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外交

2006年底，《环球》杂志刊登了我国7名驻外大使的有关情况，称他们为“共和国外交行者”。我很有幸也成为了这7名大使之一。此前，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刘立伟社长称：奉总部之命希望采访我，我婉拒了，请他们采访其他大使或同事。

没有想到其后不久，新年前我邀请分社的同志到官邸做客，在闲聊中被几位年轻人看似不经意的提问中，道出了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竟然经历了四次战争和一次军事政变：印巴战争、乌坦战争、布基纳法索（时称上沃尔特）政变、美伊（拉克）战争和当年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民兵之间的战争。其中，只有乌坦战争我经历的少一些，其余我都经历了全过程。

记得当时我对他们调侃过这样一句话：“也不知道是我伴随战争，还是战争有意与我过不去，总尾随着我。”我必须说：常驻国外的外交官人人都热爱和平，都愿意在和平环境中工作，我也不例外。但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外交官们不仅要长期远离妻儿、父母，文装解放军还要时刻准备亲自体验真正的战争硝烟，也要当战士，既要当指挥官。

前几次的战争经历需要时间慢慢回忆，最近的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的战争还历历在目。

一边上阵一边动员

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绑架了3名以色列士兵。当晚，原本已承诺参加法国国庆招待会的以色列总统和外长最终均未露面。

实际上，以色列正在举行战时内阁会议，并做出了武力救回被绑架士兵的决定，以预备役部队将跨越国界，消灭真主党民兵有生力量，有效摧毁其军事攻击设施。

随后的两天，双方互相炮击频率不断增大，越来越猛烈。真主党民兵发射的火箭弹击落点离我官邸最近的时候不到20英里，离使馆大约30英里左右。

面对节节升级的战争形势，我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确保我在以人员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我本人也立即请示北京，要求推迟回国述职休假，并向即将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请假。

然而，这时对我来说最重要也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是对这场突发战争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对要不要撤离部分馆员作出安排，要让全体馆员心中有数。

2002年，美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使馆全体女同志都撤到了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两天来，我也听到个别同志在议论此事。

7月16日，我接到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的电话，他代表李肇星外长和戴秉国书记及部党委向在战争情况下坚守岗位的我全体馆员表示慰问，希望多多注意安全。我代表全体馆员感谢部领导的关怀，保证坚决不辱使命。

随后，我向全馆作了一次动员，传达了祖国的关怀和亲人的问候，并对战争做了一个初步分析，提出四点看法：

首先，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与以往的中东战争不同，这次交战双方一方是主权国家，握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另一方是民兵组织或极端组织，黎巴嫩政府对其毫无约束力，国家有限的军事力量也难与之抗衡。这场战争没有前线，没有固定阵地，可谓现代版的游击战。真主党藏兵于民，以色列军队很难与之直接交火，仗很难打，如深入则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恶化为人道主义危机，对本就在地区处于孤立地位的以色列很不利。

其次，即使用传统的战争概念来分析，这场战争性质也十分复杂，很难区分正义与公理。战争的挑起方是真主党民兵，而不是黎政府，以国防军越境反击虽也师出有名，但不得不考虑黎政府的处境，难以放开手脚。与此同时，真主党与哈马斯一样，虽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若以疯狂报复，难免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又使真主党得到黎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今后的仗更难打。

第三，最终仍是实力说话，以色列不收兵，仗不会停；美国不说话，国际斡旋不会产生效果。

第四，种种迹象表明，北部的叙利亚似不会卷入战争，南部的哈马斯自开战以来不但一直未有任何挑战或者刺激以色列的行动，甚至比平时还要安静。因此，战争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基于上述分析，这次战争将是局部的，算不上与以往平行的又一次中东战争。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与全馆同志共同分享，同时做出了全体馆员留在岗位上共同战斗的决定，得到了全馆同志一致支持，甚至即将离任的同志也坚决请求留在使馆，推迟回国，与大家并肩战斗。我随后召开了办公会，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分工，有对外联系和跟踪形势的，有做后勤供应和战时储备的，并实行了轮班制度、检查制度和汇报制度等，全馆上下各司其职，团结一致，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役的胜利。

安全转移我国在以公民

我在全馆动员会上强调了保护中国在以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后，领事部、商务处、教育处等主要相关单位即刻分头行动。两天内与我馆所掌握的包括华人、华侨、专家和留学生在内的全部在以的中国人取得了联系并作了妥善安排。甚至对一些身处交战区的以色列友人，我也打电话表示了关心，询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对方十分感动。

然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我大连国际金属道具公司13名在以培训人员此刻正受困于炮火交织区内，他们两周前来以未通报使馆，由以色列ISSAC公司负责培训，地点就在靠近黎巴嫩的以北部边境10公里处的一个夏令营内。战争打响后，以方把他们转移到卡迈尔山区的某个地方，有关人员都离开了。而ISSAC公司的负责人此时正在中国。

很快，真主党民兵的炮火也覆盖到了卡迈尔山区，他们能看到喀秋莎火箭落在离他们五六百米以外的地方，有的甚至更近。他们找不到ISSAC公司的以色列人，又无手段与使馆联系，焦急时有人发现身上有一张我馆科技参赞冯暄的名片，抱着一试的希望上网发了信息。真是无巧不成书，冯暄参赞此刻正在网上，发现这一信息后立即向我报告。我即请冯暄参赞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与以有关方面联系ISSAC公司，并要求他们在第一时间内把我大连公司的专家们转移到特拉维夫，安排最早航班回国。

几经周折，专家们于次日中午抵达特拉维夫，我即刻去Dan Panarama旅馆看望他们，向他们表示了祖国和大使馆的慰问和关心。当了解到他们吃饭问题还未解决，便让使馆作了安排。

傍晚，我又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记者梁玉珍同志一同去旅馆，摄下了他们安全无恙的镜头，好让他们各自国内的亲人们放心。专家们激动地感谢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政策和使馆的真情。次日，他们登上了飞回祖国的飞机。

三位大使联手撤离馆员和侨民

黎以战争的实时画面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这是一场军力不对称的现代版游击战。以军无法找到真主党民兵并与之交战，但以军侦察手段高超，他们加紧向贝鲁特真主党总部所在地及真主党人活动的地点和使用的火箭发射装置及其它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同时封锁机场和主要交通要道。一时间，黎巴嫩境内烟云四起，全国已无任何安全之处可言。

7月17日凌晨3时45分，使馆办公室主任季刚接到国内电话，要求我馆与以方联系，协助我驻黎使馆36名馆员和家属撤往叙利亚。我让季刚同时叫醒了几位同志，自己即起床驱车前往使馆。

凌晨5时，我召集了相关人员会议，请陆京参赞、蔡尉鸣主任及沈雅梅同志分头与以外交部相关人员联系。很快，陆京参赞等联系上以外交部东北亚司尼尔司长和Dana女士，我也与以色列总理外事顾问图季曼取得了联系。

一开始，以方称有困难，将尽量保证在某个时间内不对相关地域空袭，但不能完全保障我撤离人员的安全。我即向图及后来联系上的以外交部负责东北亚事务的副总司长安达毅大使反复强调，战火是以方打到黎巴嫩境内的，以方有责任有能力保护中国撤离人员的安全。

最后，双方几经协商，取得以下共识：我在撤离大巴顶端置放中国五星红旗和联合国国旗等明显识别标志；向以方通报撤离时间；按以方规定路线进行撤离；以方承诺提供安全保障。

凌晨6时，我打通了（我驻黎巴嫩）刘向华大使的电话，转告她我与以方交涉的上述结果。就在我们通话的当时，刘向华大使告诉我，她听到了飞机在使馆上空盘旋的声音，并进一步说，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阿帕奇直升机。不用说，我们俩都意识到以军方已开始采取措施和行动。

到上午10时半，当我再次与刘大使通电话时，她高兴地告诉我，36人已安全进入叙利亚境内，周秀华大使亲自派人抵边境接应。

至此，我们三位大使第一次联合导演了一场馆员在战火中的撤离行动。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们又如法炮制了几次这样的撤离行动。

顺便说一句，第一次成功撤离后，我向安达毅副总司长打电话，对他在紧急时刻提供协助表示感谢，并同时提出进一步要求：避免对我驻黎使馆发生任何理由的轰炸或误炸，确保我馆员和馆舍的安全；保障联黎观察员部队中方190名维和军事人员的安全和后勤供应。

安达毅即保证将上述要求向以国防军指挥官转达，并称，以对所有外国人撤离都采取了保护措施，何况以中是朋友，以人民不会忘记当年中国人从纳粹集中营中救出犹太人的大恩。只要是中国大使提出的要求，他都会全力以赴，以国防军也会尽力采取有效措施。

护送英雄军魂回归祖国母亲怀抱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总是在伤害无辜善良的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宗旨之一。自从中国始派维和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工作以来，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十分关心我维和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和安全。

7月25日下午3时40分，我奉示与安达毅副总司长通电话，表示胡主席和中国政府、中央军委非常关注我在黎维和人员的安全，请告知以政府和以国防军北方司令部，确保我在黎人员的安全。安允一定报告。

晚上7时，在出席澳大利亚驻以大使离任招待会上，我碰到安达毅并再次表示了胡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关心。安达毅告诉我：以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已知道中国领导人的关切。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几个外国驻以大使了解到，以地面部队已开始集结，战争将很快升级。岂料，当日午夜，以色列电视台播送了一条不幸的消息，称以军火箭弹击中了联合国在黎东南部基亚姆村（Khiyam）的一处哨所，四名维和人员可能遇难。

惊闻噩耗，我立刻拿起电话，与安达毅副总司长、刘向华大使通话，了解其中是否有我维和人员。当了解到我维和观察员杜照宇中校亦在四人之中后，我随即要求安达毅副总司长核实并通报结果。

大约20分钟后，安达毅副总司长回电话告诉我：19时30分左右，以火箭弹击中位于基亚姆的一处哨所，2人当即死亡，2人失踪，但愿杜照宇中校在失踪人员之中。以国防军已开始调查，并停止了对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安对杜照宇中校可能遇难表示了深切悼念。我立刻表示，希以方务必尽快把调查结果报告中方，确认杜照宇中校的最后情况，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我其他维和人员及在黎工兵营人员的安全。

了解了上述情况后，我立即向外交部亚非司刘永凤参赞及部信息中心汇报了有关杜照宇可能牺牲的消息。

7月26日上午9时15分，我接到以色列总理的哥哥欧慕然·奥尔默特打来的电话，他对杜照宇中校的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和道歉。我即希其转告其当总理的弟弟，中国政府表示震惊和强烈谴责，希以方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其他维和人员的安全。

上午10时，安达毅副总司长和尼尔司长来到使馆，向我和在场的中国外交官表示：代表奥尔默特总理、利夫尼外长及以政府向中方表示诚挚道歉，向杜照宇烈士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奥尔默特已向以国防军发出指示：对炮击事件进行彻查，有关结果将及时向中方通报，但请中方相信，此事件并不像媒体宣称的有意而为，而属误炸。尽管如此，以向联合国表示歉意；以将协助联合国和中方处理好善后事宜；以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再次误伤联合国维和人员。

我当即向他们表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表示震惊和强烈谴责，中方和联合国多次向以方要求，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维和人员的人身和后勤供应通道安全。可事件还是发生了，中方很不理解，希以方调查、道歉、赔偿和惩处肇事者，协助联合国和中方处理好一切善后事宜；希以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包括中国工兵营在内的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中方呼吁立即无条件停火，回到政治谈判轨道。战争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更伤害无辜民众，加深人民相互间的仇恨。相比较，以色列是力量强的一方，以应主动先停火。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以外交部或通过我，或通过以驻华大使海逸达博士提出奥尔默特总理希与胡主席通电话和利夫尼外长希与李肇星外长通电话的要求，表示向中国政府道歉。我按示转告以方，以方可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表达。几个回合后，安达毅副总司长最后表示，以方暂不推动领导人通话，但奥尔默特总理对中国有特殊感情，待合适时机他还会与中国领导人通话。

两天来，我还多次与刘向华大使通电话，与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参谋长利雷少将联系，了解到惨烈的交战状况使黎巴嫩政府、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我驻黎使馆都没有条件和能力找回杜照宇烈士的遗体。于是，我又与以外交部安达毅副总司长，与以国防部政治军事局长吉拉德少将等紧急联系，希以尽快将杜照宇烈士的遗体运回特拉维夫。对方开始有些迟疑，我从政治上和技术上对他们作了分析，认为以方完全有能力办成此事。他们最终答应了我的要求。

7月28日凌晨3时55分，我以极沉痛的心情去机场迎接由总参戴绍安副局长和外交部国际司陈旭副司长率领的杜照宇同志善后工作组，以及杜照宇烈士的妻子李玲玲。以外交部尼尔司长也到机场迎接，他当场代表以政府当面向李玲玲女士及工作组表示哀悼和道歉。

我派人陪同并安顿好李玲玲同志后，立即与戴绍安副局长、陈旭副司长商量下一步工作安排。工作组稍事休息后在邹吉志武官和陆京参赞陪同下，立即投入工作，与加拿大、芬兰、意大利三国代表及联合国医官、以警方及医检中心人员磋商何时、如何移交烈士遗体等相关事宜，与国内联系紧急采集杜照宇父母的DNA样本。我本人即发电请示国内，建议派专机接回烈士遗体，体现中国政府的关怀。

此前，我曾与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官员联系，希其以最快速度从黎巴嫩找到并运回杜照宇烈士遗体，作为中国大使，我需在第一时间内见到杜照宇中校。

28日下午4时，我接到通知：去以色列医检中心认看杜照宇遗体。杜照宇同志肢体完好无缺，耳、鼻、嘴角带有血迹，面部浮肿，维和军服几无破损，粘满泥土，英文胸牌尚在，“杜照宇”三字清晰可见。以色列首席医检官告诉我：根据他的判断，杜照宇中校系炸埋窒息而死，这是他遗体完好的主要原因。我随即与医检官商量相关后事，他表示：死亡证、出境证等均可在24小时内完成，化妆防腐处理等可在3小时内完成，建议化妆后由家属认看。

7月30日上午10时20分，我和夫人刘淑琴陪李玲玲同志去医检中心认见杜照宇，其悲痛欲绝之情难于言表。

下午，我陪李玲玲同志、工作组全体人员及使馆武官处同志赴耶路撒冷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总部参加联合国举行的追悼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代表首先宣读悼词，加拿大、芬兰、意大利和中国维和人员介绍遇难人员生平，停战组织参谋长利雷少将致悼词，利雷少将对烈士们表示哀悼并对李玲玲女士深表慰问，同时通过我向中国政府对不幸事件表示歉意。

追悼会结束后，加拿大大使告诉我：加拿大观察员遇难前曾发出一个电子邮件，说战争太残酷、太恐怖了，他想回家。

维和战士的英魂终于可以回家了。凤凰卫视记者曾赴战区采访，面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的火箭弹，他们感慨地说：“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的生命才显得十分脆弱。”

一切安排妥当后，杜照宇烈士可以回家了。7月31日午，我夫人刘淑琴陪同李玲玲女士到医检中心为杜照宇中校穿上崭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在这里，我特别为李玲玲同志的坚强所感动，甫抵以色列，她终日以泪洗面，寡言少语，从未提任何个人要求。回国前，她向我表示：照宇走了，她很悲伤，感到很孤单，但看到使馆上下在战争环境下还给她如亲人般的照料，温暖了她的心，她不觉得孤单了。

杜照宇中校遗体交接仪式的照片

8月1日，联合国停战组织4名维和观察员推着杜照宇的灵柩车徐步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专机，4名中国军人向前接过灵柩车，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遗孀李玲玲献上了34朵百合花（杜照宇中校时年34岁）。全体中外人士向杜照宇烈士默哀、致敬。

没有胜者的结局

战争还在继续。真主党民兵走村串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军发挥空中优势，不放过对任何可疑的地点进行狂轰滥炸；联合国和参加维和的国家不停地与以军交涉，保护维和人员的生命安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陆续借道约旦运往贝鲁特，以色列不得不暂时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美国、法国共同打出停火方案，赖斯国务卿访问中东试图斡旋；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空前一致地支持黎巴嫩总理西尼乌拉提出的七点建议；我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大使到访中东劝和促谈，我陪他访问了海法市，半个小时之内钻了两次防空洞。

8月14日，战争结束了，各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战争的伤痕却永远留在了普通百姓的心中，久久不能抹去，鲜血还在继续流。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见到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时任副总理）时，我总要向他介绍中国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他会见我国到访的代表团时，也总不忘探讨和谐世界，以致于在别的国家国庆招待会上，他也会大讲特讲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用他的话说，和谐太珍贵了，这方土地、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太需要和谐了。

2007年4月10日，我任期已满。早上6时30分，我抵达机场时，发现我全馆人员，还有我驻巴办主任杨伟国大使夫妇、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全体同志及以色列外交部安达毅副总司长等都等在候机室门口为我们夫妇送行，并且还打出一条横幅，上书“履励矢志，展功宏图”八个大字。我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这场战争把全馆人员的心连得更紧了，战火中的感情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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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转自 |《共和国外交往事》（2012年12月出版）

作者 | 陈永龙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