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IV）（风闻调研委员会）

我们中科大1967届大学毕业生，推迟到1968年底毕业。我被分配到四川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职责是管理行车自动控制的信号系统。这是我从科学兴趣转向经济兴趣的时期。成昆铁路是中国援助越南抗美战争的战略铁路。地势险要，三分之一的路段在桥梁上和隧道里。铁道兵修建，据说每前进一根枕木要牺牲一名战士。我所在的眉山电务段思濛工区只有几个工人，管思濛，吴场两个车站。每个站只有三条车道，每天只有几班客车和货车。工作非常清闲，可以让我有时间大量读书。铁路工人的福利是管辖区段坐火车免票，可以在工余到成都四川省图书馆借书。眉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但是县城离工区很远，当工人时没有去过。

我在工余时除了理论物理之外，还研究科技史，经济史，和科技政策史。我试图定量验证毛泽东的假设，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结果发现中国农民战争的规模和频率远比欧洲为高，但是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问题在哪里呢？这就是我研究李约瑟问题的开始。1972年我读到《今日物理》杂志上发表的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革命性论文“演化的热力学”，指出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断言宇宙秩序必然瓦解（物理学叫“热寂”），但是生命演化的过程有时间箭头，从简单到复杂。所以理解生命和劳动分工必须研究开放系统的热力学。这是后来复杂科学复兴的起点。我立即意识到阶级斗争不足以理解中国和西欧发展模式的差异，开放还是封闭对社会演化的方向有更大的影响。这是我十年后，到美国留学，投奔普利高津研究中心的研究起点，也是从研究兴趣从相对论，量子力学，转向演化论，复杂科学的开始。这样重大的兴趣转变，意想不到是从眉山电务段开始。这也是本人笔名为《眉山剑客》的由来。我先向网友们解释，为何我1996年回北大执教以后，一直保留和得克萨斯大学在研究复杂科学前沿的学术联系。

当铁路工人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铁路工人非常朴实，比农民还容易交心。大学六年在学生里搞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地位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特务，叛徒，走资派之后。大学里思想怎么改造也达不到历次运动的标准。但我一个大学生下到铁路工区仅一个月，工人师傅就宣布我的思想已经改造好了。工人们其实非常尊敬大学生，他们和你交朋友只有一个标准，看你是否待人平等和做事诚实。第一场考试恰逢我大年三十到的工区，几个铁路工人大碗喝廉价的地瓜酒，一人一勺。我第一次喝酒就因为家传的基因没有喝醉，晚上照样值班。第二天工人师傅就认为我是条好汉，没有大学生架子。第二个考场就是看师傅的娃娃们哪个脏，满脸鼻涕，我就去和这些娃娃玩。师母们立马就把我当自己人，给我嘘寒问暖。我的徒弟是高小还没毕业的小学生，管我叫“陈哥”。他们教我上山采蘑菇，下田抓黄鳝，我这个城市长大的青年，从来没玩过如此快乐的自然游戏。平时工人师傅和我抢累活重活，让我平时可以有时间看书。交换条件是我每天晚上给大家讲故事。我就教工人们毛主席诗词，以及各国伟人的历史故事。最令人惊奇的是一班从高中生和中专生招来的列车员，经常找沿线工人帮她们给朋友们采购小站的便宜鸡蛋带回成都。我就乘便请她们帮我从成都借书看，发现她们里面有许多人才。这些铁路青年的单纯和可爱，是中西方文学里都没有见过的新人，丝毫没有荣国府小姐之间的嫉妒心理。我第一次发现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制度有大问题，教了知识，废了良知。倒是卢梭在“爱弥尔”里的教育思想符合马克思没有异化的理想境界。

四川农村的生活比北方农村丰富的多。我以前读唐诗没有体会，结果发现眉山周边的生活诗情画意，和唐代似乎没有差别。我交往的四川小姑娘和老太太，会吟诗作词的人，比我上海的中学同学和北京的大学同学还要多，逼得我去恶补诗词格律。四川人没有北京人的骄傲和上海人的势力，他们讲的是哥们义气。这让我理解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四川人对中医知识的普及和饮食口味的讲究，又在北方和沿海地区之上。我对国学的基本知识，是从四川姑娘们的交往发展起来的。眉山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成昆铁路交往的工人朋友保持终身友谊，感情远超上海的中学，北京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院。这是我进一步认同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世界，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

铁路工作不久就让我发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弯路。成昆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动控制的铁路线，铁路安全从京剧《红灯记》中手工搬道岔的李玉和改为继电器线路控制的电机操作。电机和道岔相连的一个插销只有小指粗细，按规定每月检查一次。结果我发现刚检查过的插销，几天后就出现断裂，如不及时发现就有火车出轨的危险，负责的信号工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坐牢。我学到固体物理有一个常识叫疲劳效应，例如说平时可以承受150公斤压力的材料，在疲劳状态下可能在100公斤压力下断裂。所以，不同的材料必须测试其疲劳效应，留出安全系数，航空业尤其重要。但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学习苏联，铁道学院的工程师完全没有固体物理的跨学科基础知识。我立即写报告给电务段，铁路局，并抄报铁道部报警。不久我们电务段一位模范工长出了事故，我拿出报告底稿提他伸冤，才引起铁路局有关部门的重视。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电务段的技术主管是日满铁路的老工人，以前管理手工操作的道岔责任轻松。上了自动控制系统他不懂业务而责任重大，为此坚决拒绝开通全国第一条自动控制线路。铁路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也是准军事化管理，根本不存在西方经济学宣传的什么自由定价和“看不见的手”。我第一次在实践中观察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有关。过时的技术不仅让投资夕阳技术的资本缩水，也会让夕阳产业的工人失去先进性和竞争力。这是我最早注意到产业新陈代谢的问题，对马克思工人阶级先进性和第二国际工会地位在当代有不同理解。

在眉山时间长了，就注意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活经验的矛盾。经济学的含义就是经济的短期效益和社会的中期效益的矛盾。四川多山少地，没有办法修北方的大车路。四川农民去集市卖头猪，只能在田埂上推木轮的鸡公车，也就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要一个人在后面推，一个人在前面拉，走的是田埂。我到了四川非常惊奇，大跃进为何不生产滚珠轴承，可以大大提高水利工程的效率和农民的生活。中国历次运动的经济指标，留给地方因地制宜的余地太少。更严重的问题是农民不懂火车制动很难。他们发现在钢轨上推鸡公车非常省力，但是火车来了刹车不及。铁路如何宣传也没有用，要到沿路各村都有人被火车撞死，才能普及铁路的新知识。结果农民和铁路工人发生利益冲突，农民一方面认为铁路使当地物价大涨，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物价稳定，不许农民高价出售农产品。沿线农民的反应就是盗窃铁路器材。铁路带来的长久社会效益，要到近半个世纪以后，才能被社会理解。西方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完全是理论误区，因为只有国企，甚至铁道兵才能修建这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私营企业搞基建短期无法盈利。中国目前一带一路的巨大工程，要解决和当地民众的矛盾，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还有比中国更长更难的路要走。我对现代化经济的重新认识，不是从大学的教科书学来，而是从眉山铁路的实践中获得。

大家可能不会想到，成昆铁路也是我接受战备训练的考场。四川西昌地区文革中曾经发生过武斗，军事管制也稳定不了局势。成昆铁路的地形险恶，所以铁路的事故率非常多。我多次面临翻车，撞车等生死考验，所以学会了铁道游击队的本事跳车和趴车。大学军训我受过拼刺刀和滚地冲锋的军事训练，加上铁路的跳车经验，养成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习惯。后来到六大洲四十余国讲学时，多次遇上革命和动乱而化险为夷。人生的经历是生存的学校。中国的应试教育丢掉了革命传统。上山下乡才教会青年在动乱中成长的基本能力。

【附注】照片一，1973年陈平和眉山电务段思濛工区的师傅和徒弟们合影。照片二，2015年陈平重返思濛车站。照片三，2015年陈平重访吴场车站。陈平坐在铁路安全的核心电动机上。工程设计缺乏物理疲劳效应常识的后果见正文第五段。