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锋 潘佳谋 | 论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胡智锋 |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潘佳谋 |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问题的提出

“现实主义”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早在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时就强调文艺对世界的摹写应尽量遵循事实,避免美化与丑化。至于“现实主义”这四个字，是从哲学借鉴来的批评术语，最初来自中世纪经院哲学。至19世纪中叶，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风格被广泛宣扬以用来区别旧的浪漫主义，因而现实主义在欧洲文艺界盛行并很快蔚为大观。1934年，高尔基将这段时期的现实主义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自此，现实主义迅速转变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并常常趋向于寻求某种外在的支撑，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新形式、新组合，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带“前缀”的现实主义。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创作方法与创作观念的“批判现实主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又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冷峻现实主义”等创作观，批判精神似乎不再被视为现实主义本身自在的、内源性的、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与美学原则，而成为一种游离于现实主义、被附加于现实主义的品质与规定性。似乎只有19世纪的现实主义是批判性的，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品该受不同“前缀”的修饰与限定，批判精神因此被旁置。

近年来，多重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逐渐显现，而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却变得越发悬浮虚幻，这让人们意识到，现实主义若想重新展现其“锐度”，势必要召唤“批判精神”的复归。近年来，现实主义影视创作在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潮流——“温暖现实主义”，并迅速影响了整个文艺界。温暖现实主义并不回避现实的痛点和矛盾，对其进行真实地揭露与表达，但是同时又尝试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或赋予其正能量，进而给观众带来有温度的审美体验与思想情感的抚慰，这样的创作方式既实现了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复归，又能够发挥文艺的正向引导作用，因而被广为认可并践行。

“温暖现实主义”影视作品

温暖现实主义作为新生的主流创作趋势，其“温暖”的方面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不回避现实”的方面，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却经常被一笔带过，质疑随之而来：“温暖”是否是一种“和稀泥”式的粉饰？这种创作观念能否继承并发展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温暖现实主义对当下的批判有什么鲜明的时代特色？最为重要的，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中，“批判”往往是有目的的，“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目的是要实现什么？这些是温暖现实主义想要证明其“锐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立论与溯源

温暖现实主义作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潮流，势必要具备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从历史上各时期的现实主义来看，对现实表达的批判选择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从历史的筛选与创作逻辑总结得出的。但是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并非不言自明，更不是简单的泄愤与指责，需要明晰批判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且必须从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中寻求必要的源头与支点。

（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阐释

与现实主义批判相关概念中，有批判、批判性与批判精神三个义项。首先，和“批判”相关的词语，都有着相同的希腊词源：kriticos（有辨别能力的，有辨别资质的）、kriterion（标准）。从本义上讲，批判一词意指清楚、真实和公平地看待事物，因而不仅可以区别好与坏、完美和不完美，而且总的来说要对事物做出公平判断和估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批判”有两层指向：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分析判别，评论好坏。因此从词源上，“批判”既有中性的评判，也有否定性评价。其次，批判性被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典型特征。现实主义具有倾向性、真实性、选择性，而批判性由于既可以作为一种创作倾向，也可以作为一种创作选择，因此成为现实主义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最后，“批判精神”是作品表达出的品格与态度。由于19世纪现实主义与批判相结合之初就显露出否定的意义，而这种否定意义又因高尔基所说“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潮流而不断强化，因此，批判已经基本被作为一种否定性的行为，形成了现实主义否定性的创作倾向与选择，即批判性特征，而这一批判性的特征不断延续，成为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这种否定精神显然是受到西方悲观主义的影响。19世纪，尼采说出了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预告了将要笼罩20世纪西方人心灵世界的痛苦、孤独、空虚与焦虑之精神夜幕的降临，是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价值体系做出的彻底否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认为人本身活着就注定是一场悲剧，人生注定要遭受苦难。这种对人类前景的悲观情绪影响了整个西方思想界，因此，现实主义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否定性的批判与之结合就顺理成章。但往往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又是一个极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有着极高的愿景，同时又拥有精准捕捉现实中最苦难部分的能力，因此，当他们将现实情况与理想状态做比较就会永远处在不满足的状态，这也是人性的欲望本质，这种本质让人不安于现状，处于不断追求身心愉悦与人生完美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批判精神这种“否定性的态度”产生的根源与持久存在的内核就在于此。

叔本华

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中承载的情绪十分复杂，具体可以表现为创作者对现实的质疑、不满，甚至悲愤，对社会前景的悲观、反思与担忧。同时，现实主义可批判的范围也十分广泛，由于其主要是面向人们的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批判内容可以包括作品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性本身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恩格斯因而才会在评价《人间喜剧》时提到，“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9世纪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反映的是浪漫主义构建的理想王国与现实世界的巨大落差；革命现实主义是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亡国灭种与阶级压迫的揭露；冷峻现实主义是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表达与反思……但是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进行批判，否定态度是其中一个朴素的共性，这种否定就是要表现出作者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实主义代表的诸多“悲观主义者”在作品中经常外显为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并没有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以及鲁迅等人走向叔本华式的虚无，而是激发了他们奋斗与抗争的勇气，其作品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充满信心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也让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显现出某种抗争意义的外延。这种抗争不仅针对政治、社会制度层面，也包括对传统哲学、文化观念的质疑与否定。放之中国语境，现实主义的“抗争”精神既可以转化为“革命”精神，表现中国人民不甘于亡国灭种，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成就；也可以转化为“改革”精神，表达人民在改革发展之路上克服种种困难，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前进的历程。

批判的外延也可以是一种期待与愿景。当“悲观主义者”外显为“乐观主义者”时，“批判”也会透露出关于美好生活与光辉人性的愿景。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提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其中“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就是现实主义对社会的前瞻性观察，这种观察自然是符合“真善美”的正向期待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对人类因沦陷于金钱、权力、欲望而丧失善良天性表达出失落与忧思，但恰恰可以证明其对于人类善良天性的充分肯定；温暖现实主义对当代社会中出现的矛盾与痛点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建立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能够获得预期的美好生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曾在《巴黎手稿》中提到，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规律性即“真”，目的性即“善”。批判在中国现实主义中展示革命成果，作为反映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与力量，而在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中也同样表现出对社会矛盾与文化矛盾的辩证否定，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人民对未来的期待与愿景，本身也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善”。

《巴黎手稿》（局部）

（二）从西方到中国：现实主义与批判精神结合的脉络

由于欧洲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剧变，社会上出现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因而爆发了1848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革命结束之后，大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因此出现了歌颂式的现实主义，被称为“肯定的现实主义”，而小资产阶级则发现革命后浪漫主义所编织的理性王国中的理想情况并未出现，对现实充满失望和不满，“否定的现实主义”由此产生。但是，由于现实主义的既有认知中并无“批判”的特征，即便是“否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者们也只是注重描写小资产阶级因未获得应有的权利而备受困苦的“真实”生存样态。而关于这种描写是否在进行批判，当时似乎无人关注。

高尔基率先意识到了该时期现实主义的批判特征，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19世纪现实主义被正式赋予“批判现实主义”的名号。高尔基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命名带有浓厚的阶级斗争意味，对现实主义加以批判的前缀显然是希望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肯定的现实主义”或“歌颂式的现实主义”早已淹没在历史之中，当下受到世界认可的现实主义佳作依旧是《小偷家族》《寄生虫》等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作品，这恰恰是由于艺术家往往认为自己担负着“铁肩担道义，辣（妙）手著文章”的救世责任以及教化群众的向导身份，习惯于选择社会上与大众联系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问题作为创作对象。

电影《小偷家族》

中国本土并无现实主义之说，虽然王国维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但并不能与西方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严格对应，这点王国维已经通过“二者颇难分别”来说明。虽然没有现实主义，但是中国对现实的批判传统却贯穿历史——杜甫、白居易等人留下的“讽喻诗”充分体现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西游记》《红楼梦》及“四大谴责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与形式对现实进行揭露与批判。

20世纪初，中国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黑暗腐败的现实与麻木不仁的国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知识分子们一边高呼“打倒孔家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一边呼吁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文艺理论与思潮，现实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与诸多西方思想理论一并传入中国的。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苏联的文学》中对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做出过“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的论断，虽然这些作家们在批判精神中充分展现出了肯定美好生活与光辉人性的态度，但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因而批判目的是模糊的。但是，当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批判精神就体现出明显的建设意义，不仅发挥出了“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的作用，更体现出了革命与改革的观念。

五四时期，鲁迅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很快注意到现实主义具有的否定性质的批判精神能够揭露出丑陋的真实，纷纷将这种精神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传达他们对“吃人”的中国封建礼教与黑暗现实的愤懑、不满，释放他们痛斥现实的强烈欲望，因此在中国，现实主义冲动“因需要真实而突然起步”。同时，由于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主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再次与时代浪潮相吻合而被赋予革命的意义，因此，彼时的现实主义批判就是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等阶级敌人的无情抨击，目的在于宣扬救亡图存、拯救国家与民族的思想。

因此，现实主义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在传入中国后具有鲜明的本土性与特殊性。其一，批判精神被视作反映阶级斗争、民族独立等“大是大非”问题的工具；其二，批判精神在表达否定态度的同时也总会表现出肯定性或建设性的另一面。第一个特征导致批判精神被视为一种创作的选择而非一种不可分割的品格而游离于现实主义。当代，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失语，随后走向了极“左”年代虚假粉饰歌颂的“伪现实主义”，但人们很快意识到，缺少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开始召唤批判的复归。第二个特征对现实矛盾的否定与肯定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维，因而被延续至今——在温暖现实主义之中，对当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依旧是深刻而广泛的，这与现实主义批判的否定意义一脉相承，然而就像五四文学或“伤痕文学”一样，温暖现实主义想表达的绝不仅仅是对当下时代与社会矛盾的不满，也并不是纯粹宣泄消极绝望的情绪，其目的依旧是正向的，那就是引导整个社会向“人民的美好生活”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不断迈进。

温暖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典型特征

温暖现实主义是新的现实主义，因此其批判聚焦于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是应有之义。然而，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文化的崩塌和20世纪初中国面临巨大的动荡转型相比，中国当代社会总体呈现出积极进取与向好的趋势，虽然目前与我们要建构的理想蓝图之间依旧存在明显的差距，但是社会矛盾并非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此“批判”有其自身特征。

（一）批判的态度：隐晦与克制

在我们一贯的认知里，批判精神应该具有凌厉之气，对于批判的对象应当旗帜鲜明、横眉冷对，这样的现实主义才有“锐度”，有“力量”。温暖现实主义影视不走极端、相对柔和的批判与寻求“温暖”的和解这种表达方式，的确与以往我们看到的现实主义风格有所不同，这种“克制”与“隐晦”就让部分人产生了其“和稀泥”与“粉饰太平”的错觉。然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真正好的现实主义批判恰恰“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且“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也就是说，批判本身应当是隐晦地杂糅在作品中，由接受者品味解读出来，堂而皇之的批判反而被认为是“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

20世纪上半叶，批判精神被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尽快敲醒国人麻木神经、唤起民族斗志、鼓舞人心等特定的作用，展现出“辅助地产生社会动员效果的强大优势”。因此，既有认知中确立起的现实主义的尖锐表达范式是特定时期的产物，而非唯一的标准。随着“文革”结束后思想的不断解放，艺术创作者对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认知也有着明显的变化过程。在“伤痕”时期，这种批判的尖锐性就已经有所松动。《牧马人》《芙蓉镇》与《巴山夜雨》都是批判“文革”的电影，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时代给群众内心造成的沉痛创伤，但通过许灵均与李秀芝的亲情、胡玉音与秦书田的爱情、刘文英自己内心的反思与转变等，导演们透露出一种倾向于“和解”的创作心态，我们在这些影片中已经能够感受到创作者在表达批判上的克制。到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如《菊豆》《秋菊打官司》，第六代导演的“冷峻现实主义”，其批判色彩已经从“显性”走向“隐性”，批判的对象与内容都需要“解读”才能彰显，这种现实主义的批判风格才真正发展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隐晦”的形态。

中国的批判传统一直是相对理性、柔和的。如果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溯源，我们更多提到的是“中庸”“以理节情”以及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说法。在我国大力倡导文化自信，深度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之下，温暖现实主义不仅顺应恩格斯所要求的批判的“自然流露”，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顺应了当下文艺创作的时代需求。

把“温暖”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并非无视真实的矛盾，是克制的表达，而非回避问题。在温暖现实主义立论的参照系中，存在一种“悬空现实主义”，这种类型既涵盖“高大全”式的歌颂、口号现实主义，也包括当前甜宠剧、职场剧宣扬“男欢女爱”或“纸醉金迷”的悬浮的现实主义，温暖现实主义对这类作品的问题做出了清晰的认知与修正。在温暖现实主义中，我们能够真实地看到百姓生活的“一地鸡毛”与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也能看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制度问题，除此之外，光芒之外的英雄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也能够得到真实立体的展现。温暖现实主义从未回避现实矛盾与困苦，绝非无原则地营造脱离现实的温暖，而是坚定地秉持现实主义对“真实”一贯的诚意与敬畏。

但是，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方式又和参照系中另一个极端——灰暗现实主义——不同。当前灰暗现实主义似乎是尝试借鉴“冷峻现实主义”，“呈现了社会背面芸芸众生的琐碎、卑微、艰难、凌乱的生活状态”，“在直抵心灵的痛感中冷峻地表现边缘现实”。冷峻现实主义曾是中国影视的一道独特景观，表现社会快速发展对人的冲击，表达出了城市边缘群体内心的迷茫困顿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灰暗现实主义延续了“冷峻”的色调却走向了极端与背离，无论是《亲爱的小孩》中方一诺生产时面临的种种极端的家庭矛盾，还是《我是余欢水》中作为“社畜”的余欢水身处的道德泯灭的社会，看似在中立的视角进行尖锐批判，但多少夸大了少数局部的真实，迎合观众的晦暗心理以博取关注，却对事实上存在的更普遍的真实视若无睹。温暖现实主义的克制就在于不过分放大焦虑与矛盾，对于矛盾或给予温暖的“大团圆”结局，或提出解决方案，或实现矛盾主体的“和解”。“为树凿虫，非谋树倒”的态度，“以文艺塑新民”的艺术良知是温暖现实主义批判的逻辑起点。

电影《亲爱的小孩》

（二）批判的起点：时代共振与以人为本

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潮流都必须与时代同频共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当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创作形态，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集中表达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近年来，“人民性”也以高蹈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文艺创作中。自1990年代的《渴望》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以来，贴近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长期缺位，直至近年《人世间》《老闺蜜》等温暖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才重现辉煌，并且，这类作品能够通过小人物映射大时代，真正实现了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结合。

中国在前进路上经历了诸多大事，当然，在高歌猛进的发展进程之中，也会有一些阳光下的阴影，这些都是时代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矛盾与困境，而现实主义对于这些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掩盖与遮蔽。就像在《山海情》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部分地区的家庭仍处在“家徒四壁”的贫困中，并且即便是作为正面形象的马得福，为了完成搬迁任务也不得不“连唬带蒙”让村民搬迁，扶贫的瑕疵显而易见。在我国正风肃纪、净化政治生态进行多年之后，《县委大院》依旧真实地揭露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团乱麻，在其中，基层官员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对羊汤馆老板等普通百姓的乱收费与欺压等官场丑态被暴露无遗。我们歌颂在抗击新冠病毒中的伟大成就，但是《中国医生》中的小女孩依旧说出了“叔叔，我只想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的话该怎么办”这样让人心疼的话。

电视剧《县委大院》

温暖现实主义一改现实主义凛冽与居高临下的姿态而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心态是当下社会现状最真实的反映，而日常生活又是历史潮流的基础。同时，人的历史上不曾有过日常生活完全不受艺术影响的时代，艺术总是起到某种作用。当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哪一艺术分支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些艺术的质量。因此，在温暖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对于普通人的不易、琐碎与“一地鸡毛”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表达。《人世间》没有丝毫掩饰社会底层群体的窘境与人性缺口，孙赶超被肾病逼得卧轨自杀、乔春燕因为分房不顾多年朋友情分举报周秉义等；《没有过不去的年》中，即便作为外人看来比较体面的王自亮同样重压层层，事业、家庭的千头万绪让他无比疲惫，上有老下有小的当代中年群体遭逢共同的精神困境；《送你一朵小红花》也真实反映了独生子女时代一旦子女生病或离世，父母承受的人生之痛与对历史的反思……

有学者曾提出，审美文化如果失去悲剧精神，就“失去了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冲动，丧失了以悲剧这种独特方式来净化主体心灵的可能性”，温暖现实主义在面对国家发展困境与百姓生活难的问题时从未退缩，表达也时常激烈，面对“阵痛”保持了其应有的批判精神。其高扬的“善”的伦理逻辑与“真实”批判的创作逻辑是并驾齐驱的，并不存在谁遮蔽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温暖现实主义是在“人民性”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尊重人。这种对人的尊重就是肯定人民智慧，肯定积极的人性。所谓“温暖现实主义靠‘温暖’对观众进行精神麻痹，创作者靠其对自己的精神放逐”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即便是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就已经意识到现实的苦难，因此他们才创造了奥林匹斯众神，让这些“超人”去释放酒神的本性，感受其带来惩罚和悲剧的痛苦，而古希腊人在欣赏悲剧中获得现实生存的抚慰。在中国当下，人民更加是觉醒的人民，他们对现实苦难的感受根本不会因为所谓的“温暖”而消除，因此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为了通过现实表现当代人民的良善与勤劳，表现人性的光辉，批判的目的绝不是让故事走入绝境。《漫长的季节》中的情节不可谓不冷峻，性侵、谋杀、背叛比比皆是，观众称其“无人生还”，弹幕中频频出现“渴望温度”等相关词条，而恰恰是结局的温情脉脉与救赎、和解给予观众一丝“温暖”，满足了观众内心对光明、希望的渴求。温暖现实主义用克制的批判精神保留了这个时代最质朴的善意。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温暖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时代价值

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既是一种否定性的评价，同样也是一种受理性约束的艺术态度。温暖现实主义不仅可以体现针对时代的现实性观察，也尝试着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施行提供实用性的建议，展现一种具有中国智慧的创作理念。

（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提到“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强调文艺既可以当作观察时政利弊的辅助方法，也可以让人民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情。孔子提到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与“怨”可与“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分别相对应。

当下，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潮流，保守主义抬头，国内人口、教育、就业、房贷、养老等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负面新闻频出。在这方面，温暖现实主义影视对时政的“补”与“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我不是药神》促进了《药品管理法》的修改这一事件至今令国人津津乐道。在诸多当下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中，有像《山海情》《县委大院》等以表现国家大政方针实施情况的作品，也有像《小舍得》《爱很美味》这类对女性生存、养老、教育等诸多小而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给予充分关注的作品。这都说明温暖现实主义不仅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也关注到了“民生”方面的诸多弊病。作为当下新主流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温暖现实主义，敢于“堂而皇之”地展现种种现实矛盾与社会问题，也表明了国家解决这些矛盾的决心。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当下社会心态的焦虑与疲倦会转化成浮躁与戾气，而这种负面情绪的社会心理归根结底是人民对种种矛盾的不满。温暖现实主义中对现实矛盾的揭露展现方式首先就是一种“泄”，其本质就是发挥艺术功能中的“宣泄”作用。无须避讳，批判“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苦难，本身就是一种适度的“迎合”。观众在现实中亲身经历的诸多痛苦在文艺中得以真实充分地展现，就能够实现情感的共鸣。揭露苦难和悲剧一样，其作用就是让人们内心中郁积的因生活痛苦产生的哀伤与愤懑能够得到畅快的宣泄，正所谓“堵不如疏”，如果让揭露现实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清”，那么，人民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只能更加充满迷茫与误解，对社会的不满只会愈加激化甚至扭曲，相反，民众内心若得到一定程度的疏解，才更容易在抗争中“体验到蓬勃的生命力，感受到人的伟大和崇高”，并“激发我们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识”。虽然这种批判有满足观众欲望的一面，但是人文艺术的“泄导”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感知与拷问。现实主义的批判，既要“迎合”，同时也要时刻保持克制与警惕，因为艺术创作中存在一个永恒的命题——“顺应人民审美需求”和“正向精神价值引领”有时相悖。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三俗”与极端情绪也往往极易出现，既然“真善美”被认为是文明应当的发展趋势，文艺工作者理应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保持警惕，对一些不良趋向做出积极的矫正与正确的引导。

（二）提出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创作观

长期以来，文化软实力方面始终是一种西强我弱的格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日、韩等国“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这也导致这些国家对我国的文化输出形成“顺差”。近年来，中国因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上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我们愈加重视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聚焦到现实主义文艺，构建中国本土的原创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并紧迫。

温暖现实主义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乐观进取、天人合一、辩证中和等思想，其批判精神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中庸”“平和”等中国传统特征，同时，其批判的内容关照当代改革发展图景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是基于中国传统与当代而提出的原创理念。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体现出了否定和肯定、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平衡。运用这种充满中国智慧的辩证法对自身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内省，温暖现实主义完全能够在体现出触及中国社会矛盾的“批判”内容，体现现实主义应有的“锐度”的同时，找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或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温暖现实主义首先能够解决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困境。一直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认为批判就应该作为一种尖锐的利器直击社会的软肋。但事实上，一方面我们认同并渴望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碍于意识形态等因素，作品中的批判表达往往模棱两可，欲说还休。这也就导致中国的现实主义影视创作长期处于片面化与边缘化境地，虽然都市情感剧、职场剧、商战剧、青春偶像剧等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十余年间呈井喷之势，但是不难发现，繁荣的表象之下，现实主义影视愈加游离于生活真实，无法触及现实的本质，因此产量与质量整体呈反比。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中包含一种“中庸”与“辩证”的色彩，在触及矛盾时既不会走极端，也不会过分展现戾气，而透露出积极性与建设性，不仅不让人绝望，反倒能让人看到出路，看到希望与光明，真正实现了“批判”与“引领”兼顾。

温暖现实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现实主义作品对外传播的困境。我们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对外传播时，往往呈现比较浓厚的“宣传色彩”，反而易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偏差。但是温暖现实主义创作因以与中国本土观念完美契合的批判方式深刻展现出了中国当代真实的社会样貌，在对外传播时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色彩反而减弱了。电视剧《人世间》展现了50年中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群像，从中不仅能够看出中国人多重的品格与精神，更能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变化，这种作品才真正全方位传递了中国精神，而这部作品在开机的第一个月就被迪士尼购买了版权，也足以说明温暖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电视剧《人世间》

温暖现实主义还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案。否定和肯定、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平衡让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体现出了一种独具中国智慧的人文关怀。首先应该肯定，“温暖”这一词在绝大部分民族或国家的认知里均是一种光明的、积极的至少是舒适的状态，因此中国的“温暖现实主义”，其表达的内核一定能够抚慰世界大部分人心，是符合全世界认可的“真善美”的最高理念的。当我们认为日韩、欧美某些批判十分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加“过瘾”时，也应当注意到，《素媛》所体现的对女性儿童缺少保护的焦虑感、《杀人回忆》所表达的法律与警察无法保护民众的绝望与无力等一定程度上正是缺少了人文关怀该有的温度。温暖现实主义则能够在展现冷冰冰的现实的同时，给出一种如何能够获得温暖与光明的建议，这是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与当代的实践中获得的一种积极的态度，中国也正是以这种态度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结论

温暖现实主义具有现实主义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在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不再尖锐，但其时代性、深刻性、广泛性从未改变。因此，温暖现实主义绝不是服务于政治的“粉饰太平”文艺，这种创作观念不仅能够让观众获得审美的宣泄快感，也能以其高度的人文关怀引导社会正向发展。值得强调的是，温暖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当下许多号称“温暖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甚至与之相差甚远。能够实现“批判精神”与“温暖”完美调和的作品依旧是凤毛麟角，温暖现实主义依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温暖现实主义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与其他的现实主义存在交叉地带，更为重要的是，温暖现实主义虽然是当下的创作趋势与潮流，但它只是一种选择，而不应当成为唯一的创作标准，跟风创作，强行“温暖”应当避免，现实主义创作的多样性依旧需要重视与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