年发力推动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但是，恰恰是这种为了大国威望的需要而强行搞拉郎配的做法，引发了2023年十月以来的惨烈冲突。

       关于当下的中东格局，有人打了这么个比方：如果说因化石能源而富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群羊，那么沙特可以被视为领头羊，两位全球性战略棋手则在“扭羊头”：沙特同伊朗和解意味着羊群向东；沙特同以色列和解则意味着羊群向西。如果说中国推动的沙伊和解带来了地区和平和合作，那么美国推动的沙以和谈则引发了更多的冲突。2023年夏季，由于在军售范围等若干问题上以、沙、美三方难以达成一致，沙以和解的谈判拖延数月而未达成最终结果，而这个漫长的谈判过程恰恰酝酿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和此后的一系列冲突升级。对于哈马斯而言，沙特同以色列的和解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被其同族兄弟们抛弃和背叛。因此，尽管哈马斯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两者还是为了反美反以的大业而实现了战略接近。袭击发生后，伊朗否认了对此事知情和支持，但是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各派力量，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等等都展开了对美国、英国和以色列舰船和军事基地的武装攻击。相比而言，跟巴勒斯坦人民同族同派的诸多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援和谴责上，而没有将人力和资金投入到冲突中去。尽管如此，这场袭击的发生和以色列的报复，大大延后了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和解进程。

美国能否退出中东？

       近年来，美国将战略重心聚焦到东亚以制约和“竞赢”中国，不少美国战略研究者呼吁，决不能因为俄乌和中东的战争而导致美国战略分散。美国从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中东对于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性的确有所下降，这一历史性转变似乎允许它逐步淡出中东。但是，从最近的政治和战略态势来看，美国的军力、财力和注意力想要从中东有序退出，恐怕有不小的难度。甚至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还不得不在中东加码。

       首先，从国际政治来看，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海洋霸权（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之为帝国），他们必须捍卫其战略威慑力。霸权与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就是杠杆，即通过信用和承诺来撬动远大于自身力量的资源，去追求更大的权势和利益，而维持其权力杠杆的关键在于信用和威慑力。许多国家之所以愿意屈从、讨好、配合美帝国，是因为美国以实力为后盾的战略信用和战略威慑力。如今区区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就敢同号称海权第一的美国海军正面开战，假如美国无法予以重创和惩戒，而是退出曼德海峡周边的区域，那么全球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会意识到美帝国主义真的是纸老虎，从而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正是因为担心出现这种局面，美国自一月底以来反复轰炸胡塞武装和其他反美势力；但是与此同时，美方反复声明自己无意同胡塞武装或者伊朗全面开战，就差派遣使者私下恳求胡塞给自己留点颜面了。

       其次，从美国内政来看，由于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的存在，只要以色列同周边民族处于冲突状态，那么美国就无法从中东地区真正脱身。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究竟是谁在操控谁？我曾经向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人士分别请教过这个问题。有趣的是，某些美国共和党人士，比如在中国相当有名的米尔斯海默教授，明确认为是以色列的游说势力和美国犹太财团对美国内政外交施加了太大的影响力，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到政治排挤；而以色列朋友们则强调是美帝国将以色列用作实现其地缘利益的工具。那么民主党是什么态度呢？就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之后的一系列事态来看，尽管拜登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政治光谱上根本不是一路人，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显而易见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和国内民意基础，但是拜登政府却不得不捏着鼻子帮助和偏袒以色列。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其它值得注意的事实包括：犹太人占美国人口2.35%，但是占据精英圈（企业董事高管，基金经理，政要，将领，大学教授，媒体主编，导演和名人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比例；自2019年起，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价值3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其条件是以色列放弃其独立的军备研发与生产体系。综上，我倾向于将以色列和美国视为量子纠缠的关系：用一根针扎在以色列这个木偶身上，貌似强大的美帝国就会疼得跳起来，可能其神经中枢是联通乃至共享的。

       其三，最近半年，美国社会的关注点正在从中国身上转移走。据最近从美国回国的同行学者的观察，美国对中国的焦虑似乎有所缓解，中国在美国舆论中的热度有所下降。目前的美国舆论，首先关注的是其国内的政治争吵，然后才是世界事务和外部挑战。在国际事务中，排名第一的是中东事务，排名第二的是俄乌冲突，中国和东亚事务排名第三。这种排序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中东事务涉及以色列，涉及美国内部政治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见顶论”在美国颇为流行，让多数美国人觉得既然中国已经见顶了，那就不必太焦虑了，先应对眼前以色列和乌克兰的麻烦再说。这就是霸权国的劣势，家大业大开销大，四处起火，难以招架，易于分神。

       综上，我倾向于认为，美国一时半会难以从中东真正抽身。

小结

       全球性“大争之世”已经徐徐拉开了序幕。俄乌冲突如果算是这场历史剧的第一幕的话，那么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第六次？）中东战争应该算是其第二幕。超大规模的工业化赋予中国以强大的综合实力，而厚重的历史底蕴又赋予中国以惊人的战略定力。我们如今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后维护者，未来也将是国际新秩序的最主要塑造者。中国在中东事务中更加积极有为，稳步增加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和贡献度，将是推动中东变局的缓慢但重大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