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杰作》：讽刺即可，严肃鸡肋

《二手杰作》似乎是对艺术家的赞歌与打压他的大环境的嘲讽，实际上“艺术家”本身也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早已被其所同化而成为了嘲讽的对象。在电影中，导演强调了所有人对“内容”的无视，它被一种“形式”掩盖，并体现在了“文学”和“生活”的两个层面上。

在理想状态下，文学理应促成生活的美满，或来自于创作内容给予的物质条件，或只是欣赏与抒发带来的精神享受。然而，所有人都处在反向的“无视内容”状态，他们不关心文学的内容，只着眼于对其的包装定义，或是具有背书意义的“荣誉”，或是作为遐想空间与自我感动的“传奇性”，因此也就带不来生活层面的持续美满，创作者只能掩盖精神与物质双重贫瘠的真相，接收者则终究活在封闭自嗨的浮空，进行针对生活的包装，于和伟饰演的父亲正站在了二者的重合点上。

可以发现，导演最想说的，只是“如今，没人在乎艺术本身”，包括自以为艺术最高自己怀才不遇的父亲自己

。他的文学追求早就变成了对不成功生活的自我开解，一旦成功就会甚至不在乎是不是自己写的。行业里的所有人也都不在乎，在乎的是“卖出去”，于和伟在乎的也是“卖出去”，自己的书卖不出去才是他的纠结点。“成名“成为了他通过文学而试图实现的目的，反过来也是他对“文学能力”的证明，事实上却与内容完全无关。内容早已被确定失败，而成名也不代表内容优秀，“成名”事实上就是他对作品内容与个人生活的又一次“包装美化“而已，二者的“不被重视其真实”随之合一。

可以说，本片是关于“文学的失败”的。主角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同化，无法在唯一重要的“内容”上实现文学与生活的双重成功，创作出好作品，从而获得扎实的生活美满。这带来了影片对文学和生活的“分离”表达，在”做梦”的阶段，主角始终试图达成文学与生活的同步“包装”，并用前者的暂时成功来影响后者，并由子及己，进行了二阶的“恶化”升级。而在另一方面，电影以妻子出发建立起的“现实”角度，则始终提示着文学与生活的必然分离，通过包装而获取的合一不可持续，最后得到的反而是失败的合一。而该主角在行业环境中的必然悲剧，在其被影片嘲讽的同时，也以“小丑”的形象而带来了对行业的针对性，最终摆脱该形象的努力也只是一片虚幻。

父亲的文学才能如何，在他第一次见编辑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明确，二人处在一个绝对独立的环境中，屏蔽了更多的干扰影响，“没必要改了吧，你寄来了这么多次，如果稿子可以也不至于到今天”。同时，父亲会为了讨好编辑而听他命令地端水，也说明了他“不庸俗的文人风骨已失，变得人情世故“的生活真相。因此，文学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他不过是在用“继续创作”的行为将之强行留在自己的日常中，包装出“拥有文学”的文学家生活。他忽视了生活的真实而选择了文学的自我包装，这必然影响到他的生活。

电影开头，文学就与生活对立起来。父亲在做爱时终止，随后走出去写作，因为获得了灵感。此时，包装用的文学追求显然已经阻碍了夫妻之间的和谐。随后的夜里，妻子做饭赔罪，二人即将恢复性爱，老马回归生活，前一刻手里的《永别了武器》暗示的”永别性器”（还有一个遮上胯部的细节）被推翻，从文学到了“重拾武器”的夫妻生活。同时，这也体现在了父亲对生活的其他包装与对真实的忽视中。他强行让儿子上重点中学，无视了儿子的智商缺陷，并延伸到了事故后将之进一步包装成“文学天才”，掩盖家庭生活真实中“儿子低智且早恋”的方式与自己身上的“文学”包装结合起来，就像他用“追求文学理想与不庸俗生活”来美化落魄生活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这样的无视现实必然带来夫妻关系（现实生活的表现途径）的不和谐，从性爱不和谐延伸到了妻子对老马始终追求文学与包装儿子的不满。

而在另一方面，“文学”内部也有着包装和无视真实，即以“文学梦”和“怀才不遇的故事”包装作品，无视其匮乏的内容。这体现在所有人的身上，儿子追求的女同学即是标准的文青，也代表了这个行业环境中的接收者。她其实搞不懂自己读的东西，被儿子戳穿了“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的使用错误，却只是迷恋这种文艺的范儿，因此才会对儿子昏迷后的“被包装文学天才形象”而改变态度，连带着全班同学，以及只顾传奇性报道的女记者（媒体舆论）等。他们无视了现实中的真实内容，不仅是儿子的文学才华，甚至连儿子的黄书都可以被同学强行说成是自己的，扭曲了基本的事实。所有人都只在乎那个他们认知中的儿子，这种认知由“落难文学天才”的光环包装而成，高度匹配文青的审美倾向：忽视对真正内容的理解，或没有能力这样做，只是关注所谓的精神和传奇，以此来包装点缀自己贫乏的生活。本片儿子以自杀而“上神坛”的方式正是最符合文青口味的一种，即对死亡艺术家的极度崇拜，而他们真正接触到并建立真正认知的儿子
，却是第一阶段中的呆傻好色学生，在此处被完全无视。

事实上，外界的这种包装后认知也作用在父亲的身上。他曾经是所有人眼中只在文学里自我陶醉到讲课都不说人话的失意且不合群的中年人，与他的缺心眼儿子一起在早餐摊上受到所有学生的排斥，但“文学天才之父”的光环成为了父亲的包装，他也一并成为了所有人的偶像。对父亲来说，儿子一方面是生活层面上的“美化”，从色情呆傻到天才的包装转变，以及自己从古怪失意者到天才父亲的转变，一方面也是自己文学上的“美化”，从“不必要改了“到“洛阳纸贵”，对儿子形象的保护与其他人的拒绝相信结合起来，便成为了对包装认知与拒绝真实的表现。相比之下，母亲则是真实的化身，她始终用调侃家常的语气使用着文学名著，将之指向儿子与一家人的现实生活，举手投足与参与段落的氛围都贴近日常生活（如夫妻吵架的真实感），她与逐步包装的父亲持续地对抗，也以其如上文中“做爱是否顺利”的夫妻关系指代性，加强了自己的象征意义---在父亲的现实之中，对文学的追求已经必然带来“做爱”的失败，反之亦然。

在影片的第一阶段，这种包装似乎同步作用于文学和生活，带来了暂时的成功。父亲一家治病体现的经济问题从真实落魄的“抵押房子”得以解决，变成了文学包装成功后的稿费致富。但是，包装终是不可持续的，终将让父亲无法再掩盖真相。而对他来说，包装又是不可挽回的，他告诉别人“我写的”这一真相，揭露自己生活中掩盖不堪的真实，却已经没人愿意相信，外界只是需要他一直被包装下去，直到利用价值消失的灭亡后换人。最后给予他致命一击的，正是取代他的“包装传奇”陪酒妹，他意识到了包装的不可持续，因为行业终究会把他的包装价值消费殆尽，随后换到下一个人。这指向了行业，同样也指向了“永远在更换中保持一个自我包装偶像”的文青。就像女学生一样，这些文青是行业中的消费者，他们不在乎内容，因此才有了行业内重视人设传奇与数据包装的现状，衍生出父亲这样的丑角。

早在第一场戏中，父亲对名誉表现出急不可待到提前上场的“认领”态度，对颁奖词中对行为内容的不耐心聆听，已经表现出了他对名声大于内容的态度，他并不关心自己做了什么，只在意取得了什么，并由不停掉落的话筒而遭到了上帝的讽刺。而名人对自己口中“成就内容”的磕巴，也表现出了外界对此的不在意。他对文学本身的不重视，对其“失败生活包装”的态度，在写儿子遗书时也体现无疑：他敲击键盘，被赋予了与此前创作时相同的镜头处理，目的却是为了掩盖儿子偷拍女学生与失足坠楼的不堪生活，对文学事实上已然失去了信念。

随着儿子的苏醒，文学和生活同时受到了包装破碎的冲击，傻儿子与事业失意的人生、不具备文学才能的创作一起重现，随着儿子的苏醒，所有人直接面对了真实认知与被外界与自我包装认知的冲突。父亲在无法维持包装的情况下，开始了进一步的妄想，也是“包装的升级”：他试图将自己的生活和文学完全变为包装的状态，改变“自我真实“，不再借助一个自己明白其完全虚假性且来自外部的“天才儿子”，而是让自己真的成为天才，由文学的成就而促成人生成功。显然，比起前一阶段的包装，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自我催眠的状态，试图努力证明自己的才华与成就为真，而不再是此前在清醒状态下的掩饰不堪---第一阶段的原始动机来自于“遮掩儿子色情狂的事实”，而他完全明白儿子的真面目。

后半部中，父亲发现作为外人的儿子无法言听计从，完美配合自己的文学与生活包装，因此从主观掩盖转为“改变现实”的自我麻痹，包装自己本人，从而试图将他的生活完全变成“文学天才“的状态。他已经陷入了一种理想的怪圈，认为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文学的成功，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它，将自己的天赋兑现成名誉，如果不能就寻找与作品内容和文学天赋并不相关的“包装“途径。

此时，文学的理想与天赋的信心早已被名誉的欲望所取代，变成了对“表面结果“的虚荣，而它对生活的影响也必然是“包装真实“所代表的“自我麻痹“，让他与世界眼中的自己似乎真变得“有才华“，而途径则是来自外部的虚名。这也是文艺理想投入现实后，在轻视内容与真实的行业环境中的唯一结果，环境改变了父亲，让曾经纯朴为文学的他变得以名誉代替内容，从而无意识地虚荣起来，这也对应了他自身行为里的“包装儿子与自己”，因为追求到的名誉本身就可以形成对内容的包装背书，以封皮上的荣誉注明来证明质量的优秀。

在他的心中，对高度合一之文学与生活的包装对现实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深度融入，试图告诉---不再只是外人--自己“这是真的“，也必将更彻底地影响并毁灭现实。在吵架戏的铺垫中，父亲计划让儿子出书后留学，以“文学天才“的包装为根基，从而在没人听得懂中文的海外改变儿子“色情狂”的真实，而语言不通之下的形象重塑事实上也是另一种包装与掩盖。而对于自己，父亲也在运动健身，显然准备改变自己的体形，更匹配成功人士的姿态与活动，从儿子而及自己、从“单纯伪装“到“改变真实“的升级，同时得到了表现。

作为“改变现实“这一深度包装的具体表现，后半部中的父亲开始动用更升级的手段，对“包装”的行业嘲讽也随之升级，从此前的传统媒体层面“进步”到了更加互联网化的时代打法，刷单，刷数据，刷好评。互联网的玩法也对应了自我包装到“改变自我眼中现实”这一深度麻痹的升级，比起传统时代，互联网更能完美地塑造一个虚假的“真人“，就像那些几乎让粉丝深信不疑其人设的爱豆，而“人设”（对于儿子的传奇设定与精彩故事）变现也与儿子卖书高度一致，对行业的嘲讽随之升高。而真正的现实则已经无人关心，儿子依然展示着笨拙的运动天赋，和此前体育课上完全一样，女同学却不再关注眼前的真实，而是以他的天才人设出发，去理解此刻的笨拙。

此时，代表现实的妻子与他的对立也升级了。他要说服妻子相信他能出书，从而让才华得到“现实“的认证，并由此获得现实中的成就。在吵架中，他就一直在强调“你们轻视我的文学”，将夫妻生活的失败与文学的不得意始终绑定，并试图用包装--先包装儿子，后以“创造真实”的深度包装方式完善自己---去扭转。他希望用文学才华赢得生活，也赢得妻子的青睐，从而重塑自己在生活里失去的尊严，即“不再阳痿“。

在他的眼中，妻子对自己的鄙视即是自己生活失败的浓缩，而这要归咎于他在文学上的失败，没能获得很好的事业，因此才有了性爱的“尊严丧失“，就像房子也是妻子家的。但事实上，妻子对他从来与文学无关，而是始终让他认清无才华的现实，踏踏实实过好日子。最代表性的即是开头的两场性爱，第一场的打断点来自于他一时兴起去创作文学，第二场能一时实现则恰恰是源于他“放下了名著”。这种误解之下，他以并非文学天才之身而过度追求，只会带来心态扭曲的“包装”，无助于夫妻关系的改善。

当影片来到“包装儿子”转向“直接自我包装“的节点，夫妻二人的吵架也给出了关系恶化的细部信息，作为对父亲包装升级的匹配。妻子的主张则是将文学与生活分开的。她不反对写作，只是不应该在看到自己无法“出一本让我们看看“的时候，依然试图让文学深度影响生活，而应该将二者分开，兴趣只是兴趣，生活脚踏实地，“别来影响我儿子”。有趣的是，妻子控诉父亲的虚荣心而揭穿其“非文学而是包装”之本质的时候，她用了父亲代替儿子做智商检测的事情，道出了儿子自测分数更高的事实。这其实说明，文学以外的真实生活并不是父亲以为的那样糟糕，拥抱真实反而会更加光明，他只是深陷在自己的虚荣执念里，以为那就是生活唯一的方式罢了。

一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父亲希望证明书由自己所写的真实，却反过来受困于自己曾经的包装。他说谎的录音反而成了“真相“的力证，而其出自一个想成为警察的保安之手，与他同样具有“靠此刻出名来实现理想”的属性，仿佛是他被“执行包装的自己”所打败。在他所处的世界里，“追求真实”必然要不敌“迷恋包装“，构成了时代与行业改变一个人的写照。而这种深度包装的麻痹必然不是真正的现实，也会走向他的生活毁灭，因为他想要真的“改变生活“，但外界却只在乎最表面化的“包装“，行业其实不关心改变与否，只要用最外表的设定获取流量经济即可。父亲强行让编辑审稿，用堪比美军熬鹰酷刑的方式逼迫他竖起大拇指，便是对“强行改变才能评定之现实，并以此深度包装形象而自我认可”的嘲讽表现。出版社并不想为他出书，因为人设有限无利可图，而“内容“则在编辑的入睡中略过，显然是无人关心，直到他自费出书，出版社有利可图方才答允。

对内容的忽视之下，他随后的一切“自我麻痹式包装”也就迎来了天意--导演与“苍天“--之下的失败结局，随之带来这种强烈虚荣深度影响生活之后的人生宣判。苍天下起了大雨，而李成儒成为了本片导演的化身，将他的发布会打造成了《大腕》里葛优布置泰勒葬礼的样子，一举两得---电影之内，李成儒用浮夸的方式与花钱请来的名流“包装“父亲的天才身份，电影之外，导演则以对《大腕》葬礼的互文来强调父亲与彼处“过度商业化和虚假情节安排“的对等关系，更以葬礼强调了父亲作为“真实自我个体“的死亡，他站在发布会就像挺尸，其定义被周围种种“外部设定“所引导扭曲，而影响--甚至“促成“其死亡的---环境本身则带有对应《大腕》的商业化氛围，从彼时的品牌植入变现到此时互联网时代的“不惜一切手段打造人设与故事之流量变现“。

他的“死亡”由“改变现实“的深度包装而始，用销量和排场证明自己文学才能的刷数据和发布会逐一失败，因为大环境并不如他一样地在意“现实“，相比之下他还是有一丝对“内容“的更强念想，因此才有了深度自我麻痹的虚荣之心，而行业则只停留在最为表面化的绝对外在之上。这种区别也带来了“一个纯朴之人被行业影响“的表达，将父亲和行业做了区分，在嘲讽程度上有所不同。在行业眼中，他的内容甚至不如“迷途知返”人设下豪放粗粝的商k小妹，这不仅彻底推翻了“内容“的意义，也否定了父亲对文学的“斯文”信念，这个被他反复提及，并作为对妻子“不尊重斯文“之不满的词汇，正是他对文学与生活在“内容”之外的包装，只对接一种“形象”，也会为了形象的虚荣而掩盖现实。“斯文”的扫地，意味着他对自我一切深度包装的失败，“文学成功者“是无法变成现实的。

随后到来的，则是这种唯一生活方式破灭后的人生毁亡。他试图回到真实，商k小妹困于行业强加人设的痛苦与他高度对等，而他承认自己的虚荣，并试图挽救自杀的小妹，似乎完成了回归。但是，他的脸上始终间或闪烁着红色的灯光，这与他之前即将走向发布会前的打光一致，而他也确实再一次走向了天意的命运宣判之中：发布会上的他走进了倾盆大雨，此时的他则在挽救小妹的同时自己意外跌下了楼。

这带来了影片非常有意味的结尾，父亲的跌落本身代表了他“拯救真实自我”的失败，而其坠楼中“救人“的元素则与儿子坠楼时“为艺术自杀”的包装具有同样的人设打造价值，这让他似乎又达成了此前失败的“深度自我包装”，可以像儿子坠楼后一样，完成自己的文学家目标，医院结尾的第一个镜头中，众人也确实像儿子苏醒时一样地围绕着他。但是，这种自我包装的成功必然也不代表绝对的现实，因为他的救人虽然比儿子来得更加真实，但作为基底的成功文学家之真实，“作品内容与文学天赋“依然是不被在意的

。因此，他最终也会和确有作品与“迷途知返”的小妹一样，最后自杀于这种非真实的包装，因为人终究不能一直延续虚荣打造的麻痹生活，一旦破灭而人生又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影响，只能彻底死亡。与他对等的小妹的真实是“农村“，陪酒与出书都是为了提高消费以妆点自己的“包装”，她会被二者逼迫，即使生出“再也不出来了“的奢望，也意识到其难以实现而自杀。

电影的最后，父亲一家逃离了众人，而记者似乎也代表外界让过了他们，放弃对他的包装与流量变现，他似乎进入了光明之中，重获了完全不曾受过影响的真实“回家“人生。但是，镜头却在他决定回家时虚化，这看似带来了他“是否濒死幻觉“的猜测，实际上这却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此处虚化的目的在于其“人生“的事实死亡，而非肉体生命如何。即使他并未死亡，他也依然会处在“人设包装与流量变现的文学天才”状态之中，他或许终究会沉浸其中，或许会想逃离而被迫卷入，但此刻清醒抽离的“回家成功“却必然只是美好的幻觉，因为小妹的结局已经预设了他的终章，即使跳楼被救也无助于扭转家乡人和父母的怒斥。

因此，哪怕清醒过来，他也会在已经千疮百孔的真实生活中毁灭，无论继续沉浸还是徒劳抽离，他的最终结局都是注定的。他坠楼时的笑，既可以是对生活绝望后而以死解脱的笑，也可以是对即将完成死后成名的笑，都殊途同归。这再次说明了影片“行业环境大于个体“的嘲讽程度划分，二者都是不堪的，但个体的不堪来自于行业的影响，有梦想的个体必然进入行业并随之被改变。由此可见，本片同时嘲讽了文艺行业与创作者个体，而创作者是受行业影响而走上扭曲之路，因此更加受伤，因此行业成为了最大的被轰击对象，而个体则得到了一定的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电影拍的是文学本身与人物如何接受“理想破灭”生活困境，实际上文学本身是最不重要的，它只是一个象征所有艺术成品的符号，被其商业化诉求过度的行业所挤压。这也作用到了片中对文学内容的不交代上，没人在意内容的空白，没人关注它到底水平如何，因为这根本不重要，没人在乎作品本身，而是不惜一切地“卖票”。人物塑造也是同样的思路，它事实上是反类型的，因为导演显然就不想给父亲“走出来”，他就是个反面人物，并非遭遇困境，而是已经在困境中被行业环境所同化，成为了它的一部分。对于本片来说，从人物“要怎样最后走向了怎样的光明”“价值观重塑”，以及“探讨文学本身”与“他究竟有无文学才能”这些传统角度上看的话，显然是没法切入的，文学甚至是被忽略的部分，因为“没人在乎文学内容”。事实上，这种“不给予人物走出困境拯救自我迎接新生”的反类型化结局，也正体现了本片对“完全嘲讽”之立意的坚决执行态度。

然而，本片的缺点也很明显。在讽刺环境与中人时，它与现实世界高度对应，主要走“歪唱现实中行业元素

”的路线，如《后会无期》里的文青名言，《少年的你》和《爸爸去哪儿》的“对文艺进行娱乐化包装”，如对豆瓣打分的操作，“用肤浅的分数影响文青用户的所谓对内容独立判断”，如《金星秀》的采访，以及宁浩和徐峥念着自己完全不了解之人的获奖介绍词，都根本不关心其人其作的真正内容，只是在“包装”需求下的文稿内照本宣科。它让现实世界变得非常滑稽，从而做出嘲讽，包括父亲不合常情的飞速爆火。这是一种对现实“日常感”的打破，将之以夸张放大的喜剧方式呈现出来，戏谑它们的运行与内在本质，让它的不堪完全摆在放大镜下，并遭到观众看到它滑稽本质后的笑声反馈。

然而，在作品语境与观众接收中，这必然会导致影片内部世界的“戏谑化”。它与现实高度对立，也就成为了其日常真实感的反面，是一个夸张模式里的平行宇宙。如果它完全保持这种平行宇宙的架空状态，从而给出一种寓言式的讽刺，那么通篇的表达会是很统一的，观众不需要思考更多现实主义下的逻辑问题，如“是否要挖掘父亲的内心而表达人生观的对错”等，集中在对行业与“对生活真实进行自我包装“的所有人（让自己显得“懂文艺”的文青，以及“我没失败且我还在追求高层次非庸俗”的中年人）的表象状态的嘲讽中。

但是，它又并非完全放飞的丑化式嘲讽，而是试图做出更加严肃的批判性，这就要求人物内心的剖析，以及更加现实主义风格的内容。这无疑需要很多的资源，但它过猛的喜剧化桥段分走了相当比例的戏份，批判所需的“深度表现“只能更多地停留在台词宣讲与“结论式画面“的程度，如夫妻吵架、屋顶自杀段落中，妻子的呼喊真相与父亲的自我袒露，以及“发布会上落寞”和“烧书”这种“对深度包装进行自我否定“的结果态。

而在数量之外，现实风格与夸张喜剧的氛围差异过于严重，嘲讽和批判的语意切换也很难处理顺畅，事实上同时削弱了二者的力度。由于妻子的存在，以及第一阶段中表现父子真实生活内容的段落，它却很难彻底“架空”，反而生活气息浓郁，这就导致了它在“不够放飞”情况下的尴尬，既没有深入更严肃的探讨，如人物“看待自己”或行业“深层弊端”，而非目前对戏谑式表象的停留，也没有完全保持住对戏谑讽刺方向的极度升级，目的就是花样百出且毫无节制地嘲讽表层现象，重点放在“做大扭曲效果”而拉满对行业的讽刺，而不是“严肃的深度探讨人事之本质”。

可以看到，本片做得最好也显然最聚集导演灵感的，还是嘲讽向的内容。影片最精彩部分的主体是一个个段子，这些段子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扭曲夸大式再现，是“对表象的极度讽刺”，这却也削弱了父亲等人物的塑造连贯与深挖可能。《心花路放》中，宁浩其实就在相似的主题（嘲讽对象）与戏谑式的思路上，给他做出了正面示范，无需过多平衡，只顾一头即可。

平衡处理得当的作品当然存在，但对一个青年导演来说显然任务过重了。在语境并不完全一致，表达野心也不停留于“跳脱嘲讽“的情况下，段子式的设计无疑就带来了创作者诉求与观众思考、体验上的问题，或许取舍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