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基础是中国哲学?

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区别,反映在科学领域,就是区分了现代科学和近代科学。

1900年英国皇家研究所的讨论会上,开尔文男爵作了展望新世纪的演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落成,所剩下的只是些修饰工作。但是,在这美丽晴朗的天空,却被两朵乌云笼罩,显得黯然失色。”

其实,老先生过于乐观了,两朵乌云不是什么黯然失色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体系。

人类科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孕育于哲学体内,中西方情况差不多,只不过中国存在于历史、西方存在于演义;中期独立发展,中西方就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西方近代诞生了基于形式逻辑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中国则是古代诞生的基于辩证逻辑的、以天文历法和中医养生为代表的、尚未被普遍认可的中国科学体系。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和量子论(即后来的两朵乌云),开启了基于辩证逻辑的现代科学,西方科学才回到中国哲学的正轨。

这是一个极为烧脑的问题,也是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问题,许多现代西方科学家也只是被迫接受、而非真正理解,不论是过去没有几个科学家真懂相对论、还是近代诞生的人工智能在转入中国哲学正轨后才得以大飞跃。

抛开专业而通俗地说,其实也不复杂,简单说区别就两点:

其一,认识论(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哲学认为,世界可知、但不可确知;西方哲学则认为世界可知、更可确知。

其二,方法论(怎么办)。中国科学和现代科学基于辩证逻辑;西方近代科学则基于形式逻辑。

比如说,牛顿力学基于世界确定论,能够逻辑推演出一序列定理、公式;量子论基于世界不确定论,无法逻辑推演公式,只能概率分析。再比如说,电子计算机可完成逻辑演算,但量子计算机只能进行概率演算。

这就是中西哲学思想差异所产生的结果。

顺便一说,爱因斯坦一言九鼎,明确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是错误的。但本人以为,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一个伟大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带来的化肥保障着我们能吃饱吃好、带来的手机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人类哲学发展极简史

过去公知甚嚣尘上时,曾流行过一种说法,即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不是科学,并认为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就是第一元凶《易经》。究其原因:一是《易经》里只有归纳法而无演绎法;二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反过来就是:神学产生哲学、哲学产生科学。

但在中国,哲学思想成熟时已经没有了神,因而中国哲学的尽头不是神学、而是“道”学,只不过西方人不愿承认他们的哲学源自中国,所以哲学不能溯源到“道”,只好说成是“神”。

中国哲学起自太极图,其的特点是,认识论是物心二象性、方法论是辩形二象性,是整体论哲学。

 

汉文化“唯物唯心对立统一”的哲学是对自然的深刻认识

哲学是科学的基础,不说哲学很难说清科学。

对于我等普罗大众,哲学本就是一个极端烧脑的学问。但问题是,谈哲学不一定说得清科学,但不谈哲学就永远说不清科学,因为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就像不谈饮食对人的意义,就永远说不清什么是美食。

简单地说,汉(文化)哲学是物、道、意三维哲学,而西(文化)哲学是物质、精神二维哲学,这是不同的,就像《三体》里三维世界和二维世界的区别。

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极简单地说:认识论是不确定性,方法论是辩证法。

 

汉文化的“三维”哲学

汉哲学是物、道、意三维哲学。物即物质、能量、信息,道即物的本源、物的运动规律、推动物发展的动力,意即人对(物和道)客观存在的反映所产生的主观意识。西哲学是物质、精神二维哲学。物质即汉哲学的物,精神即汉哲学的道、意。三维的汉哲学在西传后,被神学降维了,因为上帝不允许存在不是它创造的“意”。

汉哲学起源于太极图,经《周易》发展,到老子《道德经》基本成型,庄子继承并补充完善,形成了道家哲学,成为儒、法、释等各家学说的哲学基础。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物质世界(物)是由“道”产生的,物与道共同构成了客观存在。而客观存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非常冷酷,没有厚此薄彼、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爱恨情仇,是一个绝对统一、绝对公平的存在。

庄子认为人除客观存在(肉体)之外,还有属于自己(个体)的主观意识(意),“意”非常温馨,没有统一、没有公平,有的是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因此,人是主客观的统一体。

程朱理学继承了老子的物、道哲学,但换了名称,物称为“气”、道称为“理”。同时,也继承了庄子的“意”,称为“欲”。朱熹认为理出自天,所以称为“天理”。但问题是,也许是受佛教宗教文化的影响,朱熹的“天”有被神化之嫌,导致“理”与“欲”的关系被绝对化了,以至有“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外溢至理学的社会伦理部分,致使其僵化,被鲁迅怒斥为“吃人的礼教”。

客观存在是自然之物,是“道”演化的结果,而主观意识不是自然之物、也不是超自然(神界)之物,而是非自然的自然之物(有点烧脑)。也就是说,意识不是“道”产生的、而是“心”产生的,并不遵循自然规律。即是说,庄子认为,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尽管之间存在着关联,心会随境迁,境也会因心变,比如愚公移山。

那么,“心”为何物?

王阳明对“心”的理解,具体反映在他的“心论”。

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该故事涉及到三个重要概念:“心外无物”、“同归于寂”、“一时明白”。

与理学“理”源自天不同,阳明心学认为“理”源自“心”,故称“心即理”,而“物”是理(心)产生或幻化的,因此“心外无物”。

为何看花时“一时明白”、不看时“同归于寂”?因为“心”是主观意识,决定了自然存在对个人的意义,有“心”则有意义、无“心”则无意义,尽管不论有“心”无“心”,自然都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心学认为“物(存在的意义)随心迁”。

那为何既是“心外无物”、又是“物随心迁”?这正是心学的一个重要思想。

顺便一说,“物随心迁”解释了一个科学哲学命题:世界是不确定的。

“心外无物”是说“心即理(道)”、“物随心迁”是说“心即意”。也就是说,“心”具备双重属性,就像光的波粒二象性,“心”既是客观的“道”、又是主观的“意”,是道和意的对立统一体,而道和意则是“心”的一体两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物、唯心本就是相对的,以物观心就是唯物、以心观物就是唯心。

这里需要说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清楚地表明了一点,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不是本真世界,而是我们在意识里创建的一个模型。因为上天还没有让我们人类发育到可以真实、完整、准确地感知本真世界,现今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世界,只是本真世界的沧海一粟,我们只能主观地在意识里创建一个极其简陋的模型,来帮助我们认识本真世界的一点表象。因此,心学实质上是说,我们心里这个客观世界的模型,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可以创建并修改这个客观世界的模型,但绝不可能创建和修改客观的物质世界。

心的“道意二象性”是汉文化所独有的,是汉文化的一大优势,使得中国的任何人、在任何时、任何地、对任何事,都能双向思维。而双向思维客观的由外而内(从实际出发)、主观的由内而外(依道德和意愿)同时思考的方式,及同时考虑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意识,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天生具有优势,比如思考问题较为全面,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同时,思维过程和方式较有弹性,能够因势而变、与时俱进,不易钻牛角尖、陷老经验,更不受所谓信仰的束缚。

“心”是很难直接翻译为外文的,因为他们没有“心”,有的只是一个人体器官。所以我们关于“心”的词语如“良心”、“信心”、“决心”、“爱心”等,只能间接地翻译为外文里似是而非、形似神异的相近词语。

 500

人类哲学发展路线简图

 

西文化的“二维”哲学

西方将“道”和“意”二维合并为“精神”一维,于是哲学就降为物质和精神二维。

庄子认为先有人、后有心,人之不存心将焉附(注意:只是依存、并非决定),这就是西方唯物论(物质决定意识)的源头。心学认为先有心、后有气(注意:只是产生、并非决定),这就是西方唯心论(意识决定物质)的源头。

其实,朱熹的“理”意思与老子的“道”近似,说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于是西方把客观存在的“理”置换为主观意识的“心”,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从客观存在变成了主观意识,而黑格尔则进一步认为主观意识(“绝对理念”)就是上帝。

为什么西方哲人要这样干?因为客观存在里没有上帝的位置,而西方哲学之父康德就规定“哲学要为上帝保留位置”。因而,只有在主观意识里才能为上帝安家,毕竟上帝本就是一个主观意识。也就是说,西方在构建自己的基于上帝的宗教哲学体系时,上帝从“道”变成“理”、再变成“心”,又把“心”这个人的主观意识变成了上帝的客观意识,并将其绝对化,于是西方哲学体系就能自洽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在汉文化中,老庄的“道”和阳明的“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这个客观存在,“道”是从天外(上帝视角)向下看待世界,而“心”是从人心向外看待世界。看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只是感知不同而已,因此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这只是角度问题,就像老子看儿子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观意愿的产物,而儿子看老子是天然存在、睁眼就见、是客观现实的存在。说白了,对儿子而言是所谓的“意识决定物质”,儿子是否存在取决于老子的主观意愿,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对老子而言则是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没有老子的种哪里来的儿子的意识世界。

但西方将二者割裂开来,将人类理解世界的哲学,硬生生地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当然就只有对立、没有统一了。

自打庄子把人一分为二,物质人(肉体)和精神人本就是人的一体两面,而且离开人谈何精神。但是,汉文化的哲学思想传到西方后,被西方哲人庸俗化、绝对化了,问题是现在又“出口转内销”,要让中国人相信庸俗、绝对的才是先进的,不庸俗、不绝对反而代表愚昧、落后。

比如,西方唯物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汉文化中物质影响意识、但并不决定意识,否则哪里来的神话故事、心灵鸡汤;西方唯心论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汉文化中意识影响物质、但并不决定物质,否则哪里来的心随境迁、随遇而安。

因为庄子认为意识是独立于物质(肉体)而存在的,因而中国人看看太极图就能明白,存在和意识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不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决定谁的问题。

大自然是物质创造的,但意识不是,因为物质不能创造超自然的神灵,但意识可以,说明意识不是物质创造的;反过来,道先于意识,道是客观存在,物质是道的结果,而道不是意识。黑格尔把道命名为“绝对理念”,形象化为上帝。但道是存在,不是意识,而上帝是意识的产物。

在中国,道是存在,意识不是道创造的。在西方,道是精神,意识是精神的产物。道是物质还是意识,这是个问题。就像“咸”的概念不是源于盐、不是味觉神经对盐的反应,而是源于父母的意识,告诉你那种感觉叫“咸”。

道和物、理和气都是客观存在,意识是主观的,而到了西方,主客观对立统一变成了两个客观的对立。阳明的心就是存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体,心外无物的心是客观存在、物随心迁的心是主观意识。心是家不是人,男女合一才是家,为的是有性繁殖,有性繁殖才会产生基因变异、基因变异才会产生进化发展。道也需要变异,但变异出人的意识,也许是个意外。就像超过临界值产生核爆,符合道但超越道,失控了,比如超新星爆发。当然,美国97种性别另当别论。

阳明心学中,心的“道意二象性”使得中国人能够同时双向思维,对复杂的世界具有超强的应对能力。

清真厨师学不会九转回肠,因为受制约,而西方哲学的制约就是上帝万能论。

顺便一说,西文化对汉文化的理解是“东方神秘主义”,而汉文化对西文化的理解则是《三体》里的火鸡世界。

 

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在于人和神的区别

中国哲学的起点是难以理解的太极图,西方哲学的起点是更难理解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

本来,唯物、唯心对应的是物质、精神世界,是主客观对立统一的,但传到西方后,就降维到客观存在层面,就只有对立、没有统一了。西方认为,物质和精神都是上帝创造的,是同一层面的。但汉文化认为,存在是自然创造的,但意识是人创造的,不是同一个层面,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世界,并经文化教育形成(最大公约数式的)统一的社会意识。

肉体是客观存在,但灵魂是主观意识,西方认为都是“神格”、没有“人格”。

庄子的精神独立,西方人至今未懂。意识是人创造的,而且是个人创造的,各人创造、也只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意识,而西方的精神是统一的、是神创造的,与个人无关,个人信仰就行,因而个人精神无法独立。西方是把老子的“道”与阳明的“心”混为一谈,理解为“精神”。“道”是万物的本源、演化的动力,“道生万物”。但“道”非常抽象、很难理解,于是西方哲人就简单理解为“心”。“心”当然容易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也需要有,那就是对上帝的信仰。

人的意识是后天形成的,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先天遗传。但西方的精神是先天的,是上帝创造的,不属于自己,不能改变。

顺便一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的起点,本人愚钝,想破脑袋也搞不明白,怎么非得思考才能证明自己存在?活人死人都是人,植物人活着但不会思考、难道就不是人,睡着了、发呆了、不思考了,难道自己就不存在了?

本来是作为怀疑论的哲学命题,但在唯心论哲学框架下提出,就有商榷的意义了。死人、植物人、沉睡的人确实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但不能意识到存在和不存在是两回事,这都是西方人的神性(神的儿子)闹的,总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主宰。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人,笛卡尔倒是得了点“庄周梦蝶”的思考,但师徒二人有着本质区别,庄子没有绝对化、而笛卡尔绝对化了。实际上,不论看到的是真像还是幻像,都是存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镜子两边的你,谁是真像、谁是幻像,有必要搞清楚吗?

其实,笛卡尔的目的是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笛卡尔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汉文化“辩证形式对立统一”的哲学是对方法论的深刻领悟

中国人谈论人通常都说“男女老少”,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男女”是形式逻辑、是空间,“老少”是辩证逻辑、是时间,辩形二象性一个都不能少。

人类狩采时代就产生了形式逻辑,比如基于三段论,动物的肉都可作为食物、山上有动物、所以山上有食物,于是人们上山打猎了,无需也无法考虑时间因素。但进入农耕时代,形式逻辑就不好使了,按三段论,稻谷可做食物、土地能长稻谷、所以土地能长食物,没毛病。但逻辑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春天种、秋天就一定能收?歉收甚至绝收就很不符合形式逻辑。于是,我们的先祖就发现,形式逻辑里缺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时间。于是,加入时间因素后,形式逻辑就升级为辩证逻辑。

何为辩证逻辑?简单理解就是“时过境迁”,因而就有了“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之说。

简单地说,辩证逻辑就像视频,随着时间的变化,画面里的景象也在不断变化,如同固定摄像机拍摄,画面里花苞逐渐开放、然后逐渐枯萎;而形式逻辑就像视频某一瞬间的截屏照片,如同花朵最娇艳的瞬间被固化在照片上,没有含苞待放、没有枯萎凋落。

因此,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有机结合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根据现实需要灵活应用,以相得益彰。今天是徒弟、就待之以师徒之义,明天成女婿、就换成翁婿之礼,后天变仇人、那就不客气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也就是说,时间影响不大时、多采用形式逻辑以简便易行,时间影响较大时、就采用辩证逻辑以实事求是。

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发展出基于时间的辩证逻辑,是因为基于农耕文明,我们意识到自然规律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而西方认为上帝创造的、完美的自然规律不会变、也不能变,因而坚持与时间无关的形式逻辑,并认为变来变去、没个定性的辩证逻辑是丑恶的撒旦。

顺便一说,实际上,西方历史上最早意识到时间概念影响的科学家是达尔文,其《进化论》甚至就是以时间为主刻度标定的,即同是生物学,“进化论”基于辩证逻辑、有时间轴,“分类学”基于形式逻辑、无时间轴。

 

中国的科学哲学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问题,既烧脑又无聊。但问题是,不说清楚哲学问题,科学问题是无法说清的,因为科学本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而中西方科学观的差异,根子正是两个哲学问题:规律是否变化、世界能否确知

中国哲学认为,世界是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自然规律,这一点,西方哲学是继承了的。但中国哲学认为,规律也是变化的,就是这点西方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万能的上帝创造的完美世界怎么能变呢?因此自然规律不会变、也不能变,否则就不完美了,不论是不完美才要变、还是变了就不完美,总之不能变。

中国哲学认为,世界可知、但不可确知,而西方认为世界不仅可知、更可确知,想来也是,儿子怎么可能不明白父亲创造的完美世界。

但是,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志,相对论证明规律是变化的、量子论证明世界不可确知,它们证明了中国的科学哲学才是正确的。

500

唯物论和唯心论

科学先天就是唯物的,它是我们意识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这也导致西方科学家有些纠结,工作日在实验室搞唯物,周末到教堂搞唯心。

我们更复杂,因为我们的哲学是唯物唯心对立统一,科学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我们的唯心论与西方不同,西方唯心论是说意识决定物质,而我们的唯心论是,比如心学,意识决定物质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天生具有科学思想,而且我们也关注科学存在的意义。

道家哲学认为任何事物有一利就必有一害,利害是相伴相生的,科学也不例外。过去西方人不理解,认为是我们愚昧,直到克隆技术诞生。

过去西方人一直认为科学有益无害,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文明。但克隆技术的出现,使得他们开始明白一点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科学存在的意义,只是他们只理解到伦理层面,称之为“科学伦理”,尚未明白这是更高层级的哲学问题。

顺便一说,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方宗教唯心论哲学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供其儿子(人类)享用的,因而基于人的神性,人与世界本就是天然对立的,所以科学需要、并且能够将人与自然分开,以保障人能够“独立而客观”地观察和研究世界。但问题是,谁能把人与自然分开,唯有上帝,因而有“上帝视角”之说。

只是,中国人是自然之物,没有神性、只能秉持天人合一的唯物论整体观,使得中国难以产生“上帝视角”下的简单科学,用简单不变的公式来描述复杂多变的世界。

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可能像《三体》里的火鸡,能够总结出“每天11时,必有上帝赐予的丰盛午餐从天而降”这样的西方近代科学体系。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而辩证逻辑则是“系统、发展、全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自然,一个以不断变化的规律、而不断变化着的自然,因而自然是可知的,但不可确知。因此,我们的科学思想是动态科学思想,与西方不变而且确知的静态科学思想不同,即我们的动态科学是建立在辩证逻辑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的静态科学则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之上。因此,静态科学只是动态科学在某个时空点的截面。

如果说动态科学是一个视频,比如一个人从生到老,那么静态科学就是18岁生日的一张照片。

道学认为,变化的规律不断变化,我们只能不断地跟踪、归纳、总结、适应,因而难以形成定型不变的、投之四海皆准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宗教文化则认为,变化的规律是固定不变的,那是上帝的设计图,是完美的,不会变、也不能变,否则上帝就不是万能的了。因此,自然可知、也能确知,因而能够将不变的规律归纳、演绎、推理,形成以定理、公式等为特征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投之四海皆准。

但现代科学证明,汉文化的动态科学思想才是正确的、才是符合实际的。爱因斯坦基于辩证逻辑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基于形式逻辑科学体系的绝对性和无限性,量子科学及测不准原理证明了真实自然的不可确知,而薛定谔的猫则揭示了“上帝也在掷骰子”。因此,目前西方静态科学思想顶到了天花板,难以实现重大突破,也许将来只有将动态和静态思想相结合,才能使科学更上一层楼。

那为,为什么现在中国科技发展如此之快?拍视频的改行拍照片,需要的不是学习、而是熟悉。

 

概率论和逻辑论                                                                                                             

在认识论方面,相对论证明规律是变化的、量子论证明世界不可确知,它们证明了中国的科学哲学才是正确的。那么,在方法论方面,概率论处理的是辩证逻辑、逻辑论处理的是形式逻辑。

 

世界是不确定的

西方科学哲学认为规律不会变化、世界是可确知的,因此世界是确定的。基于此,以牛顿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科学体系,不仅是静态科学,而且是确定性科学。它创造了精确描绘世界的方法,如公理、定律、公式等,只要知道初始条件,就能确知结果。同时,将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视为测量误差、或是知识局限,总之不是事实、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将不确定性排除在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外。

中国科学哲学认为规律是变化的、世界是不可确知的,因此世界是不确定的。麦克斯韦意识到这一点,认为世界的真正逻辑是概率演算,玻尔兹曼也把随机性引入物理学,其实这都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只不过洋人与狗不愿承认而已。

而让西方科学家认识中国科学哲学这一思想的,是量子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表明,获得精确的初始值在理论上就不可能,因而不确定性才是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客观世界中所谓确定的、规律的现象,只会在特定前提下、特定边界内发生,只会在局部或短时内存在。

随着不确定性研究的深入,世界的不确定性特征,逐渐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只有不确定性本身才是确定的。

这一科学哲学思想催生了中医学、相对论、量子论等现代科学,现今也正催生出两门新的科学应用,即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AI)。

1926年,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一个理论,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在量子世界当中,一切事物包括原子、电子、光子,都处于叠加状态,它们的位置和动能,无法同时被确定,位置测量得越精确,动量就越模糊,这个测不准并不是因为仪器精度不够而是由量子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对于波函数坍缩理论,后期反对量子论的爱因斯坦曾对波尔说:我们看月亮时,它在天上,不看时,它就不存在了吗,不观察就不存在?

其实,只要学过阳明心学,这就不是个问题。因为,量子叠加态有个重要特性,你不看它、它就不变,你一看它、它就变了,这就是“薛定谔的猫”的来源。

本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许爱因斯坦能够接受道家关于规律在变的思想、创建相对论,却无法接受阳明心学、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

哥本哈根诠释用科学证明和解释了心学,但遗憾的是,心学不易理解、量子论同样不易理解。

顺便一说,尽管本人不知该诠释和太极图有何关系,但波尔获授勋爵后,即设计了族徽,很简单,就是太极图和一行拉丁文“对立即互补”。他认为,阴代表粒子、阳代表波,太极图就是对量子力学最完美的解释。因为玻尔的核心思想是互补原理,即粒子性和波动性两种相互排斥的属性,共存于一切量子现象之中,而太极图则是最能表达这一观点的图形。

概率论是分析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

如果说逻辑论是分析、处理确定性的重要方法,那么概率论则是分析、处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

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全、信息变化、信息本身就不确定。不论是何原因,只要没有完整、准确的信息,就不可能采用逻辑推演、公式计算之类的方法进行处理。

怎么办?只能采用概率统计的方法来感知观察、分析处理,如中医诊断、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等。【后续展开探讨】

 

科学精神是理想还是需要

总有公知灌输,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

西方通常将科学精神解释为自由的、非功利的探索精神,但我们的却是不自由的、功利的。我们探索天文学是为了掌握自然规律,让地里多打粮;探索医学是为了强身健体,有病治病、无病健身,所以我们的医学不仅有西医的治病功用,更有防病、养生的需要;探索化学(炼丹)是为长生不老,与宗教文化祈求神灵保佑不同,我们是求神不如求人、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动脑动手科学地探寻长生之术,只是不知道化学方式比生物方式副作用大。

如果认为西方科学探索是非功利的,那就非傻即坏了。牛顿研究力学是纯科学探索吗?非也。他是为军火商开发新型火炮、为提高炮弹落点准确性而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只不过为分析火炮弹道、以更有效杀人而建立的研究方法(力学体系)客观上造福了人类,其实这种结果背离动机的喜剧在人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至于说公知喜欢大肆宣扬西方某科学家为给父母治病而在医学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为使父亲工厂降本增效而在化学科学获得重大进展,那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足足的科学精神典范的鸡汤。

所谓自由,更多地体现在研究的方向和课题的选择,但通常也是不自由的,比如雇主或金主安排的任务。西方也有一些探索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是没事偷着乐,而是为了窥视上帝创造世界的设计图,就像有人总喜欢窥探父母的什么小秘密,比如关于自己的“哲学三命题”,自由是自由了,但能说没有丝毫功利性吗?

毕竟人与其他生物一样,能在残酷的进化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其行为都有目的性,除非是神之骄子无忧无虑。

站务

最近更新的专栏

全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