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对“周处”的抹除,对典故的证伪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周处除三害》的基调是绝望的,它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希望,而是将他们彻底抛进了欲念的黑暗命运漩涡之中。它似乎是在批判社会里的种种不良现象,实际上只是将它们当作了“恶念”的不同形式,表意核心在于“人心之恶”的不可消除,进行多层次与交互的展开呈现,社会现象、配角人物则都比较功能化,是对于陈桂林心理的象征与具象,或发挥更具体的影响作用。

风格化的杂糅,风格与表意的结合,让它兼顾了可看性与主题性,在台湾电影往往偏重一边的大背景下尤为可贵。

电影并非只是搬运,而是灵活地借用了周处除三害的典故。香港仔和教主尊者分别对应了嗔(暴)和贪(财),但陈桂林却并非仅仅是“痴”,而是复杂得多。他的行凶带有暴,而决心死前扬名的动机则对应了另一种形式的贪,不贪财而贪名。这微妙地强化了他之于命运的不可逃脱:他似乎是在死前行善,实际上贪才是潜在的真正动机,“不贪“在“愿意给钱的对象”奶奶死时就已经失去了根基,奶奶的死与医生的将死都没能促使他的自首,已然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这种不自知进而形成了他的“痴”,痴傻到了看不清自己之“欲”的真正面貌。他不仅不是“救赎自我者”,反而是变本加厉的“三害合一”之大成。一个象征性极强的细节是,他带着小猪手表,似乎是对奶奶的缅怀与“不贪”的留住,实际上“猪”却是“痴”的象征。

电影通篇都在强化动作场面和刺激的情绪化表达,它甚至就是一部情绪导向和动作主打的作品。陈桂林的暴力和肆意都是欲念的不同形式,这提供了表层的爽感,实际上却是对“向善”的弱化,让他无法成为周处,反而愈行愈远。这带来了观感体验与内里表达的微妙关系,对爽的沉浸即是对深渊的坠入,对观众和陈桂林而言都是如此。

在序幕里,黑暗的欲就笼罩了一切。它从肃穆的殡葬之花与遗像开篇,似乎引导出了死者为大的尊重,却马上变成了黑帮与警察对峙的升格镜头,以及众人拎着的饭盒,用“暴力”与“食”的欲念取代了此前的肃穆感。而死者也马上从为大的状态落回到了欲念的层面,他的死亡是由于不还钱的贪财。陈桂林身处其中,同样是欲念的一分子。他与纯真的黑帮小哥对话,产生了之于后者的极端反向对比,对方是自然的纯真,他则是自然的欲念。他对着盒饭暴饮暴食,随后用杀人来获得暴力的快意,直接兼并了这一幕中的两种欲念。

在序幕里,唯一的希望之光即是对死者身上“贪念”的逆转,他会打电话给奶奶“寄钱”而非守财,也正是这一点在正片的开始时被直接抹除了。奶奶去世带走了他的最后良善,与医生坐在饭馆时的电视新闻也暗示了其消失,“希望市民将捡到的钱归还”,这对应着此刻医生对他自首的希冀,即从“不贪财”的唯一良善出发,带来人生向善的根本转变。但是,新闻里的市民必然贪财,而陈桂林也已经因为奶奶去世而彻底堕落。

正片的第一阶段中,他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并得到负面的结局。此前他靠对方尽孝奶奶,结果却是无言面对奶奶去世的悲痛,再让对方找肺给他治病,实际上却只是自知无望的走形式:他自己不断抽烟,根本就已经不在乎患病与否。这种“自弃”实际上暗示了他在生理疾病之外的心理状态,人生的“死亡”与患病与否并不相关,从而铺垫了结局的表达。

希望的泯灭在医生本人的身上升级。作为陈桂林照顾奶奶的人性光明、治病求生的双重希望寄托对象,她自己就已经得了绝症,陈桂林寄希望于自己得不到肺的医生“换肺”,无异于确定性的所托非人。这强调了陈桂林的命运必然性,也为他自己所熟知。他对医生的问话与医生对同事的问话完全一致,相同对话内容在人物之间的对比性交互是影片的一大手法,不断推进着陈桂林无望的表现。在这里,医生得到的“你也是个医生”回答也就应用在了他的身上,是“明知人生结局答案的提问”。

医生代表着“治病救人”,但于陈桂林而言,奶奶的希望之光已经消失,医生也命不久矣。他所做的只是戴上奶奶的手表,却在警察局之前拒绝自首,手表只是留存自身希望的无用功。他会去拜关公求保佑,实际上关公早在四年前就被他和警察用暴力打斗“打翻”了,信仰早早就失去了平台。内在的变化解释了他之于四年前疯狂与大动作暴力的再升级。

在第一阶段中,陈桂林会到处乱吃(从门时拿糖吃),并不断地斗殴、杀人,尽情发泄着食欲与暴力欲。这定义了他“除二害”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正义,而是心血来潮,既是对排名比自己靠前者的嫉妒欲,对名望的贪欲,也是暴力欲的满足。这构成了对四年前行为的“欲念化升级”:曾经的他还是听从老大吩咐,只是乐于杀人,四年后的除二害就变成了纯粹自主自发的嫉妒与暴力欲。非正义动机的出现不仅无法挽救陈桂林,反而标志着他的灭亡,自己最后依然摆脱不了“第三害”的定位,只能死掉。

片中的警察代表着社会管理层面的正义者,他似乎可以拯救陈桂林,却在序幕的对打中早早失去了力量。他的眼瞎是打翻关公像所致,与象征性的后者走上两个极端,而持续的“瞎眼”更象征着“社会正义之眼”的弱化。这带来了社会面整体的无光明希望。陈桂林与警察等人打斗、追逐,这只是对欲念的施展而已,在社会这一实质性存在的“上帝”之中必然灭亡:打斗段落始终由高空远景呈现,近景则突出了打斗的血腥程度——上帝观看着个体人类的欲念迸发毁灭,却只是不做声。

为了表现这一点,电影设计了很多桥段。最典型的便是高潮的邪教杀戮部分,陈桂林走入规整宗教仪式,先用构图强调仪式的严肃秩序,随后陈桂林从“被规训”到“暴力打破”。序幕的第一组镜头即是对这种全片节奏的引导。这提供了电影的爽感,实际上则象征了陈桂林之欲对社会中一切外在“秩序化”的打破——最初尚有“沉重痛苦”的错觉,似乎是对人间之恶的严肃打击,最终演变成了纯粹的“爽快”,在过程的引导与“害”的愈发加身之中,露出了“沉浸享受,抒发暴欲”的本质面貌。

最代表性的社会性存在自然就是警察,他是官方的符号,瞎了一只眼后则变成了“无明”的弱者,通篇缺乏存在感。陈桂林越癫狂,越能打,也就越说明他在不同欲念之间的沉沦,越在行为上似乎强大,也就越在内里走向“无希望”的灭亡。

很多人认为电影没有给予陈桂林必要的行为动机,只是看到了三害的告示就决定除掉他们,这其实恰恰是电影的重要设计。它说明了驱使陈桂林的根本动机,并不是真正的“良心发现,死前正义”,而是单纯地激发了一直就有的欲念,在嫉妒之中升腾名望之愿,点燃暴力之火,是“成为周处而洗心革面”的“对身后名之贪欲”,是以“转变正义”包裹起来的“欲念不变”。

陈桂林本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却在除三害的行动中愈发流露。一直到高潮的教堂段落,他终于完全体现了出来。一个微妙的处理是,他让信众离开,只留下了教主与心甘情愿的附庸者,矛头直指尊者本人。但那些离开的人显然比留下者更有理智,更知晓邪教的内里,而留下者则只是盲目相信的受骗人。他杀死了不该杀的人,留下了更会带着恶念去制造新邪教的人。他对于“是否根除众人祸患”的停留带来了短暂的希望,马上又在“杀死虔诚者,放走通晓真相者”的行为中落下了隐患,暴露出自己“只想杀尊者的崇拜者”的自私欲念。这消除了他表面上的正义性,露出了真相:他其实只是想杀死排名高于自己的尊者本人而已,没有更多的想法。在这一幕中,他的暴力冲垮了信众“一片死伤中依然唱歌”的邪教信仰,打破了其间“上帝”与“整体”的虚伪规整与肃穆,却恰恰暗含着自身之于欲念的巨大局限性,必被更高的上帝所抹除。

在这样的表意之下,他不需要更多的动机,就已经在欲上形成了“合理性”。

陈桂林注定的无希望之路,在走上除三害道路之前,已经得到了社会与宿命层面上的双重强化,并与其个人内心层面产生交互。与他奶奶挂钩的医生是他内心中的希望象征,但当她可以与警察报告去“挽救”陈桂林时,却只是沉默不答。这与她自身的将死结合起来,意味着陈桂林的希望消失,无论是从内心象征还是“外部助力”的角度。

在结尾的真相中,医生表达了对陈桂林自首的强烈愿望,这也让她在此处对警察的沉默变得更加突出:她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管理者的信心,不认为他可以拯救陈桂林,因此寄托于“自首”的愿望也就注定是自欺欺人的,自首后的警方也无法让陈桂林向善。这对应了她听到陈桂林描述自首情况后迅速告知香港仔情报的“助恶”,这才符合她对自己生命与社会公义均不抱希望的真实内心。这也与警察作为“社会管理者”的状态产生了联系,他的独眼预示着“无明”,人呈现出的凶暴状态更是与罪犯无异,这导致了医生的不信任与不告知,也让陈桂林的无希望有了“社会黑暗”的因素。

陈桂林自己进行自首,反复向关公求卜,是他最后的向善诚心,也是“社会”与“宿命”的结合。关公其实在序幕里已经被他的凶暴打翻,此刻也无法给他回头的机会,其本身就是他既成凶暴的接受者,自然也就无法“解决”他的凶暴。这体现在了对陈桂林的镜头之中:反复恳求的侧面镜头的最后,是面露凶光的正面特写,他的向善努力在关公的背离面前消失了,只能回到了凶暴的原本状态,这也是他唯一的真实形象。这种宿命性的层面与社会相结合,陈桂林以凶暴的姿态进入警局自首,却发现自首排了长队,警察的态度也是稀松得仿佛管理商场秩序,“我是陈桂林”都得不到什么反馈。这是警察的扩展,是社会管理者的本质,身处这种不可抗之社会中的陈桂林必然无法向善,社会面的必然引出了关公给予宿命的现实角度诠释。

而在这样的经历之后,陈桂林才看到了三害通缉令,就此走上自己的道路。这种连接无疑意味着“非正义欲念”的主导性,他感受到了向善的被拒绝,产生了被警察忽视的愤怒,由此要用除二害来宣泄愤怒,找到存在感,拥抱自己无法向善的唯一命运——他看向通缉令的镜头,高度吻合了此前对关公像“被拒绝”时的一瞬。

在陈桂林即将开启行动的时候,导演巧妙地加强了对其行为本质与结果的暗示。他从医生处得到了香港仔的情报,医生略作挣扎后的告知意味着自身属性的变化:原本应该是治疗陈桂林肺病、给予他向善的“希望”,却接受了陈桂林“听你的话自首不被重视”的说辞,变成了帮助他杀人的“绝境助力”,治疗生命变成了“治疗无存在感的内心贪欲缺口”,结局依然会是“肉体死亡和堕落欲念”。

踏上除害之路的起点上,陈桂林的未来得到了预示。他对医生依然展现出了善的一面,并没有真的伤害其子,帮手也是序幕里黑帮唯一的纯洁者青年,而当他开车远离的画面与医生的远景相结合时,医生原有的“希望与善”之属性也就离他而去了。并且,在医生个人的身上,希望符号也弱化到了靠近反向作用的地步,标志着陈桂林的滑落之不可避免。这条道路无法让他成为“周处”,因为周处的目的并非“博得存在感”的欲念,而是“向善”,他无法获得“向善者周处”的故事落点——在他说出周处故事时,前景中的栏杆遮挡了二人的面容,削弱了其“成为周处”的力量感。

在除香港仔之害的阶段,小美成为了医生的接力存在,是对于“害”的挽救者。她与香港仔的第一次出场,帮助对方洗凶器的安排就明确意味着“清洁暴力罪恶”的属性,随后更是制止了香港仔对手下的暴行。但其效果也不过是对“希望泯灭”的再次揭露而已,小美受到的只是香港仔的暴行,从殴打到强迫口交,而他也处在了红色的光线之中,对应着关公拒绝陈桂林自首向善的一幕。陈桂林远远目睹着这一切,这正是他与小美的内在关系:他更多地是从其身上看到了负面的信息,是希望在其他”害”身上的无用,这才是小美对他的有效影响,加深了他对希望的远离。

当他与小美第一次具体接触时,这种表达得到了细致的呈现。他先与小美刮胡子,胡子是他凶暴的象征,小美与奶奶的小猪手表特写镜头构成了对应。但是,小美给予的挽救却转瞬即逝,香港仔打断了一切,对陈桂林施加暴力,而小美的行为更是明确的“弱化希望”——她看到了陈桂林的手枪,却默不作声,坐看陈桂林和香港仔的互相暴力。显然,她的怯懦之负面削弱了“希望面”,无法拯救任何“害”。陈桂林的无望在红色的要素上也体现无遗,他盖着红色的围巾,也被割出红色的血痕。在这个段落的开头,新闻播报“天气高温”,就是对“躁热的暴力嗔欲”的暗示。

被“希望之光”放弃,陈桂林与香港仔的厮杀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害之间的暴力欲交锋。电影极其直接地凸显了厮杀的暴力程度,而小美则依然是“挽救之善”的无力者,承受香港仔的sm之暴欲,也在二人暴力殴打时旁观。而在最后,她更是给予了极致的打击,对陈桂林说出“离开”,再一次地坐视陈桂林杀人。作为希望的象征,小美远远弱于医生,甚至没有说出任何挽救向善的劝解。这对应了陈桂林在前行道路上的愈发堕落,“希望之光”在除三害的进程中反而越来越暗淡,在杀黑帮的细节中就有所表现:序幕里的他放过了纯洁的黑帮青年,而在香港仔的段落中则第一个杀死了另一个纯洁的年轻成员,此后的邪教段落则首先杀掉了年轻的看门教徒。

电影让陈桂林的进程成为了公路片一样的发展,反复强调他的“赶路”,给到道路中车轮向前的镜头。这似乎是奔向周处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向善希望”的泯灭与“三害加身”的增量与极致化。越做越错,越“似乎正义”越“本质堕落”,公路上前行的一往无前正是作为他三害之根本基础的“痴”的不断升级,并随之恶化了嗔与贪,这种表里反向的不可逆前行正表现了他沉沦于本性之欲的宿命。

在影片的发展中,陈桂林的“除害”道路实际上是表与里的背向进展。他似乎在终结二害,并让自己向善而洗脱第三害,实际上却是在成为其他二害的极致形态,自身凝聚成更强的“三害”,因为一切的出发点便是欲念,而他在开头已然拥有了潜藏着的各害,参不透这一点,看不穿自己,由此导致越做越堕落的整个行动进程,又带来了“痴”的不断升级到极致。周处除三害,他表面上如此,本质却是”造就三害”,因此也就成不了向善了的周处。

越前进,越走向极致的黑暗,这构成了强烈的宿命性,以现实推翻了周处的美好典故。并且,这也密切地与社会面和宿命面继续保持了对接,理应管理社会的警察只是旁观,碌碌无为,甚至不如权限更小的多的交警,尚能暂时延缓发廊里的暴力。而“有为”的则是社会如此无能所带来的宿命,上帝的俯瞰视角抹除了二人的暴力,却不是挽救生命的“停止杀戮”,反而是坐视,嗔者死亡则杀戮必然结束。

从序幕到结尾,电影在每个节点都完成了本质性的恶化推进。它发生在各种细节的层面,各阶段中的细节元素会重复出现,愈发进展,例如上述的“对比性对话交互”,在各阶段反复出现,堆叠起陈桂林逐渐显露的负面真相,形成了黑暗无望的聚能过程,推着他走向结局。

这个结构是主题性的递进。序幕里的陈桂林尚有确切之善,三害也不极致,第一幕里的奶奶之死带走了“贪”相关的善,诱发了对名望的贪,希望之光的医生劝解无效而弱化,第二幕里的暴力嗔欲由香港仔而及自身,达到了嗔的极致,希望之光小美不做劝解,进一步弱化。而到了第三幕的开始,导演强调了希望之光的离开,陈桂林放走小美而孤身上路,带来了下一阶段的本质性恶化。

在他与小美对话时,对比性对话交互的手法再次出现,“痴”的属性由此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带来了又一个角度上的进阶。他无法回答小美对他参与犯罪之恶的“为什么”,只是自说自话,因为那来自于感性本能的潜在驱动,而他却无法看透,误以为是反向的积极意味,此时的他已经由杀人而隐约感觉自己成不了周处,因此无法再像对医生(第一幕到第二幕的节点)一样地明确作答,却依然是参透无能,“痴”的困惑性升级了。而小美却可以明确回答她参与香港仔团伙的“为什么”,反衬出陈桂林与“希望向善”符号的对立性。

这也带来了他与第一幕第二幕节点的呼应,是画面环节的“各阶段元素再现与推进”。此前的他由栏杆遮挡了面容,环境里的“药”无法治愈他的肺病和堕落,此处的他则由挖掘机笼罩,阻隔了海洋对他的影响,海寓意着“羊水的重生”,是进阶的“药”,也是进阶后的“宣判无法治愈”之意,因为“死去后重生来过”都已经是无用的了。

事实上,结构上的进阶也符合电影对陈桂林象征寓意复杂性的展开,在香港仔的阶段首次明确得到了“痴”以外的寓意增加。他不仅是周处典故里的“痴”,更是香港仔对应的“嗔”,用后者的暴力战胜了后者。因此,他不是自以为的周处,更不是表面上的“自我救赎”,甚至没有战胜“嗔”,只是成为了一个“更极致的嗔”而已。当二人的杀戮在黑暗之中完结,陈桂林不答“给我一个理由”,只强调“我是陈桂林”时,此后对小美“为什么”的不答便已经有了铺垫,他基于被无视之怒与名望贪欲的出发点,对自我存在感的欲念,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

这只关于人的黑暗本性,从缘起到“我是陈桂林”的言语,再到杀戮的行为,都是一种由感性情绪驱使的潜在本能反应,因此不足以被其本人合理而详尽地解释说明,它根本就是无理由的,就像陈桂林看到通缉令就大开杀戒一样地“无厘头”。当陈桂林在不同镜头构建中与小美背向远离时,他的手里只剩下了本质为“痴”的小猪手表。这种无力感也体现在了新闻之中,他承受着嗔的伤口之痛后果,嗔已经刻在了他的身体之上,新闻里则把他作为罪犯进行播报,达到的效果不过是作为“恶人”的扬名而已,与“周处”完全不相干。

到了尊者的第四阶段,影片在结构与元素上完成了最后的升级,也让“希望”的弱化甚至达到了嘲讽的程度。作为“贪”的尊者本人就是这一处的希望,他用虔诚的音乐与”生命的旅程”来开导人们关于生死绝症的困境,而陈桂林要杀死的恰恰就是他,等同于亲手抹除希望之光。

希望之光的彻底堕落化,无疑是此前两阶段的推进,医生的“堕落”源于自身的将死之绝望,让她放弃了对真正希望“奶奶”的挽救(“不要插管”,暗合了对陈桂林本人的“实则推向堕落”),小美的堕落源于她对暴力的恐惧,让她无法劝解任何嗔者。而到了尊者的身上,他的贪欲已经完全恶化到了“害”的程度,也拥有最极致的正反二元性:利用别人的生命贪欲,以说服别人解除财产贪欲为说辞,目的恰恰是满足自己的贪欲。极致的“希望”包装了极致的“罪恶”,让前者在看似实现的节点上破灭,程度也是相应的登峰造极。因此,陈桂林必然无法从这里获得任何救赎,得到的只会是极度反向的终极破灭。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电影完成了对此前阶段的圆满式再现,极致的“希望暗淡”反而由极致的“救赎实现”而开启。他吐出的黑血与教堂的纯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求生的欲望也极度强烈。这带来了他在初期的“救赎”,医生不能做到的治病变成了“并非四期”的好消息,小美无法进行下去的“剃发”也得到了完成,衣服变成了白色,更由被鞭打而实现了基督教中亦属极限的苦修之举,以最极端的方式获得忠于耶稣的救赎,用西方信仰圆满了他此前无法从关公这一东方神明处得到的助力。另一个重要的要素是环境。此前的医生和小美分别处在“药店”和“海边自然”,并由构图而阻隔弱化,到了邪教段落,他则获得了相应的正向环境:医院,以及树木茂密的教派驻地,不再有任何客观构图上的遮挡。

在他烧掉财产而试图开解自己的时候,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正面,“求得希望”的手段不再是求人而是主动,火焰似乎确切地烧掉了负面的寄托,甚至环绕着他而变成了“火化后再重生”的暗示,他的表情也终于变得明悟,而非关公求卜时“不可得之后的凶暴”。

但是,这种大翻盘式的圆满其实恰恰构成了陈桂林的“贪”,他贪图生命,因此才会盲信邪教的宣扬,上述的“圆满”感本身也正是邪教蛊惑人心之“贪”的主要方式。观众与陈桂林一起感受到了邪教的“圆满”,也触摸到了对生命的“贪”。因此,陈桂林必然无法从中得到救赎,反而会彻底沦为三害的极致形态,彻底拥抱自己的堕落与绝望。

在邪教的蛊惑下,他主动交出了小猪手表,哪怕是局部的“奶奶之向善亲情力量”都让位于对生命的贪念,已经预示了一切结局。而当他看到现实真相时,只有小猪手表被尊者放弃,留在了原盒子中,正反极致二元性便再次出现了:尊者唯一的“不贪”恰恰是对于“善意希望”的,他大方地扔掉了仅有的善,让自己完全变成了贪欲的“害”。而医院房间也由窥探镜头而再次“被遮挡”,自然环境则归于了暴风骤雨之中,此前阶段元素的“圆满式再现”落回到了缺陷性还原的状态,纯白的教堂也被尊者下毒小孩、逼死母亲导致的黑红之血而”人为玷污”了。

这种讽刺性的极致正反属性是此前阶段不明显的,让陈桂林的希望与绝望都抵达了终点,以前者在极致幻像之下的毁灭引出后者。邪教段落的“圆满”带来的不是向善,反而是对“欲念真身”的彻底接受。而作为输出一方,极致希望象征尊者的“暴力”并非真的“苦修之极致救赎”,反而是“杀人之极致欲念”,极致的表里反转带来了极致的希望破灭。在各元素的升级再现来到极致的同时,陈桂林的黑暗化也抵达了巅峰。他主动毁掉了“救赎”的环境,杀戮之中的状态也不再是狰狞,彻底进入了自如与乐享的境地,这与杀戮的顺利相结合,导演极致地强化了此段的爽感,既是观影体验的高潮,也是人物“堕入恶欲”的巅峰。

这体现在了对话交互的环节。在与“希望”尊者对话时,陈桂林依然处于此前医生和小美的“无积极应答”状态,却是极限的升级。医生的“陈桂林得不到正面答案的被动”,小美的“陈桂林无法作答的主动”,变成了尊者处的“以开枪应答”。尊者循环地说着内容相似的重复之言,就像此前不停的“为什么”,而陈桂林则不再纠缠于对话,一枪终止了对方的言谈。他完全放弃了对延续生命的找寻,也不再有对心灵向善的迷惑,而是沉浸到了暴力、贪欲、痴狂的状态之中,完全拥抱了它。事实上,在此阶段的第一个镜头中,对于结局的暗示呼应就开始了:人物画作对应了序幕的黑帮老大遗像,陈桂林在序幕的结尾落到了“害”,此间也不会有区别。

陈桂林也终于完成了此前得不到的“治病与重生”。他跃出了棺材,逆转了此前各阶段中的失败——向医生问药,与小美一起被挖掘机阻隔的“大海羊水”,听从尊者吩咐而受骗的“火烧财产”。那些时候不可得的“重生”得以实现,其形式却不是“作为周处”的新生,反而是三害合一的杀戮者,并由此重生而迅速归于更加永恒而极致的死亡,从绝症的过程到被枪决的结果,前者是他“周处之旅”的对应,后者则是结局。

教堂杀戮无疑是重中之重,他穿回象征罪恶与下药吐血的”黑”而放弃了救赎的“白”,亲手将血洒到了厅堂之中,用此前小美阶段中的“红”污染了救赎信仰的“白”,也打破了教派的规整氛围。即将被杀的教徒依旧在虔诚歌唱,陈桂林对这一切的癫狂则被反衬出来,成为了“不信任何事情”的终极绝望表现。他因对生命的贪念落空而产生了嗔的愤怒暴力,无法早早看透邪教本质则是痴,由杀死尊者而完成了“对贪的归拢”。它的虚幻圆满与实际堕落都达到了极致,也对此前各阶段要素进行了先弥补后推翻的再现,其对“来路”的总结与升级必然要匹配上杀戮行为的极致化:一段让人想起《恶之教典》高潮的杀戮戏,由生命之贪的不可得而激发暴力之嗔,看不透邪教真相而构成了愚昧之痴,三害在本阶段的独立层面中达到了合一,完成了对此前各阶段“聚拢三害”的升级。

到了此处,三害以独立于此段的方式聚集,也以三阶段的整体架构而归纳。这是陈桂林道路的终点,他一度似乎走到了救赎的圆满时刻,实际上却不过是表象的虚幻,反而迎来了三害的极端升级,并迎接上帝对害者的判决。邪教段落是对全片各层面内容的总结升级,它的表里结合也对应了全片持续的“不自知之痴”的发展恶化之终点:亲手向善,导致亲手的最终堕落,不自知的咎由自取——“生命完结都是咎由自取”。

这种对贪害之结果(贪心导致灭亡)的描述,与此后真面目暴露时关于“人之恶”的描述,才是深处其道的尊者说出的唯一一点真话,而其余则都是以真话包裹的假话,如对信徒传播的爱,真实的部分是夫妻的爱情,目的却是以其增强的真实感蛊惑信徒,让他们相信自己治病并激发生之贪欲,而自己的妻子则没有绝症。他的正向真实只针对自己,给予陈桂林等外人以正向希望的话则都是骗术,而说明其堕落现实结局的话才是实诚。它以尊者身上仅存的“态度真诚”包裹了“黑暗内里”,是对此前“贪欲”正反二元极致对立性共存的再现。

而看不透这层层伪装的真假结合,也意味着陈桂林看不穿自己的“痴”。在杀死尊者的时候,他认为关公给予他的九次向善机会变成了九次卡壳的可能性,却甚至没到九次就早早完成了射击。这种反传统套路的设计正说明了关公此前对他的无效,被其暴力打翻,也没能让其脱离凶暴的表情。

在结尾的部分,电影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风格之中。这实际上带来了此前风格化架空内容的总结,并将之放到了现实的语境之中。风格化架空是为了表现其表象内容的非现实,而真相蕴含内里,到了结尾,真相跃出表面,风格也就转为现实主义,正面呈现其扎根于现实的真实内容:虚幻的圆满救赎,以及本质的臣服恶欲。

首先,它再现了表面上的“向善希望”,陈桂林进入了曾经被阻隔的海,并放过了纯真的孩子,而警察也放下了与他的暴力,他甚至根本没有得病。然而,这其中却蕴含了内里的“希望泯灭”,海依然伴随着船上的黑烟,其工业属性是对此前“静止关闭的挖掘机”的升级,而警察在全片中“只是旁观”的缺席也说明了其无力。

作为其“第一阶段希望象征”的医生更是带来了强烈的表现力:陈桂林没有绝症,她用此谎言劝导自首,试图拯救陈桂林和缺阴德的自己,却只是导致了陈桂林愈发激起的“害”,最终只能表示“世上又少了三个犯人”,其意却已然逆转,不再是“内心向善而除己害“的周处,而是直接将陈桂林剥离出“周处”,归纳成了“三害”。其拯救陈桂林向善的初始心理,完全败给了“将陈桂林引向罪恶之死”。医生身上的希望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阴差阳错的方向,不仅没能救人,反而“杀死”了陈桂林的所有善面,原本为了善意的说谎“绝症”倒是导致了陈桂林的“死亡”结局——比绝症更让人绝望的“人性促使之死亡”。

陈桂林与医生一起,都陷入了生理与精神的黑暗之中,作为罪犯而在死刑与绝症中死去,任何人的任何希望都注定不可实现。这无疑是最深的黑暗,陈桂林的死亡不再由客观生理层面的疾病而导致或哪怕影响,只关于他主观心理层面的“本性”,医生所做的事情是在不自知地诱发它们。这带来了又一层宿命性。

当陈桂林归降的一刻,他依然向媒体高喊“我是陈桂林”,获取的只是名声贪欲的满足,得到了恶的实现。而当他听到医生说出的真相,意识到自己一路走来的人性层面本质,其笑容也说明了此刻终于到来的“解痴”,以认识到自已长期之痴而自嘲发笑的方式。因此,当小美为他剃掉罪犯符号的毛发时,他也依旧摆脱不了更本质的恶一面——被始终播报“消极真相”(且从“市民捡钱”到“天气热”暗示暴力嗔火再到“逃出罪犯陈桂林之手的小美”)且愈发显化的新闻里被归为“死刑犯”,穿回黑衣,带着“虚幻之亲情与实际之痴傻”的小猪贴纸,进入黑暗的环境,像序幕一样“食欲”地狼吞虎咽,也就像序幕结尾处“跑向三害”一样地走向了死地,意味着他以“三害集合体”之身的终结,这种呼应再次强化了从头到尾始终不变这一宿命性。

他没有走上医学客观的灭亡之路,却踏着心理本性的毁灭之路,这无疑更加强化了后者的主观能动性,让一切都没有了任何借口与托辞,只关于陈桂林的内心人性。他不是不能“活”,而是冥冥中必然地选择了“不活”。

在电影中,反复使用的鸟瞰镜头消除了近景中的暴力,让陈桂林的欲念在上帝视角下得到了必然的结局宣判:最终,他会走向毁灭,一切欲念都被抹除消失。这再次强化了他作为三害之一的命运性,他的杀戮并非完全的自主行为,只是上帝“除欲念者”的流程之一,就像它视角下的“抹除欲念之程度”一样,他代上帝执行了其他二人的宿命,也会归于自己的宿命,“转变好人”的能动,甚至“欲念”本身的激发,都随之淡化了下去。这也是电影以反宗教的杀戮作为最终高潮的目的:陈桂林冲开了虚假的上帝,这上帝不过是贪念化作的人类,但无法解决掉隐藏在人类世界上空的真正上帝,而是被其“既定”。

在邪教段落高潮的“总结”之中,人类世界由欲望之人们构成,因此规整秩序的信仰力量才是虚伪的,可以被极致的欲念打破,而独立于此的上帝则没有任何欲望,有的只是绝对的冰冷,因此它的命运秩序是人类不可撼动的。这让真正的“秩序”命运透出了复杂的意味,绝对、正确、却也有着冷漠的无情。欲念的激发被抹除,归于其秩序运作下的客观现实。而对于台湾地域性的淡化,更是无限扩展了表达对象的范围。

陈桂林无法再现周处除三害的典故,只能落入非文艺美好化虚构的现实结局,甚至成为“三害”的集结式符号。他想进入故事,却只能留在现实。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以其虚假性而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以其在电影中的证伪而象征了“上帝命运”在现实层面下的坚固。序幕的结尾已经定义了这一点:他努力地跑向远方,镜头却在高空中俯瞰了一切,他只是上帝掌心里的猴子,最终跑向的更像是人生的”终点”,以生命为代价来达到暴力、嫉妒、痴傻之欲的瞬间而虚幻之满足,并在其后迎来上帝对此的彻底抹除。

这也是全片在多元风格化之上花费心力的目的,它植入并混合了公路片、日本——特别是北野武——黑帮片、莱昂内式西部片和美国灵异探案片的风格,制造了相对于现实主义风格的架空氛围,极致爽快,也丰富了影片的观感,却在终点处回到了现实主义之中,消解了欲念爆发的爽感,意味着现实的不可战胜,此前的爽都来自于非现实的架空。

这正是它最后一大段内容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这弱化了此前的爽快和风格化,带来了一个缺乏文本叙事和人物构建基础的“思考”,是影片的缺点。也有观点认为《周处除三害》的结尾不应该落回到现实风格,而是应该结束在邪教杀戮的“极爽”状态,或只给死刑一个镜头,略作交代。事实上,这无异于对电影内核落点的混淆,此前的一切恰恰是为了结尾的现实语境部分,它也必须够长,才足以完成此前诸多元素的推翻式再现。

事实上,这种落差感带来的打击才是影片的核心。医生、小美是他的内心光芒,警察则是对社会官方管理力量的象征,影片需要用这段现实主义的内容,将此前尊者希望的极致虚幻与终极泯灭再现,从“风格化”拉回到“现实主义”,让他在更落地写实的语境中,再一次由“光芒”亲自明确自身行为的无意义。这能够展现社会本身依旧的“无明”之乏力,与观众一同在爽感后落入属于现实的深渊。

重要的不是这些人物本身的个体存在与塑造,她们依然是符号,重要的是依旧延续的“风格化与爽感”思路,只是从此前的正向表意转到了负向,消解正向的意义,带来由她们作为符号而引导出的负向现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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