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到现在，呈现出的场景是非常清楚的

【本文来自《安理会涉巴以决议未通过，中方：极大遗憾》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这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到现在，呈现出的场景是非常清楚的：

首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蚀，持续不断的促进仇恨情绪的累积，但是，因为全球媒体存在的显著偏向性，已经日常化的侵蚀，平时并不处于人们的认知范围内，于是，当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时候，人们通过媒体报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色列在那好好的，没有招惹谁，突然就被哈马斯打了，而且有平民遭遇袭击”，因此很自然的，这就建构了一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自卫反击”的叙事框架和话语结构。要改变这种认知，就要构建更加长时段的认知框架，最近的也是比较适合的起点，就是1917年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单纯就宣言本身来说，在发布的时候，英国，无论是基于殖民阿拉伯“分而治之”的需求，还是维持最基本的认知均衡，提到的是一种字面上均衡的表达，即在巴勒斯坦构建“犹太民族之家”的同时，不能损害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包括宗教在内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均衡，后来结束英国委任统治的建国方案，1967年的两国方案，客观的说，至少在字面上，也遵循和延续了这种均衡，但是字面上的均衡没有转化为实践，最终导致的实践，完全建立在暴力和强权的基础之上，这是构成巴以问题，并导致巴以问题成为一道溃疡的伤口，持续反复爆发的根源，要解决巴以问题，就要消除这个根源，就要真正推动两国方案的落地，这是当下，以及，可见的将来，巴以问题唯一的出路。任何背弃两国方案的，偏袒单边的方案，只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其次，哈马斯很明显得到了中东地区一个或者若干个国家用各种方式实施的支持，而以色列则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所以冲突升级后，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对地区内可能对哈马斯提供更加直接和公开支持的行为体，实施“威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则抱团，从政治、外交、媒体管制等各个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支持。这就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中东地区，在巴以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换言之，巴以问题的存续，以及展开的形式，核心原因，是存在一个区域内国家依靠单独力量，难以对抗的秩序和力量结构，在这种秩序和力量结构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即使有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介入，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更直白的说，除非有基于不同解决方案，如真正认同“两国方案”的大国，能够在中东地区，在巴以问题上，投射超过美西方现有投射的力量，否则，巴以问题，只能在现在这种以暴易暴的道路上，持续以死循环的方式，不断进行仇恨的积累，上演一轮又一轮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需要指出的是，凭借相比人类社会而言相对短期的力量对比优势，以色列，和他背后的支持者，以美国为代表，确实可以用暴力获得短期的优势，但是在中长期，除非这种优势可以无限制维持，美国可以无限制承受成本，否则，最终偏袒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秩序，一定会面临一个崩溃点，越是累积，越是拖延，最终支付的代价只能越高。

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我们要形成的清醒认识是：巴以问题，是旧的国际秩序和旧的国际体系的产物，这里说的秩序和体系，上溯到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的第一轮扩张，以及建立起来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在此过程中，处于殖民阿拉伯世界的需要，人为制造了巴以问题，用委任统治的方式，人为制造了中东问题；其次，当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继承🇬🇧遗留的遗产并建立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秩序的过程中，在中东地区，更多的是继承而非矫正了英国构建的地区秩序与安排，通过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扶持，形成了最大化方便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地区秩序；第三，当冷战结束之后，在美国拥有压倒性优势的阶段，美国没有系统性的调整自己在中东地区的秩序安排；第四，当大国竞争进入新阶段之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安排，继续从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全球霸权出发，轻易的进行了事实上并不符合中东地区实际情况的一系列战略尝试，最终进一步恶化，而非改善了巴以问题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局势。

中国政府的表态是非常清楚的，切入点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推动巴以问题，以公平，公道，公正，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式进行解决，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当务之急，是回到”两国方案“的框架内，停火促谈，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早就应该得到但迟迟没有得到落实的公平与正义，获得应有的基础性的生存权利。

恐怖主义从来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案。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源头，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均可以追溯到以1940年代大卫王饭店恐怖爆炸事件为代表的系列恐怖袭击；而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在以色列建国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也给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给广大阿拉伯世界人民，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段历史，在人们今天讨论巴勒斯坦，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事件，并恐怖主义袭击进行谴责时，不应该被遗忘。同样不应该被忘记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至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恐怖主义的共同定义，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坚持从极端自我中心的角度出发，试图构建一个有失偏颇的恐怖主义定义，并以此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在全球各地保障霸权秩序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怖主义，与，霸权秩序，一定程度上，是“一体两面”的，真正反对恐怖主义，首先要着眼于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而非流于肤浅的选择性谴责，和主要满足国内政治考量的所谓政治表态。

同样的，作为数字时代的一场地区性危机，和历史上曾经进入爆发阶段的巴以危机不同，这次的危机，从一开始，就在全球舆论场同步展开了一场更加重要，也更加激烈的认知博弈。在这场认知博弈中，欧美发达国家对全球舆论场的掌控，以及，全球范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民众，包括欧美国家普通民众与真正的有识之士在内，基于对真相（而非选择性发布的事实），公道与正义（而非名为正义实为偏袒的虚假口号），和平（真正的可持久的和平而非暴力强制下的“平安无事”），的强烈向往，形成了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的出现，本身可以看作是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相对衰退的明显表现，即无法继续维持一个丝毫不受挑战的选择性的认知结构。同时，通过这种冲撞，人们对霸权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一方面，霸权及其核心盟友仍然是强大的，是全方位的，是长期系统存在的；另一方面，这种强权秩序并非不可动摇，并非不可挑战，并非能够时刻蒙蔽所有人。

道阻且长，但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是不可阻挡的，也是必将取得胜利。今天的世界，比历史上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一目标的实现，因为今天不仅有普通人的善良意愿，也有了从17世纪以来第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兴大国的全球崛起，有了一个5000年伟大历史的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值得人们共同朝着正确的方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