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笑容

妈妈笑起来，不是大笑，也不是窃笑，而是莞尔一笑。熟悉她的人，都会记得。

但是，只能在梦中再看到了。

2022年12月，妈妈突然在家中跌倒，此后一直卧床。一年多来，尽管阿姨悉心照顾，用尽各种偏方，但卧床久了，背上还是生了大片褥疮，很痛苦。越痛越不肯翻身，越不翻身褥疮越严重。我们大家都跟着痛苦，但真是没有什么办法。

据说老人一旦开始褥疮，日子就不多了。但妈妈的生命力意外地顽强，褥疮的地方好了再发，发了再好。肠胃一塌糊涂，然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尽管老迈，百病不生，坚决不打疫苗，但新冠从头到尾绕着她走。但再顽强的生命力最终还是扛不过衰老，心肺肾肠胃功能全面衰竭，没有熬过年关，走了。

她走的时候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

也好，是一种解脱。

妈妈三岁的时候，外婆去世了。妈妈一辈子都在想念其实根本没有印象的外婆。外公后来再婚，但妈妈和后外婆一直不好。妈妈对我说，曾经悄悄下决心，以后嫁一个带着小孩的男人，做一个好后妈。当然，妈妈没有嫁一个带着小孩的男人，嫁给了我爸。

爸妈说起来是高中同学，但在高中的时候，两人只是认得而已。那是在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现在直接就叫苏州中学，依然是苏州的头牌名校。

那时刚解放，苏高中已经是名校，学生都趾高气扬的。爸爸一直是苏高中的高材生，上课常常溜号，到隔壁孔庙去，找一个能晒太阳的角落睡午觉。但学霸总是讨老师喜欢。毕业时，老师点名，你们四个人能考上北大清华，其余的爱干嘛干嘛去，自求多福吧。确实，还真就这四个人考上北大清华。爸爸考上北大学法语，还没有入学就发现肺结核，休养一年后病愈。爸爸后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家里生活拮据，所以放弃复学机会，直接工作，帮着养家，这是后话。

妈妈原来不是苏高中的，是景海女中并过来的。景海女中在那时算贵族女中。外公的身世对我就是传奇，但他不是有钱人，只是出于对教育的重视和对亡妻的交代，把妈妈送入景海女中。

景海女中撤销时，学生全部转入苏高中。这些小姐们被恃才傲物的苏高中才子们看不起，各走各的阳关道。

多年后，妈妈到了后来的工作单位，竟然碰到两个景海女中的老同学，其中一个的学生和我同学结婚，和我妻子同机出国，我们的孩子同年出生。世界真小。

妈妈考上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那时简称上医。尽管一直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交大医学院），简称二医，第一医学院启用一医的简称还是后来的事。妈妈始终称之为上医。外公当然也称之为上医。外公解放后在上医附属华山医院负责医学照相，专门拍病例，所以我从小见识过脑子里的癌组织、穿孔的胃什么的。小时候不知道害怕，记得大脑切片后，就像白水里煮过头的猪肝切片一个样子。

妈妈读医期间，也患肺结核，休学一年。休学期间，有老同学两边传话，那个谁谁谁你还记得吗？也得肺结核了。都是老同学，同病相怜，何不唠唠嗑？结果，这一唠上嗑，就唠出个我了。

妈妈毕业后，分配到大学校医院当医生，当年不叫校医院，叫保健科。

妈妈在医学院期间，学习很不错的，对当保健科医生总是遗憾。同学中很多早早成为业内权威。妈妈常常有点不甘地说，她们当年成绩还没我好呢。多年后，她争取到一个在华山医院门诊部进修的机会，总算到大医院过了一把医生瘾。那是她最忙碌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时间，每天回来满脸疲惫，但两眼放光。

没办法，造化弄人。现在很多人羡慕当年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当年接受分配的人有很多对分配去向不满。人都是缺啥想啥。

作为医生，妈妈的病人从院长、教授到校车司机、食堂窗口盛菜的，什么都有。妈妈永远一视同仁，她只看见病人。她不会花言巧语，永远直来直去。骗药、骗病假的人永远在她这里碰一鼻子灰。她的严谨、正直的名声赢得很多尊重。多少年后，老熟人、老同事提起来，这依然是他们印象最深的地方。

老爸不是同单位的，有时头疼脑热，求妈妈开一点药，妈妈永远一句话：你的公费医疗不在我这里，回你自己的医院开药去。我是例外，但我是家属，公费医疗关系还真是挂在她那里，不算违规。

业余时间，妈妈会做一点衣服。她的女红属于中不溜，也根本谈不上爱好，纯粹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为了省钱。说起来，爸妈的收入在那个年代算不错的，但还是需要省吃俭用。我小时候的毛衣当然都是妈妈织的，外衣也有不少是妈妈缝制的，内衣更是。老爸的内衣一辈子都是妈妈缝制的，他后来索性穿不惯买来的，只肯穿妈妈缝制的。

既然要缝制外衣内衣，就要买布料、毛线。我小时候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妈妈把我带到布店、毛线店里去。一进布店、毛线店（上海话里叫绒线店），妈妈就两眼放光，这里翻翻，那里看看，就没个完了。我则两眼绝望。她会拉着我一个一个解释过去：这是全毛的，那是混纺的；这个最挺括，那个最舒服。毛线店更恐怖。我在布料和毛线中间，悲愤交加，欲哭无泪。

妈妈上灶不行，家里爸爸是大厨。但在文革时代，当老师的爸爸常常要带学生拉练、学农学工学军，常常不在家，那时就是妈妈上灶了。妈妈烧菜简单粗暴，有时红烧肉煮青菜也上来了，实在不好吃。但妈妈也在学，后来学会了扁蒲塞肉和青椒塞肉，有荤有素，一锅搞定。扁蒲也叫夜开花，北方好像叫瓠瓜。切成一段一段，中间挖空，填入拌好酱油的肉末，下锅煮。烂糊糊的，我不喜欢，但妈妈喜欢。不是她喜欢吃，而是喜欢省事。

多年后，问起她，她一点都不记得了。

好在文革是不读书的年代，妈妈对我从来没有过虎妈时刻。母子之间总是有鸡飞狗跳时刻的，但从来不是为读书。

我中学毕业（其实中小学一共读了九年半，十年都没到）的时候，在家待分配。妈妈怕我闲来无事闯祸，和两个邻居一商量，把我们三个待分配的半大小子一起送去听一年级工农兵学员的课。老师都是熟人，不介意，反正我们坐在后排，不捣蛋。

工农兵学员的数学是从分数加减法开始的，我的分数加减法也是听课弄明白的。化学从酸加碱生成盐加水开始，物理当然从牛顿三定律开始。当然，工农兵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一年就把中学数理化补齐了。我们三个听了大半年，分配通知书到了，然后做皮蛋的做皮蛋，卖五金的卖五金，挖河的挖河，各奔东西，直到邓小平一声令下、恢复高考。这大半年“休闲式补课”有用，我们三个都考上了。

然后，读大学，考研，出国，时间一路快进，转眼妈妈退休了。

那段时间，她非常忙碌，在老年大学学油画，学书法，跟着退管会组织的旅游团出去旅游，旅游路上又学上拍照，还和我交流心得。

最后一次旅游是爸爸去世后这一年。我们一起去厦门，上了鼓浪屿，还到永定去看土楼。记得在一个废弃的土楼里，正好大雨滂沱，我们两个困在里面，看着屋檐潺潺流下的水柱，看着院里叮咚四溅的水花，突然觉得时间就应该这么慢慢地度过。

爸爸发病前几年，我每年回上海一次，陪他俩出去旅游。去过南京，去看看爸妈小时候住过的地方，那时他俩不认识；去过苏州，还进了苏高中怀旧，门卫看俩老头老太带着半老的儿子，估计他俩自称苏高中老校友不是骗人，不是为孙子孙女来踩点的，放我们进去了，在里面还碰到一个年轻老师，聊了好一会儿；还去了重庆，回程特意坐游轮下来到宜昌。

本来计划陪爸妈到法国旅游，看好了巴黎郊外一个B&B，但是爸爸病了，肺癌，一发现就已经晚期了。

厦门游后，妈妈游兴不减，想到新加坡、意大利……，很多地方都想去。但在安排到一半的时候，妈妈突然没兴致了，此后再也不肯出门，也越来越消沉了。

爸爸去世后，我改为一年回上海两次，春秋各一次，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其实2020年3月的机票已经订好了，一直到最后我都不肯取消，幻想新冠马上能过去，但最终还是没有等来，航空公司全面停飞了。

直到2023年一月，才开始开放探亲，原有签证统统停用，需要重新申请，但每天只有不多的名额。于是一轮疯狂抢号，三月终于成行。这时，妈妈已经困在床上四个月了。在上海呆了一个半月。回来不久，阿姨来消息，妈妈情况不好，赶紧再回上海。这次两个半月。阿姨没有说错，但妈妈的生命力不断给我们惊喜，只是长期卧床难逃褥疮，于是有了前面提到的拉锯战。

爸爸去世后，家里请了一个阿姨。阿姨从启东来，文化不高，但非常聪明好学能干。多亏了阿姨一直悉心照顾，一直到妈妈的最后时刻。

也多亏了姑姑和姑父们。我出国早，留下爸爸妈妈在上海。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姑姑、姑父们就非常照顾爸妈。大姑姑去世比爸爸还早，大姑父接上。爸爸病重时，二姑、小姑和姑父、表弟们非常照顾，堂妹们（叔叔的女儿）从外地来上海时，也总是来看望。爸爸的最后时光是在妹妹、妹夫和家人的关怀中度过的，我反而是蜻蜓点水。

爸爸去世后，二姑、小姑和姑父们依然对妈妈非常照顾，我感恩不尽。

妈妈一辈子耿直到几乎不近情理，从来不懂如何讨人喜欢，也不屑讨人喜欢，但她明事理。爸爸因为帮衬家用，所以放弃读大学，结婚分家后，依然每月从工资里贴补奶奶家里10元。在60年代，每月10元是不小的一笔钱。直到后来叔叔、姑姑（在上海话里叫嬢嬢）都成年自立了，爸爸依然每月给奶奶“常规钱”。妈妈一直毫无怨言地支持。两个叔叔早早离开上海支边，宁夏叔叔去世得早，新疆叔叔远在天边，三个姑姑都在上海，多年后还对当年爸爸的贴补家里和妈妈的支持常有感激之言。但是我知道，姑姑们对妈妈的关怀不只是对当年的感激。

妈妈有一个哥哥，比她大一岁，和老爸同年。舅舅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我和舅舅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妈妈和舅舅到老还是不对眼。妈妈说舅舅从小欺负她，舅舅说妈妈从小告黑状。我不知道，那时还没有我呢。兄妹俩到七老八十了，还会纠缠小时候的事情，我看着挺好玩的。

但是舅舅一有大病小灾，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这个老妹，于是妈妈不认路也要跌跌撞撞远道找去，直到确认老哥没事再跌跌撞撞自己找回来。

舅舅也去世了，比爸爸晚一年。

我曾经有那么多上一辈的亲人：叔叔、婶婶、舅舅、舅妈、姑姑、姑父。如今很多都故去了，我只有紧紧抱住还健在的。有亲人真好！

还有梦中的亲人。今晚会看到妈妈的莞尔一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