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肥100斤这事儿，我也干过……（上）

这阵子很多人都在说贾玲拍摄《热辣滚烫》减肥100斤的事儿——我对演员不熟，电影没时间去看；相关的影评、文章倒是看了不少，因为减肥这个事儿我实在是太有心得了，看到别人的减肥故事就忍不住要围观一下。围观完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减肥的故事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故事要是改编成电影应该不比《热辣滚烫》差，不但励志，而且魔幻。

由于这个故事太过离奇，可能会有读者质疑其真实性。时隔二十多年，除了高中时期用胶片相机拍的一些照片之外，我手头实在没有更多证据；当年的病历肯定还在，无奈搬过几次家之后不知道现在放在哪里，否则是可以给大家看的。我只能以我的人格担保——细节的记忆或许会有少许偏差，但整个故事绝对真实不虚。

跟贾玲一样，我最多的时候也曾减掉过100斤，而且我的前80斤是在三个月内减掉的；然后一年内反弹50斤，又在三年内再次减掉70斤……

据我爸妈说，我天生有着一副大食肠。出生时跟其他新生儿放在一起，我饿得直啃隔壁孩子的头发；刚出生后奶不够喝，才几天大就给我喂过奶糕（那时候配方奶粉还是稀罕东西）；小时候给我喂饭特别省事儿，基本上无论什么东西，我都来者不拒干净利落地大口吃下去……我不仅胃口好，肠道吸收功能也好，正是俗话说的“喝水也会胖”，天赋异禀的易胖体质。我活到现在四十多岁，消化系统从未掉过链子，一直都不知道别人常说的消化不良、没胃口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我哪怕发烧发到39度，都一样正常吃喝；人家上高原高反会呕吐、食欲不振，我海拔上得急了也会头疼，但同时也胃口大开，三大碗饭干下去立马屁事儿没有。

于是，我毫无悬念地长成了一个小胖墩。自打我记事起，我的体重跟年龄就有一个固定的系数——8岁80斤，10岁100斤，12岁120斤……以每年增长10斤的速度稳定育肥。这个系数在我15岁的时候突然崩了，或许是由于青春期发育的缘故，1997年初三毕业体检时我身高171公分、体重174斤，从此体重开始失控；2000年大学入学体检时候是216斤，身高178公分。那次体检还检出了高血压——这么年轻就有高血压，毫无疑问是我自己肥胖导致的。

▲高中时家庭合影中的我，但这并不是我的肥胖巅峰，最胖的时候没有任何照片留下来

由于体重的关系，我从小生活在别人的嘲弄中。没有胖过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小胖墩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受多少来自于周遭的语言暴力，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本就缺乏尊重的观念，毫不忌惮使用那些极具侮辱性的词汇——“死胖子”、“猪猡”之类的称呼都是家常便饭。

上海方言里有一句话叫做“大块头，呒清头”，意思是大胖子鲁莽不知轻重，经常有人无缘无故地用这句话来说我。别人可能是“言者无意”，我却是“听者有心”，每次别人这样说我，心里就很委屈——我虽然是大块头，可我哪里“呒清头”了？我明明心很细好嘛！关键在于我在承受这些语言暴力时，甚至没有办法反驳——因为我确实胖啊！这是不争且无法掩盖的事实。在那个连残障人士都称为“残废人”的时代，肥胖就活该要被人侮辱，你要是对此有什么意见，别人会觉得你怎么玻璃心、玩笑都开不起……我只好假装不在意别人的说辞，但内心酝酿着高度的自卑。

出于对自己肥胖的自卑，我从青春期开始就非常抗拒拍照片，因此那段时间留下的照片非常少；再加上又是胶卷拍的，搬过几次家之后很多照片都不知道被放哪儿。2001年我一个土豪同学家有一部当时最先进的数码相机，我去他家玩的时候，他用数码相机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在回放里看到了一个恶心的大胖子，很生气地把照片都删掉了……这本质上是一种极为深刻的自我厌恶，只能通过逃避来让自己好受点，就像有些毁容受害者不愿面对镜子一样。直到今时今日，我仍旧不太喜欢被拍照，在镜头前也很不自信，这跟少年时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话说1990年代有个歌手叫尹相杰，这人后来因为涉毒被抓了，不过他当年凭借一首《纤夫的爱》也算是红过一阵子。尹相杰长得胖乎乎，一双小眼睛还戴着副眼镜，跟我颇有几分神似。于是初中时我一直自比尹相杰，总算是找到了一个不那么具有侮辱性的胖子形象，让我可以躲藏在后。到了高中时候，我又发现了另一个可以躲藏的公众人物形象——上海音乐台的节目主持人阿彦，他身材略有些胖，戴着眼镜剃着板寸，颇为儒雅。然而高中时由于《灌篮高手》热播，同学们更喜欢叫我“老爹”——得名于《灌篮高手》动漫中的大胖子安西教练——而且还喜欢学樱木花道摸安西教练的双下巴那样摸我的双下巴。

▲尹相杰（图片来源：网络）

▲《灌篮高手》中的安西教练。那时候好几个同学都喜欢模仿这一动画片里“名场面”摸我下巴上的肉。

我并不喜欢别人将我与《灌篮高手》中的角色联系在一起，因为身为一个胖子，我完全不擅长运动，这种不擅长进而变成了厌恶和排斥。其他男生为之疯狂的足篮排等球类运动我至今仍是一窍不通，所有的球类比赛我只看桌球——这似乎是唯一一种没有体重歧视的球类运动。于是我因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胖越不运动，越不运动越胖。由于不爱运动，我小时候的身体协调能力很差，每次学新版广播体操都会在放学后被留下来补课。体育课上唯一能过及格线且表现优异的唯有扔实心球，其他那些需要克服自身重力的项目诸如长跑、短跑、立定跳远统统不及格……我记得当时引体向上如果做不起来，有个替代项目叫做曲臂悬垂，俗称“吊死鬼”，而我连1秒钟都保持不住。

假如我的人生按照这一轨迹发展下去，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会在哪里，甚至很难说我现在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有一次出门走天桥的时候崴了一下脚，因为体重过大，导致腓骨尖端骨裂，打上石膏在家养了一个月。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吃啥补啥，家里看我骨折，天天炖猪骨黄豆汤给我“补钙”，我这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吃的东西永远吃不腻，家里人每天烧一锅，我每天就能吃完一锅。骨折好了之后，我有次去同学家玩的时候，偷偷在他家的健康秤上称了一下。那时候的健康秤都是机械的，我站上去之后只见那个指针指在“5Kg”的位置——那台秤的最大称重值是120公斤，指针在“5Kg”意味着健康秤已经被我压得爆表，我的体重高达250斤！

由于原来的体重基数大，二十多斤对我来说只是增长了10%的体重，看起来并不明显；再加上我肚子大，很早就开始穿宽松的背带裤，也感觉不到自己腰身的变化。但250斤这个数字还是把我吓到了，比一年前入学体检时又重了30多斤！——从小到大随着年龄递增的肥胖犹如是在“温水煮青蛙”，我原本觉得肥胖就像一种如影随形的宿命，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反抗它；250斤这个数字如同在温水里快速注入了一股滚烫的开水，终于把我给烫了一下……

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破纪录的数字提供了极大的驱动力，我决心要从肥胖的死亡陷阱中跳出来！

在此之前，我并不是没有试过减肥，但都无疾而终。我记忆中第一次尝试减肥是初二的暑假，早上出去跑步，大概总共也就跑六七百米的距离，每次跑完能喝半瓶佳得乐作为奖励……彼时佳得乐刚在中国上市，是一种特别洋气的“运动饮料”，售价跟现在差不多，记得也要4、5块钱一瓶，搁在九十年代绝对属于高消费，我不运动的话就找不到借口喝。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之所以愿意出去跑步，恐怕就是看在佳得乐的奖励份上。

上了高中之后，我曾经尝试靠骑自行车减肥。我的高中学校离家8公里，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还是挺远的，骑车得要半个小时，每天来回可以有一个小时的运动量。从高二骑到高三，该长的肉一斤都没少长，因为我压根儿没有注意过要控制饮食，反而因为骑过车了吃得更多。

这一次终于不一样了，一来我自己下定了决心，二来有了高人指导。

2001年的时候，社会上还完全没有像现在这样全民健身的风潮，锻炼身体的主要人群是退休的大爷大妈。恰好我有个朋友是少体校的自行车运动员，我们两家离得很近，经常走动，关系还不错。

少体校的哥们儿虽然对口的是竞速自行车，但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专业运动素养杠杠的，自告奋勇说可以带我跑步减肥。话说我大一住了一年学校宿舍之后，从大二开始选择了走读，有大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跟他约好，从11月开始，每天早上5点跟他在路口碰头，他带着我跑步减肥——为啥要这么早呢？因为跑完步我还得洗澡吃饭然后去上学。那为啥不干脆住校然后早上去操场跑呢？普通人恐怕无法体会一个大胖子在众人面前运动的羞耻感……我要是在学校操场上跑绝对会成为段子——“看！操场上有一座移动的肉山！”我一开始并不确定自己减肥能否成功——成功了固然励志，不成功难免沦为笑柄。

当年清晨的郊区马路具有很高的“私密性”，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多私家车，早上在马路上跑步经常会一辆机动车都看不到。那时也不像现在，有智能手机、运动手表之类的设备可以记录运动轨迹，甚至都没有网络地图，想要知道跑了多少距离，主要靠少体校哥们儿那辆高档竞速自行车上的码表。他专门骑着车，把我们家周围道路的长度“测量”了一遍，因此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每次跑了多远。

我一开始跑起来完全没有章法，鞋子裤子都是普通的运动鞋裤，对配速、步频啥的一窍不通，埋头跑就是了，跑到跑不动为止。第一天我只跑了1公里，差点把我累得半死；可能是由于吸入冷空气的缘故，紧接着感冒了一个星期……这恐怕很难说是一个好的开始，因此我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体能后来会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学生时代大家普遍都对“长跑”有一种恐惧心理，一听到体育课要“长跑”测验便如临大敌。但其实学校里的长跑根本不能算长，无论800米还是1500米，都是极短的距离——之所以学校里的“长跑”会成为痛苦的代名词，是因为学生平时没有训练，缺乏热身、呼吸的技巧；为了测验及格，每次都像被人追杀似的竭尽全力跑，把有氧运动搞成了无氧运动，难免气喘如牛，甚至恶心想吐。

真正的长跑是有氧运动，讲究呼吸和节奏，不可能一上来用尽全力，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来调整控制。从第一周的感冒中恢复过来之后，我开始了正式训练，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跑。在少体校哥们儿的指导下，我很快就把自己的心肺打开了——一跑步就气喘归根结底是心肺功能差。但要知道我当时才20岁，尽管肥胖，身体器官毕竟刚刚出厂没多久，各项机能都正处于巅峰状态，心肺只要稍加锻炼，便能适应运动的状态；心肺进入状态之后，控制好呼吸和节奏自然水到渠成，终于不再气喘吁吁。

根据我当年日记里的记录，12月4号的时候我可以跑3公里，此后大约每星期能多跑1公里；到2002年2月左右，我可以很轻松地跑10公里。我不光早上在马路上跑，晚上放学回家后还要再去小区健身房跑。话说那个小区健身房相当简陋，开在居民楼的毛坯房里，不是朋友带的话根本找不到。管健身房的是个退休的体育老师，钥匙交给了下午来得早的会员（其实都不能算会员），他自己每天晚上过来转一圈，基本上没有任何指导。健身房的月费是40块钱，但因为里头的设备破破烂烂，我依然嫌贵。健身房里只有一台跑步机，是那种不用插电的无动力皮带跑步机——一组略带坡度的金属滚筒外面包着一圈皮带，你踩一下它动一下，跟仓鼠跑步机原理一样。由于那皮带很薄，跑的时候脚底板下面能感受到金属滚筒滚过……就这么一台破跑步机，我照样跑得不亦乐乎。

有人肯定会问，大体重跑步不是伤膝盖吗？确实会伤膝盖，但也因人而异。还是那句话——我那时才20岁啊！我公众号的读者应该都是从20岁过来的，20岁是啥年纪？用个不恰当的比喻，那可是“一夜七次”的年纪啊！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二十多岁时真的是感觉自己有用不完的力气，再怎么疲累，睡一觉就能满血复活。而且吧，我从小胖到大这时候成为了一个优势，一直以来我的肌肉和脂肪都是同步增长，也就是俗话说的“身大力不亏”，跟相扑运动员一样，而非那种虚胖——换句话说，我的腿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我体重。

我后来参加户外徒步活动发现，那些徒步穿越把膝盖走废掉的驴友，一般都是因为大腿力量不够；如果大腿力量足够，就能在落地时形成缓冲，减少对膝盖的磨损。而且大腿力量欠缺的人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小腿很粗，因为他们平时会不自觉地从小腿借力，导致小腿变粗。

我天生就有非常优秀的大腿力量和围度，巅峰时期大腿围度达到70公分（同时期我的小腿围度只有40公分，比我的上臂还细），看起来就像青蛙腿一样，让健身房里几个专业的健美运动员羡慕不已，给我起绰号叫“青蛙王子”——倒不是说他们不如我，而是我不用怎么练就有很大的围度。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穿短裤骑车好几次被人以为是练举重的——人家觉得只有奥运赛场上的举重运动员才能有这么粗的大腿。我腿部力量的强悍为膝关节提供了很有力的保护，再加上我的运动经验丰富，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休息。因此尽管我体重很大，但无论是跑步还是登山，我的膝盖都没掉过链子。去年我给膝盖拍过一次片子，像我这样高强度的使用，也只不过是正常的“轻度退行性磨损”。所以在我刚开始减肥期间，膝盖倒是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减肥这事儿除了“迈开腿”之外，更重要的是“管住嘴”——不管住嘴的话，无论运动消耗掉多少都有办法吃回来。我起初完全没有营养学的概念，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配餐，一方面觉得要少吃，另一方面又觉得要吃有营养的东西——我跟我家里人都觉得牛肉是一种特别有营养的东西，于是天天炖牛肉汤。那段日子我早饭和午饭按照正常人的饭量吃，主要克扣的是晚饭，只吃一小碗米饭加一小碗牛肉汤，汤里有4小块牛肉——这个量是我自己定好的，一口都不能多。

如果现在让我这样吃，我肯定早就饿疯了。但很奇怪的是，我那段时间真的不怎么觉得饥饿或者吃得少，也没有觉得体能的消耗跟不上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那段时期严重缺乏碳水化合物摄入，强迫身体启动了高效率的脂肪代谢供能，将脂肪分解为了脂肪酸和酮体，用酮体取代了葡萄糖作为身体的能量来源，就跟现在一些人推崇的生酮饮食法原理一样。

在“管住嘴”和“迈开腿”的双重攻势下，我的体重发生了崩盘式的下跌。我当时的日记里对此有记录——11月18日218斤；12月22日208斤；12月31日210斤；1月13日200斤；1月20日195斤；1月27日190斤……最后的记录是我在2002年春节前瘦到170斤。我知道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真是我的亲身经历。一公斤的脂肪对应7700大卡的热量，我当时每天的热量缺口非常大，加上减肥总有一部分减掉的是水分，三个月掉80斤未必不可能。

从250斤掉到了170斤后，腰围也从之前的3尺6掉到了2尺4——人生第一次，我穿上了牛仔裤，而原来的裤子看起来简直就像个米袋子。

然而体重快速下降之后，我碰到了一个新问题——身体出现了大量的赘皮。因为肥胖，我的肚子、手臂上的皮肤在青春期被快速撑开；瘦下来之后，皮肤顿时变得松松垮垮。肚子是重灾区，简直就像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肚腩垂下来一块；受影响最小的是腿部，因为我大腿依然相当粗壮。不过这点小小的副作用在我看来非常值得，我当时认为假以时日皮肤总会收回去一点，但后来事实证明身体只能吸收少量，过多的赘皮除非通过手术切除，否则将会伴随终身。

无论如何，我终于从肥胖的深渊里爬出来，终于可以昂首挺胸自信地走在阳光下——然而还没来得及享受瘦下来的快乐，我就掉入了另一个深渊。

入冬之后，早上天亮得越来越晚，起床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陪练的少体校哥们儿扛不住了——一开始他隔三差五失约，后来索性直说自己起不来不跑了。我对此满不在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动实践，加上在健身房里交到了一些朋友，我也算是积累了不少运动相关的经验和知识，觉得有没有他带都无所谓。没想到的是，我自己制定训练计划之后，彻底自我放飞，结果就脱轨了……

体重减轻让我尝到了跑步的甜头，越跑越是顺畅。运动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内啡肽等快感物质，让人极为上瘾，根本停不下来。由于进展太顺利，放寒假之后我开始对自己进行了突击训练，急于减掉更多的体重，于是就有了一些十分“疯狂”的举动——比如上午跑10公里去同学家玩，下午再跑回来……换上了一副轻巧的皮囊后，我产生了一种“无所不能”的错觉，拼命地折腾自己。

2002年的春节前，我正在训练的兴头上，突然感冒发烧了。一开始只是低烧，我自认扛得住，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每天的训练计划；随后高烧袭来，终于还是扛不住，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那次发完烧之后没几天，我开始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成功减去那么多体重，整个人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让我一下子很飘；我觉得我自己肯定不是一个普通人，进而认为我的人生其实就像《楚门的世界》（The Turman Show，一部1998年的电影）那样，是一场直播真人秀；街上的路灯都是摄像头，在拍摄着我跑步减肥，有无数观众在通过隐藏的摄像头看着我，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认识我……

▲我当时坚信，自己就跟电影里的楚门一样，活在一个摄影棚里

有奇怪的念头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的这个念头不但挥之不去，而且变得越来越偏执——我认为我身边的家人同学朋友都知道“真相”，但他们其实都是演员，所以全都瞒着我，哪怕被我知悉了“真相”仍是抵死不认！我对自己脑中的念头是如此坚信不疑，为此跟家人大哭大闹，逼着他们承认“真相”……除此之外，我还大冬天穿着一条裤衩出门跑步，在居民区里面大喊大叫：“反正你们都认识我！反正我在你们面前什么秘密都没有……”

家人碰到这种棘手的情况显然无可奈何，没等那年春节过完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不是宛平南路600号，而是龙华那家）——俗称“精神病院”，但那个年代大家更为习惯的称呼是“神经病医院”。医生问诊的时候，我把自己脑子里的念头告诉了他，还叫他别再装了……于是我当天就被精神病院给收治了。

刚被关进去的时候，我还挺嘚瑟的，觉得这又是真人秀导演安排的一个场景。然而熟悉了里面的环境之后，我开始慌了——他们是动真格的！

精神病院有点像监狱和医院的混合体，男女在不同的楼层，相互见不到。我那个楼层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区，生活区通往外面的唯一一扇大门上带有电子锁，就在医生值班室边上——而值班室有大玻璃窗，时时刻刻守着这扇门，进出受到严格限制，想要偷偷跑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活区里面有多人病房、活动室、餐厅、会客室等，也有专门关病人的“小黑屋”——不过那个小黑屋并不黑，里面有一张束缚床，可以用皮带把人绑在上面。透过生活区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但窗上都装着不锈钢栏杆，不可能逃出去或者跳楼——上海的朋友路过龙华104路终点站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那个地方跟当年相比几乎没怎么变。

▲我当时被关的精神病院（图片来源：网络）

我到了里头之后渐渐觉得不大对劲——这个地方实在是跟我平时熟悉的环境差别太大了，而且这里的人不太像是演员啊！他们好像真的是有精神病的啊……

精神病院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神志不清、行动迟缓、有些臆想症的中老年人，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小伙儿看上去有点迟钝，平时不声不响，据他自己说他是台湾人（说话也确实是台湾口音），年纪跟我差不多，他说他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有幻听。我问他幻听到什么，他说他一直听到有人跟他说“你好帅，你好帅……”我心想这特么不是搞笑嘛！是不是这人自恋出神经病来了？

另一个年轻人就不那么搞笑了，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害怕。那人大概二十多岁，看他的样子就有点像电影里那种疯疯癫癫的神经病，讲起话来阴阳怪气，经常会被关“小黑屋”。医生见到我跟他聊天，告诫我不要跟他接触、不要去听他的话……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应不应该听医生的，因为这里面的医生看起来更可怕。

精神病院真的是一个你一旦进来就很难出去的地方，里面的医生见惯了各种各样的神经病，极其冷酷无情，完全不为你的言语所动，这也就意味着你几乎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正常人——甚至有可能你越是试图证明自己正常，越是显得不正常。

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离开这个地方之后相当恐慌，尝试过暴力冲关。精神病院对此显然有着丰富的应对经验，里面的护工都非常孔武有力，两三个人配合之下立马就制服了我，然后把我绑在“小黑屋”的床上。在精神病院里面，你只要表现出任何不服从，都会受到暴力的反制，这是一个像动物世界一样靠绝对力量树立权威的地方。我不记得我被关了几次小黑屋，但我清楚地记得，在小黑屋里一关就是一整晚。小黑屋外面是104路终点站，我手脚都被皮带绑着，通过终点站广播喇叭里的发车通知，才能知道现在是几点。有时候被绑在床上夜不能寐，听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末班车广播，然后不知过了多久，又听到凌晨四点多的头班车广播……104路头班车发车时窗外的天还很黑，要到六点钟才会蒙蒙发亮，到天亮之后他们就会来给我松绑。

我进了精神病院的“爆炸性新闻”自然不胫而走，期间有几个同学结伴来探望过我。我看到熟悉的同学之后顿时情绪激动，失态地抱着其中一个女同学大哭（她男朋友就在边上），说了一堆胡话，申诉这个地方的黑暗可怕，要他们把我救出去……这一举动自然把大家都吓坏了，搞得他们落荒而逃。

尝试过了无效的反抗之后，我学乖了，变得顺从和配合。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十分单调，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无所事事。三顿饭都是医院里安排的，吃饭前会发药，你必须当着护士的面把药吃下去，并张开嘴巴抬起舌头让她检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想必是一些能让人保持镇静乃至浑浑噩噩的药物吧。

就当我正要慢慢适应精神病院里的生活时，突然有一天，一切戛然而止。

大约在“确诊”精神病三周左右，我在精神病院里毫无预兆地突然陷入了休克昏迷，被救护车紧急送到上海的华山医院。经过了华山医院的检查，才发现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那边是误诊，我之所以会出现幻觉、执念，其实是因为单胞菌脑炎。

通常情况下，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细菌是无法穿过血脑屏障感染脑部的。但由于我在发烧的情况下还作死进行高强度锻炼，给病菌提供了趁虚而入感染大脑的机会——具体的触发机制，医生也说不清楚。但大家可以记住一件事——感冒发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否则很可能得心肌炎或者脑炎，无论哪种都可能会要人命。

当我陷入昏迷的时候，脑部的感染事实上已经极其严重了，但之前谁也没想到会是脑炎——身处在幻觉之中的我自然不可能意识到那是幻觉，我家人则以为我减肥减得神经错乱，精神病院也没有对我进行过抽血化验——因而耽误了治疗。我送到华山医院时，各项指标都非常糟糕，立刻被下了病危通知——先后两次。

刚到华山医院的时候，由于人满为患，我甚至连病房都没有，在急诊室里躺了两个星期——不过这些事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我陷入昏迷差不多有两个多星期，谁都不知道我那时候能不能醒过来。长时间的卧床昏迷导致我臀部长了褥疮，到现在尾椎骨附近还有一个疤。

尽管外界看起来我当时处于昏迷状态，但我的脑子里实际上在上演一出“大戏”。那段时间，我那被细菌感染的大脑不断在生成“虚拟现实”。在我的幻觉中，有两个金龟子仙人，一高一矮，一黄一绿，跟我有很多互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只不过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种幻觉跟平时做梦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具有完整、连贯的世界观设定，不像梦境那么破碎；其次，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绝对真实的，这种真实感普通人恐怕无法想象，只有你像我一样“脑子坏了”才能体会到。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我依然觉得那些幻觉是真实发生过的……

我之所以能牢牢记得两个金龟子仙人，是因为他们曾怂恿我从高处跳下去——我深信从高处跳下去不但不会摔死，而且还会金龟子一样飞起来成仙。我从昏迷中苏醒之后，曾有一次试图从华山医院住院处17楼电梯厅边上的窗口往下跳，幸好我爸眼疾手快把我从窗台上抓了下来，否则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这场脑炎中的幻觉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宝贵体验，让我明白了那些所谓的“通灵”、“通神”、“天启”、“濒死体验”之类宗教概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说白了就是脑子坏了。

想象一个古人，感冒发烧得了这样一场脑炎，产生了许多幻觉，对他来说这些幻觉就是真实经历过、发生过的事情。他在发烧之时、病愈之后把自己在幻觉里看到的种种不可思议之事，以一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的态度告诉别人，并且可以说出许多细节来，那么别人很可能会用“通神”解释这一切，于是所谓的“灵媒”、“先知”、“伏藏师”就这么产生了。

更重要的是，除了脑炎之外，大脑在很多种情况下都可能产生幻觉。比方说那些灵修、苦修的人为啥特别喜欢通过忍饥挨饿、折磨身体之类的行为来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们正是试图通过折磨自己——比如饿得眼冒金星——让自己产生幻觉，以此来获取某些宗教体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些专注于灵修、苦修的派别，并且宣称这些修行可以让人更加接近所谓的“神”。而事实上那些修行接近的不是“神”而是“神经病”，灵修、苦修说白了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大脑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的。（我在《作为造物主的“唯一真神”究竟是谁造的呢？》最后一节中以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引用过这个观点）

站在我们的主观立场，会永远信任自己的大脑；但客观上来看，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可以轻易被毒品、药物、激素、病变、缺氧、缺糖、濒死等各种因素所影响——最大的悖论在于，即使大脑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你还是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它，甚至不惜与整个世界对抗——就像我当时坚信那些幻觉是真实的。

除了持续的幻觉之外，我还在医院里发作过几次癫痫。癫痫是脑损伤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医生最担心的后遗症。炎症康复后的脑CT显示，我的大脑上有两小块瘢痕组织，因而存在不可预知的后遗症风险，出院后需要持续服用一种叫“妥泰”的抗癫痫药物，吃了近两年。按照医生的说法，得要五年没有发作过癫痫才能确认没有后遗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后来再也没有发作过癫痫。

华山医院对口复旦大学，他们的神经内科在上海算是比较好的。我记得我的主治医师是个姓曹的小伙子，然而他既说不清我究竟是怎么会感染的，也说不清我后来又是怎么迅速痊愈的——血脑屏障的存在，使得脑炎这种病具有天然的玄学属性。

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人均期望寿命之所以能够活到七八十岁，最重要的药物就是抗生素；假如没有抗生素的话，只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对抗炎症，随便一次细菌感染都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导致我脑炎的假单胞菌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病原菌，皮肤、肠道、呼吸道等处都有这种细菌，用抗生素并不难消灭。然而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抗生素之类药物很难抵达脑部，除非通过从脊髓注射消炎药；更要命的是连免疫细胞也会被血脑屏障挡在外面，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免疫细胞会进入脑部，但那样又很容易造成免疫过度导致死亡。

医生或许在我昏迷期间往我的脊髓里打过消炎药，但我对此并不确定，因为我醒来之后不记得是不是往我脊髓里打过针，只记得每天漫长的静脉输液。那时候医院还没有开始用留置针，护士天天要在我手背上找血管扎针，两只手轮换扎，手背被扎的惨不忍睹，上面的针眼痕迹直到半年后才完全消失。苏醒后我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速度之快让科室里的医生都相当惊讶，两周多我就出院了——从春节期间被送到精神病院算起，先是精神病院呆了三周，然后昏迷了两周多，又清醒了两周多，前后历时近两个月。出院那天是2002年4月17号，这场脑炎对我大脑造成了永久性损伤，我开始了漫长的康复之路。

各种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器官，哪怕是不可逆的物理损伤也有可能通过建立新的神经元链路进行修复——打个比方来讲就是，即便原来的公路被炸成了一个大坑修不了了，也可以重新在别的地方另外搭一座桥或者挖一条隧道连通。就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这应该是真的。

当我苏醒过来之后，一方面被幻觉搞得分不清现实和想象，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的动作、语言协调能力都出了很大的问题——走路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抬腿，有时候连摆臂都不会了，走起路来同手同脚；说话时候觉得舌头打结，思维很迟钝，组织语句很困难；拿笔写字也不会了，写出来的字就跟刚开始学写字的小朋友一样歪歪扭扭……

回到家后，我只能一切从头练起——练习走路、练习说话、练习写字。前前后后花了半年多时间把身体协调能力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我的口头表达能力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到高中时候的水平——我从前很擅长即兴演讲、辩论，思维敏捷出口成章。而今的我还能洋洋洒洒地写，却不再会口若悬河地说了。不过这件事上或许是“塞翁失马”，言语总是伴随着是非——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善言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由于那时候我没有医保，这场大病让家里花了很多钱、欠了一些债，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我们家就这样错过了工薪阶层在上海买房的窗口期，后来便再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了，直到去年我申请了经适房（详见《如何证明自己是个穷人》）。也正是在那时，我深感独生子女家庭抗风险能力的低下——我生病之后最着急的无疑是我父母，他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到20岁，把一生都押注在我身上，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我。我昏迷期间的各项指标都很危险，假如我永远都没机会醒过来，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在幻觉中毫无痛楚地睡去，而我的父母却要在整个余生背负着失独的伤痛……后来回想起来，或许在那时候我就已经隐隐决定了今后不能让自己的下一代再做独生子女（详见《二胎一年随感》）。

我再也没有回到学校，选择了辍学。首先，当时家里人非常担心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癫痫复发，需要让我身处于一个可控的环境。其次，同学老师都知道我被关进过精神病院，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在那个年代，脑炎更多被称为“脑膜炎”，癫痫则被称为“羊癫疯”、“羊角风”，带有一定的侮辱性——“神经病”、“脑膜炎”、“羊角疯”任何一个标签都足以引发别人的歧视，更何况我还是个“三冠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家里人都将这件事视为“家丑”，叫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也一度将之视为黑历史，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首次将其披露——一来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求职求学、不再担心受人歧视，二来时间也早已证明了我的完全康复。

而回想当时的处境，实在是相当难熬。这场病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令我性情大变，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遭受了致命暴击——精神病院的羞辱、脑部的创伤、濒死的经历，让我在出院后一度变得相当自闭自卑，比刑满释放人员还要抬不起头。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只敢躲藏在网络ID后面在论坛BBS里“灌水”，不愿与现实世界交流，并且几乎切断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不过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我后来把这段经历转变成了我的人生财富——我是一个遭遇过死神并战胜了它的人，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吓到我，不管什么样的逆境我都能从容以对；我是一个曾经失去过一切又找回来的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失去的，无论什么样的得失我都不会斤斤计较……我现在的淡定与佛系，与这段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当然，这种变化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结合后来的一些历练慢慢实践出来的。懂得某些道理跟能够做到是两码事儿，前者就好像你拥有了一张地图，后者是你真正抵达了地图上指引的那个地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手上都有地图，他们或许可以头头是道地告诉你该走哪条路，事实上他们自己可能从未走过那条路。

我虽然孤僻自闭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因此自甘堕落自暴自弃。其实从我能够每天坚持跑步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我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决心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做。

从全日制大学退学之后，我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还是同样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买了教材教辅资料，自己在家里学，不需要接触社会，到时间参加考试就行。我之前的底子本来就还算不错，有很多内容都是已经学过的，自学起来也并不觉得累，基本上每次考几门过几门。2004年考完了大专之后去了一家公司上班，一边上班一边继续自学，直到2007年又考完了本科。

我自闭的情况也正是在2004年左右好转的，能够这么快的好转，得益于我又重新开始了运动——运动使人快乐，运动使人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