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文学还有未来吗？

当年有人问梁启超为什么现在读经的人那么少，梁启超回答说“从来都是这么少”。

生活是否碎片化，与严肃文学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严肃文学追溯其传承，大约可以追溯到“雅文学”。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雅文学，其读者群体总是不会太大。因为严肃文学总是与思想的表达相关，而是越是深刻的思想，理解难度自然也就越高，这注定了曲高和寡。除此之外，严肃文学也还会尝试在形式上创新，而这通常也不是普通读者欣赏的重点。

但如果以绝对数量来看的话，今天严肃文学的读者人数的确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即便是按照有过“严肃文学”阅读经历的人占全部读者的比例来看，今天也的确也可以说是严肃文学最好的时代。因为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识字人群的比例都比古代高的太多了。

严肃文学之所以“严肃”，说到底是主题的严肃，即其关切的是人类生活的一些宏大且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这些议题可能会跟随时代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变化。比如古代，君王开边不断、穷兵黩武，导致国内民不聊生，那么《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兵车行》、《新丰折臂翁》这类作品就可以说是关注时代的严肃文学作品。而到了近代，在科技急速发展的当下，面对AI等各种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可能对自身未来的生存处境有极大担忧，那么关注未来科技发展、思考人类社会走向的科幻文学也就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严肃文学”。

那么，与严肃对应的概念是什么呢？在大多数语境中，我们一般会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作为对立的两面，但实际上“严肃”与“通俗”在语言中并不是对立的概念。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也可以称其为“大众文学”、“流行文学”，在英语中，很多表示通俗、流行的概念词根都是pop-，这代表其“大众”的属性——对立的概念应该是精英文学，而“严肃文学”对应的应该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娱乐”的文学。

我们还是以刚才提到的科幻文学为例，同样是面对未来AI时代人类生活境况的思考，不同形式的文学显然有不同的处理样式。在有些文学作品中，作者可能将AI时代设定为一个与今天不同的时代背景，然后写一些娱乐性的内容，但是另一些作者则可能聚焦AI时代社会结构、人类精神状态、思维结构等的变化，以此来进行创作。

答主高林在其答案的开头说，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都没有“严肃文学”这么个东西，这话严格来说是不对的。高林想表达的意思是，在文学成为一个建制化的学科以前，文学在长时间里并没有严格的严肃与不严肃之分。但是，至少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意识到了二者的区别，并因此而诞生了两个流传至今的成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固然，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划分带有些许精英的傲慢，但是客观来讲， 因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人生经历的不同，文艺作品的创作和阅读本身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本就存在巨大差异。比如，如果我们让一群大学教授和同样数量的随机挑选的初中毕业生来搞创作，在接受同样的创作训练的前提下，大学教授的创作相对会更有深度一些。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不同的人对各自生活处境的思考，只要还有人愿意严肃对待和思考自己的生活，那么严肃文学就不会消失。

当然，高林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很多“文学名著”的起源就是通俗文学。此前，流浪的蛤蟆、跳舞等网文领域的答主也都持有这个观点，即今天的很多“文学名著”起源就是通俗文学，所以文学就应该是通俗的。关于这一点，之前我也已经讲过这个逻辑的问题在于很多文学名著原本是通俗文学，最多也只能代表“通俗文学可以成为文学经典”，但不能反证“文学经典只能是通俗的”——这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逻辑。

正如那句流传很广的“脱离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一样，关于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关系，脱离了“剂量”或者说“比例”来谈作品也是耍流氓。以部分通俗文学作品的存在来证明文学的通俗性，存在三个论述上的漏洞：

首先，在文学作品的评价中，“名著”与“经典”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客观上说，一个作品只要在一定的时空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这个影响力来自于何，都可以被看做是“名作”——但是“经典”的判定往往要叠加很多专业主义的影响。如《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影响力的层面上是当之无愧的“名著”，但是其是否能作为“经典”肯定是有异议的。严肃文学的经典性含量肯定是要高于通俗文学内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其次，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也还还存在一个比例问题。比如，之前有些人在讲诺贝尔奖也曾授予通俗文学时，来来回回说的就是那几个例子。这里姑且不说诺贝尔奖是一个作家奖而不是作品奖，即便诺贝尔奖真是因为通俗文学领域的创作而授予了作家奖项，那么在过去这120多年里，能因为通俗文学创作而获奖的作家也屈指可数。

第三，严肃文学的创作也可以有很强的传播性，但不能因为严肃文学创作具有较高的传播性就认为其“通俗”。比如李白、白居易等人都是活着的时候声名遍播天下，白居易的作品甚至可以做到“老妪能解”，但因此就说白居易写的是通俗文学，这似乎也不太合适。

对于严肃文学的判定标准，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虽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一直被人质疑，但如果只将其看做一个欧美范围内的文学奖，则其代表性还是很好的。如海明威的授奖词中写道：

海明威并不是那种试图解释各种教条和原则的作家。一个叙事的作家必须要客观，而不能拿严肃的事开玩笑。这一点他在堪萨斯市作编辑时就已经懂得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战争看成对他们那一代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悲剧命运，同时又以极冷静的现实眼光来观察战争，不掺杂幻想和任何感情色彩，做到严格的客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客观，正是因为获得这种客观的眼光来之不易。

作为这个时代伟大风格的缔造者，海明威在25年来的欧美叙事艺术中有着重大的意义。这种风格主要表现为对话的生动和语言的交锋。容易模仿，但却很难真正掌握。他能十分圆熟地再现口头语言在色彩、音调、意义、感情等方面所有细微的差别，以及思维板滞或者情绪激动时的停顿。

他的叙述有时候听起来仿佛是无所谓的聊天，但只要人们明白他的方法，就会发现这些聊大决非无聊琐屑、漫不经心。他喜欢把心理的思索留给读者。在他看来，给读者以自由可以引发他们自发地观察和思考。

当我们说到海明威的作品时，一些生动的场景会油然浮现于脑际——亨利中尉经过卡波莱托的惊恐，在秋雨连绵和泥沦不堪中开小差逃走，当西班牙山中的那座桥被炸时，乔丹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远离灯火明灭的哈瓦那的大海上，那位老渔夫在暗夜里孤独一人和鲨鱼拼搏。

此外，我们还可以追溯海明威的后期作品《老人与海》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麦尔维尔的《莫比·狄克》之间的联系。《莫比·狄克》讲述的是一条白色的巨大鲸鱼被一位患有偏执狂的船长疯狂追逐的故事。这种联系可以说是时间这部织机中贯穿百余年的一条经线。不论麦尔维尔，还是海明威，他们都无意创造一种寓言。深不可测的茫茫大海和其中的各种邪恶力量可以充分地被用作诗的成分。但用不同的方法，即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却可以表达同样的主题——人的忍耐力，或者说，人敢于和不可知的自然拼搏的能力。“人尽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因此，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当代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忠实地、勇敢地再现时代的艰辛危难的真实面貌的作家。

而加缪的授奖词中则写道：

即使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加缪也揭示了一种精神态度，这种精神态度源于他内心对尘世生活的意识与对死亡现实的扣人心弦的意识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不仅仅是典型的地中海宿命论，其起源是确定世界阳光灿烂只是一个逃亡的时刻，必然会被阴影抹掉。加缪还代表了一种叫做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它通过否认宇宙中所有的个人意义来描述人类在宇宙中的情况，只从宇宙中看到荒谬。"荒谬"一词经常出现在加缪的著作中，因此人们可以称之为作品中的一种小调子，它对自由、责任和由此产生的痛苦程度产生了所有合乎逻辑的道德后果。希腊神话西西弗斯，谁永远滚动他的岩石到山顶，它永远滚下来，从它永远滚下来，成为，在加缪的散文之一，人类生命的懒散的象征。但西西弗斯，正如加缪所解释的，在他的灵魂深处是快乐的，因为单单这个尝试就满足了他。对加缪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再是知道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而是知道一个人必须如何生活，以及它所带来的痛苦。

……

最近，加缪给了我们非常了不起的故事独白，拉丘特（秋天），1956年，一个作品，展示了同样掌握的讲故事的艺术。一位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水手酒吧里审视自己的良心，画了一幅自己的肖像画，一面镜子，他的同代人可以平等地认出自己。在这些页面中，人们可以看到塔图夫以古典法国擅长的人类心脏科学的名义与《悲惨世界》握手。一个痴迷于真理的咄咄逼人的作家所利用的可耻的讽刺，成为反对普遍虚伪的武器。当然，人们可能会怀疑，加缪坚持基尔凯加尔的内疚感，其无底的深渊无处不在，他正走向何方，因为人们总是觉得作者已经到达了他发展的转折点。

就个人而言， 加缪已经远远超越虚无主义。他严肃而朴素的冥想，有责任不经片面地恢复已经遭受蹂躏的家园，在不公正的世界中伸张正义，这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忘记希腊比例和美的崇拜的人文主义者，就像曾经在蒂帕萨地中海海岸耀眼的夏日灯光下向他透露的那样。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文学评论领域的“黑话”，这些评价标准到底是否正确也有待讨论，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严肃文学奖代表的诺贝尔奖所认可的一个普遍的授奖标准，即看重时代性、精神、风格等等这些东西，这是通俗文学创作者所不太关注的。

在阅读这个行为上，阅读严肃文学与不严肃的文学都是一种阅读，并没有高下之分。但因此而否认作品之间的水平差异，也是偏激的。这正如我们不能说买了1万块手机的人比买了2000块手机的人更“高级”，可如果说2000的手机跟1万的手机不存在差异，甚至因为2000块的手机消费者数量更多，所以1万块的手机就是垃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如今这个社会，我觉得我们对严肃文学没必要高看，但也不必悲观。因为严肃文学的读者比例很低，所以严肃文学的创作意味着极低的性价比，绝大多数的严肃文学创作者都很难以此谋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严肃文学创作的必然是极少数人，这天然就限制了严肃文学的创作规模。然而，之所以说不必对严肃文学悲观，是因为既然坚持严肃文学创作的人是极少数，那么这些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就有能力做到可以不在乎作品的市场表现，而追求纯粹的自我表达。这种自我表达的诉求是根植于人的内心的。在这个层面上，严肃文学基本是精英文学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精英”本身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也在于“精英”相对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让他们可以免于完全迎合普通人的娱乐消费需求。因此，只要人对于社会、任性等的终极问题的思考还没有断绝，那么严肃文学就必然一直存在。

最后，务必要强调的一点是，严肃文学的价值整体上高于通俗文学，但具体到作品中来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各自都分三六九等。无论书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差劲的作品都占大多数，优秀的通俗文学也可以吸收经典文学的元素，并实现对大多数严肃文学的超越——如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通俗，但其融合了19世纪现代小说的诸多长处和主题思考，其价值可以说远远超过大多数的“严肃文学”。

对于文学的创作来说，每个人其实都受限于各自的生活、成长环境和对生活的理解。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就完全没必要纠结于各种文学的划分，只要写出你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不管是诗歌还是故事——并且在你能力范围内写到最好，那就可以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自然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纠结于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文学，反而可能让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