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立场,才能有办法——在某群的一次讨论
在鹿鸣群里,有位群员M提问道:
“老师,我今天看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没看完,看了大约5000字)。满篇都是对经济学家的批判,都是对私有制的批判。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依然要回到被马列主义狠狠批判的“尊重私有制”的时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
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正文第一段)
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必需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与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经商者收入的直接源泉,就是说,每个人必定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因此,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总而言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说实话,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正文第十三段)
这两段是恩格斯对于“欺诈的科学”的直接论述。
简单说,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商人买卖的目的为了挣钱。那么,必然要贱买高卖,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人会进行欺诈。换句网上流行的话来表达——你被骗了,是你蠢,你活该被骗。
我们能接受这个逻辑吗?”
我回应道:
“这是恩格斯的早期作品。你不应停留在简单的道德义愤中。恩格斯除了道德批判,更重要地是初步揭示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的历史逻辑。前六段他讨论了自由主义代替重商主义的历史逻辑。其实他的意思是:自由主义实质与重商主义一样都是自私自利和尔虞我诈。但自由主义更加伪善。但正是这种伪善,这种竭力与重商主义划清界限,但其实比重商主义更加自私和贪婪的行径,才更充分地暴露了私有制的内在矛盾。
这时,一位学经济学的成员S认为私有制也有其利,公有制也有其弊:
“公有制无法克服的几个缺点就包括信息和激励问题。我们就拿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 或是人民公社举例,在这种组织架构下,生产的要求是上级分配的 随着经济规模越大,进行矩阵运算的需求程指数级增长,同时散落在市场各处的信息量也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这是来自于米塞斯的辩护。激励问题相对没那么强烈一些,主要的批评集中在“吃大锅饭”“公地悲剧”的组织协调问题上。”
我回复S说:
“这部著作确实带有恩格斯早年道德批判的痕迹。而M很显然过多地受了这一点的感染。比如恩格斯说这种国民经济学是为诈欺辩护,因为卖者会隐瞒与价格有关的一切信息。恩格斯这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资本家也并不能及时掌握充分的供求和价格信息,除非他的商品已经开始滞销。因此很多问题并不能归咎于资本家的故意“诈欺”。
但这部著作仍然是天才的,因为它的实质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例如价格与价值的矛盾,体现在生产费用中的私有制下竞争的固有矛盾,等等。
M注意力偏了。但为他纠偏,可不是像你们那样为私有制辩护,而是要指出恩格斯在书中的什么地方揭示或接近了私有制真正的客观的、内在的矛盾。
这需要我们认真去读书。”
S为自己辩护说:
“在历史中学习 以事实为老师才能更好洞穿现实,当私营经济、私有制度能盘活经济的时候,就该好好利用起来 当私营经济威胁到国家的基本民主、有效运转和其他人的权利时,就应当加以调节乃至制止,人的自由和权利都极其容易丧失 因此这个过程绝对不会一帆风顺, 以人道主义或其他优良价值观为基本出发点,实证性、批判性看待各类学说,才是我想要强调的,而非单纯为私有制辩护。”
另一位学财政的C同学也赞成S的观点,说:
“是的,记得高中时候的一道开放性的历史题最后一问很有意思,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同存在的背景下会如何发展,我的答案是双方会在竞争摩擦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以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会“归中反应”,会变的越来越像,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有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也能有计划。甚至会出现像水果斋同学说的以色列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和基布兹(公有制农庄应该有三种好像?其他两种我忘记了)共存的现象。
由于是双方都在学习对方体制上的优点,避免自己体制上的一些漏洞,就像生物学上的协同进化。”
我认为S与C说的话,在立场上有些模糊与动摇,于是指出我虽然批评M像早年恩格斯一样有太多的道德批判而没有充分地进行科学分析,但M反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对的:
“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私有制,这都很好,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现在就是要敢字当头,就是要敢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敢于和私有化、买办化思潮作斗争。在这一点上,M是完全正确的。那些批评M的人应该向他学习。
要不要消灭私有制,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立场问题。怎样消灭私有制,怎样消灭资本主义,这是方法问题。
我们要先看立场,再看方法,决不允许以所谓“方法的灵活”来掩盖立场的动摇。
米瑟斯、哈耶克这样反共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我们是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引来作为论据的。”
另一位学马理论的Y同学认为:
“是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似乎将公有制与苏联模式下高度集中的的斯大林体制等同了起来。”
我反问Y:
“斯大林体制就一定不好吗?”
Y认为:
“但是我觉得斯大林体制是存在它的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生产计划的制定的科学性,这个其实感觉是一个很难统计的问题。所以说可能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才要进行市场化改革。”
我回答:
“任何体制都有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并不是没有问题。这个改革我很支持。但是我也看到了——其实是亲身感受到了——它当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伤害。现在中国还有没有那个时候之前那样坚决站在我们党一边的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大把握了。
我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那就真心实意地把这条路走好,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些代价已经付出了,也没什么好后悔的,而且国家后来也确实给予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解决措施。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还要包藏祸心,来借着“市场化改革”之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作践劳动人民,我们就坚决不能答应了。”
Y表示赞成:
“是的,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如果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是会拉大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的话,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邓公晚年其实也对这个当时转轨和改革的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
我再指出:
“我建议不要称他为“邓公”,他就是“邓小平同志”,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一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网上称他为“邓公”、“邓大人”的人,大多别有用心,表面赞扬“邓公”,其实是想利用他的一些话搞私有化。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应该时刻高度注意与这些人划清界线。”
S认为我给她这样的观点扣了“立场动摇”和“出卖人民利益”、“买办”的帽子,有些不满,并且表示她认为对经济问题比如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好的问题,应该客观理性地讨论,而不应该搞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强行站队。她说:
“其实,不只是米塞斯哈耶克等人论证过这个问题,当代运筹学和网络科学中就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数学上来看,也的确是存在运筹学解法的,就是利用价格作为资源筛选器。我并没有引用米塞斯、哈耶克其他的论断,只是引用了这一数学上得到过证明的观点,应该也算得上有所反思后的使用吧?具体的计算过程,可以在北京大学《社会与市场中的网络》相关课程和材料中找到。其中运算结果明确指出,传统的运筹学方法对大规模经济运算时面临的指数级规模递增困难,尤其是与价格解法相比。我并不否认可能存在超级信息和算力机器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只不过在当前,面对整个经济体 最可行的道路似乎还是价格的方法而非运筹学方法。
群里的各位,不论是谁有自己的价值观、站位,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我相信很少有人会真的愿意充当“帝国主义买办”,或者什么出卖人民利益的人。但是,不经仔细探讨和长期实践,贸然得到的所谓“真理”与所谓“为人民的立场”,在我看来都是需要怀疑和推敲的。对反对意见提出道德批评也好,直面反对意见指出的问题本身也好,也并不影响这一意见本身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我想,既然我们作为一个希望讨论知识、讨论真理、乃至讨论一些“家国大事”的群聊,理应展现出更包容的态度,我还是想引用罗素的一句话,“当你面对客观事实和自己想要的事实时,总应坚持客观事实”。虽然人总是很难透彻理解完整的客观事实,我想 在面对这方面的问题时,保持更开放的态度进行思索和调查也才是更为合理的。
就像其实关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太多自己的态度,但我对一些充满绝对性、确定性的宣称保持怀疑,因为在历史上也是这种宣称无数次将人带进惨剧中。除此之外,我强烈反对将人“分拨、站队”,利用自己不可动摇的立场将人对立起来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意味着理性、怀疑的讨论无法有效地产生。”
我想S可能对我的评论有些误解,我对她个人并没有什么成见,相反我还很欣赏她的表达意识、认知水平和分析能力。但她的有些看法,尤其是关于公有制私有制谁好谁坏的问题可以超越阶级立场来“中立”地加以讨论的看法,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于是回应她:
“我们曾经私聊过一些问题。我大致了解你的一些看法。
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也很理解你想把经济学理解为你所认为的那种“中立的科学”的想法。
我也相信你决不愿意充当买办或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人。
但正是因为要从科学出发,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基本的客观事实: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及其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
2.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其它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3.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应该万世长存,顽固反对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造。
这些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会去找出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这样与那样的具体困难,将其夸大为不可克服的,以此为口实,来逃避和抗拒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的革命,声称我们如果不预先“解决”好这些所谓困难,就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用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剥削和压迫他们。有了这个坚定的立场,我们才会投入斗争,才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才能找到方法去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否则谈什么完善社会主义,说什么科学的经济学,都是纸上谈兵、叶公好龙。
有的人会把“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这种极为荒唐的逻辑强加给无产阶级,并说这才是理性、中立、客观、科学。只有资产阶级卫道士或是受他们蒙蔽的思想极其幼稚的人才会这样想问题。
阶级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是客观的事实,怎么会是“强行分拔站队”呢?你站队也好,不站队也好,都不能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过(也不可能没有)一些曲折和失误。对这些曲折与失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其客观背景和主观原因,才能从中真正科学地汲取经验教训,而不能笼统地说是什么“绝对性”“确定性”的宣称带来的,更不能断言说这就是我们要推翻资来主义这一绝对确定的立场所带来的——这些笼统的断言,本身不正是太轻率太武断了吗?
但有些人,如米瑟斯、哈耶克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就是喜欢做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不行”“公有制就是不行”“公有制制造人间惨剧”的狂妄断言,并且拿这些来到处宣扬,企图影响大家。这是因为他们智商低吗?不是的,这就是立场问题。
我希望你能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勇敢地面对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人们就是分为阶级的从而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中立”的经济学的事实,明白我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方法和理论成果可以联系实际予以借鉴,但基本立场决不能妥协的原则。
只有在这些前提下,你的那些思考才会是有价值的,才会是真正科学的和有益于人民的。
你说呢?”
鹿鸣群里像M这样的一些成员开始认真阅读《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样的马列原著,这是一件大好事。他们将自己阅读的心得拿出来讨论,也是一件大好事。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自己还并没有真的读懂,而那些回应他们的成员,更是往往还没有读过这些书。这就很容易导致在讨论中,双方都无法了解对方的基本立场、知识背景、思想构架和分析工具。这样一来,整个讨论就会变得庞杂而混乱。
那么,这样的讨论还有价值吗?
当然有。但这就要求那些读过原著的成员要不断“回到文本”,理出文本的内在逻辑,并有意识地将讨论中出现的新问题带到文本的理论框架内,用文本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来加以处理和解决。
另外,学习马克思主义,既有阶级立场问题,也有科学内容包括思维方法问题。而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在于总是顾此失彼:要么只讲立场不讲科学,变得主观武断;要么自觉不自觉地以所谓的“客观”“科学”来冲淡、弱化立场问题,乃至以之掩盖自己的立场动摇,以所谓“理中客”、“开放包容”、“借鉴西方最新成果”作为向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妥协投降的借口和跳板。当然,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既不讲立场,也不讲科学,对马克思主义既不真信也不真懂,只将其作为加官晋爵稻梁之谋的手段——但这就不值得我们讨论了。
其实要把立场与科学内容及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还是要多读善学马列毛的原著。《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名著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给予了并且还在给予着我极大的启发。
结尾再讲我的一次小小的经历:
读博时有一次开元旦晚会。有个活动是抽签分为两队接龙对歌。对方唱了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最后一句是:
“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我们队一下想不起以“阳”字的音开头的歌,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难道还没两个回合就要落败?
情况紧急,这时的我顾不得自己五音不全,连忙唱道: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地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消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总算解了我们燃眉之急,至于什么跑调啊、难听啊……呵呵,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对方。
后来有个女同学问我:
“你今晚唱的那是啥歌?特带劲儿,简直胜过帕瓦罗蒂!”
我说:
“可不?!那是《新四军军歌》。他不是唱我的太阳吗?咱们新四军是抗日的,就是要干掉他那个太阳!”
同学笑了,并总结出一条真理:
“果然有立场的人,才会有办法!”
有立场的人,才会有办法——记住这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