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何日能解？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钱学森先生晚年尤其关注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培养，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2005年7月，钱学森先生指出了我国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先生的这段谈话，后被人概括为“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在报纸上公布后，引发各方关注，至今余音不绝。关于“钱学森之问”曾经引发多次讨论，各位大神高谈阔论，各抒己见，虽然一时众说纷纭，热闹非凡，但对当下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似乎触动不大。时光荏苒，近二十年过去了，钱先生的忧虑似乎依然存在，“钱学森之问”似乎仍然没有完美的解答，所谓“第一学历”依然长盛不衰就是证明。颜宁的出走，许晨阳的出走，饶毅弃选院士，屠呦呦落选院士，一再让人们联想起“钱学森之问”。

近年来，在唯学历论、唯名校论的社会大环境下，关于“第一学历”的伪命题早已泛滥成灾。许多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往往遭遇“第一学历”歧视。所谓“第一学历”的门槛就将其中大部分人阻挡在竞聘资格之外，不仅有“本科双非（985、211）”的标准，更有“本科四非（985、211、双一流）”的门槛，就连一些名校的硕士毕业生也因所谓“第一学历”歧视而在求职时被羞臊得灰头土脸，狼狈退场。在中国当下，在所谓“第一学历”面前，大概像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那样中途辍学去创业的大学肄业生也算不得某些政府官员眼中的所谓“人才”。前不久，豫西北某市下发通知，对全市人才进行信息采集工作，其规定的统计范围要求“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人员。照此规定看来，凡是所谓“第一学历”不是全日制本科的人员，都算不得所谓“人才”，哪怕是所谓“三本”学历，也算是“人才”。由此可见，在许多政府官员眼中，所谓“第一学历”不是全日制本科的人员都应该打入另册，根本不在所谓“人才”之列。看看，所谓“第一学历”的规定已经进入地方政府机关的红头文件了，越来越具有法定效力了。

其实，早在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先生在对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并给出了答案。钱学森先生指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钱学森先生提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在钱学森先生看来，加州理工学院有几个长处很值得学习：一是“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二是“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三是“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四是“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针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状况，钱学森先生直指时弊：“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先生回国后，看到高校经过“院系调整”后，专业分得过细，理工分家，认为此种教育模式不可取。1958年，钱学森先生在参与筹划中国科技大学创建时，很想把这所学校建成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因为他觉得，加州理工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比现行模式更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钱学森先生很重视“通才教育”，他认为：“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为此他特意现身说法：“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授奖仪式的即兴演讲中，钱学森专门提到他的夫人、女高音歌唱家蒋英，他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他还说过：“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巨人，也是一位科学奇才。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爱因斯坦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拒绝回答，并且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你可以在任何一本物理书中查到答案。爱因斯坦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爱因斯坦还曾说过：“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的好奇。”他更有名的一句名言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中国的中小学生严重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曾经坦言：“我们的孩子在学大人写字，心中的好奇被应试和奥数扼杀了。”由于教育评价体系的偏离，各级各类学校不得不背负升学、就业、排名、得奖等教育以外的负担，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反倒被边缘化了。青春期本应是爱做梦的年纪，然而现在的青少年早已失去追逐梦想的动力，心中只剩下读书、升学、就业的压力。

中国当下之所以缺乏创新型人才，就是因为在价值取向上太过于急功近利，太过于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更多的抄袭和复制。如果缺乏真正的创新，就不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多年来，“科学精神”、“科学发展”的口号虽然喊得震天响，可是种种假大空的套话、种种剽窃造假诈骗的恶行却招摇过市，恶性膨胀，成了难以抑制的社会癌症。

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高校集中开展“五唯”情理工作。202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但是，“唯名校”、“唯学历”的现象依然愈演愈烈。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决定着国家发展水平和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钱学森之问”何日能解？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