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也没有“西南联大”了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一所大学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虽然存在历史还不足9年年，却树起了不朽的历史丰碑，至今仍令人回想怀念。这就是“西南联大”，它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开辟了文化抗战、教育救国的新战线。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诵未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其中包括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30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向南方迁移。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致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迁至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来自三校的1600多名师生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长沙。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1937年底，抗日局势日益恶化，长沙屡遭日军空袭，局势十分危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西迁云南昆明。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召开誓师大会，随后分三路西迁昆明。由于战时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另有男同学20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行程1600多公里，历时68天，到达昆明。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另有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12月21日，学校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学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先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因而轮任制度无法实施，一直由梅贻琦全面主导学校工作。1939年7月，三校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学校终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名家硕儒云集，学者贤达荟萃。如陈寅恪、雷海宗、傅斯年、钱穆、叶公超、柳无忌、吴宓、朱光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饶毓泰、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张文裕、曾昭抡、赵九章、闻一多、胡适、朱自清、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刘文典、王力、浦江清  唐兰、游国恩、陈梦家、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陈岱孙、陈序经、陈达、顾毓琇、马大猷、萧涤非、余冠英、马约翰、吴晗、沈从文等，这些文化巨匠，撑起了西南联大的一片天空。正如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938年9月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空袭警报一响，西南联大师生都要“跑警报”。直到1939年春，校舍才粗具规模，仅图书馆为瓦顶，师生宿舍为土墙草顶，逢雨季便屋顶漏雨，床底长草；教室为土墙铁皮顶，下大雨时叮当作响，教授们讲课要提高嗓门才能高过风雨声。师生结茅立舍存身，土屋弦诵不绝，绝大多数人缺衣少食，身穿破衣烂衫的学生随处可见。到抗战后期，物价暴涨，百物昂贵，教授们也不得不到校外兼职以养家糊口，学生们普遍打零工以度饥荒。就在这种恶衣菲食的境况中，朱自清先生以“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自勉。而“刚毅坚卓”的校训，“弦诵未绝”的信念，成为支撑西南联大全体师生教育救国的立柱。

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把“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培养目标，“以不厌不倦者自敬其业，以不忧不惑者自乐其道”，治学“一空倚傍，实事求是”，行事“知耻适义，独立无惧”，立身“直道而行，爱之以德”。因此，西南联大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诸位学者名家著书立说，成果丰硕，如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伍启元的《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陈达的《近代中国国势普查》，金岳霖的《论道》等。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构建起自身的哲学体系，倡导“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吴大猷出版的《多元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被认为“全世界各研究院在这领域中的标准手册”。华罗庚完成了在解析数论方面的创造性研究，并在堆垒素数的研究方面取得新成果。陈省身在“高斯—搏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周培源在流体力学方面的激流论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对黏滞流体片面运动的稳定问题的计算解决了数理界的长期争论。这些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恰如一砖一石，在西南边陲筑起了一道文化长城。

从1937年8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到1946年7月31日宣布停止办学，西南联合大学仅仅存在了8年11个月，不仅保存了中国重要的教育与科研资源，而且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教育基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西南联大培养的一大批优秀学子，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技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更高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转眼20年过去了，中国的哪一所大学能回答钱学森先生的提问？难道自封为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就真以为自己就是国际一流大学吗？

最近，又有几所大学相继爆出丑闻，个别的不仅有辱斯文，甚至不堪入目。可见，今日的大学虽有高楼大厦，早已不再是学术的园地、学问的殿堂，而是争名夺利的名利场，其中不乏衣冠禽兽往来其间。比起8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某些人应当羞愧而死。

可惜，“西南联大”早已化作轻烟，飘荡在历史的天空上。世上再也没有“西南联大”了，也永远不会再有“西南联大”了。像梅贻琦先生那样的校长，也永远不会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