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逆全球化神话：亚洲供应链在如何变化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

今年年初，牛津经济研究院受Hinrich Foundation委托发布最新研究报告《逆全球化神话：亚洲供应链在如何变化》（The Deglobalization Myth: How Asia’s supply chains are changing）认为，尽管近年来逆全球化和离岸外包成为热点话题，但全球供应链仍在持续扩张。

该报告指出，当前供应链动态的变化，尤其是在亚洲，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和热门问题。在此情况下，跨国公司正寻求通过供应商多样化、建立更高效的供应链、探索替代生产中心以及采用数字技术来提高供应链的可见性和灵活性，以降低供应链配置中的风险。

亚洲供应链有哪些发展趋势？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编译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供关注供应链管理的读者参考。

要点

1、中国对美国中间产品（IG）进口份额从2018年的18.5%下降到2022年的14.1%，这一比例在2023年上半年降至11.4%。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七国集团（G7）发达经济体的投入来源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2、中国作为生产投入品出口国的重要性在其他主要国家有所提高。2018年至2022年，中国在德国中间产品（IG）进口总额中的份额从11.1%增至15.9%，在巴西从22.2%增至26.4%，在澳大利亚从29.5%增至33.1%。

3、不同贸易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表明，应对全球供应链不断变化的局面有不止一种战略。

正文

序 言

自2010年代初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许多企业探索替代制造基地和采购战略以保持竞争力。近年来的供应链中断，如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进一步促使企业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的弹性。更高的关税和制裁不仅推高了贸易成本，还增加了全球供应链平稳高效运行政策的不确定性。

这些事态发展导致了各种关于全球化消亡、离岸外包兴起以及中国与西方供应链脱钩的说法。

本报告介绍了全球和亚洲供应链的最新概况，并通过关注中间产品（IG）的双边跨境贸易数据来评估这些不同的主张。中间产品是一类精细的产品，比大多数其他分析中使用的最终产品更准确地代表了供应链的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尽管有人在谈论去全球化和离岸化，但全球供应链仍在继续扩张。以原产于同一地区国家的IG进口份额衡量，区域内采购在世界大多数主要地区都有所下降，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离岸外包可能还不是一种普遍的战略。

贸易脱钩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中美现象。中国对美国IG进口份额从2018年的18.5%下降到2022年的14.1%，这一比例在2023年上半年降至11.4%。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七国集团（G7）发达经济体的投入来源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例如，2018年至2022年间，中国在德国IG进口总额中的份额从11.1%增加到15.9%，在英国从10.3%增加到15.1%。

虽然中国仍然是亚洲工厂的中心，但亚太地区的IG贸易一直在多样化。在这种动荡和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全球环境中，少数亚洲经济体正在成为IG贸易增长的“热点”。特别是，在此期间，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年度IG出口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对这些“热点”经济体的高级别比较分析，揭示了明显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方向。例如，越南在美国和中国的国际采购中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反映了西方跨国公司的需求，也反映了希望扩大海外生产基地的中国企业的需求。2023年，中国对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激增，目前是所有国家中对越南投资最多的。相比之下，印度对美国的供应链变得更加重要，但对中国的供应链却不那么重要。

这些“热点”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美中方向的多样性表明，在全球供应链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有不止一种获胜的战略。

全球供应链继续扩张

尽管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全球中间产品(IG)贸易仍在增长

我们的数据显示，2018-2022年，全球中间产品(IG)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这种强劲的扩张意味着，至少围绕去全球化和国际供应链网络的倒退的流行叙事可能为时过早。也就是说，这一时期IG贸易的轨迹远非线性，反映了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战争等重大世界事件的影响。就货物贸易而言，政府间组织的贸易约占贸易总额的一半，这一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

我们发现，在2018-2022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IG进口国和出口国（图2）。支撑这种主导地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制造的持续重要性。同时，这也证明了中国工业的制造能力，当地的生产商正在将生产进行垂直升级，以生产更复杂和规模敏感的零部件。例如，中国目前至少占电池产量的一半，一些相关零部件的产量超过70%。

近距离支撑尚未在全球层面实现

在大多数地区，生产商的国际投入更多地来自本地区以外。在样本期内，大多数地区的区域内采购（以区域内贸易在每个地区IG进口中的份额衡量）也有所下降，即使排除初级产品，这种模式也适用。亚太地区是2018年至2022年间区域采购增加的唯一例外，但这种变化相对较小——亚洲进口的区域内份额从2018年的59.7%小幅上升到2022年的60.6%。这些结果驳斥了一种广泛的假设，即全球跨国公司已经在将其国际供应链与国内拉近，但例外情况除外。

大规模离岸外包的明显缺失可能源于重新配置供应链的“粘性”和耗时过程。这反映出一些问题：

· 供应链根深蒂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供应链关系、合同和基础设施，打破这些既定模式需要仔细规划和谈判。

· 全球供应链的庞大规模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大洲，带来了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物流挑战。

· 重组供应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许多企业需要时间来确保供应。

· 监管和合规问题可以进一步延长供应链重组的时间表。

· 供应链调整还涉及评估和缓解潜在风险，如地缘政治不稳定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这些风险仍然不稳定，需要企业采取渐进和战略性的方法。

这些因素增加了公司在考虑供应链中任何改变的成本，增加了维持现有采购战略的吸引力。此外，即使在重新分配供应链的经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也可能导致延迟做出此类决定。

墨西哥对美国的IG出口最近有所回升，就是这种滞后效应的一个案例。墨西哥被广泛认为是从美国近距离投资中获益的最有利的新兴市场，因为其地理位置接近，制造业基础设施发达，以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等既定贸易协议。从美国月度进口数据中可以发现，2018年至2022年，墨西哥在美国IG进口中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疫情早期的2020年3-5月除外）。然而，当将数据扩展到2023年上半年时，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22年11月以来，墨西哥已超过中国。此后，墨西哥在美国IG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从2022年的12.6%稳步增加到2023月的14.5%。

亚洲的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正在脱钩——但只与美国和日本脱钩

我们的分析表明，美国和日本已经开始与中国脱钩。中国对美国IG进口份额从2018年的18.5%下降到2022年的14.1%。2018-2022年，中国对IG进口的重要性在日本也有所下降，从26.5%降至24%。这一转变反映了日本对“去风险”的承诺，七国集团（G7）领导人于2020年5月在广岛做出的承诺就是例证。特别是，日本设立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基金，以吸引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并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从而使其技术贸易控制与美国的措施相一致。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生产投入品出口国的重要性在其他主要国家有所提高。2018年至2022年，中国在德国IG进口总额中的份额从11.1%增至15.9%，在巴西从22.2%增至26.4%，在澳大利亚从29.5%增至33.1%。对部门贸易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增长是由电子、机械和化学产品的投入推动的。在英国，同期中国在英国IG进口中的份额从10.3%增加到15.1%。英国脱欧后对欧盟投入的依赖减少是中国进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欧盟在英国国际采购中的份额已从2018年的57.2%大幅下降到2022年的43.1%。

中国还调整了对其他目的地的出口。我们发现，越南和马来西亚作为中国IG出口目的地的份额涨幅最大。首先，组装等下游活动已开始转移到中国以外，这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以及需要避免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和金融制裁。反过来，这也导致了中国IG零部件出口的增加，而这些零部件以前会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交易。其次，跨国企业从“及时”到“以防万一”的供应链优化模式的转变促使了对其他国家闲置产能的投资。

此外，中国自身国际供应链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表1）。例如，韩国和日本在为中国生产提供国际投入方面的作用已经缩小；2018年至2022年，它们在中国IG进口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2.8和2.1个百分点。

这些较低的水平一直持续到2020-2022年，这表明这些变化本质上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反映了半导体商业周期。

同样，美国在中国IG进口中的份额也从2018年的8.4%下降到2022年的7.5%。

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中国越来越依赖中国台湾提供投入。中国台湾生产全球60%以上的半导体，90%以上的最先进半导体。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在中国的采购战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亚洲正在出现新的供应链“热点”

亚洲的供应链传统上由少数几个国家主导。亚洲前三大IG出口国的主导地位在过去五年中有所下降。

在进口方面，中国是9个亚洲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中国、韩国和日本在亚洲IG出口中的份额已从2018年的59.4%下降到2022年的54.8%。

当我们计算该地区IG贸易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时，亚洲IG贸易的多样化也很明显。亚太地区全球IG出口的HHI指数在2018-2022年有所下降，这表明在过去五年中，来自亚洲的IG出口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更加均匀。相比之下，在此期间，全球贸易的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但速度较慢。

区域内贸易更加多样化。IG中亚洲内部贸易的HHI得分低于亚洲总出口的HHI，这表明随着较小的亚洲经济体更积极地参与亚洲内部贸易，区域市场已成为比全球市场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来自较小经济体的出口商可能会发现，由于贸易伙伴的物质和文化接近、区域贸易协议的存在、现有的商业网络以及产品和工艺标准（如与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相关的标准）水平的相似性，在区域市场上的竞争比在区域外目的地更容易。

随着亚洲供应链网络的多样化，2018年至2022年，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IG出口实现了两位数的年增长（图8）。相比之下，亚太地区的平均经济体在此期间的IG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9%。IG出口的这种多样化证实了最近对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在亚洲，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寻求其他亚洲经济体作为绿地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10-2014年，中国在流入亚太地区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中占27.7%，但到2022年，这一份额已降至4.9%——与此同时，同期热点国家的份额从33.7%飙升至56.7%。印度是主要受益者，其流入亚太地区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份额从2010-2014年的10.1%增加到2022年的21.1%。

实现供应链弹性的多种途径

亚洲七个供应链增长“热点”经济体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国家的IG出口总额增长高于平均水平。

我们发现，这些热点经济体在应对中美供应链脱钩时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图9）。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所有经济体都在以牺牲一些国家的供应链为代价进军美国供应链。学术研究还表明，中美贸易冲突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贸易机会，各经济体应对措施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产品专业化或各部门面临的冲击造成的，不如说是由特定国家的因素造成的。这一发现表明，单个国家的行动比其现有的生产能力更重要——这代表了国家政策在引导企业投资新设施、贸易基础设施和/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重要性。

同时，我们发现，这些热点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对中国的国际采购战略也变得更加重要。这表明，管理全球供应链的“中国+1”战略现在正在让位于更类似于“中国+1、2、3”的战略。

越南和中国台湾在美国和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中都显得尤为重要。牛津经济研究院基于总贸易数据（包括资本和最终货物贸易）的专有研究表明，越南在2023年继续受益于中国以外的供应链重组。2023年3月至9月，中国从越南的商品进口增长了12.8%（经季节性调整）。同样，2018年至2022年，中国台湾在IG进口中的份额在美国增加了1.2个百分点，在中国大陆增加了1.8个百分点。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印度，它越来越多地融入美国的供应链，但对中国的采购却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所谓的“多结盟”贸易和外交政策相矛盾，印度通过该政策与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多方保持贸易和投资关系。

不同贸易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表明，应对全球供应链不断变化的局面有不止一种战略。

关于经济因素，我们大致观察到增长热点经济体的三个原型（图10）。中国台湾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专长和可靠性使其在包括电子和汽车在内的各个行业中不可或缺。其次，印度和越南通过丰富且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战略地理位置、通过贸易协议进入市场以及政治稳定，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环境。

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随着对其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各经济体的成功也可能有各自的国内政策因素。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世界级的技术生态系统，涵盖机械设备、化学品和建筑材料等一系列行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在努力提高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但印度尼西亚在其出口中的自然资源份额相对较高，而马来西亚则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如电子制造业）。

总的来说，这些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对中美关系的取向表明，应对全球供应链不断变化的局面有不止一种战略。这些经济体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利用其独特优势，促进贸易关系，以抓住新的机遇。他们的成功表明，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无论经济体的地缘政治立场如何，灵活性和战略定位都可以带来重大的经济收益。

结论

由于美中紧张局势加剧、西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复苏，以及企业在拥有密集工业网络的地区共处所带来的好处，亚洲的供应链将继续发展。

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有去全球化和离岸化的说法，但全球供应链仍在继续扩张。亚洲的供应链正在经历重大转型，有证据表明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脱钩，但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的贸易却没有脱钩。与此同时，在过去五年中，随着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的重组，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区域内贸易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亚洲的区域生产网络一直在多样化。

展望未来，由于多种因素，我们预计亚洲供应链将继续演变。第一，中美关系将继续促使跨国企业优先考虑供应链的弹性，从而推动供应链的多样化和迁移。其次，西方政府产业政策正在为企业提供有吸引力的补贴，以使其重新布局部分生产网络。第三，企业受益于集中在工业网络密集的地区共享资源、技能、供应商和客户，并从创新中受益，毕竟外部规模经济将帮助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关键份额的国家，即使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也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