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评论丨亚伦·布什内尔与抗议的力量

2024年2月27日，在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美国陆军征兵办公室，人们为在以色列大使馆前自焚的空军士兵亚伦·布什内尔守夜。图源： Michael M. Santiago/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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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布什内尔与抗议的力量

大卫·考特莱特（David Cortright）

本周早些时候（2月25日——译注），二十五岁的美国现役飞行员亚伦·布什内尔(Aaron Bushnell)在华盛顿特区的以色列大使馆自焚，这是抗议加沙战争的极端行为，是他在火焰吞没自己的身体时大喊“解放巴勒斯坦”的绝望呼吁。

这一事件唤起了人们对越南挥之不去的记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曾在那场战争中服役并公开反对战争的人来说。布什内尔身着制服，并呼吁人们注意他是现役军人，这表明他相信，他作为士兵的身份，将为他的抗议增加分量和意义。我只是为他被迫独自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而感到悲哀。

我们不知道布什内尔决定结束自己生命时心里在想什么，但显然，他希望他的自我牺牲能让我们摆脱自满，并迫使我们采取行动，结束加沙的流血。

抗议越战的美国人

布什内尔或许知道越南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自焚行为。

最著名的是1963年6月，西贡市中心总统府附近，佛教僧人释广德（Thich Quang Duc）的自焚。在被浇上汽油后，释广德盘腿而坐，点燃了自己。他烧死了自己，毫无畏惧。他和其他一些人是在抗议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政府对佛教界的迫害。接下来的几周里，另有五名佛教僧人自焚，导致吴庭艳政权垮台。在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的获奖经典照片中，释广德自焚的令人震惊一幕被恒久保留。布什内尔自焚的视频令人毛骨悚然，或许是那一幕的当代版。

其他自焚也有发生在美国。去年12月，另一名加沙战争的抗议者在亚特兰大的以色列领事馆前自焚，但鲜有关于抗议者的信息发布。

1965年3月，82岁的活动人士爱丽丝·珍妮特·赫兹（Alice Jeanette Herz）在底特律的一条街上自焚，她呼吁人们关注她的反战言论，并敦促其他人为和平而努力。几个月后，31岁的贵格会和平主义者诺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在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办公室附近的五角大楼自焚，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这一行为是“对正在摧毁相当多越南和美国青年生活的杀戮行径的抗议”。

莫里森死后一周，罗杰· 艾伦·拉波特（Roger Allen LaPorte）在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前实施了了类似的自焚。1970年5月，研究生、前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学员乔治·温尼（George Winne）死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园的自焚。和布什内尔的一样，这些行为都付出了极大牺牲，试图唤起人们对战争残酷性的关注。他们的目的是激励其他人为和平大声疾呼。

我是众多公开反对越战并参加反战运动的现役美国士兵之一。1968年入伍时，我还不具备政治意识。我自愿加入陆军乐队，以免被征召到步兵部队; 我当时希望得过且过，继续我的生活。但当我意识到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的世界观完全倾覆了。这不是政治家们说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崇高斗争，而是矛头指向越南人民的战争。我因被欺骗而愤怒。我震惊地得知，美国正在轰炸和摧毁越南村庄，我们正在杀害相当多无辜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我不能接受成为这种政策的一部分，并开始在服役期间组织活动，要求和平。我在军营散发反对战争的请愿书，并与其他士兵一道，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我们这些身为士兵而抗议的人意识到，我们可能因自己的异见而受到惩罚，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正是如此。但我们觉得必须采取行动。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希望，因为我们是士兵，政治家和媒体可能注意到我们，并可能对我们的反战信号表现出更多尊重。

士兵的和平运动扩展到整个军队。现役军人为自己出版的地下报纸出现在军方的几乎每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和几十艘军舰上。在主要军事基地外，几十家反文化的反战咖啡馆建起来了。军人开小差和擅离职守的比率达到历史新高。在越南，越来越多的士兵违抗命令，拒绝作战，美国军队的效率急剧下降。整个军队的士气达到了最低点。

我们这些持有异见和抗拒战争的人承受着风险，因为我们不能参与一项不公正的政策。绝大程度上，是一种停止杀戮和拯救生命的强烈愿望驱使着我们。对我们的政府给东南亚人民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和破坏，我们觉得负有责任。

反战异见与越战的结束

今天，看到以色列袭击加沙，大规模轰炸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在内，有数千无辜平民死亡的新闻时，我思考了很多当日的感受。

当然，今天的情势是不同的。以色列是发动围攻的主要罪魁祸首，但美国的情报共享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而且据报道，有美国特种部队在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以色列军队正在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我们的政府正在帮助为这场战争提供金钱。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不可能继续对加沙人实施集体惩罚。我们正在成就以色列的行动，因此要承担部分责任。拜登政府能够而且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施压以色列，结束这场屠杀。

以色列有权像任何国家那样保护自己。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杀害非战斗人员都决不允许，对以色列来说如此，对哈马斯或任何其他组织来说也如此。发动战争打击恐怖主义——对平民犯下暴行——是徒劳无益之举，是一个陷阱，会令作战国卷入旷日持久、代价高昂、戕害自身能力的反叛乱战争和军事占领中，同时播下危及国家安全的仇恨和暴力种子。

美国和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正积极加入反对加沙战争的运动中，要求停火和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尽管抗议活动所在多有，反战压力巨大，杀戮仍在继续，美国的援助仍在流向以色列军队。今天，许多年轻活动人士正因无力阻止战争而变得沮丧和愤怒。

越战期间出现了类似的沮丧和愤怒情绪，尽管有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战争仍在继续。反对美国侵略印度支那半岛的运动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反战运动。十年间，随着战事升级，达到白热化状态，随后逐步降低烈度，美国和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也不断为结束战争而奔走呼喊。在那个时代，正如汤姆·海登（Tom Hayden）在《当然不: 被遗忘的越南和平运动力量》(Hell No: The Forgotten Power of the Vietnam Peace Movement，2017)一书中所写，“至少十几次，有超过十万的美国人走上街头，有时甚至达到五十万。”

从1965年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和讨论，到1970年代反对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印度支那和平运动（Indochina Peace Campaign），反战人士介入了公共教育运动、大规模游行、组织工人纠察队、守夜祈祷、抵制、学生罢课、抵制征兵、立法游说、媒体和推广、竞选宣传等等事项。反战抗议出现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和国家的每一个部分，也出现在我们军队内部。

令人沮丧的是，人们抗议并加入持续的反战行动队伍，却几乎看不到尼克松政府的任何回应。我清楚记得1969年11月华盛顿特区的大规模反战动员集会，五十万人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那里，要求结束战争。这次集会和先前的越战终结集会（Vietnam Moratorium）动员，给这场反战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形成了绝大的亢奋和能量。

当时，我驻扎在纽约的汉密尔顿堡（Ft. Hamilton），驱车前往华盛顿参加了这场集会。当晚回来的路上，新泽西收费公路（New Jersey Turnpike）上的每辆车里似乎都挤满了抗议者。一路上的停车区，感觉就像是小型集会。那是能量感满满的一整天，然后我们打开电台新闻，听到尼克松说，他没有注意到这场集会，也不会受反战抗议的影响。

一想到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都不能动摇或影响到他，我们的情绪就低落下来。政府怎么能无视如此大规模呼唤和平的集会呢？当时我们几乎不知道，白宫实际上相当关注这场运动。我们的抗议有着超出我们所知的力量。

多年以后，尼克松、基辛格与其高级助手哈尔德曼(H. R. Halderman)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我们了解到，越战终结集会系列活动和那场在华盛顿举行的动员起到了阻止人们已经感受到了的战争升级的作用。这一鲜为人知的小插曲的前前后后，在史蒂芬·塔尔伯特（Stephen Talbot）2023年的电视纪录片《反战运动与“疯子”》（The Movement and the “Madman”）中有巧妙呈现。白宫向越南人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假如北越不按照美国的条件结束战争，美国就可能动用核武器（所谓“疯子理论”）。当河内犹豫不决时，尼克松取消了计划中的攻击，担心进一步升级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反战动荡和社会失序。

越战的历史表明，反战异见限制了美国的选择，并帮助结束了越战。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所认为的那样，反越战公众舆论是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战略盘算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政治领导人根据他们对国内的政治冲击和反战异见影响的评估，做出有关战争行为的决策。斯莫尔写道，这是这场运动影响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继承布什内尔遗志

认为布什内尔了解这段反战历史，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在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中，我们了解的是领袖和个人的历史成就，而不是支持他们的社会运动。我们了解民权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经常被简化为仅仅是马丁·路德·金博士一人的独角戏，许多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与他一道努力人只被有限提及。我们对社会运动一般知之甚少，对它们的长处和弱点以及运动如何影响政策更是知之甚少。

组织社会运动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克服许多活动人士的无能为力感，因为他们的动员努力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结果。当变革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或者完全到来，活动人士就会变得士气低落。他们可能沦为一种令人丧气的信念的牺牲品，这种信念认为，什么也做不了，抗议和组织活动是徒劳的。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政治变革往往以人们意想不到，有时甚至是不为人知的方式发生。这个过程往往是缓慢而渐进的，变革是不太显著的，无法满足活动人士的要求。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观察到: “盘算效果总是为时过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今天的行动可能如何影响明天的事件。当我们施加压力时，我们无法预测政治建制派将如何应对，但部分措施可以意义重大，并可能导致更实质性的改变。

历史清楚表明，运动至关重要，活动人士的压力可以施加政策影响。学术分析表明，假如能够建立大型联盟，采用明智的战略，拥有令人信服和统一的叙述，并坚持施加变革的压力，社会运动是能够实现变革的。

悲剧的是，布什内尔觉得有必要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求他的声音被听到。他的去世向我们发出一个讯号，要求我们继续采取反战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施压我们的政府，要求以色列结束流血冲突。我们能否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将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规模更大、持续性更强、数百万人决心致力于和平的运动。

（作者是美国和平活动人士，圣母大学Keough全球事务学院荣休教授。本文原题“Aaron Bushnell and the Power of Protest”，由《波士顿评论》发布于2024年2月28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