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鞍钢的接收大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中国的钢铁工业专家靳树梁、李松堂，邵象华，王之玺，杨树棠，毛鹤年六人作为接收大员来到鞍山，负责接收当时中国领土上最大的钢铁厂——“昭和制钢所”。

“昭和制钢所”是鞍钢的前身，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的铁矿资源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的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这六人都出任协理（副总经理），靳树梁为第一协理，另一名接收大员邵逸周则担任总经理。

在德国留学时的六人。前排左一为李松堂，左四为邵象华，二排左四为王之玺，右一为靳树梁，后排左二为杨树棠，后排右二戴眼镜者为毛鹤年。

虽然这些专家满腔热血，一心希望发展民族钢铁工业，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国民党政府接管期间鞍钢仅仅生产了几千吨钢，高炉则一座都没有修复。

国家命运决定了个人命运，国家整体发展好了，个人才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们以两位院士（学部委员）靳树梁和邵象华的经历来对比国家命运对个人的影响。

靳树梁先生的经历

靳树梁，1899年4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西黑山村。

靳树梁天资聪颖，学习勤奋，仅用3年半时间读完高小和中学。

1912年，13岁的靳树梁考入河北公立工业专科学校应用化学科，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

1919年毕业后，靳树梁先到汉冶萍钢铁公司汉阳铁厂任技术员，后再湛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即六道沟铁厂）担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从1919年到1936年，靳树梁积累了近17年的冶炼实践经验。

旧中国的大学生数量极少，所有大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学习采矿冶金的大学生就更少。虽然靳树梁先生是人中龙凤，但是在旧中国由于没有大型钢铁企业，他只能在小企业中管理小高炉，技术水平无法在实践中提高。

1936年国民政府计划建设中央钢铁厂，靳树梁被调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任钢铁组专门委员，同年被派赴德国考查并任学习队长。

由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中央钢铁厂的建设计划中止，树梁结束在德国的实习回国参加抗战，历任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程师，云南钢铁厂建厂专门委员、工程师兼化铁股股长，威远铁厂厂长等职务。

1945年底任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接收专门委员兼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本溪办事处处长、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第一协理、本溪煤铁公司总经理。

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总顾问兼鞍山钢铁公司总顾问、本溪煤铁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长远规划处处长。

1949年底在鞍本两钢铁公司领导岗位上调任东北工学院建校委员会主任，1950年后任东北工学院首任院长、一级教授，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资深院士）兼东北分院副院长，冶金工业部总顾问（正部级待遇）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靳树梁是新中国钢铁冶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主编了第一部炼铁专业课教材《现代炼铁学》。他带头喊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带领团队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中炉缸堆积世界难题，为承钢的恢复生产和攀钢的起步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靳树梁是我国卓越的炼铁专家，但民国时期只能在六道沟铁厂担任日产铁100吨的小高炉的炼铁工程师。在此期间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但是与世界先进炼铁水平的差距被不断拉大，因为没有学习和科研的条件，技术能力无法得到提升。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决定利用中德易货协议的外资，在湖南湘潭创办中央钢铁厂。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签订了引进全套设备和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议，从全国的技术人员中选调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送往德国公费留学，委派靳树梁为队长率队赴德国考察留学。在德国实习期间，靳树梁亲眼见到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

但是由于抗战爆发，中央钢铁厂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止，靳树梁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再度丧失，他中止了在德国的进修并申请回国参加抗战。

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了鞍钢，好不容易获得了更好的产业条件，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得其在接管鞍钢的几年内未能恢复一座高炉的生产，靳树梁先生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

只有在鞍钢解放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鞍钢迅速恢复了生产，靳树梁等专家的才能才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共产党接收的鞍钢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大量的设备在战争中被炸毁，被苏联拆走运回国内，被国民党官员盗卖。

党和政府发动群众修复生产设施、捐献物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条件下仅一年左右就恢复了部分设备的生产，这是一个奇迹。

1949年6月27日，鞍钢2号高炉首先复产。

1949年9月7日，鞍钢1号高炉复产。

1950年1月29日，鞍钢4号高炉复产。

邵象华先生的经历

邵象华，浙江杭州人，钢铁冶金学家、钢铁工程技术专家，中国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钢铁研究总院博士生导师。

1913年，邵象华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多次跳级。

1932年，邵象华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年仅19岁；1932-1934年在交通大学化学系任助教。

1934年，邵象华考取第二届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工程专业，并于1936年获得冶金工程学士学位。

1937年获得伦敦大学冶金工程硕士学位。

1937年，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邀请邵象华参加国内正在湖南筹建的中央钢铁厂。这让邵象华的心激荡不已，钢铁救国本来是他的夙愿，因此立即中止了学习，奉派去西欧几国考察钢铁工业，并到承包中央钢铁厂工程的德国克虏伯公司实习进修。

抗战时期回国，1939年出任武汉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座（小型）平炉炼钢厂。

1945年，邵象华与靳树梁等人受国民政府委派作为接收大员，到鞍山接收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昭和制钢所”。

新中国成立后，邵象华院士被任命为鞍钢的总工程师，帮助鞍钢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起作为新鞍钢的总工，参加员工技术培训，建立公司的技术管理体制，开展研究开发工作，对鞍钢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58年调入钢铁研究总院，先后从事：

1.帮助地方小钢铁厂过技术关；

2.研发真空冶炼等新技术，生产国家急需的新型材料；

3.参与钢铁工业建设、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咨询，承担相关的研发任务，如：针对包钢、攀钢等处矿石资源和能源方面的特殊条件，完成了多项共生元素分离和利用、用氧气转炉生产低碳铁合金的新技术、新工艺，支援了企业在我国钢铁生产中持续辉煌、并成为国际市场上稀土和稀有金属的重要供方。

半世纪来邵象华著述甚多，培养研究生十余名，先后当选两院院士。

1998年获中国工程科技光华奖。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民国时期，邵象华院士难有施展才能的条件。接收鞍钢后，他主持修复了一座平炉进行炼钢生产，但仅生产了几千吨就被迫停产，在宣布停产时失声痛哭！

在旧中国没有条件能让这些技术专家发挥个人才能，实现实业报国的目标！

邵象华院士的成就几乎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

邵象华院士是中国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先后开发了超低碳不锈钢、含稀土和铌的钢种及新型合金的生产工艺，创立了从废钢渣和铁水中提取铌的独特工艺，开发了用氧气转炉冶炼中碳铁合金、转炉炼钢底吹煤氧等项重大工艺，并开展了有关的应用基础研究。

在新中国六人做出的成就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靳树梁和邵象华院士获得了报效国家的机会，鞍钢的“六大协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最先离开鞍钢的是毛鹤年。

鞍钢成立不久，他就被调到东北电业管理局任总工程师，负责恢复整个东北的电力系统。

毛鹤年主持了中国第一条22万伏、33万伏、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后来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靳树梁被调到东北工学院，在那里他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冶金专业最高学府，并出任首任院长。但是，他依旧心系鞍钢，他的孙子靳国强告诉记者：“在东北工学院期间，按着周总理的指示，爷爷每天晚上都要听鞍钢生产的汇报，做出指示。

靳树梁在解决高炉结瘤、开拓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工艺等方面成就非凡。

王之玺离鞍后，先后到中央重工业部工作、冶金工业部担任要职。

王之玺组织制订我国第一套钢铁产品标准和全国统一的钢铁生产操作要点。

1958年邵象华离开鞍钢，他被调至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

由于出色的工作，邵象华则被授予中国工程技术的最高荣誉——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

杨树棠和李松堂则终生与鞍钢结缘。

1990年，两人都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并长年担任鞍钢顾问。

1955年，靳树梁、王之玺、邵象华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毛鹤年则在1980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94年，邵象华还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两院资深院士。

总结和启示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

在旧中国，以靳树梁、邵象华院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甚至连个人生活都不安稳，更奢谈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这些技术专家的才能都有了用武之地。

这些专家也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推动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

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周传典的命运同样如此。

周传典1947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在旧中国这种稀缺的人才在大学毕业后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只能暂时回老家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鞍钢从全国各地大规模招聘人才时，他才有机会去鞍钢并一步一步成为专家，先后在鞍钢、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工作过，并成长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家发展好了，个人才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这个道理不仅在上世纪50年代成立，在今天仍然成立。

2000年左右，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尚未发展起来，国内很少有汽车研发的工作机会。

汽车和机械等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最好的就业机会是去合资企业，但是基本没有研发岗位，最多是根据本地需求进行些许修改。

2020年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迅速发展，以一汽、二汽和上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和以比亚迪、蔚小理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大规模发展自主品牌，每年可以招聘几万甚至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

本国汽车企业不仅招聘的大学生数量多，而且涵盖了研发、营销、管理等高价值的岗位。

正是因为本国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大家才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凡是需要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的产业，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没有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产业发展，便没有个人前途。

军事工业，航天工业，重型装备制造业等严重依赖国家力量的产业都是如此。先发国家尚可依赖私人企业，后发国家就没有这个条件。

虽然由于技术的发展，很多产业的发展难度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绝对门槛仍然很高，市场竞争仍然很激烈。没有国家在产业中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国家的国民就没有这些产业的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简单进行国际对比:印度，巴西，非洲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汽车工程师，有没有IT工程师？数量有多少，待遇多高，与美国的差距多大？

即使只考虑发达国家，日本和欧洲国家的IT就业岗位有多少，待遇跟美国相比如何？

为什么美国有如此巨大的优势？还是国家发展的问题！

参考资料：

1、《钢铁往事：从“接收大员”到鞍钢功臣》，中国冶金报。

2、《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记鞍钢功臣“六大员”》，侨园。

3、《靳树梁传》

4、《邵象华传》

5、《鞍钢第一炼钢厂志》

6、《鞍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