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路风：以过剩为借口砍掉基础工业产能，必然危害整个工业体系！（2）

二、“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

工业体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压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维的根源则是中国的发展只能跟随西方的“世界观”。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提出伟大复兴的“世界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强烈的民族抱负——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敢于在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抱负。

因此，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破除对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并重新把中国工业体系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旧“二分法”思维的背后是“跟随”思维范式

读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读者很容易理解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联系和互补性，很容易理解工业体系的整体性。因此，读者结合他们的生活直观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只依靠少数的“新兴产业”，更遑论还见不到的“未来产业”。

那么，为什么“二分法”的逻辑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政策思维?如果我们层层追问原因，那么就会发现，“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是对中国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差很大。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种“跟随”的思维范式(以下简称“跟随范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潜意识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才能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实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实的话。但是，当这些最初是实用和朴素的想法变成“信仰”——即变成思维范式——之后，它就成了限制人们继续实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们在跟随范式下怀有发展的意愿，但永远不会、不敢想到中国有发展到与“榜样”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样”会反过手来给中国的发展“下绊儿”。

因此，跟随范式必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当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开始进入高增长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经济规模在随后仅仅10年间(2001-2010)就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

跟随范式的思维显然无法解释高增长的原因：第一，它过分强调引进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内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础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的“中国特色”工业体系;第二，它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依靠引进，但忽略了从引进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自主创新;第三，它虽然强调了市场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场化的本质是为人民广泛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忽略了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发展的政治-社会条件。

但是，面对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给出另一种解释：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高增长，那一定是依靠工业体系扩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增长模式应该转向以研发、信息化和服务业为主(因为经历过“去工业化”的美国“先进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

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以及狭义上不含建筑业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均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截至2018年已经分别较之于2011年下降了5.8和6.1个百分点。图片由作者提供

对于部分在跟随范式下成长起来并获得地位的人来说，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一个“意外”，而且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挑战：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必然引起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的问题。这个前景令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的某些“精英”阶层同时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国际权力地位被颠覆，而后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就的指责下，跟随范式下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反省”怀疑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加之对崭新世界的恐惧，使得他们“反思病”发作，在某些领域选择走上“自废武功”的道路：自己给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放弃继续壮大自己而转向“内卷”。

2.2 自我设限的三个行业案例：钢铁、造船、炼油

我们可以用经验证据来验证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维的本质是不是自我设限。

对于中国工业来说，过去10年影响最大的政策莫过于“去产能”。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1】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该文件特别列举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但也规定该文件“同时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化解工作”。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影响，刚刚经历了高增长的中国工业确实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政策文件就是针对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且对当时存在的“地条钢”等违规产能确实应该治理，这也没错。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如果是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是结构性的，那就是一个绝对的、长期的问题。从后来的政策实际走向看，它被当成了结构性问题，恰恰证明“去产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维所主导的。限于篇幅，我们只举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将近7.8亿吨(第二年就超过8亿吨)。要知道，在中国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粗钢产量能够接近过2亿吨。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1.36亿吨多)是1973年，苏联达到峰值(1.63亿吨)是1988年，而日本的峰值(1.2亿吨)是2007年(世界钢铁协会数据)。

更惊人的是，2000年的中国粗钢产量还是1.2亿多吨，到2014年就增长到令人目眩的8.2亿多吨，看上去实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随范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国的粗钢产量只有8800多万吨，而中国居然生产了8.2亿多吨——这不是中国落后的标志又是什么?因此，有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工业的产能已经达到“物理极限”。

不过，如果换掉跟随范式的“滤镜”，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历史上，美国和日本的钢产量都曾经达到过人均一吨钢(按总人口计算)的水平，而日本从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1亿吨上下的产量水平，只是最近几年有点绷不住。

外媒绘制的2022年全球十五大钢铁生产国，当年中国钢产量为10.13亿吨。

以历史为鉴，既然中国的人口是14亿，那么中国钢铁工业的空前规模只不过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台阶”或基础，它并不妨碍中国在高技术和新兴工业领域的继续发展。

2023年，韩国人口为5132.53万，而粗钢产量为6670万吨，人均约1.3吨钢(同年中国人均约0.72吨)——这个水平影响韩国发展半导体工业了吗?面对世界工业史，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果中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那将会以怎样的工业规模来进入这个行列?

2013年判定产能过剩的标志是产能利用率。实际上，这是个实物指标(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它可以帮助判断某个时点的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但是，“二分法”思维断定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说，“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产能过剩已不可能通过历史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是环境资源等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或U型反弹，将经历一个L型发展阶段”。

根据这个指导方针，这份文件有这样一段今天看起来大大低估了中国发展势头的预测：“从国内看，‘十三五’我国钢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将呈双下降走势……国内粗钢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7.6亿吨峰值基础上，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6.5亿-7亿吨，粗钢产量7.5亿-8亿吨。”【22】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钢价从2015年年底开始周期性回升，订单增长迅速，钢铁行业也在2016年扭亏为盈(同年4月的产能利用率高达88.93%，大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政府部门不承认前几年的生产过剩是周期性的，反而继续推行“运动式”的去产能。

由于需求顽强存在，中国粗钢产量仍在缓慢增长：2018年突破9亿吨，2020年突破10亿吨(10.6亿吨)。主管部门要求压减产能，2021年砍掉3000万吨产量，2022年继续实施压减，又砍掉1200万吨的产量(至10.18亿吨)。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也加入进来，把压减重点放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2023年，由于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关心经济形势，加上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大幅下跌，这些部门没有继续大刀阔斧地去产能，改为产能平控(不增不减)。于是，当年的钢铁产量涨回到10.3亿吨，而且钢铁的直接和间接出口非常强劲。

无论如何，“二分法”思维经不起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达到人均一吨钢的水平?

造船工业的例子也有力地证明“产能过剩”的周期性。

中国造船工业也是在高增长阶段迅猛成长起来。2010年，中国三大造船指标跃居世界第一(首次超过韩国)，新接订单量、在手订单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场占比均超过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场那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中国企业普遍遭遇订单不足。

2013年，造船工业被列入产能过剩名单。2016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被韩国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国在在新船订单方面又被韩国反超。“反复争夺”无非说明造船工业的根本问题是竞争力和技术进步。

在大约10年间，中国造船工业经历了惨烈的“去产能”、破产重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难阶段，中国造船工业仍然在进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别造出航空母舰“山东号”和“福建号”，从2020年起实现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华邮轮等。

随着疫情后世界航运市场的复苏和技术进步，中国造船工业从2020年起再度超过韩国。到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都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大幅度拉开与名列第二的韩国的距离。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据2023年9月的媒体报道，从2013年以来，造船工业就被银行列为“谨慎类”行业并在“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等方面受限。该报道称，“金融危机过后，十几年来，船企盈利了，产业升级了，落后产能淘汰了，市场洗牌且复苏了，政策上也多次发布金融服务的指导性文件。但是，落实到贷款上，造船民营企业的困境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3】

造船业是一个高杠杆化的行业，因为造船所需的材料、设备和劳动力报酬需要由造船企业提前支付，而造船企业高度依赖银行的融资。在受到贷款限制的条件下，一些民营造船厂面对旺盛的需求只能放弃部分订单。可见，在“二分法”政策思维的主导下，任何工业一旦被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来，所以中国造船工业在生机勃勃的情况下仍然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去产能”政策实际上延缓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但这个工业凭借自身发展出来的能力，照样敢于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订单量——这恰恰是主张“去产能”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工业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为原料来生产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的炼油工业。2022年，中国的炼油产能(9.24亿吨/年)正式超过美国(9.07亿吨/年)，达到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7%。无论从石油化学工业本身看，还是从世界地缘政治看，这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但刚取得这项成就，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就于2023年10月联合发文，规定“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24】

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福建古雷石化基地

为探讨限制炼油工业产能的原因，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一下该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利用石油的时代起始于19世纪中叶。从1860年左右起到2021年，美国的炼油产能一直保持为世界第一，时间超过160年。在早期阶段，石油产品主要用于照明(煤油灯的煤油)，如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工业托拉斯就是卖煤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集团。自从内燃机在19世纪末被发明出来后，石油的主要产品随着汽车和飞机等工业的发展而转向燃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

此外，当现代化学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以煤炭为原料的德国化工一直领先世界。但是，随着在石油工业取得霸主地位，美国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方面成为创新者和主导者。在二战后，石油化工成为一个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工业，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中国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石油工业，但炼油工业的真正发展还是在开发大庆油田之后。1972年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经毛主席批准，为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引进(以化纤、化肥成套设备为主，大部分项目是在改革开放后建成投产的)，史称“四三方案”。

中国成规模生产乙烯(石油化工最重要的产品)还是从引进西方技术开始的。石化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进口。因此，政府批准了如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盛虹炼化、中石油广东石化等几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使中国炼化工业出现迅猛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设备工业为实现石化重大设备的国产化曾经坚持了几十年可歌可泣的奋斗。到浙江石化上马时，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炼化项目(4000万吨/年)的绝大多数设备，包括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冷箱(气体分离)等重大装备，都被中国企业中标。2020年11月，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的炼油能力即将超过美国，语气间充满了酸楚感。【25】

那么，政府部门为什么要在这个历史关头决定限制炼化工业的发展?2023年10月的四部门联合文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虽然从行文上也可看出减碳和产能过剩是主要考虑。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值得追问：

第一，中国炼油工业的增长速度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已经放缓，而目前中东和非洲产油国正在大举增加炼化产能，【26】未来中国的产能份额能否提高还是个悬案。

第二，虽然全球都在提倡能源转型，但石化工业本来就可以朝减少成品油、增加化工产品的方向发展。中国近年来建成的都是炼化一体化项目，本身就具有生产的灵活性。

第三，石油化工还是个高技术工业，其技术进步影响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上，中石化在过去10年里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名列第一，2022年第三，而与中石化争夺排名的主要是华为、中兴通讯、腾讯、OPPO这些IT领域的大企业。

第四，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炼油能力刚刚相当于美国就不能再发展了?这些疑问不得不令人猜测，政府部门对产能的判断是在遵循一条“潜规则”：哪个工业赶超美国，哪个工业就是“产能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曾经占全世界的一半，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比重。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为此“内疚”过，反而是利用这种优势建立起超级大国地位。当美国于1971年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时，许多人以为美元霸权将受到重创，没想到反而得到强化。后来证明，美元霸权有了新的支柱——全世界的石油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

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美国石油工业(包括炼化)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27】1974年，美国炼油产能占全世界产能的比重是将近22%(1965年是几乎30%)【28】。实际上，由于那时炼油能力也很大的苏联东欧集团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是隔绝的，所以美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超这个比例所表达的程度。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没有工业的产油国(如中东国家)不在石油开采、炼化、运输和销售方面依靠美国的工业能力，大概是无法利用石油财富的。于是，世界石油贸易也就逃不掉以美元结算。

事实上，美国石油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自己国内，如清末民初的中国煤油市场就是被洛克菲勒主导的。如果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只盯着国内市场，它的产能早就过剩了。

2.3“二分法”思维误读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以上不过是举了几个主要工业的例子。实际上，“二分法”思维必然导致对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的扭曲，它给中国工业体系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造成对工业投资的持续紧缩。尤为甚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去产能”变成运动式的，波及到所有的传统工业。

在地方，金属制品、建材、轮胎、陶瓷、纺织、造纸、制鞋甚至连家具制造都成了“官官喊打”的“过街老鼠”：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线，刚建成就因“违规产能”被关，只是因为被扣上“旧动能”的帽子。与此同时，“二分法”思维使得对“新旧动能转换”理解产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执行过程中追逐少数时髦的“高技术”产业，全国将近三千个县都想发展生物制药、新能源和半导体(2018年之后)，大量同质化的招商泛滥和投机活动反而瓦解了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根基。

路风教授认为，“二分法”思维导致传统工业被舆论污名化，同时也助推了新产业的扎堆。

不得不指出，“二分法”之所以深得一些部门之心，并非是它的理论逻辑多么有说服力，而是背后的权力逻辑在作祟。我们从2019年11月5日北方某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报给该省工信厅的函里，摘取一些只言片语，以帮助理解一些“涉事”企业当时对政府部门做法的不满：

“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车间、原料场全封闭，安全(部门)要求留有通风口，双方总有一方(可以)处罚企业，尤以生态环境部门，经常顶格处罚”;“环保检查没有统一规划，没有计划，省、市、县、区、乡镇多层检查，不同部门多头检查，检查过于频繁，企业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检查人员，疲于应付”;“检查标准不一，检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前一个检查组提出的要求企业执行了，又被后一个检查组要求整改”。

正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可以用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市场监督等名义随意关停企业(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才造成所谓“市场缺乏信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在于，中国要想产业升级、要想发展高新技术工业，就必须保持经济增长，而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80%左右)。

很显然，本文列举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三大工业都远没有达到工业化本身的“极限”——中国钢铁工业能够轧制汽车板是在1998年之后，中国造船工业能够建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在2008年之后，中国石化工业自主掌握乙烯生产的成套工艺是在2012年之后，等等。

就在这些工业还处于技术突破和升级的过程中，它们却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随之受到压制。“二分法”思维及其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而自我设限的根源在于不敢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去创造新世界，于是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一些受此思维影响的施政者所俘获，他们选择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强行摁回到跟随范式的旧世界里。

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压制当然会产生经济下行的后果，只不过这个后果是自我预言的实现——如果在政策思维上认定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是“L型”，那么实际的增长就早晚会真的变成“L型”。因此，“二分法”思维是跟随“世界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