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应快速进入“意识形态决战”时期

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斗争日趋激烈，又日渐进入僵持状态。因为双方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这种僵持中的明争暗斗正在积蓄能量，未来也许会有一个爆点。

要避免这个爆点的出现，双方就不能都在积聚能量，而是要此消彼长，变对方的能量为我所用，这样才能避免大国冲突。

人类历史是一部经济史，因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大多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

经济活动，或者说财富生产有三个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源。

它们对应着：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家。 

在国家层面就是：高科技国家、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含资本国家）。

中美两国，一个是制造业国家，一个是高科技金融资本国家。 

“资本”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正确的方法”把人类活动变为“劳动”，然后“方法”加上“劳动”把自然资源变为财富，财富用于投资，变为“资本”。

因此，“资本”源于方法（创新），成于劳动。高科技国家会很容易工业化，形成强大制造业，然后在贸易中聚集财富。有了财富之后，其生产成本会增加，自然就会选择转移制造业去低成本国家，用高科技去控制制造业和财富。最后，伴随科技外传，高科技国家的不安全感会迫使它在转移制造业的同时建立资本制度，即强行要求所有接受其制造业转移的国家认同“资本”是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建立资本秩序。 

如此一来，科技就垂帘听政，手握“军工实力”这根大棒，由“资本”走上前台来统治一切。再往后，科技创新乏力，科技的垂帘听政逐渐衰弱，产业资本逐渐变为金融资本，越来越依靠金融谋利来支撑军工企业和军事霸权，维护资本的秩序，维护“资本优先获利”的分配规则。 

于是，在国际斗争中，高科技国家就与金融资本国家合一，与制造业国家、资源型国家形成三个阵营，进行利益角逐。

目前的国际局势就是美国作为高科技金融国家与作为制造业国家的中国形成斗争局面。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资源型国家和初级制造业国家，处在摇摆的中间状态。他们既厌恶美国的霸道和剥削，也畏惧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压迫力。

这种国际局势的出现与全球科技创新放缓有关。因为，一旦科技创新整体放缓，经济增速就会下滑，利润就会越来越少。于是，财富分配变得困难，国家关系矛盾重重，在金融资本国家、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之间催生分歧和斗争。

这种斗争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产生了新的趋势。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现在科技实力随着制造业的强大而快速发展。这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美国的科技优势没有了。二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财富的聚集，继而造成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让生产成本也大幅提高。

于是，美国的科技优势虽然逐渐丧失，但是总体上并未被超越。这让它具备了转移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而科技又不具有超越性优势的状态所赋予的。 

因此，美国现在就想依靠仅存的科技实力赶紧与中国脱钩断链，尽可能把制造业转移去其他国家，削弱中国依靠制造业致富的能力。而中国则一边想方设法保持低成本，一边紧锣密鼓在科技领域攻坚克难，也想控制科技高地，进而掌握“资本之鞭”。

所以，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向背，就成了中美竞争的一个关键。美国想在第三世界复制“中国奇迹”，借此摆脱和打压中国。中国则需要让第三世界明白，美国想挑动“群众斗群众”，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斗，用制造业国家的不团结，来完成美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的美梦。 

这个局面摆在中国面前，就要求中国立刻展开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决战”。

因为，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利润减少，此时哪个国家在赚钱，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要是赚钱，财富增加，生产生活的成本就会增加。中国也难以例外。

而全球科技创新的总体趋势是放缓的，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科技创新总体趋势是在追平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有什么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因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能与美国大体相当，谈不上优势。这就造成我们无法强力控制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所以，如果我们内部控制不好房价，继续用人口城市化，用人口聚集来推高房地产盈利，那么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都会上升，造成制造业转移，或者说失去制造业优势。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国家，只要能够稳定社会局面，制造业就会转移过去。因为美国有技术，第三世界国家有资源，也有劳动力，还都是价格低廉的。

所以，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上突破，实现对美优势，就很难获得强大的“资本”优势。那么，如果制造业再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就会导致我国对全球财富分配的影响力下降。而美国只要愿意分享科技，就可以凭借资本优势在中国之外掌握全球财富的生产与分配。

由此，中美竞争的现实局面要求中国立刻展开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决战”。要在科技和资本不占优势，制造业成本又逐渐升高的情况下，先靠意识形态决战来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做铺垫。 

如果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决战，揭露美西方挑动发展中国家内斗，坐收渔翁之利的阴谋，就必须在科创上超越美国，或者把房价降下来，把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这两项任务都极难。因为科创是灵感决定的，人类控制不了灵感。而房价的下降牵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这两个难题，我们都一时解决不了，或者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解决。

总结一下。财富生产三要素是“方法、劳动和资源”，也就是“创新力、劳动力和资本”。现在我们有劳动力优势，但是此优势在生产成本的上升中逐渐下降。创新力方面我们在进步，但是想反超和大幅领先很难，在可预期的未来还看不到。在资本方面，我们还处于劣势。 

中美之间这种总体僵持的局面，正是考验全人类人心向背的时刻。人心偏向哪里，决胜的天平就会偏向哪一边。美国作为私有制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私心爆棚是其本能反应。这就成了他的死穴。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意用更长远地眼光看待财富分配，愿意在经济增速下滑期寻求与第三世界国家分享财富，追求双赢，或双方都不吃亏。这就是我们能够战胜美国的意识形态优势所在。

有了意识形态优势，就能掌握人心向背，就能在美西方的外部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以外部压力，以第三世界国家与我友好的压力，在美西方的内部争取进步力量，在其内部瓦解反动的资本势力。最后，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这个意识形态的决战越早展开越好。越往后拖，我们内部由房地产导致的债务问题、金融问题、经济问题会越滚越大。如果我们不能在内部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靠外部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外部财富的获得，需要我们用意识形态来联络和协调第三世界，然后到美国那里虎口拔牙。因为，全球经济增速下滑，新增财富是越来越少的。要想从外部获得财富，还对自己有利，就必然不能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利，然后把它们推给美西方，变成我们的敌人。而是要联合他们，变为阶级兄弟，一致向不再如以前那样创新，却还要像以前那样分割财富的美西方讨回公道。

简言之，当前我的任务是一边维稳，一边赶紧把意识形态武器磨尖磨利，让文化人先于我们的士兵去冲锋陷阵，直击全球人心，熄灭美国的灯塔，点亮我们的灯塔。不要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是软弱无力的，文化人是没有战斗力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只要敢用，敢于斗争，中国智慧的锦囊中自有斗法的利器。 

参考文章：

《从“扩大消费”谈经济模式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变革的历史洪流》

《债务经济为什么不能拯救市场经济》

《中国的战略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2024.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