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韩国电影，别停留在“敢拍”上

对于以“敢拍”作为电影评价标准的问题，我在之前的几篇知乎文章里提到过这个评价方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下，segelas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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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普通人而言可能乍看起来难以理解。其实这个简单解释一下的话，就是很多电影——无论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美国、中国等国家——“敢拍”的背后，都存在着对反面力量、高层力量的刻板化描摹，乃至于存在与现实的巨大扭曲。与此同时，这种“敢拍”到最后，也往往会陷入到对情色、暴力等元素的猎奇之中。

但实际上，好的电影不必一定“敢拍”，而是看导演对社会的观察能到什么程度。比如，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是韩国第一部获得金棕榈的电影。虽然我觉得《寄生虫》距离金棕榈还是有一点距离，但不管怎么说，《寄生虫》较之于同时期的大多数韩国电影还是好很多的。

那么，《寄生虫》的好是因为他“敢拍”么？与大多数被看做“敢拍”的电影相比，《寄生虫》恰恰是相当平淡的，其背后既没有什么惊天阴谋，也没有什么国家层面的反派力量。但对于中国以及欧美国家的普通观众来说，从中可以窥见的东西，是远超过那些“敢拍”的电影的。

虽然韩国电影中“敢拍”的作品不少，但只要仔细去想的话，就能发现这些作品中的反派几乎全部是功能性的角色，并没有作为人应该有的正常思维。

换个角度来说，假如我们把如今韩国这些“敢拍”的电影抹去时代背景，将其平移到几百年前。那么这个故事还有什么特殊之处么？恐怕就没有了。那么，一个在古代背景下没有任何特殊性的故事，为什么放到当下的时代背景就变“好”了呢？就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现实”么？

相反，真正的好故事应该是能跨越时间的。比如弑父这种文学母题，几乎可以在任何时代的作品里出现，有适应于各个时代的不同的表现样式。

其实韩国电影类似的发展经历，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电影发展史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阶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香港、台湾电影中反应官商勾结、官匪勾结等的电影并不在少数，并且这其中很多电影也可以称得上“敢拍”。可对这段历史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的“敢拍”，实际上是电影产业类型化阶段产生一种特殊的商业类型片。作为娱乐消遣和情绪宣泄，没有任何问题，但这最多只能代表其商业类型化的繁荣，而不能代表影片质量。

与此同时，在看待电影题材选择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等环境存在巨大不同。这个不同要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不同国家的宽松程度不一样，这对于取材肯定会形成重要影响，某些国家相对宽容，某些国家相对收紧，这个都是要承认的客观现实；第二，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禁忌，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另一个国家“敢拍”，原因往往是A国在某个领域的管制很松但B国较紧，但A国也有自己的禁忌领域，只不过这个就很少为人所知道。

从产业角度来看，韩国电影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开始有了衰退的迹象——这与曾经的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如出一辙。尽管，我们还可以从“敢拍”的角度来称赞韩国电影，但为什么越来越“敢拍”的韩国电影反倒是市场萎缩了呢？如果换到商业角度，答案就非常明显——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电影，观众已经有了审美疲劳。你看香港黑社会电影，看个三五十部，也就没啥兴趣了。

不过，以上这些并不是说宽松的创作环境不重要，只是不应该将“敢拍”与“好”等同。这就像是说，你可以找一个长得帅的男朋友，也可以找一个人品好的男朋友，还可以要求找一个人品好也长得帅的男朋友，但唯独不能说“他长得那么帅，人品肯定好”。

如果想看好的韩国电影，其实能看的还是不少。韩国电影的导演个人风格还是比较浓的，可以先把奉俊昊、李沧东等几位代表性的影人的作品看一下，然后看一看韩国电影在国际上有较高认可度的作品，最后再从“敢拍”的电影里挑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样，也不会把对电影的理解单纯停留在“敢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