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以色列文化人、知识分子在表达上“更诚实”，跟美欧人比说话更没有把门的

我们都知道，如果被贴上“反犹”的标签，在西方是会丢工作的；我们也都知道，如果反亚裔，在西方是什么实际责任都不用负的。即便在疫情期间反亚裔变得更常见、更敏感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今天想起的这则旧闻，主要并不是想讨论西方的反亚裔、反华倾向。这个话题，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是另一个视角，即我遇到的一些以色列人“体面人”落后于西方虚伪白左社会几个版本的“文化敏感性”——翻译成人话就是：我遇到的一些以色列文化人、知识分子，在表达上“更诚实”，跟处在类似位置的美国和欧洲人比，说话更没有把门的。有时候我也想不出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位音乐家其实并不是非常典型，因为他十四五岁就搬到美国了，之后学习和教学、表演生涯基本上都在美国。我不敢说他这种说话方式是来自小时候得到的、令很多人引以为豪的“沙漠仙人掌”性格，还是他那天喝多了。因为一件事你偶尔说一句，没什么；反复说三遍，那只能说是挨揍挨少了。

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是2010年去海法，民宿的主人一看就是一位很喜欢东方主义殖民风情的大妈。我说我们来自中国，然后她表示：我对你们那边很感兴趣，我喜欢泰国。

第二次跟这个类似，2018年出，去戈兰高地的路上住在一个基布兹里，主人看起来比耶路撒冷的大部分人都要友好，但他们看见我们时还是忍不住做出了泰国那种双手合十作揖的动作。

第三次是在去特拉维夫的大巴上，一位大爷看见我是中国人，然后在读一本古代西亚城邦研究的书，大为惊讶。跟我聊了几句说：“我知道你以后可以干什么，你可以回到中国去教英语！”

我说：为什么？我也不是学英美文学的。他说：“因为中国人没有人能讲好英语，你讲得还不错。”——我还是没理解他的自信从何而来。这个大爷还跟我骂普京，揶揄不同的社会制度，还说什么藏族文化如何如何——直到我告诉他我今天去特拉维夫就是为了跟一位有藏族血统的学弟吃饭，他特别爱国。他终于闭嘴了。

第四次是今年四月份请来的某位女诗人。她给我们做讲座的时候提到在上海见到了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很有“东方美”——这时候她双手放在眼角处向上拉起，对着所有听众做了一个眯眯眼的动作。所有人都震惊了，真的，愤怒的成分要少于震惊，因为真的没想到她能当场做这个动作。

在一个连说巴勒斯坦这个词都属于反犹的社会，在一个连犹太人都不能要求他们停止轰炸的社会否则就算自我仇恨的犹太人的社会，他们的文化敏感度其实是非常低的。他们只是对自己在意的事情浑身都是敏感点，碰不得；但他们对于亚非拉的尊重是很低很低的，近乎于没有。这都是教育造成的。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美这些明显受过教育、看上去有点经历和“品味”的人，大部分是白左。他们很虚伪，但他们在表面上是不敢说这种的。我的导师，一位美国犹太老人，在认识我六年后才敢跟我开关于狗肉的玩笑，我也没当回事。因为至少一开始人家对我是完全当成和其他人一样去对待的，不管心里怎么想。

在美国那些年我只遇到过一个特别蠢的种族主义者——我假定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种族主义者，但那么蠢的很少——是我导师一门课的助教。那时候我还是硕士生，还要申请博士。有一次我下课想去问他一个问题，他赶时间，但人很礼貌，一直回答我问题。这时候那个女助教正义感爆棚，找了个机会让我导师走了，然后把我拦了下来，我觉得很不解。我说，教授还没说完吧？

她说：他下节课在harvard yard，很远，中间只有几分钟，他要迟到了。

我说，哦那好，我不知道他下面还有课。

这时候这个大姐突然跟我说了两句日语。我瞪了她一眼：我是中国人，日语我不会几句。您要干什么？

她说：你不会日语吗？我以为你们的语言差不多。我在日本生活过。我了解你们的文化，你问他问题是为了留下个好印象，因为你还要申请博士。

我说：我问问题是因为我那块没听懂。而且我想再说一遍：我是中国人，我们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不一样，而且我相信你也不懂日本文化，否则你应该知道日语和汉语不甚相同。你的话很侮辱人，属于种族主义。

后来我告诉了导师，导师找她谈了谈，我不是那种天天叫什么种族主义、反X主义的人，我没有向学校反映。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美国人（她不是犹太人，她老公是；她是基督徒）多么反华。我也不想强调某些以色列人多么反华。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跟我打过交道的以色列人那么少，美国人要多很多，但这种愚蠢种族主义者要多好几倍。

我想，这或许跟以色列还没有完全白左化有关系。即便是这里面属于知识分子圈子的人，说话也没有美国那些条条框框。这种条条框框是来源于表面和平的——因为黑人、亚裔、原住民、拉丁裔属于绝对意义的被压迫者，所以表面可以要求体面。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矛盾仍在进行中，虽然占绝对优势，但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比例还是太高了，所以这种对立感就更强，白人移民—殖民社会的真正底色就更明显。

其实针对亚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而不限于疫情期间以色列媒体和普通人的对华歧视），我见到的以色列人评价其自己人，也是口无遮拦的，把歧视写在脸上不加掩饰。

比如2010年我结识了好几个语伴（那时候那边的中国学生不多，那几个东亚系的一起来找我练汉语，我练希伯来语）。其中有个男生跟我说：那些正统派，哈瑞迪，他们下的崽子太多了，是社会的累赘。我很惊讶地看了看他：你用的是“下崽”这个动词？他说是啊，他们不配当人，他们生那么多，也没拿自己当人……

有时候你觉得他们的说话方式和八九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或五六岁孩子差不多，有种没经历过当代人类社会影响的感觉。白左化较低，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未必都是坏事。说实话，想起以上那些不愉快，其实我并没有很不愉快。我觉得以色列社会一些看起来比美国好的地方，可能也与这种低白左化有关。比如在美国认识的一个以色列同学就直接说：在你们美国还要花钱在网上看电影？在以色列直接下载，什么版权不版权的！

而且他们的学者比美国知名高校的学者架子要小很多。我的感受就是在那边跟教授混熟比在美国容易，美国（所谓名校）的教授则更容易文质彬彬而高高在上。其实，这说明这个社会还有朴实的一面。当朴实的一面没有被好好引导，或被带歪了的时候，可能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无理取闹、疯疯癫癫、缺乏同情心、巨婴心态、自我中心，但如果方向被带正了的话，则不管某些以色列精英想多么拥抱西方，但其实他们跟很多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更有点西亚传统文明社会的样子的。没有那么受西方政治正确那套的影响。他们只需要多学学真正的传统文明，把善解人意、礼貌和好客学来，嘴巴大不大其实不重要。

我有位很喜欢的以色列阿卡德语老师，长得跟德国兵差不多，跟我爸同龄。他帮了我很多。左翼，觉得锡安主义没救了。他说话的风格也是非常惊人的。他有一次跟一个罗马尼亚同学说：你们那边是不是不买那些电子产品？我记得罗马尼亚有点穷。然后对方瞪了他一眼……当时课上有位天津学姐，使用英文名，他每次点名回答问题都会揶揄：你个中国人为什么给自己一个美国名字？

还有一次他问我在中国大学都有什么课。我说我们有这有那然后还有体育课。他不以为然：大学生学什么体育？我年轻时以色列学生也要做操什么的，有什么用？你是培养学生还是培养驴？驴的体育肯定比你们好。

他的说话风格疑似是有点太超前了……但这个国际班的学生们（美国人、韩国人为主）都很喜欢他。

他真的不是坏人，不仅在推荐信方面帮我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我旁听了一学期，最后被他“转正”了，拿了学分和成绩。不仅如此，他好像和餐厅的某个巴勒斯坦清洁工大叔关系挺好，每次卖不出去的三明治，都在他的课上被扔到教室里，一筐一筐的（因为他的课很晚）。然后他会拿一个吃，然后还告诉我们：有免费晚餐还愣着干嘛啊？

他的揶揄态度是对所有人的。他年轻时因为和导师打架，所以没有博士学位，只是Mr。所以他反复要求大家叫他名字：我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我只有一个名字。

他还会自嘲自己失败的婚姻：别看我儿子多，可我老婆少啊。一个都没有。

所以，是不是这样：只要自己选择一种更平等的价值观，他们的大嘴巴和不敏感就会换一种风格？当你平视其他人同时大大咧咧时，大家觉得你是个不太会说话的好人；当你歧视大家然后大大咧咧时，你的每次无心之举都会变成新的罪证。

所以说那个社会是有救还是没救呢？其实都看他们精英一念之差了。（第二个标签指：看见具体的广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