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穷县该怎么办?我在偏关找“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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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别人对我最多的称谓是老师,我自己很清楚,大地是我师。

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课堂,都有我师。

11月中旬,应新华网邀请,我去了一个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县调研。山西忻州市偏关县。

偏关是黄河入晋第一县,黄河“几字弯”的重要节点,也是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明长城有外长城和内长城,内长城又有“内三关”和“外三关”,偏关就是内长城的西部起点,当时叫偏头关,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外三关”。

偏关曾是国定贫困县,省定深度贫困县,2019年摘帽。2021年,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但从脱贫到振兴,还有很多挑战,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反复。虽然不是贫困县了,但相比发达地区,还是穷县,要真正富裕还是长路。

上半年我在江苏高邮调研,体会到“手停口停就是我们的命”。这次在偏关读中国,我想探究的是,穷县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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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我心中打鼓的地方

对三农和县域经济,我并不陌生。但偏关到底能不能发展起来?说实话,有点心中打鼓。

偏关很偏。晚上9点多从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出来,车子一路开过去,等到了偏关的关河口驿站住下,已是凌晨1点14分。河对岸就是内蒙古。途中车辆极少,但快到偏关时,不时有一些大货车从对面呼啸而来,中间也无隔离栏,不禁拉了拉安全带。

偏关有独特的文旅题材,但客源还不足。我去过云台山下的河南修武县,秦岭南麓的陕西洛南县,都在打文旅牌,其有利因素之一就是离郑州、西安这样的中心城市不远。太原虽然也能给偏关带来些流量,但能级比较低。从五台山开到偏关要两个多小时,导来的流量也不多。

偏关很冷。当晚是摄氏零下十几度。后来我采访在窑头乡搞“非笼养蛋鸡”的创业者刘开永,他在山上盖鸡舍,因为冷,从11月到3月基本无法施工。

偏关很穷。忻州在山西11个地级市中,GDP和人均GDP均排第10,偏关在忻州1区12县1个县级市中,GDP为38.2亿元,仅高于神池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亿元,为最后一名(注:均为2022年数据)。

后来我了解到,这1.83亿中,万家寨水利枢纽一家就占了大头。它位于黄河干流上,是水利部、山西和内蒙古共同投资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每年向山西、内蒙古供水14亿立方米。引黄入京的起点也在这里。从2019年至今,万家寨引黄工程累计为永定河输水超过12亿立方米,为首都供水安全、永定河生态修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也因此,作为引黄水源地,偏关不可能随便发展工业,尤其是耗水、污染的工业。

目前偏关只有1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家为电力企业,万家寨水利枢纽“一电独大”,占全县工业经济比重的4成。不过万家寨属于调峰电站,如果上游来水量不稳定,其发电量就不稳定。万家寨一“咳嗽”,偏关的经济就会“感冒发烧”。

我最担心的还不是偏、冷、穷,而是人口问题。

偏关面积1685.4平方公里(接近浦东的1.4倍),户籍人口11.5万人,常住人口7万(相当于浦东常住人口的八九十分之一),人太少。2022年偏关城镇化率为52.5%(全国为63.9%),辖6镇2乡150个行政村。乡村人口不到3.3万,村均219人,1000人以上的村不多。

村多、村小、村穷,这是偏关农村的现实。搞传统种植业,收成不高。搞养殖业,偏关有一定优势(如牧草资源),偏关羊肉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县羊的饲养量有35万只左右,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也有一些猪牛饲养。但家畜饲养的问题是,受自然灾害、疫病和价格波动等影响,很不稳定,所以有句俗话“家有千万,带毛的不算”。

偏关的确有独特的地理文化资源,比如当你站在晋陕大峡谷开端的老牛湾,你会看到在峭壁间折回的黄河竟是一带碧绿,平静秀美。这是因为万家寨水库能蓄水淤沙,泥沙沉积到河底,每年定期排沙,黄河水位比从前抬高了60米,河水因此而清澈。如果你要看长城,这里的长城遗迹密度居全国县域之最,涵盖了关、隘、烽、堠、墩、台、营、寨、城、堡、望台等建筑类型,堪称是一座长城博物馆。但是,光靠这些游客逛上几十分钟、拍拍照片视频就结束了的景区,能撑起一方经济吗?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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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干,都很难

人往高处走。偏关有不少人到鄂尔多斯、太原或其他地方打工去了,考出去的大学生也不愿回来。历史上,山西就有“走西口”,到内蒙古垦荒、经商的传统,是能吃苦打拼的。但人流出越多,当地就越冷清。

守在本地的人,穷久了,过惯了,想移风易俗也难。比如在农村,很多人习惯了不在自家院里建厕所,厕所建在院外,夏天在村里走动,走不远就是苍蝇蚊子和臭味。环境也影响人的状态,“反正就这个样,想变也变不了”。

在老牛湾调研农家乐时的一个意外插曲,也让我很触动。

在老牛湾接待我的是偏关县文旅局副局长何蛟。他大学学旅游专业,毕业后在忻州市当导游,2007年通过公考被选聘为万家寨镇(现属老牛湾镇)老牛湾村的大学生村官,任村主任助理。当年全村有好几十户人家,人均年收入1764元,一个月不到150元。他觉得守着自然和历史宝藏的老牛湾“不该是这个样子”,也发现偶尔会有零星的欧洲客人和自驾游客造访这个古村落。但当他第一次走进一户农家乐时,看到几间破旧的窑洞就是客房,每孔窑洞里堆着五六床脏乱的被褥。村民对他说,旅游就是种地,“看天吃饭”,有人来,就做一下。

从那时到2013年初调任老牛湾风景区管理中心,6年间,何蛟满腔热血,竭尽所能。老牛湾村的旅游接待上了一个大台阶,村民人均收入也达到1.5万元。

何蛟做的很多事都是开创性的。2008年8月,他到距老牛湾较近的旅游集散地包头,用3天时间拜访了近20家旅行社,背包里满是印着老牛湾介绍的A4宣传单。当时他的月工资是900元,出差是自费吃住,没钱印彩色传单,只能印黑白的,好在也能看出陡峭的河岸与黄河的样子。他一次次被拒绝,直到最后一家,听完介绍,说他们刚好有个摄影采风团,“要不试试?”

那年国庆节,两辆大巴载着六七十人的旅游团来到老牛湾,游客站满了村委会的院子。之前何蛟就通知各农家乐的店主,“过来领游客”。这是老牛湾历史性的一天,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旅游大巴和举着小旗的导游来过。

今年截至7月中旬,老牛湾景区接待游客12.16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78%,实现旅游收入651万元。靠开农家乐、客栈,去年村民人均收入在2万元左右。

何蛟做了这么多事,现在又是副局长,带我到他当年奋斗过的“地盘”上调研,应该大受欢迎吧。没想到,我走进的这家农家乐,主人的脸色并不好看,没聊几句就开始抱怨,也不管对着摄像机。主要就是说生意难做,生意难做是因为景区门票太贵。而且反反复复地抱怨。

这位当年的优秀大学生村官,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偏关文旅,我想他此刻心里一定很复杂。门票归另一个体系管,他也做不了主。他回应:“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

而农家乐的主人就错了吗?他对我说,他原来在鄂尔多斯开车,现在三个孩子也都在外打工,他前几年响应号召回乡开农家乐,一开始生意还行,马上就是三年疫情,当初的投入还没回来呢。

一边聊我一边想,万事说到底,还是利益。村民肯定不会说政府不好,毕竟他也明白政府在方方面面有多少投入。但对着身边的官员,他的标准就是一个:你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了,你就要让我赚到钱。

我突然有点理解那些躺平的干部了。不做什么还没什么抱怨;做了,如果他赚了钱,未必肯说;但不赚钱,一定不满意。

在偏关,有那么一些瞬间,我真觉得,如果我是何蛟,是书记县长,对着这么个情况,我的选择可能是逃,逃走或逃避。不做不行,做了也不一定行,谁知道会来一场疫情呢?太难了。谁来干,都很难。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有位农业专家、德国人伏格乐博士到偏关考察,他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人类生存”。到处是石头坡、石头山,荒突突一片。在这里种树,十年长不了半人高,树要成林,更是难上难。

看资料,说到偏关,总会说偏关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沟壑纵横,风大沙多,十年九旱。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偏关有不少地名如桦林堡、柏杨岭、桑林坡等,说明当年这里也曾林木丰茂。但在明朝时,因为偏关是抵御北面游牧势力入侵的最前沿,为了修工事、动刀兵、筑长城,把长城两侧的树木都放火烧了,还有不少官员、驻军、百姓也借机砍伐森林,贩运牟利,据说每年运到北京的木材不下百万根。

长期只毁只砍的结果,是到新中国成立时,偏关境内的天然林已不复存在,地表裸露处不是黄土就是草也不长的干石头,人称这里的地是“三跑田”,即跑水、跑土、跑肥。

植被稀少,不遮风,水分涵养能力差,导致水土也容易流失。农民穷,为取暖做饭、饲养牲畜,会砍烧山柴和饲草,这又加剧了植被破坏。是一个恶性循环。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既然不适合发展,就别费那个力了。我也这么想过,这么辛苦,发展效率也不高,一年财政收入就一两亿,支出主要靠转移支付,索性都由国家财政按人头“养”就好了。

当然,国家不会这么想,偏关人也不会这么做。偏关人咬紧牙关搞植树造林,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绿化率只有4%到现在有40%,森林覆盖率也从0到现在的8%。那种“较真,较劲,不叫苦;真穷,真苦,真实干”的精神,代代相传。

至诚通天。2008年,曾断言此地不适合生存的世界银行官员伏格乐到偏关考察生态建设,对这里的5个区域生态治理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偏关的生态建设模式写入了世界银行项目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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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发展?

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一个地方都不能拉下。在偏关,我比过去更透彻地理解了这个道理。

从政治上说,这是党和国家的属性决定的。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服务。越穷,越难,越要关心。

从大国治理的角度,这也是必然。各地千差万别,但都是命运共同体。单说水资源,偏关是引黄入晋、入京的水源地,要是自己随便用,估计也能找到不少机会,比如县内几条大的季节性河流就不会断流。水是生命之源,有水就能做很多文章。但万家寨事关“国之大者”,国家对水资源是一盘棋统筹的。

如果看中国地图就会发现,大河上游基本都是穷地方,下游特别是入海口周边基本都是富地方。当然这是现代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假如上下游不是一个国,一条心,博弈、对价乃至纷争就会没个完。

偏关为了国家“让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大政策,顾全大局,克制自己,国家当然会通过财政转移等方式支持偏关的发展。这是一种互补型结构。如果要我给偏关文旅提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到京津地区多做宣传,让大家饮水思源,多来偏关看一看。

我一直在发达地区工作,价值坐标系基本是经济指标。按这套标准,偏关太不起眼了。比如说,2022年中国县域经济第一名是苏州昆山市,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30.2亿元,是偏关的240倍。但偏关的价值只是昆山的九牛一毛吗?

经常看到,发达地区宣传自己以占国土百分之多少的面积,创造了占全国百分之多少的GDP。我也是这么做判断的。但在偏关我有了另一些感受——我们是否需要对那些贫苦的地方做一些价值重估?

比如,偏关经济指标不太行,但生态价值呢?而生态是有外部性的,如果考虑进去,又该如何计量?

贫穷地区的发展,还事关人的福祉与人的发展,是民族精神的问题。如果因为自然条件、历史原因等困难,就趴下,就退缩,就算给每个人发钱过日子,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人的能动性会越来越差,越来越不思改变。那环境也会越来越糟,因为没有谁愿意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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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关人没有成为环境的囚徒。过去几十年,他们造林,修梯田,修筑水池、水窖、排水系统和灌溉系统,水土流失的控制面积逐年增加。尤其最近这些年,他们建起了黄河沿线10万亩生态绿化带,打造了黄河、长城两条旅游公路,形成了乡村旅游生态示范廊带;他们把生态治理与巩固脱贫成果结合,建设了12万亩沙棘和2.5万亩仁用杏干果经济林基地,杂豆、莜麦和荞麦等小杂粮种植面积占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的2/3;他们大力发展林光互补产业,打造了45万亩柠条生物质能源基地……

在偏关,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我似乎有一种新的判别标准,就是看其原来的基础和约束条件如何,是不是在不断超越自己。一个地方很困难,这不是问题,只要它能迎难而上。偏关就是这样的地方。

我听当地人讲怎么种树。满山是石头,只能用炮和电钻打树坑,一天打上二三十个,再把土一袋袋背上山,填进坑,再种苗树。水也靠人背。有的石头坡,裂开了不少缝隙,填土浇水就像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有的地方坡度有50度,从坡底向上一层层挖坑,干累了只能站着歇会,因为太陡了,坐不住。就是靠着永不放弃的执拗,很多荒芜的石头坡上种满了油松,只待它们不负众望地坚韧成长。

据说历史上种树比现在还艰辛。现在路基本很畅通,运苗木很容易,而当年路不行,苗木要用骡子驮,早上7点出发,一天差不多走10里,自带干粮,只干一件事,就是栽树。经常风沙四起,不见天日,很多人累哭了,但哭一阵,又接着干。

偏关人爱种油松,也有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试种过油松,失败了。1973年,农业科技人员用温室大棚和容器育苗,又失败了。直到1976年春,用了“雪藏法”育苗,终于成功,成为偏关营林史上的重大突破。截至目前,偏关有20项左右的造林技术获得过国家、省、市的奖励。

偏关穷,但偏关人没被压倒,而是一点点在补课,有的是几百年前欠下的,补起来特别慢,但总有一天会补上去。这就是偏关人的精神。

早在1974年,偏关的领导就在全县植树造林动员会上说,“换书记不换主意,换县长不换主张,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级干给一级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县委书记曾经忍着腰椎间盘突出的痛苦,戴着护卡,穿着皮袄,冒着春寒,在南堡子村的山上一干就是一个月。当时偏关有个“世行专业队”,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偏关县水土保持”办公室组织的,培训老师很讲政治,说“偏关搞绿化就是为了刮大风的时候,不让黄沙吹到首都”,受训的年轻人特别激动,说“首都是北京,是祖国的心脏,不能让北京也跟咱偏关一样,一刮风就看不见天”。他们就这么简单,这么朴实,再难也不弃。

一个地方,千难万险,千辛万苦,也要谋发展。因为归根结底,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有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并在改造中感受到美好的变化和人的价值实现。

如今的偏关,沙尘暴早已消失,扬沙早已不见。黄河边,长城下,成片绿色正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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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能否激活资源,关键在企业家精神

偏关必须发展,通过调研我也相信,偏关一定能够发展。

偏关最大的机遇是2019年中央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对整个领域的重视和投入大大增加了。

偏关加大了小水库、小水网建设的力度,明年就能引水到关河(黄河支流)县城段,进行生态补水。此举的好处是提升县城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水平,增强城镇化的吸引力。过去,关河只有汛期才有水,明年县城段就有水了,水蓄起来后,景观就变美了,偏头关古城的修缮整治也可以做了,这就能为全域旅游提供新的支点。

为了加快发展,政府做了大量投入。比如偏关县的黄河一号和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建设,总规模170.5公里,预算总投资接近20.3亿元,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省财政一般预算/省级一般债券占10%,省成品油补助资金占8%,省代发债券/市县一般债券资金占40%,县级资金占42%。

我看了偏关县2023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补助资金,一共40个项目,总计13062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7694万,省级衔接资金2272万元,县级衔接资金3096万元。中央和省级层面占76%。

大政策出来,大环境改善后,原来的不利条件就可能转化为有利条件。偏关是典型的冷凉山区,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光照充沛,工矿企业少,环境污染轻,适合旱作农业,种优质杂粮。受山地多所限,偏关很难搞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但传统的耕作技艺,农民的传承就非常好。大部分杂粮,不施除草剂,都是人工除草。农药基本不用。如果做测试,无论看营养,还是看农药残留,这里杂粮的品质都是一流的。今年11月6日,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下文命名偏关县为“中国糜子之乡”。

讲环保、讲生态的年代,为穷县的振兴提供了上升通道。但要真的实现振兴,靠传统小农经济的做法也不行,而是需要新型的市场主体,也就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创业者、投资人。

我采访了偏关永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开永。他1997年从山西农大毕业,在四川农大读过研究生,一直做农业,在山西农科院工作过,也在农口民企当过十几年职业经理人,跑遍了山西农村。2019年偏关领导到太原招商,得知他对非笼养蛋鸡的养殖有兴趣,就力推偏关,说虽然偏远,交通物流不便,但远离污染,地形地貌形成了天然的免疫屏障,很适合建低密度的饲养园。刘开永到了偏关创业,以窑头乡张家山村为中心建非笼养蛋鸡养殖园区,首个农场占地70亩,采用立体栖架式散养设备和科学合理的饲料策略,为每只鸡提供良好的福利条件,下的鸡蛋比土鸡蛋的口感更一致,安全性更有保证,更易追溯,营养浓度更高,氨基酸整体水平高于普通鸡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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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奥公司已获得多项国际非笼养鸡蛋的认证,许可使用“Cage Free”标签,产品现在主要供应给广东的万豪酒店集团。

刘开永说,刚来时,从国道到山上的路很窄,县里帮助修路拓路,供电供水。2021年11月的一天,下了大雪,车子走不了。情急之下他微信向县领导告急,结果领导亲自过来,现场指挥,乡政府的书记组织几个村同时动员扫雪。“我觉得情感就是最大的政策,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是没有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我可能就不会离开太原。”

刘开永的下一步是打好基础,制定标准,最终会考虑“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标准和方法输送给农户,这样才能把事业做大,对社会才更有意义。他也给政府提过建议,是否可以把偏关打造成“有机农产品整体推进县”,花力气把所有土地全部变成有机土地,那就无须再去搞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认证,因为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农产品本身就是有机的。

我采访的另一个新型市场主体是偏关县晋电化工生物质电厂,也是一家民营企业,做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项目总投资3.78亿元,其中利用法国开发署贷款27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2.08亿元),自筹1.7亿元。项目2020年4月正式开工,2022年6月投入试运行,2023年4月通过法国开发署项目检查验收。

这个项目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是用秸秆和柠条等农林生物质废弃物资源,进行清洁供热、发电,变废为宝。既有效解决了秸秆露天焚烧的问题,也解决了柠条每年要定期砍伐、才能更好生长和保护土壤防沙的问题。与同等规模燃煤发电机组相比,用农林废弃物作为资源每年可以节约煤炭13.6万吨。

生物质能源自身具备碳中和效应,与原有煤粉供热锅炉相比,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2万吨。烟气污染物排放也明显降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32.8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约40.3吨。项目还能满足偏关县城现有供热面积和未来新增的供热需求,2022年冬带动全县供热面积140万平米,推进了县城清洁能源供热全覆盖。

由于生物质项目产业链长、带动力强,也是精准扶贫的利器。电厂负责人常彦鑫介绍说,他们已在全县7个乡镇设立了9个农林生物质收储站,整个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利用农林生物质总量21.1万吨,以每个农户家庭年收集100吨计算,户均收入3万元,年可带动2000多农户就业,稳定增收。

晋电化工也是企业转型的一个样板,之前主业是合金材料,但要和浙江等地的民企竞争,压力很大。而走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这条新路,本地有资源,政府也支持,心里很踏实。

在偏关,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我过去一直讲的,企业家精神并不限于企业,而可能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新华网山西的朋友说,偏关的干部为了抓创卫(创建国家卫生县),最紧张时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晨查,现场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摩托没有倒车镜、厕所修在家门外、依山靠沟层叠居、盖房随意出路窄”等情况,已经有相当大改观。

我看到何蛟写的一篇文章,他2015年6月在老牛湾工作时,无意中看到几名外国友人在用并不流利的中文和村民交谈着什么,走近得知他们来自荷兰,想了解老牛湾冬季河道结冰冰层厚度,开展冰上速滑马拉松活动。就这么一个信息,促成了半年后,来自荷兰、挪威、比利时等国家参与的黄河长城国际速滑马拉松友谊赛在老牛湾峡谷冰面上举办,赛后又开展了沿长城徒步活动,他茅塞顿开,“原来黄河、长城还可以这么玩!”从2016年开始,偏关陆续举办了3届速滑马拉松活动,还承办了2017-2018、2018-2019两届全国大众速滑马拉松赛事。

从企业家到政府官员,走新路,解难题,无中生有,创造价值,这都是企业家精神。这是我在偏关的最大欣慰,也是信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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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绿与爱

每个地方都有天造地设的禀赋,总会有可以发挥的风口。

如果说偏关有偏方,那就是一个绿字。

绿是偏关认定的生态色,幸福色。《偏关县“三绿”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5年)》提出,偏关要实施绿色有机农业、绿色新能源、绿色文旅“三绿”发展战略,打生态牌、走绿色路,实现绿化、彩化、财化同抓,生态、生产、生活共赢。

在我看来,绿,也是当代的主色调。和绿在一起,偏关就不会走偏。找对路,往前走,偏关也不怕路远。

如果说偏关有偏方,那就是一个爱字。

用何蛟的话,偏关是一个长城偏心、黄河关爱的地方。“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爱是最深沉、最不舍、最投入的感情。

中国穷县该怎么办?偏关给我的启发是:

1、国家政策的新机遇,会改变一个地方传统资源约束条件的含义,从而带来新的机会空间。

2、并不是政策一来就能甘霖普降。政策机会只是一种可能性,要真正把资源激活,还是离不开企业家的创造力、主动性。

当下偏关最需要的依然是企业家、投资者。在关河口驿站,我睡得特别好,房间干净,床被舒适,设施现代,床头有USB接口,热水器是AO史密斯,比我在北上广深住过的一些四星级酒店并不逊色。推窗就能见黄河,则是其独特价值。一问,是上海来的一家专业服务公司运营的。后来住到县城的偏关宾馆,条件就差了不少。

偏关有资源,但必须经由企业家的再创造,才能走向市场,焕发光彩。比如偏关的杂粮很棒,但要是和别人比单产、卖原料、拼规模,并非优势。偏关的优势是特殊地理环境和传统耕作手艺所蕴含的高品质、高价值。这就需要很好提炼,故事化、品牌化,也需要那些具备“接二连三”能力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介入。

文旅开发也有类似问题。偏关价值的挖掘,更需要耐心资本、创新资本、创意资本的介入,而不是快餐式的、追求速效的介入方式。偏关的价值,更适合用心慢慢体会。

但我相信,人们觉得偏僻的偏关,终会变成人们偏爱的偏关。因为价值就在那里,题材就在那里,总会有有心人,通过产品和服务把它彰显出来。

关河口驿站前台对面,有一幅偏关的风景画。有人提醒我,这是一张杂粮画,是一粒粒五谷杂粮拼绘的。仔细去看,真的无比精细和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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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篇文章也能起到提醒的作用。提醒我们更加关注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的独特价值。

偏关人为什么坚持?为什么创造?为什么如此辛苦?甚至付出再多辛苦,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山西的西北角有一个叫偏关的地方!

即使如此,还是付出,永不放弃。

因为他们对这块土地爱的深沉。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要有心怀希望的人,有企业家精神,以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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