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对“周处”的抹除，对典故的证伪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周处除三害》的基调是绝望的，它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希望，而是将他们彻底抛进了欲念的黑暗命运漩涡之中。它似乎是在批判社会里的种种不良现象，实际上只是将它们当作了“恶念”的不同形式，表意核心在于“人心之恶”的不可消除，进行多层次与交互的展开呈现，社会现象、配角人物则都比较功能化，是对于陈桂林心理的象征与具象，或发挥更具体的影响作用。

风格化的杂糅，风格与表意的结合，让它兼顾了可看性与主题性，在台湾电影往往偏重一边的大背景下尤为可贵。

电影并非只是搬运，而是灵活地借用了周处除三害的典故。香港仔和教主尊者分别对应了嗔（暴）和贪（财），但陈桂林却并非仅仅是“痴”，而是复杂得多。他的行凶带有暴，而决心死前扬名的动机则对应了另一种形式的贪，不贪财而贪名。这微妙地强化了他之于命运的不可逃脱：他似乎是在死前行善，实际上贪才是潜在的真正动机，“不贪“在“愿意给钱的对象”奶奶死时就已经失去了根基，奶奶的死与医生的将死都没能促使他的自首，已然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这种不自知进而形成了他的“痴”，痴傻到了看不清自己之“欲”的真正面貌。他不仅不是“救赎自我者”，反而是变本加厉的“三害合一”之大成。一个象征性极强的细节是，他带着小猪手表，似乎是对奶奶的缅怀与“不贪”的留住，实际上“猪”却是“痴”的象征。

电影通篇都在强化动作场面和刺激的情绪化表达，它甚至就是一部情绪导向和动作主打的作品。陈桂林的暴力和肆意都是欲念的不同形式，这提供了表层的爽感，实际上却是对“向善”的弱化，让他无法成为周处，反而愈行愈远。这带来了观感体验与内里表达的微妙关系，对爽的沉浸即是对深渊的坠入，对观众和陈桂林而言都是如此。

在序幕里，黑暗的欲就笼罩了一切。它从肃穆的殡葬之花与遗像开篇，似乎引导出了死者为大的尊重，却马上变成了黑帮与警察对峙的升格镜头，以及众人拎着的饭盒，用“暴力”与“食”的欲念取代了此前的肃穆感。而死者也马上从为大的状态落回到了欲念的层面，他的死亡是由于不还钱的贪财。陈桂林身处其中，同样是欲念的一分子。他与纯真的黑帮小哥对话，产生了之于后者的极端反向对比，对方是自然的纯真，他则是自然的欲念。他对着盒饭暴饮暴食，随后用杀人来获得暴力的快意，直接兼并了这一幕中的两种欲念。

在序幕里，唯一的希望之光即是对死者身上“贪念”的逆转，他会打电话给奶奶“寄钱”而非守财，也正是这一点在正片的开始时被直接抹除了。奶奶去世带走了他的最后良善，与医生坐在饭馆时的电视新闻也暗示了其消失，“希望市民将捡到的钱归还”，这对应着此刻医生对他自首的希冀，即从“不贪财”的唯一良善出发，带来人生向善的根本转变。但是，新闻里的市民必然贪财，而陈桂林也已经因为奶奶去世而彻底堕落。

正片的第一阶段中，他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并得到负面的结局。此前他靠对方尽孝奶奶，结果却是无言面对奶奶去世的悲痛，再让对方找肺给他治病，实际上却只是自知无望的走形式：他自己不断抽烟，根本就已经不在乎患病与否。这种“自弃”实际上暗示了他在生理疾病之外的心理状态，人生的“死亡”与患病与否并不相关，从而铺垫了结局的表达。

希望的泯灭在医生本人的身上升级。作为陈桂林照顾奶奶的人性光明、治病求生的双重希望寄托对象，她自己就已经得了绝症，陈桂林寄希望于自己得不到肺的医生“换肺”，无异于确定性的所托非人。这强调了陈桂林的命运必然性，也为他自己所熟知。他对医生的问话与医生对同事的问话完全一致，相同对话内容在人物之间的对比性交互是影片的一大手法，不断推进着陈桂林无望的表现。在这里，医生得到的“你也是个医生”回答也就应用在了他的身上，是“明知人生结局答案的提问”。

医生代表着“治病救人”，但于陈桂林而言，奶奶的希望之光已经消失，医生也命不久矣。他所做的只是戴上奶奶的手表，却在警察局之前拒绝自首，手表只是留存自身希望的无用功。他会去拜关公求保佑，实际上关公早在四年前就被他和警察用暴力打斗“打翻”了，信仰早早就失去了平台。内在的变化解释了他之于四年前疯狂与大动作暴力的再升级。

在第一阶段中，陈桂林会到处乱吃（从门时拿糖吃），并不断地斗殴、杀人，尽情发泄着食欲与暴力欲。这定义了他“除二害”的真正动机，并不是为了正义，而是心血来潮，既是对排名比自己靠前者的嫉妒欲，对名望的贪欲，也是暴力欲的满足。这构成了对四年前行为的“欲念化升级”：曾经的他还是听从老大吩咐，只是乐于杀人，四年后的除二害就变成了纯粹自主自发的嫉妒与暴力欲。非正义动机的出现不仅无法挽救陈桂林，反而标志着他的灭亡，自己最后依然摆脱不了“第三害”的定位，只能死掉。

片中的警察代表着社会管理层面的正义者，他似乎可以拯救陈桂林，却在序幕的对打中早早失去了力量。他的眼瞎是打翻关公像所致，与象征性的后者走上两个极端，而持续的“瞎眼”更象征着“社会正义之眼”的弱化。这带来了社会面整体的无光明希望。陈桂林与警察等人打斗、追逐，这只是对欲念的施展而已，在社会这一实质性存在的“上帝”之中必然灭亡：打斗段落始终由高空远景呈现，近景则突出了打斗的血腥程度——上帝观看着个体人类的欲念迸发毁灭，却只是不做声。

为了表现这一点，电影设计了很多桥段。最典型的便是高潮的邪教杀戮部分，陈桂林走入规整宗教仪式，先用构图强调仪式的严肃秩序，随后陈桂林从“被规训”到“暴力打破”。序幕的第一组镜头即是对这种全片节奏的引导。这提供了电影的爽感，实际上则象征了陈桂林之欲对社会中一切外在“秩序化”的打破——最初尚有“沉重痛苦”的错觉，似乎是对人间之恶的严肃打击，最终演变成了纯粹的“爽快”，在过程的引导与“害”的愈发加身之中，露出了“沉浸享受，抒发暴欲”的本质面貌。

最代表性的社会性存在自然就是警察，他是官方的符号，瞎了一只眼后则变成了“无明”的弱者，通篇缺乏存在感。陈桂林越癫狂，越能打，也就越说明他在不同欲念之间的沉沦，越在行为上似乎强大，也就越在内里走向“无希望”的灭亡。

很多人认为电影没有给予陈桂林必要的行为动机，只是看到了三害的告示就决定除掉他们，这其实恰恰是电影的重要设计。它说明了驱使陈桂林的根本动机，并不是真正的“良心发现，死前正义”，而是单纯地激发了一直就有的欲念，在嫉妒之中升腾名望之愿，点燃暴力之火，是“成为周处而洗心革面”的“对身后名之贪欲”，是以“转变正义”包裹起来的“欲念不变”。

陈桂林本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却在除三害的行动中愈发流露。一直到高潮的教堂段落，他终于完全体现了出来。一个微妙的处理是，他让信众离开，只留下了教主与心甘情愿的附庸者，矛头直指尊者本人。但那些离开的人显然比留下者更有理智，更知晓邪教的内里，而留下者则只是盲目相信的受骗人。他杀死了不该杀的人，留下了更会带着恶念去制造新邪教的人。他对于“是否根除众人祸患”的停留带来了短暂的希望，马上又在“杀死虔诚者，放走通晓真相者”的行为中落下了隐患，暴露出自己“只想杀尊者的崇拜者”的自私欲念。这消除了他表面上的正义性，露出了真相：他其实只是想杀死排名高于自己的尊者本人而已，没有更多的想法。在这一幕中，他的暴力冲垮了信众“一片死伤中依然唱歌”的邪教信仰，打破了其间“上帝”与“整体”的虚伪规整与肃穆，却恰恰暗含着自身之于欲念的巨大局限性，必被更高的上帝所抹除。

在这样的表意之下，他不需要更多的动机，就已经在欲上形成了“合理性”。

陈桂林注定的无希望之路，在走上除三害道路之前，已经得到了社会与宿命层面上的双重强化，并与其个人内心层面产生交互。与他奶奶挂钩的医生是他内心中的希望象征，但当她可以与警察报告去“挽救”陈桂林时，却只是沉默不答。这与她自身的将死结合起来，意味着陈桂林的希望消失，无论是从内心象征还是“外部助力”的角度。

在结尾的真相中，医生表达了对陈桂林自首的强烈愿望，这也让她在此处对警察的沉默变得更加突出：她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管理者的信心，不认为他可以拯救陈桂林，因此寄托于“自首”的愿望也就注定是自欺欺人的，自首后的警方也无法让陈桂林向善。这对应了她听到陈桂林描述自首情况后迅速告知香港仔情报的“助恶”，这才符合她对自己生命与社会公义均不抱希望的真实内心。这也与警察作为“社会管理者”的状态产生了联系，他的独眼预示着“无明”，人呈现出的凶暴状态更是与罪犯无异，这导致了医生的不信任与不告知，也让陈桂林的无希望有了“社会黑暗”的因素。

陈桂林自己进行自首，反复向关公求卜，是他最后的向善诚心，也是“社会”与“宿命”的结合。关公其实在序幕里已经被他的凶暴打翻，此刻也无法给他回头的机会，其本身就是他既成凶暴的接受者，自然也就无法“解决”他的凶暴。这体现在了对陈桂林的镜头之中：反复恳求的侧面镜头的最后，是面露凶光的正面特写，他的向善努力在关公的背离面前消失了，只能回到了凶暴的原本状态，这也是他唯一的真实形象。这种宿命性的层面与社会相结合，陈桂林以凶暴的姿态进入警局自首，却发现自首排了长队，警察的态度也是稀松得仿佛管理商场秩序，“我是陈桂林”都得不到什么反馈。这是警察的扩展，是社会管理者的本质，身处这种不可抗之社会中的陈桂林必然无法向善，社会面的必然引出了关公给予宿命的现实角度诠释。

而在这样的经历之后，陈桂林才看到了三害通缉令，就此走上自己的道路。这种连接无疑意味着“非正义欲念”的主导性，他感受到了向善的被拒绝，产生了被警察忽视的愤怒，由此要用除二害来宣泄愤怒，找到存在感，拥抱自己无法向善的唯一命运——他看向通缉令的镜头，高度吻合了此前对关公像“被拒绝”时的一瞬。

在陈桂林即将开启行动的时候，导演巧妙地加强了对其行为本质与结果的暗示。他从医生处得到了香港仔的情报，医生略作挣扎后的告知意味着自身属性的变化：原本应该是治疗陈桂林肺病、给予他向善的“希望”，却接受了陈桂林“听你的话自首不被重视”的说辞，变成了帮助他杀人的“绝境助力”，治疗生命变成了“治疗无存在感的内心贪欲缺口”，结局依然会是“肉体死亡和堕落欲念”。

踏上除害之路的起点上，陈桂林的未来得到了预示。他对医生依然展现出了善的一面，并没有真的伤害其子，帮手也是序幕里黑帮唯一的纯洁者青年，而当他开车远离的画面与医生的远景相结合时，医生原有的“希望与善”之属性也就离他而去了。并且，在医生个人的身上，希望符号也弱化到了靠近反向作用的地步，标志着陈桂林的滑落之不可避免。这条道路无法让他成为“周处”，因为周处的目的并非“博得存在感”的欲念，而是“向善”，他无法获得“向善者周处”的故事落点——在他说出周处故事时，前景中的栏杆遮挡了二人的面容，削弱了其“成为周处”的力量感。

在除香港仔之害的阶段，小美成为了医生的接力存在，是对于“害”的挽救者。她与香港仔的第一次出场，帮助对方洗凶器的安排就明确意味着“清洁暴力罪恶”的属性，随后更是制止了香港仔对手下的暴行。但其效果也不过是对“希望泯灭”的再次揭露而已，小美受到的只是香港仔的暴行，从殴打到强迫口交，而他也处在了红色的光线之中，对应着关公拒绝陈桂林自首向善的一幕。陈桂林远远目睹着这一切，这正是他与小美的内在关系：他更多地是从其身上看到了负面的信息，是希望在其他”害”身上的无用，这才是小美对他的有效影响，加深了他对希望的远离。

当他与小美第一次具体接触时，这种表达得到了细致的呈现。他先与小美刮胡子，胡子是他凶暴的象征，小美与奶奶的小猪手表特写镜头构成了对应。但是，小美给予的挽救却转瞬即逝，香港仔打断了一切，对陈桂林施加暴力，而小美的行为更是明确的“弱化希望”——她看到了陈桂林的手枪，却默不作声，坐看陈桂林和香港仔的互相暴力。显然，她的怯懦之负面削弱了“希望面”，无法拯救任何“害”。陈桂林的无望在红色的要素上也体现无遗，他盖着红色的围巾，也被割出红色的血痕。在这个段落的开头，新闻播报“天气高温”，就是对“躁热的暴力嗔欲”的暗示。

被“希望之光”放弃，陈桂林与香港仔的厮杀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害之间的暴力欲交锋。电影极其直接地凸显了厮杀的暴力程度，而小美则依然是“挽救之善”的无力者，承受香港仔的sm之暴欲，也在二人暴力殴打时旁观。而在最后，她更是给予了极致的打击，对陈桂林说出“离开”，再一次地坐视陈桂林杀人。作为希望的象征，小美远远弱于医生，甚至没有说出任何挽救向善的劝解。这对应了陈桂林在前行道路上的愈发堕落，“希望之光”在除三害的进程中反而越来越暗淡，在杀黑帮的细节中就有所表现：序幕里的他放过了纯洁的黑帮青年，而在香港仔的段落中则第一个杀死了另一个纯洁的年轻成员，此后的邪教段落则首先杀掉了年轻的看门教徒。

电影让陈桂林的进程成为了公路片一样的发展，反复强调他的“赶路”，给到道路中车轮向前的镜头。这似乎是奔向周处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向善希望”的泯灭与“三害加身”的增量与极致化。越做越错，越“似乎正义”越“本质堕落”，公路上前行的一往无前正是作为他三害之根本基础的“痴”的不断升级，并随之恶化了嗔与贪，这种表里反向的不可逆前行正表现了他沉沦于本性之欲的宿命。

在影片的发展中，陈桂林的“除害”道路实际上是表与里的背向进展。他似乎在终结二害，并让自己向善而洗脱第三害，实际上却是在成为其他二害的极致形态，自身凝聚成更强的“三害”，因为一切的出发点便是欲念，而他在开头已然拥有了潜藏着的各害，参不透这一点，看不穿自己，由此导致越做越堕落的整个行动进程，又带来了“痴”的不断升级到极致。周处除三害，他表面上如此，本质却是”造就三害”，因此也就成不了向善了的周处。

越前进，越走向极致的黑暗，这构成了强烈的宿命性，以现实推翻了周处的美好典故。并且，这也密切地与社会面和宿命面继续保持了对接，理应管理社会的警察只是旁观，碌碌无为，甚至不如权限更小的多的交警，尚能暂时延缓发廊里的暴力。而“有为”的则是社会如此无能所带来的宿命，上帝的俯瞰视角抹除了二人的暴力，却不是挽救生命的“停止杀戮”，反而是坐视，嗔者死亡则杀戮必然结束。

从序幕到结尾，电影在每个节点都完成了本质性的恶化推进。它发生在各种细节的层面，各阶段中的细节元素会重复出现，愈发进展，例如上述的“对比性对话交互”，在各阶段反复出现，堆叠起陈桂林逐渐显露的负面真相，形成了黑暗无望的聚能过程，推着他走向结局。

这个结构是主题性的递进。序幕里的陈桂林尚有确切之善，三害也不极致，第一幕里的奶奶之死带走了“贪”相关的善，诱发了对名望的贪，希望之光的医生劝解无效而弱化，第二幕里的暴力嗔欲由香港仔而及自身，达到了嗔的极致，希望之光小美不做劝解，进一步弱化。而到了第三幕的开始，导演强调了希望之光的离开，陈桂林放走小美而孤身上路，带来了下一阶段的本质性恶化。

在他与小美对话时，对比性对话交互的手法再次出现，“痴”的属性由此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带来了又一个角度上的进阶。他无法回答小美对他参与犯罪之恶的“为什么”，只是自说自话，因为那来自于感性本能的潜在驱动，而他却无法看透，误以为是反向的积极意味，此时的他已经由杀人而隐约感觉自己成不了周处，因此无法再像对医生（第一幕到第二幕的节点）一样地明确作答，却依然是参透无能，“痴”的困惑性升级了。而小美却可以明确回答她参与香港仔团伙的“为什么”，反衬出陈桂林与“希望向善”符号的对立性。

这也带来了他与第一幕第二幕节点的呼应，是画面环节的“各阶段元素再现与推进”。此前的他由栏杆遮挡了面容，环境里的“药”无法治愈他的肺病和堕落，此处的他则由挖掘机笼罩，阻隔了海洋对他的影响，海寓意着“羊水的重生”，是进阶的“药”，也是进阶后的“宣判无法治愈”之意，因为“死去后重生来过”都已经是无用的了。

事实上，结构上的进阶也符合电影对陈桂林象征寓意复杂性的展开，在香港仔的阶段首次明确得到了“痴”以外的寓意增加。他不仅是周处典故里的“痴”，更是香港仔对应的“嗔”，用后者的暴力战胜了后者。因此，他不是自以为的周处，更不是表面上的“自我救赎”，甚至没有战胜“嗔”，只是成为了一个“更极致的嗔”而已。当二人的杀戮在黑暗之中完结，陈桂林不答“给我一个理由”，只强调“我是陈桂林”时，此后对小美“为什么”的不答便已经有了铺垫，他基于被无视之怒与名望贪欲的出发点，对自我存在感的欲念，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

这只关于人的黑暗本性，从缘起到“我是陈桂林”的言语，再到杀戮的行为，都是一种由感性情绪驱使的潜在本能反应，因此不足以被其本人合理而详尽地解释说明，它根本就是无理由的，就像陈桂林看到通缉令就大开杀戒一样地“无厘头”。当陈桂林在不同镜头构建中与小美背向远离时，他的手里只剩下了本质为“痴”的小猪手表。这种无力感也体现在了新闻之中，他承受着嗔的伤口之痛后果，嗔已经刻在了他的身体之上，新闻里则把他作为罪犯进行播报，达到的效果不过是作为“恶人”的扬名而已，与“周处”完全不相干。

到了尊者的第四阶段，影片在结构与元素上完成了最后的升级，也让“希望”的弱化甚至达到了嘲讽的程度。作为“贪”的尊者本人就是这一处的希望，他用虔诚的音乐与”生命的旅程”来开导人们关于生死绝症的困境，而陈桂林要杀死的恰恰就是他，等同于亲手抹除希望之光。

希望之光的彻底堕落化，无疑是此前两阶段的推进，医生的“堕落”源于自身的将死之绝望，让她放弃了对真正希望“奶奶”的挽救（“不要插管”，暗合了对陈桂林本人的“实则推向堕落”），小美的堕落源于她对暴力的恐惧，让她无法劝解任何嗔者。而到了尊者的身上，他的贪欲已经完全恶化到了“害”的程度，也拥有最极致的正反二元性：利用别人的生命贪欲，以说服别人解除财产贪欲为说辞，目的恰恰是满足自己的贪欲。极致的“希望”包装了极致的“罪恶”，让前者在看似实现的节点上破灭，程度也是相应的登峰造极。因此，陈桂林必然无法从这里获得任何救赎，得到的只会是极度反向的终极破灭。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电影完成了对此前阶段的圆满式再现，极致的“希望暗淡”反而由极致的“救赎实现”而开启。他吐出的黑血与教堂的纯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求生的欲望也极度强烈。这带来了他在初期的“救赎”，医生不能做到的治病变成了“并非四期”的好消息，小美无法进行下去的“剃发”也得到了完成，衣服变成了白色，更由被鞭打而实现了基督教中亦属极限的苦修之举，以最极端的方式获得忠于耶稣的救赎，用西方信仰圆满了他此前无法从关公这一东方神明处得到的助力。另一个重要的要素是环境。此前的医生和小美分别处在“药店”和“海边自然”，并由构图而阻隔弱化，到了邪教段落，他则获得了相应的正向环境：医院，以及树木茂密的教派驻地，不再有任何客观构图上的遮挡。

在他烧掉财产而试图开解自己的时候，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正面，“求得希望”的手段不再是求人而是主动，火焰似乎确切地烧掉了负面的寄托，甚至环绕着他而变成了“火化后再重生”的暗示，他的表情也终于变得明悟，而非关公求卜时“不可得之后的凶暴”。

但是，这种大翻盘式的圆满其实恰恰构成了陈桂林的“贪”，他贪图生命，因此才会盲信邪教的宣扬，上述的“圆满”感本身也正是邪教蛊惑人心之“贪”的主要方式。观众与陈桂林一起感受到了邪教的“圆满”，也触摸到了对生命的“贪”。因此，陈桂林必然无法从中得到救赎，反而会彻底沦为三害的极致形态，彻底拥抱自己的堕落与绝望。

在邪教的蛊惑下，他主动交出了小猪手表，哪怕是局部的“奶奶之向善亲情力量”都让位于对生命的贪念，已经预示了一切结局。而当他看到现实真相时，只有小猪手表被尊者放弃，留在了原盒子中，正反极致二元性便再次出现了：尊者唯一的“不贪”恰恰是对于“善意希望”的，他大方地扔掉了仅有的善，让自己完全变成了贪欲的“害”。而医院房间也由窥探镜头而再次“被遮挡”，自然环境则归于了暴风骤雨之中，此前阶段元素的“圆满式再现”落回到了缺陷性还原的状态，纯白的教堂也被尊者下毒小孩、逼死母亲导致的黑红之血而”人为玷污”了。

这种讽刺性的极致正反属性是此前阶段不明显的，让陈桂林的希望与绝望都抵达了终点，以前者在极致幻像之下的毁灭引出后者。邪教段落的“圆满”带来的不是向善，反而是对“欲念真身”的彻底接受。而作为输出一方，极致希望象征尊者的“暴力”并非真的“苦修之极致救赎”，反而是“杀人之极致欲念”，极致的表里反转带来了极致的希望破灭。在各元素的升级再现来到极致的同时，陈桂林的黑暗化也抵达了巅峰。他主动毁掉了“救赎”的环境，杀戮之中的状态也不再是狰狞，彻底进入了自如与乐享的境地，这与杀戮的顺利相结合，导演极致地强化了此段的爽感，既是观影体验的高潮，也是人物“堕入恶欲”的巅峰。

这体现在了对话交互的环节。在与“希望”尊者对话时，陈桂林依然处于此前医生和小美的“无积极应答”状态，却是极限的升级。医生的“陈桂林得不到正面答案的被动”，小美的“陈桂林无法作答的主动”，变成了尊者处的“以开枪应答”。尊者循环地说着内容相似的重复之言，就像此前不停的“为什么”，而陈桂林则不再纠缠于对话，一枪终止了对方的言谈。他完全放弃了对延续生命的找寻，也不再有对心灵向善的迷惑，而是沉浸到了暴力、贪欲、痴狂的状态之中，完全拥抱了它。事实上，在此阶段的第一个镜头中，对于结局的暗示呼应就开始了：人物画作对应了序幕的黑帮老大遗像，陈桂林在序幕的结尾落到了“害”，此间也不会有区别。

陈桂林也终于完成了此前得不到的“治病与重生”。他跃出了棺材，逆转了此前各阶段中的失败——向医生问药，与小美一起被挖掘机阻隔的“大海羊水”，听从尊者吩咐而受骗的“火烧财产”。那些时候不可得的“重生”得以实现，其形式却不是“作为周处”的新生，反而是三害合一的杀戮者，并由此重生而迅速归于更加永恒而极致的死亡，从绝症的过程到被枪决的结果，前者是他“周处之旅”的对应，后者则是结局。

教堂杀戮无疑是重中之重，他穿回象征罪恶与下药吐血的”黑”而放弃了救赎的“白”，亲手将血洒到了厅堂之中，用此前小美阶段中的“红”污染了救赎信仰的“白”，也打破了教派的规整氛围。即将被杀的教徒依旧在虔诚歌唱，陈桂林对这一切的癫狂则被反衬出来，成为了“不信任何事情”的终极绝望表现。他因对生命的贪念落空而产生了嗔的愤怒暴力，无法早早看透邪教本质则是痴，由杀死尊者而完成了“对贪的归拢”。它的虚幻圆满与实际堕落都达到了极致，也对此前各阶段要素进行了先弥补后推翻的再现，其对“来路”的总结与升级必然要匹配上杀戮行为的极致化：一段让人想起《恶之教典》高潮的杀戮戏，由生命之贪的不可得而激发暴力之嗔，看不透邪教真相而构成了愚昧之痴，三害在本阶段的独立层面中达到了合一，完成了对此前各阶段“聚拢三害”的升级。

到了此处，三害以独立于此段的方式聚集，也以三阶段的整体架构而归纳。这是陈桂林道路的终点，他一度似乎走到了救赎的圆满时刻，实际上却不过是表象的虚幻，反而迎来了三害的极端升级，并迎接上帝对害者的判决。邪教段落是对全片各层面内容的总结升级，它的表里结合也对应了全片持续的“不自知之痴”的发展恶化之终点：亲手向善，导致亲手的最终堕落，不自知的咎由自取——“生命完结都是咎由自取”。

这种对贪害之结果（贪心导致灭亡）的描述，与此后真面目暴露时关于“人之恶”的描述，才是深处其道的尊者说出的唯一一点真话，而其余则都是以真话包裹的假话，如对信徒传播的爱，真实的部分是夫妻的爱情，目的却是以其增强的真实感蛊惑信徒，让他们相信自己治病并激发生之贪欲，而自己的妻子则没有绝症。他的正向真实只针对自己，给予陈桂林等外人以正向希望的话则都是骗术，而说明其堕落现实结局的话才是实诚。它以尊者身上仅存的“态度真诚”包裹了“黑暗内里”，是对此前“贪欲”正反二元极致对立性共存的再现。

而看不透这层层伪装的真假结合，也意味着陈桂林看不穿自己的“痴”。在杀死尊者的时候，他认为关公给予他的九次向善机会变成了九次卡壳的可能性，却甚至没到九次就早早完成了射击。这种反传统套路的设计正说明了关公此前对他的无效，被其暴力打翻，也没能让其脱离凶暴的表情。

在结尾的部分，电影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风格之中。这实际上带来了此前风格化架空内容的总结，并将之放到了现实的语境之中。风格化架空是为了表现其表象内容的非现实，而真相蕴含内里，到了结尾，真相跃出表面，风格也就转为现实主义，正面呈现其扎根于现实的真实内容：虚幻的圆满救赎，以及本质的臣服恶欲。

首先，它再现了表面上的“向善希望”，陈桂林进入了曾经被阻隔的海，并放过了纯真的孩子，而警察也放下了与他的暴力，他甚至根本没有得病。然而，这其中却蕴含了内里的“希望泯灭”，海依然伴随着船上的黑烟，其工业属性是对此前“静止关闭的挖掘机”的升级，而警察在全片中“只是旁观”的缺席也说明了其无力。

作为其“第一阶段希望象征”的医生更是带来了强烈的表现力：陈桂林没有绝症，她用此谎言劝导自首，试图拯救陈桂林和缺阴德的自己，却只是导致了陈桂林愈发激起的“害”，最终只能表示“世上又少了三个犯人”，其意却已然逆转，不再是“内心向善而除己害“的周处，而是直接将陈桂林剥离出“周处”，归纳成了“三害”。其拯救陈桂林向善的初始心理，完全败给了“将陈桂林引向罪恶之死”。医生身上的希望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阴差阳错的方向，不仅没能救人，反而“杀死”了陈桂林的所有善面，原本为了善意的说谎“绝症”倒是导致了陈桂林的“死亡”结局——比绝症更让人绝望的“人性促使之死亡”。

陈桂林与医生一起，都陷入了生理与精神的黑暗之中，作为罪犯而在死刑与绝症中死去，任何人的任何希望都注定不可实现。这无疑是最深的黑暗，陈桂林的死亡不再由客观生理层面的疾病而导致或哪怕影响，只关于他主观心理层面的“本性”，医生所做的事情是在不自知地诱发它们。这带来了又一层宿命性。

当陈桂林归降的一刻，他依然向媒体高喊“我是陈桂林”，获取的只是名声贪欲的满足，得到了恶的实现。而当他听到医生说出的真相，意识到自己一路走来的人性层面本质，其笑容也说明了此刻终于到来的“解痴”，以认识到自已长期之痴而自嘲发笑的方式。因此，当小美为他剃掉罪犯符号的毛发时，他也依旧摆脱不了更本质的恶一面——被始终播报“消极真相”（且从“市民捡钱”到“天气热”暗示暴力嗔火再到“逃出罪犯陈桂林之手的小美”）且愈发显化的新闻里被归为“死刑犯”，穿回黑衣，带着“虚幻之亲情与实际之痴傻”的小猪贴纸，进入黑暗的环境，像序幕一样“食欲”地狼吞虎咽，也就像序幕结尾处“跑向三害”一样地走向了死地，意味着他以“三害集合体”之身的终结，这种呼应再次强化了从头到尾始终不变这一宿命性。

他没有走上医学客观的灭亡之路，却踏着心理本性的毁灭之路，这无疑更加强化了后者的主观能动性，让一切都没有了任何借口与托辞，只关于陈桂林的内心人性。他不是不能“活”，而是冥冥中必然地选择了“不活”。

在电影中，反复使用的鸟瞰镜头消除了近景中的暴力，让陈桂林的欲念在上帝视角下得到了必然的结局宣判：最终，他会走向毁灭，一切欲念都被抹除消失。这再次强化了他作为三害之一的命运性，他的杀戮并非完全的自主行为，只是上帝“除欲念者”的流程之一，就像它视角下的“抹除欲念之程度”一样，他代上帝执行了其他二人的宿命，也会归于自己的宿命，“转变好人”的能动，甚至“欲念”本身的激发，都随之淡化了下去。这也是电影以反宗教的杀戮作为最终高潮的目的：陈桂林冲开了虚假的上帝，这上帝不过是贪念化作的人类，但无法解决掉隐藏在人类世界上空的真正上帝，而是被其“既定”。

在邪教段落高潮的“总结”之中，人类世界由欲望之人们构成，因此规整秩序的信仰力量才是虚伪的，可以被极致的欲念打破，而独立于此的上帝则没有任何欲望，有的只是绝对的冰冷，因此它的命运秩序是人类不可撼动的。这让真正的“秩序”命运透出了复杂的意味，绝对、正确、却也有着冷漠的无情。欲念的激发被抹除，归于其秩序运作下的客观现实。而对于台湾地域性的淡化，更是无限扩展了表达对象的范围。

陈桂林无法再现周处除三害的典故，只能落入非文艺美好化虚构的现实结局，甚至成为“三害”的集结式符号。他想进入故事，却只能留在现实。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以其虚假性而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以其在电影中的证伪而象征了“上帝命运”在现实层面下的坚固。序幕的结尾已经定义了这一点：他努力地跑向远方，镜头却在高空中俯瞰了一切，他只是上帝掌心里的猴子，最终跑向的更像是人生的”终点”，以生命为代价来达到暴力、嫉妒、痴傻之欲的瞬间而虚幻之满足，并在其后迎来上帝对此的彻底抹除。

这也是全片在多元风格化之上花费心力的目的，它植入并混合了公路片、日本——特别是北野武——黑帮片、莱昂内式西部片和美国灵异探案片的风格，制造了相对于现实主义风格的架空氛围，极致爽快，也丰富了影片的观感，却在终点处回到了现实主义之中，消解了欲念爆发的爽感，意味着现实的不可战胜，此前的爽都来自于非现实的架空。

这正是它最后一大段内容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这弱化了此前的爽快和风格化，带来了一个缺乏文本叙事和人物构建基础的“思考”，是影片的缺点。也有观点认为《周处除三害》的结尾不应该落回到现实风格，而是应该结束在邪教杀戮的“极爽”状态，或只给死刑一个镜头，略作交代。事实上，这无异于对电影内核落点的混淆，此前的一切恰恰是为了结尾的现实语境部分，它也必须够长，才足以完成此前诸多元素的推翻式再现。

事实上，这种落差感带来的打击才是影片的核心。医生、小美是他的内心光芒，警察则是对社会官方管理力量的象征，影片需要用这段现实主义的内容，将此前尊者希望的极致虚幻与终极泯灭再现，从“风格化”拉回到“现实主义”，让他在更落地写实的语境中，再一次由“光芒”亲自明确自身行为的无意义。这能够展现社会本身依旧的“无明”之乏力，与观众一同在爽感后落入属于现实的深渊。

重要的不是这些人物本身的个体存在与塑造，她们依然是符号，重要的是依旧延续的“风格化与爽感”思路，只是从此前的正向表意转到了负向，消解正向的意义，带来由她们作为符号而引导出的负向现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