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在处理平衡如此多的元素与诉求中，导演避开了更多更具体细节的描写

简单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在《我本是高山》筹拍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这部作品的过度刻板化，现实中获得官方认可的正面人物、乡村、考学教育、女性，或是拥有大量模式化先例，或是有些敏感的议题或元素，自主发挥的可能性不大。从成片来看，导演将上述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甚至还做出了一些延伸的表达。

它没有像很多人物传记电影一样，对张桂梅其人其事进行“负面倾向”的内心挖掘，而是从积极面出发，将其行为展开更多细节，赋予人物以肌理。它根据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其“事迹”更没有停留在新闻简报与总结定论的层次上，而是深入其“事”的背后，分析其“迹”的成因。

不可否认的是，在处理平衡如此多的元素与诉求中，导演需要做的是整理出自己的表达思路，明确具体主题，构建相对完整的叙述系统，并对最不可忽视的概念与结论做出强调，这必然会导致一些观感上的问题，如原始事件素材的再处理，以及对其涉及元素的解读争议。毕竟，面对“官方”“女性”“乡村建设”“贫富差距”“中式教育”等在现实中讨论火花已然不弱的棘手议题时，完全不留争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作就是以导演表意目标和思路倾向为中心的修改和取舍，不绝对服务于客观话题。单独处理上述元素之一已然不免争议，更不用说兼而有之的本片了。

于是我们看到，导演在成片中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更多更具体细节的描写，让叙事环节不够充分。如城乡贫富差距，农村思想愚昧，都用一些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提示出来，没有进行完全的展开。像山英家中的问题，在城市里打工的冷遇，本可以作为电影的主轴，这也是经典叙事中最常用的模式，但或许都出于敏感性而不做深入。取而代之的是张桂梅与女学生的互相扶持，电影强化了她们面对各自停留于“过往或落后”生活困境的情绪，并最终走出这座精神与精神上的“山区”。

对于这样可延伸议题杂糅的作品来说，在每一处实现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再做兼顾各议题内各方观点的“政治正确”，完成“有所表达”与“四平八稳”的平衡，要求显然过高了。这和创作者也会有一定关系，例如拍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会拥有同立场与性别的敏锐，回避掉客观上可能造成女性观众（或对应其他议题的其他主要受众）的雷区，而男导演则很难拥有这样的直觉。这无关于创作者的电影能力，也不绝对与“作品表达”关联，而是创作者先天决定的“处理客观隐患之强弱”。

它当然不是不可讨论，更不是不可争议。但对于各环节、设计、手法，导演借它们想说什么，想怎么说，这一脱离客观接收下“正确性”的创作范畴，终究还是电影作品中值得关注的事情，或者至少也是“之一”。看看导演自己的意图是什么，便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在第一个镜头中，导演展示了外界眼中的张桂梅，一个与原型人物极其相似的身影。这是我们认知中的她，一个出现在照片和简单描述中的符号，随后正片中徐徐展开的则是这个符号背后的“活人”：在“带农村女孩考大学”这一行为的后面，她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由此一来，电影不仅丰富细化了张桂梅的形象，也针对此事引发的某些舆论争议性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展示最全面的当地现实，才能摒弃完全从外部出发的看待视角。

事实上，张桂梅和年轻支教老师们的对比性描述就是为此而服务。在年轻女老师的眼中，她们只是来这里支援工作的，工作内容仅限于“授课”，不需要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职人状态，直接体现在了她们对“城市”的留恋，在屋顶上继续火锅聚会，平时打扮成白领的穿着，强调自己和学生的“私人生活”，自己要双休日，对学生也是按照都市思维地要求“培养兴趣”。她们只把它当成工作，所以提出了和外界一样的评论角度和看法结论。

而另一方面，张桂梅则是对当地生活的完全融入，这体现在了衣着打扮和人物状态上，也由闪回做出了明确的强调：丈夫安慰着她，她却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整个人生都从此彻底迈入了农村大山。这个瞬间引出了对张桂梅个人“由暗到明”过程的塑造，是影片的另一个重点，此处暂且不表，同时也与年轻女老师构成了对比，突出了融入当地生活之于“找到女孩真正出路”的重要性。

张桂梅与年轻女老师的对比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如何看待学生们的“生活”，如何才是真正的“尊重人生”。其他的年轻女老师们看似尊重学生的生活，实际上却因为自己在心理上的远离，并不了解学生们的生活境地。电影并没有将内容更多地放在师生奋发学习之上，因为这是最为人所知，也因其成功结果而最无需赘言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奋发”背后的驱动力，即对既往生活脱离必要性的深刻认知。

张桂梅涉足的并不只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而是当地的女性生态：外部客观经济条件与内部主观思想桎梏的双重落后。在第一阶段，张桂梅先是接受了一个寒酸至极的开校典礼，随后镜头频繁地将她放置在远景中，让她凝视着破落的教室和宿舍，无奈于简陋的食堂环境和伙食，站在野地一般的学校大门和操场中，让她愈发地认识到了当地的物质贫困。更重要的则是对“重男轻女”之思想落后与精神贫困的痛感，从第一阶段的地区领导口中听到“她们能考上几个”的质疑，意识到自己的女学生不过是地区配合政策的面子工程，实质上却依然是教育重视度的“重男轻女”，到目睹家长带走孩子。导演由此带来了影片的两个阶段，从解决相对容易的物质环境到冲破更加巨大的精神牢笼。

在对这种主客观环境现状的体察之下，张桂梅并非有意地不尊重学生们的生活，而是截然相反，只有她才明白女生在当地的绝望未来，这来自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和封闭的心理认知。只有通过“走入城市”，她们才能获得主客观层面上的质变可能性，才能真正成为年轻女老师一样的人。这也是电影中几个——首映后引发一定负面评论——设计点的目的。

首先是学生们的形象，她们不像一般“苦学生”人物，反而展现出了一些顽皮甚至顽劣的个性，会早恋，会打架，会喜欢听周杰伦，会对其他老师八卦。这都是生活在更优质环境中女孩的日常状态，贫困地区的女生实际上与对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绝非完全安于山里的生活，反而已经跟上了社会物质发展的节奏，都拥有着对“优质生活”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封建思想的“落后性”桎梏，她们被强行留在了这个与自身愿望完全错位的环境中。如此一来，只有牺牲她们此时的一部分私生活，从“培养兴趣和个性”变成“专注考学”，即使“我喜欢听周杰伦”也要听张桂梅播放的老歌，才能真正进入到匹配自己愿望的当代生活环境里，获得物质的丰富与性别的平等。否则，局限于当下的“尊重私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点则是对“上一代女性”的塑造，张桂梅接触到了两个家庭里的女性，从她们的木讷与酗酒中看到了农村上一代的女性思维桎梏：她们已经深陷于世世代代的落后思潮，逐渐变得麻木而不自知，失去了人生的希望。这种思维上的沿袭是比客观物质条件更严峻的存在。张桂梅强行改变了两家人中的长辈，而主角学生山英的醒悟则来自于自身，这也是直观呈现生活困境的必然环节：她被卖掉的姐姐被丈夫打死，自己弃学后“强行”进入大城市，却只能成为“为城市人老板的目标而奋力呐喊”的赚钱工具，性别的差异与教育的必要性油然而生，再由张桂梅将醒悟的她带回。

对学生们主观思维的改变，正构成了影片后半部的主要内容，甚至凸显出了一种对农村问题的尖锐表述。在第一阶段的结尾，张桂梅已经扭转了物质上的问题，曾经不支持她的“地方系统”转变了态度。最开始，地方政府的支持只停留在领导的视察和电视台的镜头之中，转过脸去便是对请求更好设备的张桂梅的抱怨，“女校能考上几个”，而张桂梅站立的校门和操场也始终黄土飞扬。但到了第二阶段，学校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得到了优化，官方的支援络绎不绝，一方面强调了此事件中“个体行为”之外的“集体作用”，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物质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可解。此时依然存在的问题便是真正根深蒂固的思想层面了，人最难克服的永远是自己的精神局限。学生们面临的家庭压力与自我怀疑却愈发恶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桂梅无奈地看着山英的姐姐从简陋的操场中被家长带走，她同时感受到了贫困物质和落后思维的局限性，而最难解决的则是后者，它才是一些地区农村的落后本质。

对于思维落后的地区现实，张桂梅也无法改变它，她只能做到“让女生离开这里”。事实上，这个表达也引申出了面向未来的积极意义，也给张桂梅的个体行为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性价值。面对离职的老师，也是自己的旧学生，她表示“你永远是你自己”。更重要的是山英，如前所述，她的醒悟更多来自于自己，张桂梅则从旁提醒与助推，提供努力的条件。特别是到了高潮段落，山英面对着自己的家庭——特别是传统女性祖母——的退学请求，这由亲情支撑的巨大牵绊力无疑是全片中的阻碍之最，也再一次体现了农村环境中落后的“最致命”所在，而张桂梅则让她“自己说”，她与鼓励她的女同学们一起，形成了一代人对此阻碍的自主突破。

同样重要的是，在学生之外，电影涉及了老师们的私人生活，带来了张桂梅内心在另一方向上的细化展开，“对学生”之外的“对自我”这一内化角度。张桂梅将对死去丈夫的伤痛融入了对学生的爱中，戴着对方的眼镜进入山区。这是一处有争议的设计，它让张桂梅无从回到完全的私人生活，由此彻底投身到了学生们的世界中，这一切似乎是被动的行为，是因为丈夫去世而行的弥补，而非完全出于对学生的好意。

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起点的契机，被动地引出了张桂梅的私人与教学合一，与学生的同行和融入，从而具备了真正感受学生们的物质环境与思想枷锁的前提条件，意识到必须走出去才能获得改变。而所谓“契机”显然也只是第一层，它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第一阶段中，张桂梅对学校环境和学生退学的主客观困境都显得无能为力，年轻老师们的人心也动荡不安。一直到获得国家的资源支持与入党的精神支撑，两方面的好转方才先后出现。如此一来，张桂梅便不再是为了“弥补感情缺口”而办学，有了物质与思想层面上的更宏大推动力。而这带来的剧情层面转变，也说明了国家和信仰在其中的作用。在这样一部聚焦张桂梅、学生之微观个体，以及当地主客观落后环境的作品中，导演还是做出了对国家影响的表述，这也是合理的方向。

必须注意的是，在最后的部分里，张桂梅似乎有了与丈夫团聚于彼界的机会，却拒绝了对方的召唤，被学生们的歌声呼唤回人世。这意味着教学对她的再生意义，它已经不再只是对小家庭缺口的弥补，而是私人与教学之间更加高度的融合，就像曾经的学生会叫她“老妈”这个更加私人化的称呼。没有学生的丈夫已经不是她在此时会选择的生活，开办女校则为她创造了开启全新生活——昏迷又活转——的机会，走出了“只是需要用教学来弥补亡夫之痛”（旧学生揭其伤疤时所说）的黑暗期。从“弥补亡夫缺口”到“走出亡夫阴影”，她的私人生活与办女校的关系愈发密切，后者逐渐不再是前者的缺憾平替而是主体本身，她也得到了“没有对亡夫执念”的全新人生，促成者一方面是与她互相推动着“去旧迎新”的学生们，其实也有带来物质与精神双重转变的官方和信仰，办学不成功也就谈不上推动的实现。

电影反复进行着张桂梅与丈夫过往的闪回，这是她的“精神桎梏”，与女学生们处在了同样的受困于“落后与过往”——经济不发达与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个体的人生阶段——状态之下。初始为了“弥补过往人生缺口”的办学步履维艰，而有了信仰与物质支持后的她方才走出了自我的困境，也帮助学生走出了“女子不需要读书”的落后局限性。这也体现在了其他的配角老师身上，失去了恋人的老师得到了学生的“示爱”，女老师带着孩子教学。所有留任的老师的私生活都与教学进行了有意无意之间的结合，教学也随之为他们的私生活增色，赋予更多人生价值。

张桂梅成为了这些老师的细化代表，她助人也助己，双方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一起在办学中获得了全新的人生。女学生走出了物理和精神的山区，张桂梅也走出了自己过往人生的“山区”，张桂梅帮助女学生获得了不再属于“落后时代”的思想，女学生的成功也成为了张桂梅的光明，让她开解了停留于“过去时期”的痛苦心灵。而信仰与官方则是转折的节点，在电影创作的文本内里逻辑中帮助了所有人。

从本片的落点来看，它最想强调的是由张桂梅而始的自我思维改变，而非完全由张桂梅推动的单纯“考上大学”之结果。这才是这件事的意义：新一代的女生独立地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而随着她们将之进一步发扬、传播，方才能够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改变，这是张桂梅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到的成果，却可以由她而开启。她让人坚信“我本是高山”的女高誓词，而那些人则会让更多人去相信。

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教出一个学生，就能至少改变这个家庭里两到三代女性的命运。这个趋势无限扩展下去，终将实现整体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