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在处理平衡如此多的元素与诉求中,导演避开了更多更具体细节的描写

简单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在《我本是高山》筹拍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这部作品的过度刻板化,现实中获得官方认可的正面人物、乡村、考学教育、女性,或是拥有大量模式化先例,或是有些敏感的议题或元素,自主发挥的可能性不大。从成片来看,导演将上述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甚至还做出了一些延伸的表达。

它没有像很多人物传记电影一样,对张桂梅其人其事进行“负面倾向”的内心挖掘,而是从积极面出发,将其行为展开更多细节,赋予人物以肌理。它根据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其“事迹”更没有停留在新闻简报与总结定论的层次上,而是深入其“事”的背后,分析其“迹”的成因。

不可否认的是,在处理平衡如此多的元素与诉求中,导演需要做的是整理出自己的表达思路,明确具体主题,构建相对完整的叙述系统,并对最不可忽视的概念与结论做出强调,这必然会导致一些观感上的问题,如原始事件素材的再处理,以及对其涉及元素的解读争议。毕竟,面对“官方”“女性”“乡村建设”“贫富差距”“中式教育”等在现实中讨论火花已然不弱的棘手议题时,完全不留争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作就是以导演表意目标和思路倾向为中心的修改和取舍,不绝对服务于客观话题。单独处理上述元素之一已然不免争议,更不用说兼而有之的本片了。

于是我们看到,导演在成片中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更多更具体细节的描写,让叙事环节不够充分。如城乡贫富差距,农村思想愚昧,都用一些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提示出来,没有进行完全的展开。像山英家中的问题,在城市里打工的冷遇,本可以作为电影的主轴,这也是经典叙事中最常用的模式,但或许都出于敏感性而不做深入。取而代之的是张桂梅与女学生的互相扶持,电影强化了她们面对各自停留于“过往或落后”生活困境的情绪,并最终走出这座精神与精神上的“山区”。

对于这样可延伸议题杂糅的作品来说,在每一处实现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再做兼顾各议题内各方观点的“政治正确”,完成“有所表达”与“四平八稳”的平衡,要求显然过高了。这和创作者也会有一定关系,例如拍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会拥有同立场与性别的敏锐,回避掉客观上可能造成女性观众(或对应其他议题的其他主要受众)的雷区,而男导演则很难拥有这样的直觉。这无关于创作者的电影能力,也不绝对与“作品表达”关联,而是创作者先天决定的“处理客观隐患之强弱”。

它当然不是不可讨论,更不是不可争议。但对于各环节、设计、手法,导演借它们想说什么,想怎么说,这一脱离客观接收下“正确性”的创作范畴,终究还是电影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事情,或者至少也是“之一”。看看导演自己的意图是什么,便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在第一个镜头中,导演展示了外界眼中的张桂梅,一个与原型人物极其相似的身影。这是我们认知中的她,一个出现在照片和简单描述中的符号,随后正片中徐徐展开的则是这个符号背后的“活人”:在“带农村女孩考大学”这一行为的后面,她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由此一来,电影不仅丰富细化了张桂梅的形象,也针对此事引发的某些舆论争议性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展示最全面的当地现实,才能摒弃完全从外部出发的看待视角。

事实上,张桂梅和年轻支教老师们的对比性描述就是为此而服务。在年轻女老师的眼中,她们只是来这里支援工作的,工作内容仅限于“授课”,不需要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职人状态,直接体现在了她们对“城市”的留恋,在屋顶上继续火锅聚会,平时打扮成白领的穿着,强调自己和学生的“私人生活”,自己要双休日,对学生也是按照都市思维地要求“培养兴趣”。她们只把它当成工作,所以提出了和外界一样的评论角度和看法结论。

而另一方面,张桂梅则是对当地生活的完全融入,这体现在了衣着打扮和人物状态上,也由闪回做出了明确的强调:丈夫安慰着她,她却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整个人生都从此彻底迈入了农村大山。这个瞬间引出了对张桂梅个人“由暗到明”过程的塑造,是影片的另一个重点,此处暂且不表,同时也与年轻女老师构成了对比,突出了融入当地生活之于“找到女孩真正出路”的重要性。

张桂梅与年轻女老师的对比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如何看待学生们的“生活”,如何才是真正的“尊重人生”。其他的年轻女老师们看似尊重学生的生活,实际上却因为自己在心理上的远离,并不了解学生们的生活境地。电影并没有将内容更多地放在师生奋发学习之上,因为这是最为人所知,也因其成功结果而最无需赘言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奋发”背后的驱动力,即对既往生活脱离必要性的深刻认知。

张桂梅涉足的并不只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而是当地的女性生态:外部客观经济条件与内部主观思想桎梏的双重落后。在第一阶段,张桂梅先是接受了一个寒酸至极的开校典礼,随后镜头频繁地将她放置在远景中,让她凝视着破落的教室和宿舍,无奈于简陋的食堂环境和伙食,站在野地一般的学校大门和操场中,让她愈发地认识到了当地的物质贫困。更重要的则是对“重男轻女”之思想落后与精神贫困的痛感,从第一阶段的地区领导口中听到“她们能考上几个”的质疑,意识到自己的女学生不过是地区配合政策的面子工程,实质上却依然是教育重视度的“重男轻女”,到目睹家长带走孩子。导演由此带来了影片的两个阶段,从解决相对容易的物质环境到冲破更加巨大的精神牢笼。

在对这种主客观环境现状的体察之下,张桂梅并非有意地不尊重学生们的生活,而是截然相反,只有她才明白女生在当地的绝望未来,这来自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和封闭的心理认知。只有通过“走入城市”,她们才能获得主客观层面上的质变可能性,才能真正成为年轻女老师一样的人。这也是电影中几个——首映后引发一定负面评论——设计点的目的。

首先是学生们的形象,她们不像一般“苦学生”人物,反而展现出了一些顽皮甚至顽劣的个性,会早恋,会打架,会喜欢听周杰伦,会对其他老师八卦。这都是生活在更优质环境中女孩的日常状态,贫困地区的女生实际上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绝非完全安于山里的生活,反而已经跟上了社会物质发展的节奏,都拥有着对“优质生活”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封建思想的“落后性”桎梏,她们被强行留在了这个与自身愿望完全错位的环境中。如此一来,只有牺牲她们此时的一部分私生活,从“培养兴趣和个性”变成“专注考学”,即使“我喜欢听周杰伦”也要听张桂梅播放的老歌,才能真正进入到匹配自己愿望的当代生活环境里,获得物质的丰富与性别的平等。否则,局限于当下的“尊重私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点则是对“上一代女性”的塑造,张桂梅接触到了两个家庭里的女性,从她们的木讷与酗酒中看到了农村上一代的女性思维桎梏:她们已经深陷于世世代代的落后思潮,逐渐变得麻木而不自知,失去了人生的希望。这种思维上的沿袭是比客观物质条件更严峻的存在。张桂梅强行改变了两家人中的长辈,而主角学生山英的醒悟则来自于自身,这也是直观呈现生活困境的必然环节:她被卖掉的姐姐被丈夫打死,自己弃学后“强行”进入大城市,却只能成为“为城市人老板的目标而奋力呐喊”的赚钱工具,性别的差异与教育的必要性油然而生,再由张桂梅将醒悟的她带回。

对学生们主观思维的改变,正构成了影片后半部的主要内容,甚至凸显出了一种对农村问题的尖锐表述。在第一阶段的结尾,张桂梅已经扭转了物质上的问题,曾经不支持她的“地方系统”转变了态度。最开始,地方政府的支持只停留在领导的视察和电视台的镜头之中,转过脸去便是对请求更好设备的张桂梅的抱怨,“女校能考上几个”,而张桂梅站立的校门和操场也始终黄土飞扬。但到了第二阶段,学校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得到了优化,官方的支援络绎不绝,一方面强调了此事件中“个体行为”之外的“集体作用”,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物质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可解。此时依然存在的问题便是真正根深蒂固的思想层面了,人最难克服的永远是自己的精神局限。学生们面临的家庭压力与自我怀疑却愈发恶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桂梅无奈地看着山英的姐姐从简陋的操场中被家长带走,她同时感受到了贫困物质和落后思维的局限性,而最难解决的则是后者,它才是一些地区农村的落后本质。

对于思维落后的地区现实,张桂梅也无法改变它,她只能做到“让女生离开这里”。事实上,这个表达也引申出了面向未来的积极意义,也给张桂梅的个体行为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价值。面对离职的老师,也是自己的旧学生,她表示“你永远是你自己”。更重要的是山英,如前所述,她的醒悟更多来自于自己,张桂梅则从旁提醒与助推,提供努力的条件。特别是到了高潮段落,山英面对着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传统女性祖母——的退学请求,这由亲情支撑的巨大牵绊力无疑是全片中的阻碍之最,也再一次体现了农村环境中落后的“最致命”所在,而张桂梅则让她“自己说”,她与鼓励她的女同学们一起,形成了一代人对此阻碍的自主突破。

同样重要的是,在学生之外,电影涉及了老师们的私人生活,带来了张桂梅内心在另一方向上的细化展开,“对学生”之外的“对自我”这一内化角度。张桂梅将对死去丈夫的伤痛融入了对学生的爱中,戴着对方的眼镜进入山区。这是一处有争议的设计,它让张桂梅无从回到完全的私人生活,由此彻底投身到了学生们的世界中,这一切似乎是被动的行为,是因为丈夫去世而行的弥补,而非完全出于对学生的好意。

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起点的契机,被动地引出了张桂梅的私人与教学合一,与学生的同行和融入,从而具备了真正感受学生们的物质环境与思想枷锁的前提条件,意识到必须走出去才能获得改变。而所谓“契机”显然也只是第一层,它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第一阶段中,张桂梅对学校环境和学生退学的主客观困境都显得无能为力,年轻老师们的人心也动荡不安。一直到获得国家的资源支持与入党的精神支撑,两方面的好转方才先后出现。如此一来,张桂梅便不再是为了“弥补感情缺口”而办学,有了物质与思想层面上的更宏大推动力。而这带来的剧情层面转变,也说明了国家和信仰在其中的作用。在这样一部聚焦张桂梅、学生之微观个体,以及当地主客观落后环境的作品中,导演还是做出了对国家影响的表述,这也是合理的方向。

必须注意的是,在最后的部分里,张桂梅似乎有了与丈夫团聚于彼界的机会,却拒绝了对方的召唤,被学生们的歌声呼唤回人世。这意味着教学对她的再生意义,它已经不再只是对小家庭缺口的弥补,而是私人与教学之间更加高度的融合,就像曾经的学生会叫她“老妈”这个更加私人化的称呼。没有学生的丈夫已经不是她在此时会选择的生活,开办女校则为她创造了开启全新生活——昏迷又活转——的机会,走出了“只是需要用教学来弥补亡夫之痛”(旧学生揭其伤疤时所说)的黑暗期。从“弥补亡夫缺口”到“走出亡夫阴影”,她的私人生活与办女校的关系愈发密切,后者逐渐不再是前者的缺憾平替而是主体本身,她也得到了“没有对亡夫执念”的全新人生,促成者一方面是与她互相推动着“去旧迎新”的学生们,其实也有带来物质与精神双重转变的官方和信仰,办学不成功也就谈不上推动的实现。

电影反复进行着张桂梅与丈夫过往的闪回,这是她的“精神桎梏”,与女学生们处在了同样的受困于“落后与过往”——经济不发达与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个体的人生阶段——状态之下。初始为了“弥补过往人生缺口”的办学步履维艰,而有了信仰与物质支持后的她方才走出了自我的困境,也帮助学生走出了“女子不需要读书”的落后局限性。这也体现在了其他的配角老师身上,失去了恋人的老师得到了学生的“示爱”,女老师带着孩子教学。所有留任的老师的私生活都与教学进行了有意无意之间的结合,教学也随之为他们的私生活增色,赋予更多人生价值。

张桂梅成为了这些老师的细化代表,她助人也助己,双方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一起在办学中获得了全新的人生。女学生走出了物理和精神的山区,张桂梅也走出了自己过往人生的“山区”,张桂梅帮助女学生获得了不再属于“落后时代”的思想,女学生的成功也成为了张桂梅的光明,让她开解了停留于“过去时期”的痛苦心灵。而信仰与官方则是转折的节点,在电影创作的文本内里逻辑中帮助了所有人。

从本片的落点来看,它最想强调的是由张桂梅而始的自我思维改变,而非完全由张桂梅推动的单纯“考上大学”之结果。这才是这件事的意义:新一代的女生独立地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而随着她们将之进一步发扬、传播,方才能够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改变,这是张桂梅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到的成果,却可以由她而开启。她让人坚信“我本是高山”的女高誓词,而那些人则会让更多人去相信。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教出一个学生,就能至少改变这个家庭里两到三代女性的命运。这个趋势无限扩展下去,终将实现整体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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